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塞罗那这样的一座城市里，警察滥捕滥杀，导致所有的店铺都很晚才开始营业，这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在荒郊野岭睡了一宿，早早地就被黎明的光芒唤醒，可所有的咖啡馆都在九点以后才开门。我足足等了好几个小时才喝到了一杯咖啡，找了一家理发店理了理久未修剪的胡须。很奇怪，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标语和明令禁止索要小费的公告。标语上写着：“革命已经砸开了束缚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提防的话，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被锁链束缚。

　　我走着回到了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屋顶上，红旗已经被撕落，迎风飘扬的是共和国的旗帜；大楼门口站着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卫队士兵，他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在门口晃悠，有的则懒洋洋地斜靠在大楼门前的墙壁上。还有些警察似乎闲来无事，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里，以打砸窗户上的玻璃来寻找乐趣。在马统工党的书店里已经看不见纸了，兰布拉大道的公告栏内马统工党的公告已经被换成了反动的漫画——一个伪装的面具之下露出的一张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兰布拉大道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看到的了令人痛心的一幕：一排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他们满身污垢、衣服又脏又破，正仰面躺在几把擦鞋匠用的破椅子上，神情是那样的疲惫不堪。我立刻分辨出了他们的身份——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那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撤下来，结果却发现马统工党已经遭到镇压，而他们也不得不露宿街头，因为他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对于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从前线归来本该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对于马统工党的士兵来说，此时迎接他们的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赶快躲起来，要么立即被送进监狱。

　　此时，我们的处境很是令人匪夷所思——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有包庇马统工党成员及其相关人士的嫌疑，都已经或者极有可能被监视起来。没有人能够轻易进入旅馆或公寓，因为政府已经颁布了法令，一旦发现陌生人进入旅馆，那里的负责人必须立即向警察报告，也就是说，行人只能露宿街头。相对于晚上而言，在白天似乎更有安全感，在巴塞罗那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尽管警卫队的士兵、突袭队员、卡宾枪手和普通警察在大街上熙攘成群，当然，还有那些数不尽的身着便衣的警察密探，但是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的行人，如果你看起来不是那么惹眼，或许可以避开他们的视线。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一定不要进入那些可能被员工认出来的咖啡馆和饭店。那天我进了一家公共澡堂，并且一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澡堂半步，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既可以消磨时间又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好去处。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便有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躲避追捕的办法。于是，几天后——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巴塞罗那——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警察突然袭击了一家公共浴室，并且在那里逮捕了一大批一丝不挂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我沿着兰布拉大道一直往前走，忽然碰到了一个在毛琳疗养院认识的伤员。我们暗中交换了一下眼神——在那个特殊时期，人们似乎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传达信息——然后悄悄地溜进了一个离街道较远的咖啡馆里碰面。他是在警察突袭疗养院时侥幸逃出来的，不过也只能像其他逃出来的人一样流浪街头。仓皇中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由于来不及带夹克，他现在身无分文。他向我讲述了一个警卫队的士兵是如何将毛琳的挂像撕下来，又用皮靴踩成碎片的——毛琳是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以后就已经遭到了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了我的妻子。不一会儿，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到了。见面后，他们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已无人知晓，尸体当时就被火葬了，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了拒绝。

