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前线，一切如旧。我们的日常任务，确切地说是每天晚上的任务，依然是轮岗、巡逻、挖战壕，夜夜伴着雨水和泥泞，时而寒风呼啸，时而雪花飘零。天气迟迟未暖，直到四月，阿拉贡的夜晚才不让人感到那么寒冷。阿拉贡高原的三月更像是在英国，你总是能看到蔚蓝色的天空，听到寒风在你耳边的阵阵细语。冬麦已没过小腿，樱桃树上艳红的花骨朵也已初现其形，这是阿拉贡前线这一带因战争而废弃的果园和菜园，稍加留意，你还会看到水渠旁边的紫罗兰和干得像标本一样的野风信子。随即你就会发现在我们战线的后面，有一条河流，这是我来到前线后第一次看到如此美妙的水源：清澈碧绿，咕嘟咕嘟地涓涓流淌，终于有一天，我咬紧牙关，慢慢地将身体浸入水中——这是我六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洗澡，或许算不上洗澡，只称得上是片刻的浸泡而已，因为河水主要来自山上刚融化的雪水，温度几乎接近冰点。

　　整个前线依然平静如常，无任何改变。队伍里的英国士兵总是习惯性地说，这根本不是战争，简直就是一场血腥的哑剧。我们几乎从未受到法西斯分子炮火的直接威胁。唯一会造成伤害的就只有流弹，因为双方阵地曲折交错，流弹总是从不同的方向射过来。此时我们阵地上的所有伤亡都来自流弹。亚瑟·克林顿被一颗不明方向的流弹击碎了左肩骨，胳膊动弹不得，恐怕会终身残疾。敌人的迫击炮总是声东击西，通常只是被当作转移我方注意力的手段，几乎没有一块弹片落到我们战壕前的防护墙上。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距离我们阵地后方数百米远的一个农庄，里面有不少农场建筑，被我们用作这一带战区的军需仓库、指挥部和炊事房。可是，对于距离这里有八九千米之遥的法西斯分子的炮手来说，他们根本无法瞄准目标，最多也就只能打碎几块玻璃或者震塌几面墙壁罢了。而我们面对的危险只是在法西斯开火时碰巧走在路上，炮弹又碰巧落到你路过的地方。在这里你很快就会学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战争常识，那就是只要听到炮弹发射的声音，便会立即判断出它会在离你多远的地方爆炸。在此期间，法西斯分子的炮弹简直毫无威力可言。直径十五厘米的炮弹只能炸出一个一米多深，不到两米宽的弹坑，而且每四发炮弹中就至少有一发哑弹。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传说，诸如法西斯分子的兵工厂遭到了破坏，而那些没有爆炸的哑弹中被发现写有“红色战线”的纸条，不过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其实那些炮弹早已旧得无法形容，曾经有人在捡到的导火线雷管上看到其刻有的生产日期竟然是“一九一七”。敌人的装备质量和我们的不相上下，枪的口径也与我们使用的完全相同，因此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也都会各自捡回去，作为还击对方的武器。据说，有一枚老掉牙的炮弹，每天在战场上空来回往返无数次，却从未爆炸过，提起这枚炮弹敌我双方无人不知。

