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渐渐变热了，夜晚也变得暖和起来。在我们胸墙的前方，有一棵弹痕累累的樱桃树，成簇的樱桃已挂满枝头。跳进河里洗澡，已经由痛苦转而成为一种欢愉。浅碟般大的野玫瑰绽放着粉红色的笑脸，装饰着法比恩塔楼上布满的弹痕。战线的后方，农民们常常随手摘一朵来插在耳边。他们在傍晚时分，带上一张绿色的网去捕捉鹌鹑。只要将网布在茂密的草丛上空，静静地躺下来模仿母鹌鹑的叫声，听到叫声的公鹌鹑便会被吸引过来，等它们飞进网下的草丛中时，再朝它们投一粒石子，受到惊吓的公鹌鹑便会惊慌地飞蹿，结果却被牢牢地缠在网中。显然，中招的只有公鹌鹑，这不禁让我为它们感到深深的不平。

　　眼下，我们的防线内有一群安达卢西亚人，对于他们的来头我并不是十分清楚。有人说他们是从马拉加逃过来的，因为逃得太快，所以忘记了在巴伦西亚停下来。不过，这种说法自然是出自加泰罗尼亚人之口，蔑视安达卢西亚人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他们称其为一个半野蛮的民族。当然，安达卢西亚人也确实比较愚昧。他们当中能识字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西班牙人众所周知的事，他们也常常一无所知，比如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政党等。他们以为自己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但又不十分肯定，或许自己属于共产主义者也说不定。他们都是些相貌粗糙、性格憨实的汉子，或许是因为常年放牧或在橄榄园里劳作的缘故，每个人的脸庞都被南方炙热的日光晒得黝黑而干枯。然而我们从安达卢西亚人那里却获益不少，因为他们能够相当熟练地把那些干燥的烟丝卷成烟卷。能抽到香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在蒙夫洛里特，偶尔也能够买上几袋最便宜的烟丝，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这种烟丝看上去就像是剁碎了的糠壳。这种烟丝的味道还可以，但是由于太过干燥，即使勉强卷成烟卷，烟丝也会立刻掉出来，只剩下一个空纸筒。而安达卢西亚人却能够将它卷成令人艳羡的烟卷，他们能够神奇地将纸筒的末端包在烟卷中，技术堪称独特。

　　有两个英国人不堪忍受烈日而倒下了。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顶着正午的阳光，半**身体，肩膀已经被太阳晒得脱了皮，却不得不忍痛将沙袋扛起；衣服和靴子上结满了泥巴，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倔强的骡子为我们带来给养的同时也总是给我们带来烦恼，它们不怕枪火，但是一看到空中手榴弹爆炸后的烟火便被吓得完全失控；还有刚刚苏醒的蚊子，连皮带和弹药袋都能吞食的老鼠，成了人见人恨的公害。除了偶尔受到狙击手的射击、零星的炮击和韦斯卡上空的空袭外，一切都平静如常。树叶已经茂密得足够遮住我们的战线，我们在杨树林中搭起了像狩猎台一样的狙击台。韦斯卡的另一边，攻势已经渐渐弱下来。无政府主义者损失惨重，杰卡的道路也未能完全被切断。他们试图在靠近道路的一边扎营，使整条道路处于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中，让敌人无法通车。但由于道路对面与敌军战线之间有一条巨大的壕沟，敌人沿着道路的一边修筑了一条低路，好似一条巨大的战壕，大批卡车依然能够通过这条低路来往自如。据叛逃士兵说，韦斯卡有充足的军用物资，但粮草却是十分缺乏。然而韦斯卡小镇却久攻不下。或许，即使出动现有的全部一万五千人马，就凭他们落后的装备，也是不可能攻下这座小镇的。之后，在六月，政府从马德里前线调来了军队，集中三万兵力驻守在韦斯卡周边，还有大量的飞机做掩护，结果仍旧未能得手。

　　离开前线时，我已经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百一十五天。当时，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几乎是我一生中最庸碌无为的一段日子。我原本以为参加民兵队可以反抗法西斯主义，可至今为止，我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像一个摆设一样被动地存在着，除了忍冻缺觉，没做过一件像样的事情来回报政府发给我的给养。或许，这是战争带给多数军人共同的命运吧。不过，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对这个时期的经历是无憾无悔的。的确，最初我的愿望就是要切实地为西班牙政府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个人观点来看——从自我发展着的角度来看，我最初在前线度过的那三四个月，并不像我当时所想的那样碌碌无为。那段时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渡期，那段经历是我过去所不曾经历的，甚至将来也不可能再经历的，它使我学会了我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在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那些被定义为革命者，却又算不上纯粹意义上的革命者的人中间，我几乎被孤立了起来——因为在前线期间，几乎每个人与外面的世界都是完全隔离的。我甚至对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也往往只能听到些许十分模糊的音讯。这完全是民兵体制造成的。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之前，这种体制在阿拉贡前线一直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工人阶级民兵队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队伍，他们大多持有相近的政治观点，这个庞大的队伍将整个国家的革命情绪如洪流一般一股脑儿涌入到了一个地方。或许有些偶然，我将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团体中，这是西欧唯一一个政治信仰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远远胜过对敌人的反抗的地方。在阿拉贡这个地方，在数万人中间，除了少数的其他社会阶层，大多数人都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分彼此地坚持着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一种完全理想的平等理论，甚至在实践中也近乎完美，以至于令人有种在提前感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感觉——在这里到处弥漫着社会主义精神的思想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唯利是图、压榨钱财、惧怕老板……都已不复存在。就连最普通的社会等级划分在这里也完全消失了，这在英国，在一个连空气都被铜臭味儿熏染的国家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里除了我们就只有农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种情势自然不会持久，毕竟这只是在地球上演的一场巨大的厮杀游戏中一种暂时的局部性运动，但是这一切却足以给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影响。然而，不管此时你的内心如何充满诅咒，在之后的日子里，你都会意识到，你所经历的正是看似奇怪却又十分珍贵的东西。你会意识到，你曾经所在的群体与冷漠或玩世不恭的群体相比，它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群体。在这里，“同志”所代表的是真正的友谊，而不像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仅仅是一个虚伪的称呼；在这里，人人能都呼吸平等的空气。此时，我算明白了，否定社会主义与人人平等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已成为这里的一种风尚。而世界各国的大批政客和所谓巧令言辞的教授正在试图证明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计划内的，由以攫取利益为目的的左翼分子执政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幸好还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普通大众投身社会主义，并使他们甘愿为之忍受皮肉之苦的正是这个人人平等的理念——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秘密神器”。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讲，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就毫无意义。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才对我尤为重要。对西班牙民兵来说，他们的存在代表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这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逐名利，虽然所需用品样样短缺，但却没有特权和巴结谄媚，好像人人都能够大致感受到社会主义的起始阶段。最终，这一切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并使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现在的社会主义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建立。这或许一半是由于我有幸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一分子。凭着西班牙人骨子里的正义和无时无处不在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一旦有可能，即便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他们也一定能够建设得很好。