　　我立刻便想到斯迈利是被枪杀的，当时大家也都这么想，后来我才觉察到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斯迈利的死因被公布为阑尾炎。事后我们从另一个获释出狱的人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这么说来，或许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的原因，可能只是出于对敌对势力的仇视吧。但是，鲍勃·斯迈利才二十二岁，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强壮的一个，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身体却安然无恙。一个身体如此强壮的人，如果能得到适当的照料，是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的。但是，当你看到西班牙监狱里的生活，包括那些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监狱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一个囚犯生病后能够得到适当照顾的概率会是多么渺小，这些监狱也只能称得上是地牢罢了。在英国，只有退回到十八世纪，才能见到如此不堪的情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还有更多的人被关在地窖或者其他更黑暗潮湿的地方，更何况，这些人并非只是在这里忍受一时，更多的是要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被关上四五个月之久，每天在污秽不堪的环境中只能喝上两碗汤，吃到两片面包（尽管几个月后，他们的伙食似乎稍稍有所改善）。这些并非夸大其词，这从任何一个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身上都能得到证实。我曾多方面获得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生活的描述，所有的说法都得到了证实，几乎没有丝毫出入，而我自己也曾有幸亲眼看见过狱中的状况。一位曾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在讲述他的狱中经历时写道：“斯迈利的死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死让我一生难以释怀，他是一个勇敢又聪明的小伙子，为了来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眼里，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毫无瑕疵，他用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决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那些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让他身陷囹圄，最终像一只被遗弃的动物那样含冤死去。我明白，在一场规模如此巨大、血腥而惨烈的战争中，也许个人的牺牲微不足道，一颗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爆炸的空投炸弹远比一场政治迫害造成的伤亡残酷得多。但让人怒不可遏的是，这是一种彻底的、毫无意义的牺牲。不错，将士战死沙场，那是死得其所；但是仅仅为了满足那些不同类别的党派中别有用心之人的报复心理，便被毫无缘由地投入监狱，直至孤独地死去，这又让人做何感想呢？人们丝毫无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对战争的胜利有任何帮助，更何况斯迈利的死并非是一个特例。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去探视了柯普。如果没有被单独监禁，是可以获得探视的，但是也仅限一到两次，去多了便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探视频繁，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朋友的标签，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己被牵连入狱——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柯普没有被单独监禁，探视的时候还算比较顺利。我们被带领着穿过监狱的重重铁门，当时正好遇到一个在前线认识的西班牙民兵，在两个警察的押送下从监狱里出来。在看到彼此的一刹那，我们只是迅速地互换了个眼神，便即刻装作互不认识。进入监狱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几天前正要准备回国的一个美国士兵，他已备好所有的证件，但仍旧在出境检查时被抓了起来，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当时穿了灯芯绒马裤，一眼便能看出他是个民兵。我们依旧那样擦肩而过，却似乎从不相识——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痛的感觉！他曾经是我并肩战斗了几个月的战友，我们曾在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那是任何一名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事情——但是，由于那些身穿蓝制服的卫兵在盯着每一个角落，一旦被发现有太多的熟人便会招致杀身之祸。

　　这个所谓的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有两个房间，每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却严严实实地塞了一百多号人——这简直就是十八世纪的纽盖特监狱，人们在被污秽与恶臭充斥的空间里蜷缩着身体，除了一条长凳和几条破毛毯便只剩下了光秃冰凉的石地铺，从紧锁的钢质百叶窗外勉强看到一缕灰暗朦胧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万岁！”“革命万岁！”……几个月来，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的临时关押所。刺耳的叫嚷声、呼喊声不绝于耳地在空气中回**。因为是探监时间，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攒动的人头，几乎动弹不得。来探监的几乎都是最贫困的无产阶级工人——妇女们正打着包裹，为被囚禁的丈夫取出那可怜的食物；这里还关着从毛琳疗养院抓来的伤员，其中有两个人腿部已经截肢，有一个人显然在被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一条腿弹跳着艰难地挪动；还有一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在没有任何卫生措施的情况下，被关在一个如此寸步难移的地方，让这个原本就黑暗的牢笼笼罩在一股刺鼻的恶臭中。

　　柯普用胳膊拨开人群，费力地向我们这边挤了过来。他的脸看上去还是那么圆润而有生气，在这个污秽龌龊的地方，他的制服依然十分干净，连胡须也是刚刚刮过的。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军装的军官，他在人堆里与柯普擦肩而过的一刹那，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行了军礼，那一瞬间，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哦，也许我们都会被枪毙。”他的语气似乎很轻松，也很乐观。“枪毙”这个词让我不禁内心一颤。不久前子弹刚刚穿过我的身体，那种感觉仍浮现在我脑海里，一想到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无比熟悉的人身上，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当时，我的确很自然地联想到，所有马统工党的领袖，也包括柯普在内，都可能被枪毙，因为关于尼恩的死亡，谣言才刚刚消散，马统工党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消息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种种迹象表明，等待这些人的将是一场以阴谋陷害为目的的审判，随即而来的便是对“托洛茨基分子”中坚力量的残酷杀戮。此时此刻，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朋友身处险境，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无力相救。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我们甚至无法请求得到比利时政府的援救，因为柯普来到此地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由于在这个人满为患、噪音如潮的小屋里我低弱的嗓音连自己都无法听得到，我的妻子只好向柯普代为转达了我的意思。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这里结识的许多狱友，还有看管他们的狱警，他说有些狱警人很好，但也有一部分狱警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他说狱中的食物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被捕时被没收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一封是作战部写给东方军工程指挥上校的信函，那些警察没收之后不肯还给他。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能找到那封信的话，柯普的处境便可能会有所好转。