　　夜间，我们常常派出巡逻队前往法西斯阵地附近的无人区，潜伏在那儿的沟渠里打探韦斯卡那边的情况，在那里可以听到韦斯卡的军号声、汽车喇叭声等等，可以通过这些声音来判断敌方的情况。法西斯的部队在这里来往频繁，我们可以从巡逻队通过探听所得到的声音分析报告中弄清楚敌人的数量。我们常常接到特殊指令——监听和汇报教堂里的钟声。法西斯分子在采取行动时常常以钟声作为集合信号。晚上，我们常常利用田野间和果园中荒废的土坯屋棚作为我们完成窃听任务的潜伏地。堵上窗户，点上一根火柴在屋里搜寻，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斧头、法西斯分子的水壶……这些东西都比我们的要好，执行探听任务的士兵们都不会放过寻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搜寻，不过必须匍匐前进。当我们匍匐在眼前的这块沃土上，在那些早已成熟却没有收获的庄稼地里摸索前行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去年的庄稼还没有收割。久未修剪的葡萄藤在地上恣意蔓延，石头般坚硬的玉米穗儿依然固执地生长在秸秆上，甜菜也因过期未收而变得糠如木块。看到这一切，我们很难想象农民们会多么憎恶而诅咒这两支作战的军队！敌人和我们都常常各自派出队伍去无人区搜索粮食。在我们阵地往东不到两千米的地方，中间有一大片种着马铃薯的田地，那是双方人员争相出没的地方（双方阵地较为接近）。我们的人通常都在白天去，因为那里属于我方机枪火力控制的范围，而法西斯分子则只能在夜里前往。有一天晚上，敌人全体出动，把这里的马铃薯挖得一干二净，这让我们恼火至极。后来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又找到了一块种有马铃薯的田地，但是那儿几乎没有任何遮蔽的东西，你必须肚皮贴地趴着挖土——这个活儿真是让人心力交瘁，一旦敌人的机枪手发现了你，你就必须像一只从门缝下钻出去的老鼠那样，身体紧紧贴着地面匍匐向前，任凭子弹把你身后数米远之外的土块打得漫天飞扬。然而在当时视马铃薯为稀有之物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你能弄回一袋马铃薯把它交给伙房，那么你就可以换来满满一水壶的咖啡。

　　到目前为止，前线依然风平浪静，而且没有任何要改变的迹象。队伍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都在不断地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发动进攻？我们为何不发动进攻呢？”打仗就意味着流血牺牲，然而奇怪的是战士们都盼望着打仗，而且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那么急切地盼望着。在防守战中，士兵们常常盼望的只有三件事：战斗，香烟，还有假期。我们现在的装备比以前稍好一些。每个人配发的子弹由之前的五十发增加为现在的一百五十发，另外还配发了刺刀、钢盔和一些手榴弹。队伍里不断传出战斗即将打响的消息，而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不过是故意散布的，用来鼓舞士气的谎言罢了。明眼人都会发现，韦斯卡一带，怎么看都没有会发动大规模行动的迹象。对面通往哈卡的道路是一条战略要道。因为我们的战略重点是从另一侧切断韦斯卡通往哈卡的道路。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向哈卡方面的要道发起进攻时，我们的任务是发起“牵制性攻击”，真实意图在于吸引法西斯分子的主力部队向我们这边转移，以减轻那里的压力。

　　来到韦斯卡前线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这支队伍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就是我们的突击队向敌人的要塞——一个废弃的疯人院——发动的进攻。在马统工党中服役的突击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叫作突击营，由几百名德国难民组成，从战争的角度来看，他们比队伍中其他的民兵看起来更像战士。应该说，除了突击卫队和国际纵队，他们比我在西班牙看到的任何人都更像战士。然而，这场战斗还是因操作失误，最后以我方一败涂地而告终。试问，西班牙政府的战斗又有哪一场不是如此呢！突击部队如暴风雨般横扫疯人院，本该夺取对面那座可以有力控制疯人院的山，但是因为不知道哪里派来的那支支援队伍，突击部队在战斗中严重失利。那支队伍的指挥官是一名正规军的军官，对于这样一个忠诚度曾经受到严重质疑的人，政府却仍然坚持委以重任。不知是出于对敌人的畏惧，还是试图背叛政府，当法西斯的部队还远在两百米之外时，他就投出一颗手榴弹向对方发出了警示信号。令人欣慰的是，他的部下当场便将他击毙。结果，突袭未遂，民兵们却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不得不从山下撤退。夜幕降临时，突击队只好放弃疯人院。当晚，一辆接一辆地驶向谢塔莫的救护车疾驰而来，几乎磨平了那条凹凸不平的山路，然而仍有许多重伤员不堪颠簸而在途中丧命。

