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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关于用隐迹墨水秘密传递消息、有署名为字母“N”(N代表尼恩)的神秘文件等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细节。
但重点是最后的结果。如我所说,事情过去了六个月之久,大部分的领导人仍被关在监狱里,但却从来没被提审过,诸如通过广播与佛朗哥联系之类的指控也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如果他们真的犯了间谍罪,就一定会像之前的许多法西斯分子那样,在一个星期内受审并被枪毙。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共产党在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凭空断言的说辞之外,没有人能够给出一星半点的证据。至于那两百份“完整的供词”,如果确实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过此事。实际上,它不过是有人绞尽脑汁的两百次想象罢了。
不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拒绝相信对马统工党的指控。最近,七名政府内阁以五比二的比例通过了释放反法西斯政治犯的决定,而那两名反对者就是共产党的部长。八月,由詹姆斯·马科斯顿议员率领的国际代表团来到西班牙,调查对马统工党的指控以及安德烈斯·尼恩的失踪案。国防部长普列托,司法部长伊鲁霍,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总检察长奥尔特加·加塞特,以及普拉特·加西亚等人,都不相信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犯了间谍罪。伊鲁霍还补充指出,他已经从头到尾翻看了该案的卷宗,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能够经得起推敲,而那份所谓的由尼恩签署的文件也毫无价值——它是伪造的。普列托认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对巴塞罗那的五月巷战负有责任,但不认为他们是法西斯间谍。他补充道:“最严重的问题是,逮捕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并未经过政府的统一决定,而是警察滥用职权,擅自行事。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不是警察局的高层官员,而是那些跟随他们的、已经被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完全洗脑的人。”他还引用了另外几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伊鲁霍也同样指出,警察已经成为一个“预独立的”机构,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国外共产党所控制。普列托毫不隐讳地向代表团表示,政府惹不起共产党,因为苏联人在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十二月,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另一支代表团来到西班牙后,也对此事做出了基本相同的陈述。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甚至更加露骨地重复了普列托的评论:“我们接受了苏联人的援助,就必须默许某些我们不喜欢的行动。”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它充分说明了西班牙警察的自主政权问题,那就是即便是有了监狱总长、司法部长签署的命令,麦戈文和其他人也不可能获许进入巴塞罗那的任何一个共产党控制下的“秘密监狱”。
我认为这些足以说明了事实。指控马统工党犯有间谍罪并将其抓捕,仅仅是共产党在他们的报纸上编出来的虚妄之言和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所做出的擅自行动。马统工党的领袖们以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仍在承受着牢狱之灾;在这六个月里,共产党的媒体一直不断地叫嚣着要处死“叛国者”。但是奈格林和他的政府官员们还算头脑清醒,他们拒绝上演这出大规模屠杀“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惨剧。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的决定实在值得被大加赞赏一番。同时,综上所述,我们也很难相信马统工党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除非我们一同相信马科斯顿、麦戈文、普列托、伊鲁霍、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人都是收了法西斯的好处而为其所驱使的。
最后,说一下关于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词已经越来越随意地广为使用,用其意者极具误导性,且更多的是蓄意误导。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词做出明确的解释。“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鼓吹“世界革命”而反对“单独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不严格地说,就是革命的极端主义者。
(2)指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其组织内的成员。
(3)指披着革命外衣的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苏联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但通常指的是分裂和瓦解左翼力量的人。
就第一个含义而言,马统工党也许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英国的独立工党、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者等党派也都具备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资格。但是马统工党与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毫无瓜葛。大战爆发时,的确有不到二十个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来到西班牙为马统工党工作,因为该党的观点与他们最接近,但他们并没有加入马统工党。后来,托洛茨基命令手下人攻击马统工党的政策,因而那一小波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清除出了马统工党,只有少数几个留在了民兵中。毛琳被法西斯逮捕后,尼恩接替他的职位成为了马统工党的领袖,他有一段时间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但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并联合各个在野党和“工农联盟”党组建了马统工党。共产党媒体因此而利用尼恩与托洛茨基曾有过的联系,试图落实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罪名。要是以此推断的话,甚至可以说英国共产党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因为约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有过联系。
第二种含义是“托洛茨基主义”最准确的定义。但是从这个定义上来分析,马统工党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里将第二种含义于其他两个含义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共产主义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符合了第二个含义所解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一定也等同于符合了第三个含义所定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说,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完成间谍活动的工具。“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之所以引起公众的注意,是从苏联审判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时才开始的。把一个人定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就等于把他定为谋杀犯、奸细等等。但同时,任何站在左翼立场批评共产党政策的人,都应该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难道我们可以就此断言,每一个信奉革命极端主义的人,都是受了法西斯的利诱吗?