　　我当即意识到了这封信对柯普的重要性。这封军事公函上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拿到这封信呢？如果信函被警察总局的人看到，很可能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署信函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把它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不过显然，我亲自去一趟作战部会更快、更稳妥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便转身冲了出去。等了半晌终于等到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在这个关头时间就意味着生命。当时已是下午五点半，上校也许六点钟就会离开办公室，但是如果等到第二天，天知道那封信函会被弄到哪儿去，要么被销毁，要么随着更多的人被捕，更多的文件被没收，那封信也会被随手丢进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里。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头北面的陆军作战部。当我急匆匆地走到门口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刺刀拦住了我，要我出示“证件”，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退役批文，他便放我上了楼，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批文上面的内容，或许那张“证件”还给他留下了一丝神秘的印象。进去以后是一座围绕着一个中心庭院建成的结构复杂的大楼，每一层楼上各有上百个办公室。在西班牙这个地方，要在这样一座建筑楼里找到一个办公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人能提供一点关于办公室位置的信息。我逢人便问：“EI coroneI——，jefe de ingenieros, Ejército de Este！”但是他们只是冲我微笑，并优雅地耸耸肩，而那些仿佛知道一点的人指给我的方向却又总是南辕北辙，从一面楼梯上去，又从另一面楼梯下来，走过每一条无尽的长廊，如此反反复复，却总是碰壁而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困在梦魇中无法醒来：我就这样不停地上上下下，看着神秘的面孔来来往往，我挨门挨户地向每个办公室探头望去，只见各种各样的文件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上，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一刻不停地溜走，一条无辜的生命正危在旦夕。

　　然而，我还是及时找到了那间办公室，有件事情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在那里竟然能够有一个人愿意耐心地听我讲述。我没有见到上校本人，但是他的副官，或者叫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的、眼睛很大而略带斜视的小军官出来接待了我。我开始一股脑地讲述事情的经过：我是受上级军官的委托前来找上校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在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的路上被误抓了，那封给前线上校的信函是一封机密函件，必须立刻找回来；我和柯普在前线一起并肩战斗数月，他是一个品质高尚的军官，对他的抓捕一定是一个误会，警察一定是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我一个劲儿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是最终能否拿回函件的关键所在。整个过程听起来很像一个离奇的故事，我操着笨拙的西班牙语，每到心急之处就会一不留神蹦出法语单词。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只有声嘶力竭，才能断断续续地发出一点点微弱而嘶哑的声音。我总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连这点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这个年轻军官再也没有耐心地听我说下去。后来，我常常会想，他当时会认为我的声音出了什么问题呢？或许会认为我是喝醉了酒，抑或是觉得我仅仅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之后，惭愧到无法大声说话呢？

　　但是，这位年轻军官还是耐心地听我说了下去，而且频频点头，很谨慎地表示赞同。是的，这一切听上去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显然应该进行调查。

　　“明天……”

　　“不，”我立刻回答道，“不能等到明天！情况紧急，柯普这会儿本应早已到达前线了。”

　　青年军官似乎赞同我的说法，接着，他终于问出了那个最令我担心的问题。

　　“这位柯普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我不得不说出了那几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字眼。

　　“马统工党！”他突然喊出来。我真想用我的全部力量描绘出他声音中所饱含的那种震惊与恐慌，要知道马统工党当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名字。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已经到了空前的高度，或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无不一时间确信马统工党就是一个受雇于德国纳粹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和在红色恐怖时期一个突然闯进骑兵俱乐部的人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样。他那双黑色的大眼睛斜视着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一阵沉默之后，缓缓地向我问道：