　　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污秽不堪，尽管天气还未变暖，但也足以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生出了虱子。我对于处理各种人体的害虫有着丰富的经验，可对于这种恶心的家伙却颇为无奈。其他的昆虫，比如蚊子，也会让你不堪忍受其折磨，但它至少不会时时刻刻附在人身体上并且以此为穴。这种附在人身上的寄生虫，很像是一只只微小的龙虾，主要在你的裤子里行害。它们顺着你的裤缝产下一堆堆亮晶晶的乳白色的卵，就像一颗颗小小的米粒，卵很快便孵化并且繁殖，其速度之快令人恐惧。要想彻底除掉这些畜生就得烧掉你所有的衣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想那些和平主义者如果能在他们的反战宣传册中配上放大的虱子照片，效果一定会更好吧。这简直称得上是战争的荣耀！在战争中，每个士兵的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尤其是天气稍暖一些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凡尔登、滑铁卢、弗洛登、森拉克、塞莫皮莱战斗过的士兵，每个人的阴囊都在经受虱子的折磨。我们尽可能通过烘烤或尽可能多地洗澡来减少这种痛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会让我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之中。

　　所有物品都逐渐消耗殆尽——靴子、衣服、烟草、肥皂、蜡烛、火柴、橄榄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衣不蔽体，许多人没有靴子穿，只能穿绳底草鞋。在那里，你随处可见一堆堆的破烂靴子。有一次，我们用一堆破靴子在防空洞里烧火取暖，那火足足烧了两天，真可谓是不错的燃料！这时候，我的妻子已经来到了巴塞罗那，她时常会给我送来些茶叶、巧克力，甚至雪茄，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好买，因为即使在巴塞罗那，各种物品也都日渐短缺，特别是烟草。茶叶对于我们来说可谓是天赐之物，尽管我们这里没有牛奶甚至很少有糖。从英国寄给志愿者的包裹从来到不了他们手中，包括食品、衣服、香烟之类的任何东西，不是被英国邮局拒接，就是被法国海关扣留。你绝对想不到，唯一一家成功地将几包茶叶（有一次还有一罐饼干）寄给我妻子的，竟然是陆海军商店。这帮可怜的陆军和海军，他们真是太高尚了！不过，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穿过层层障碍送到佛朗哥的队伍中，他们应该会更高兴吧。此时，烟草的短缺最为严重。起初我们还能每人每天分到一包烟，后来就是每人每天八支，再后来就是五支，直到最后，竟然糟糕到十天连一支烟也没发，那时我在西班牙第一次看到了伦敦街头每天都会看到的事情——人们遍地捡烟头。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的手受到了病毒感染，必须做手术然后缠上绷带，这就必须要住院，但又无须因为这点小伤把我送去谢塔莫的医院，于是我便被送去了一家蒙夫洛里特的所谓的医院里，其实就是临时的伤病处理站。我在那里待了十天，部分时间躺在病**。那里的实习医生，也就是医生助理，偷走了我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我的相机和所有的照片。在前线，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是免不了的，都是物资极度匮乏所致，只是在医院里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后来，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里，有一个美国人，他是来参加国际纵队的，因为他们乘坐的船被意大利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而受伤。他告诉我，在他受伤不省人事而被送上岸抬进救护车时，一个担架员还顺手拿走了他的腕表。

　　在手臂受伤缠着绷带的这段日子里，我有幸可以轻松愉悦地在乡间漫步。蒙夫洛里特布满了土屋和石屋，狭窄弯曲的羊肠小路被卡车日复一日地摧残，如同月球的表面一样布满了一个个的陨石坑。教堂已经被砸得面目全非，如今被用作军用仓库。这一带只有两个农家庄园，也就是洛伦佐塔楼和法比恩塔楼。真正的大型建筑也只有两栋，显然都是曾经称霸一方的地主财主的住所，与村子里的农户们那些可怜的土房石屋形成了鲜明对比。河对面靠近前线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磨坊紧邻着一座乡间别墅。看着体积庞大、成本不菲的机器正一天天地被锈蚀，昔日用来收集面粉的木槽被劈碎当作柴火，这一切不禁让人深感痛惜。而后，前线部队又不惜派一辆辆的卡车远到此处取材烧火，更是全面系统地加速了对它的破坏。他们用手榴弹炸开屋里的木质地板，之后便把它们装进卡车当柴禾运走。农场被我们用作仓库和伙房。这里很可能曾是一座女修道院，有宽阔的庭院和外屋，占地面积至少有一亩地之多，另外还有可以圈养三四十匹马的马厩。单就建筑设计的角度而言，这些乡间宅地并无可称道，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那些农用建筑：白灰刷过的石墙、半圆拱形的门和雄伟的屋脊……这些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建筑风格。有时候，看着这些地方被民兵们如此**，内心不由得悄然升起一种对曾经占有过它们的法西斯分子的同情之情。在这个农场里，每一间没被派上用场的屋子都被视为垃圾清理场来随意糟蹋，其混乱的场面令人发指——七零八落的废弃家具胡乱扔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排泄物常常布满了整间屋子；在紧挨着的一个小教堂里，墙上弹孔无数，地上粪便成堆，有的竟然堆成了半尺多高的小山；偌大的一个庭院里满地都是泥巴、马粪、随意丢弃的锈蚀的罐头盒和日复一日腐臭的食物——而这里也是伙房的师傅每日用勺子为我们分配食物的地方。这不免让人想起那首军旅歌曲：