　　当然，此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着某些变化。和身边的所有人一样，我感受到的只有烦闷无聊、严寒酷暑、污秽与虱子、物资的贫乏以及不时遇到的危险情势。那时与现在的感受完全不同。那段看来无所作为、一事无成的日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那段日子完全不同于我后来所经历的岁月，于我而言它已经具有了魔力，它常常把我带回到多年前的回忆之中。虽然曾经是那么残忍地经历着，然而现在它却成了我用一生来细细品味的珍馐佳酿。我真希望能够将当时的氛围完全呈现出来，虽然在前几章的描述中我已经尽力做了一些描述：寒冬腊月、褴褛的民兵制服、一张张椭圆的脸蛋、机枪发出的像敲莫尔斯电码似的嗒嗒声、小便混合着腐烂食物的臭味、每个人狼吞虎咽地吞食着满是污渍的锡盘中的煮毛豆……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在我脑海里异常清晰。记忆中那些日常我所经历的琐事似乎不值得一提。如今想来，我似乎又回到了蒙特波塞洛的防空洞里——睡在偌大的石灰岩上，听着小雷蒙的呼噜声，他的鼻子抵着我的肩膀；在如同冷蒸汽般缭绕的迷雾中，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走向战壕；在跨越山坡上的一处裂谷时，为了保持平衡，我用尽力气抓住了一棵**在岩石上的野迷迭香的根；子弹时而漫无目的地从头顶飞过。

　　我与柯普和鲍勃·爱德华以及三个西班牙战士卧地隐蔽在奥斯库罗山以西一片低洼地带的小冷杉树林里。在我们右面一个光秃秃的、灰蒙蒙的山头上，一群法西斯士兵正像涌动的蝼蚁一样向山上爬去。他们刚刚接近阵地，法西斯的战线上便传出了响亮的军号声。这时，我注意到柯普做了个孩子般的手势，他盯着对面的法西斯士兵，用拇指抹了一下鼻子。

　　我在农庄脏污的院子里，和一群绕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举着沾满污渍的盘子争抢焖豆的人围在一起。这个场面惹怒了那个身材敦实的伙夫，他举起长勺警示人们要保持秩序。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皮带上系着特大号半自动手枪的大胡子男人正在用刺刀费力地把面包劈成五块。这时，我身后传来一个伦敦口音（说话的叫比尔·钱伯斯，曾和我大吵过一次，他后来在韦斯卡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老鼠，老鼠，

　　比猫大的老鼠，

　　住满了……

　　突然，院子上空响起了炮弹的呼啸声。十几岁的孩子们立即趴倒，脸紧紧地贴在地上，胖伙夫慌忙躲到大锅后面。终于，炮弹在离这里一百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大家才面色慌张地站了起来。

　　在白杨树粗壮的枝叶隐蔽下，我在岗哨上来回巡逻。在洪水漫溢的壕沟里，老鼠正在肆无忌惮地游泳，像水獭一样发出巨大的吵闹声。当黎明的太阳刚刚升起，在我们身后泛起一片金黄色时，一个叫穆夫的安达卢西亚民兵就裹着大衣，开始唱歌，而穿过那片无人区，在不到二百米远的法西斯阵地上也传出了哨兵的歌声。

　　四月二十五日，当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明天”之后，后方派来一个小分队替换了我们。在交接了武器之后，我们收拾好背囊，返回了蒙夫洛里特。离开前线，我并无一点不舍。虱子已经在我裤子里迅速地繁殖，远远抵过我消灭它的速度；早在一个月以前，我就已经没有袜子穿了，靴底也已经几乎脱落，我差不多是在光着脚走路。我真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裹上被子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这种渴望比正常文明生活中的人对其所想要的一切都更加迫切。我们在蒙夫洛里特的一间谷仓里只睡了几个小时，后半夜便爬上了卡车，赶上了巴尔瓦斯特罗早上五点的火车，而且有幸坐上了莱里达开来的一列快车，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便抵达了巴塞罗那。然而，这也将是灾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