　　“你说你和他在前线一起战斗过？那么你自己也曾经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他即刻站起来，转身进了上校的办公室，听到他们谈话的语气，我能想象到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我想，“这下全完了！或许我们本来就不该想着取回那封信。而现在，我又暴露了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他们一定会立刻通知警察，把我抓起来，现在又多了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便出来了，他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地示意我跟他走。我们要去警察局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步行至少需要二十分钟。军官迈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前面。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走到警察局长办公室时，一群看上去面目狰狞的无赖模样的人正在门外逗留，这些人无疑是警察的眼线、密探或各类间谍。年轻军官走了进去，在那间办公室里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激烈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系列伴随着吵架的肢体动作——他们不时地摇头耸肩、拍案顿足……警察局长显然不愿意交出那封函件。不过，年轻军官终于出来了，他满脸通红，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没收的那封公函。我们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事后表明，这次的胜利对营救柯普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函件被及时寄了出去，然而柯普的上级却根本无法救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会被立刻送往前线。“但是，柯普呢？”我问道，“我们不能把他救出来吗？”军官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这是两码事。”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是为何被捕的。他只是告诉我，他们会按规矩对此事进行调查。我明白现在已是多说无益，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彼此微微鞠躬致意，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幕，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位年轻的军官稍显犹豫之后，突然上前一步握住了我的手。

　　不知对于我此时内心的感动人们是否能够感同身受，这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我而言却弥足珍贵。你也许不会忘记，那是一个充满了恐怖、怀疑和仇恨的时期，恶语中伤、谣言诽谤比比皆是，街头巷尾、残垣断壁上贴的都是宣传我，还有我的战友们是法西斯间谍的海报。你应该已经注意到，当时我们就站在警察局长办公室的门外，周围还游**着一帮无事生非的政治无赖和擅长挑衅滋事的特工，也许其中的某个人便会一眼认出我是一个正在被追捕的“通缉犯”。他这样做的危险比起在一战期间与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公开握手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在这位军官心目中，我多半已被摘去了法西斯间谍的帽子，想到这里，一种对他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尽管也许微不足道，我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品质——在许多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的宽广博大的胸襟总是会闪现出光芒。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曾心生厌恶，但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坏印象。我毕生仅对一个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回想起来，我都会为自己的错误而深深地自责。他们身上有一种宽宏大量的品质，一种与这个战乱中的二十世纪毫不相称的高贵品格，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在西班牙，即使是被法西斯统治也会不那么残酷，不那么难以承受。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几个人具备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特质：一种可怕的高效性和高度的一致性。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搜查我的妻子的客房时的情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整个搜查过程让人哭笑不得，真希望当时我能够在场，不过还好我没有在场，否则我很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们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或盖世太保那老一套的搜查模式。夜里十二点多，随着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六名警察闯进了房间，打开灯后便迅速控制了房间内的各个重要位置，当然，这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接着，他们以难以想象的细致翻遍了客房的两间屋子（包括洗浴间），敲打墙壁，翻看座椅下的垫子，敲击地板，拍打浴缸，掀开窗帘检查数遍，又仔细查看了暖气片，还把所有衣柜家具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衣物鞋帽都拿到灯光下仔细检验一番。他们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书籍，还有包括废纸篓里的所有报刊和纸张。当翻到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时，他们便如获至宝一样，以为拿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所幸这不是唯一的一部敏感读物，否则我们就真的大难临头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读《我的奋斗》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翻出了一本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名叫《论彻底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方法》，这才让他们消除了几分疑虑。抽屉里有几包卷烟纸，他们便翻出来逐一拆开来看，一张一张地细细检查，生怕漏掉可能会记录在上面的任何信息。他们在房间里折腾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但是却没有人去搜查那张床。我的妻子一直躺在**，床垫下面显然是个暗藏机枪的好地方，而枕头下面也可能会藏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没有一个人去靠近那张床，甚至都没有往床底下看一眼。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行事方式。要知道警卫队几乎已经完全处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说不定这些人原本就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来说，把一个弱女子从**赶下来这种事情是怎么也做不出来的。于是，这项搜查工作便被心照不宣地免除了，这也使得整个搜查工作失去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