　　老鼠，老鼠，

　　比猫大的老鼠，

　　住满了军需官的仓库！

　　农场里的老鼠个头真的可以和猫媲美，这些肥肥大大的畜生在垃圾与粪便当中肆意穿梭，除非你冲它们开枪，否则它们是绝对不会因你的出现而自行逃走的。

　　春天终于敞开了胸怀。天空被涂上了更加柔和的蓝色，空气中弥漫着大地的芳香；田间水池里正忙着**的青蛙发出声声快乐的鸣叫，村庄里供毛驴饮用的水源处，一种只有便士大小、全身翠绿的小青蛙十分靓丽可人，在它们的衬托下翠绿鲜嫩的小草似乎也逊色三分；乡间少年开始拎着水桶去抓蜗牛，抓回来放在锡片上生烤了吃。天气一经变暖，农民们便开始忙着春耕。西班牙农业革命的实际情况迷雾重重，在这里体现得尤为典型，以至于我无法确定，这里到底是已经实现了土地集体化，还是农民们自发地将土地做了简单划分。我想，从理论上说应该是集体化了，因为这是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辖区。不过，无论如何地主已经不存在了，耕者有其犁，锄者有其锄，大家看起来都很满意。在这里，农民们对我们的友善常常令我惊讶不已。对于那些长者来说，战争不具有任何意义，显然，战争带来的只是人们生活物品的短缺，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灰暗而凄凉，特别是在一些时候，农民们非常厌恶让士兵在自己的家中驻扎。然而对于我们，他们却总是那么友善，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会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在农民们和他们曾经的地主之间我们只是处于中间立场。内战总是如此奇怪的一件事情，韦斯卡离这里不到十千米，作为与这里的人们共享的集镇，所有人在那儿都有亲戚，他们每周都要去那儿售卖自己的家禽和蔬菜，而八个月以来，铁丝网和机枪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然而，他们记忆中却抹不去对昔日的怀念。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一小盏铁质油灯——这是一种用橄榄油点亮的小油灯——便问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灯呢？”“韦斯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随后，我们俩便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村里的姑娘们都非常活泼可爱，她们如黑炭般乌黑发亮的头发，走起路来活跃多姿的步伐，与人交谈时纯真直率的眼神……这或许算得上是战争带给我们的一种福利吧。

　　男人们穿着粗糙的蓝色衬衫和黑色的灯芯绒马裤，戴着宽边的草帽，跟在一排排的骡子后面耕种。那些骡子有节奏地上下扇动着耳朵，辛勤地耕作着，然而它们身后的耕犁却不听使唤，只是象征性地翻动着泥土，没有拉出一道令人满意的犁沟。几乎所有的农具都已经旧得不像话，每一种农作工具都是根据其金属材质的价钱来分类管理的。比如，一把坏了的犁头会补了又补，直到补丁占满了整个犁头而无法再补为止。耙子和干草叉都是用树木的枝条制作的。对于一个几乎没有穿过靴子的民族来说，根本不知道铁锹为何物，他们只会使用一种类似于印度人所使用的笨拙的锄头来翻土。还有一种耙甚至会让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它将好多块木板拼接在一起，有一张餐桌那么大，每块木板上都凿了几百个孔，每个孔里都被牢牢塞上一块打磨成固定形状的石块，和人类在一万年前打磨的石器用具一模一样。记得那次在一个军事无人区的废弃屋棚里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简直被吓了一跳。我绞尽脑汁琢磨了好一阵子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种翻土用的耙。一想到制作这件东西所需要的工作量，想到贫困中的人们不得不用石头取代钢材来制作农具，我就会感到十分痛心。从那以后，我对待产业主义的态度便更加宽容了。不过，村里也有两台新式的农用拖拉机，毫无疑问这是从那些大地主的财产里没收来的。