事实上,由于各地的政策所限,对此说法也多有不同。上面我提到,当马科斯顿接受委托来到西班牙时,《真理报》《红色战线》和其他的共产党报纸立即公开抨击他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盖世太保的间谍,等等。不过,英国共产党的媒体却很谨慎,他们没有附和这样的指控,而只是十分模糊地将其称为“工人阶级的反动派敌人”。当然,这也只是因为英国共产党媒体在接受了几个惨痛的教训、对《反诽谤法》产生了些许敬畏之后的一种谨言慎行的态度。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亟待得到证实的犯罪指控却在被人抛出之后便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听范围内,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指控只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也许你会认为对于马统工党的各种指控,我进行了过多不必要的赘述,因为在党派之间的口角之争中出现一些黑白颠倒,恶意中伤的事情是很常见的,但是与内战所带来的灾难相比,这些事情似乎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敢说,这些诽谤中伤和利用笔杆子做斗争的方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各方各派的思维习惯最终将会为反法西斯事业带来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题目,就知道共产党人以凭空捏造的罪名来对付政敌的把戏已经不那么新鲜了。今天的关键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而昨天的关键词还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大约六七年前,苏维埃政府还曾通过审讯“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包括如利昂·布卢姆以及英国工党的众多首要成员,曾试图策划一场巨大的对苏联入侵的军事阴谋。然而就在今天,法国的共产党人却欢欣雀跃地将布卢姆视为自己的领导人,而英国的共产党人则挤破脑袋要加入劳工党。在我看来,即便是对一个宗派观念极端强烈的人来说,他们这样做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指控引发了极度强烈的仇恨和冲突。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与马统工党相关的各党派遭遇打击而沦落成了遭人唾弃的“反共分子”,导致每个地方的基层共产主义者都陷入了一片对其盲目而无意识的政治迫害风潮中,世界工人运动已经面临走向分裂的危险。如果类似的诽谤再强施于那些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头上,如果类似指控、迫害马统工党的阴谋再次出现,那么分裂的局势将无法挽回,或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这些政治纷争拿到台面上来讨论才有可能穷其尽头吧。
对共产主义者和那些宣布支持或者已经站在其左翼对立面的人来说,在反法西斯的路线问题上的确存在着差异。共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结成联盟,就能打败法西斯主义。而左翼派则认为,这样做只能助长法西斯主义的气焰。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因为,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将会使我们陷入数个世纪的半奴隶状态中。但是,只要没有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另类声音,对反法西斯路线问题的讨论便不会开始,就像我不可能与一个共产党员——那些“正规共产党”——讨论巴塞罗那战斗的是非曲直,因为他们不会承认我所描述的事件的真实性。如果他们忠实地服从着本党路线,就不得不号称我是在撒谎,或最多也只能说我是彻底地被误导了。任何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工人日报》的标题,都会觉得自己比我更了解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争论的,因为根本连最起码的事实都无法达成一致。那些人散布言论,称连马科斯顿那样的人都受到了法西斯的利诱,其意欲何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混淆视听,让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认真的讨论。就像一场进行了一半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一个参赛选手突然大声尖叫起来,称对手犯了纵火罪或重婚罪,这样一来就只能将棋局搁置,诽谤陷害的结果就是避开核心问题,让事情得不到任何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