　　有几次，我无意间走到了离村子不到两千米远的一块带围墙的墓地上。在前线阵亡的士兵通常都会被送往谢塔莫进行安葬，而安葬在这里的都是本村的逝者。这里的墓地与英国的墓地有个很奇怪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这里没有想象中的人们对死者的敬重——墓地旁灌木杂草丛生，死者的遗骸四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立碑日期都在革命开始之前，墓碑上却几乎没有镌刻任何宗教性质的铭文。印象中我似乎只见到过一次“为某某人的灵魂祈祷”的字样，这种铭文通常只出现在天主教教徒的墓碑上。多数碑文都是颂扬死者美德的迂腐世俗之词，而墓碑上带有小十字架或者轻描淡写地刻有关于天堂字句的碑文的，大约四五座墓碑中才会有一座，却也常常会被多事的无神论者给凿掉。

　　我突然意识到，或许这里的人们确实没有任何宗教情感——我说的宗教情感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精神寄托。我好奇地发现，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胸前画过十字，而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不管是革命还是非革命时期，这大概都是一个本能的动作。毫无疑问，西班牙的教会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常言道，“正如夜的轮回一样，耶稣会士总会回来的。”但是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就已被瓦解，教堂也被摧毁得片瓦不存，其毁坏程度就连当年垂死的英国国教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对西班牙人民来说，至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人民的心中，教堂只是纯粹的非法聚众活动的场所而已，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很可能已远远被另一种信仰——无政府主义所取代，而这种信仰已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其本身也带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

　　就在我从医院修养回来的那天，我方将战线向前推进了一千米，这是个最佳位置，就在距法西斯分子的阵地几百米处的一条小河边上。这项行动本该在几个月之前就已完成，却迟迟未动，现在行动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攻打哈卡的战略要道，而我们这边的推进可以吸引敌人的部分注意力，分散其兵力，起到支援正在攻打哈卡方向的无政府主义军队的作用。

　　我们已经有六七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我的记忆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蓝色，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我们前往军事无人区执行窃听任务，潜伏在距离一座法式房屋大约一百米的地方，那是一座被作为预防工事加固过的农舍，也是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我们在可怕的沼泽地中一泡就是七个小时，身体在满是芦苇腐臭的淤泥中越陷越深，除了芦苇的腐臭味，陪伴我们的只有令人四肢麻木的寒冷，漆黑的夜空中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星星，还有青蛙嘶哑刺耳的鸣叫声……尽管已是四月的天气，但那个夜晚仍旧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西班牙之夜。在我们身后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工作小组正在努力地分析情报，然而除了青蛙的合奏，我们能感受到的就只有夜的寂静。整晚我只听到了一次特别的声响，就是那熟悉的用铁锹拍击沙袋的声音。我很好奇，为什么西班牙人总是能够漂亮地完成各项有组织性的壮举。整个行动计划完美无缺。六百多个人，仅用了七个小时，便筑起了一千两百米长的战壕和胸墙，而且他们就在距离法西斯阵地一百五十米到三百米之间的地方活动，敌人却毫无察觉。整项行动下来只有一个人受伤。当然，到了第二天，受伤的人数却骤然增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即使是勤务兵也毫不懈怠，工事完成后，他们便立即送来了桶装的白兰地。

　　黎明时分，敌人突然发现了我们。敌人的工事，那座正方形的白色法式房屋距离我们虽然还有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但却看上去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屋子窗口的沙袋上摆放的机枪分明就正指着我们的战壕。当我们都呆呆地站在战壕里，好奇地盯着那些枪口，正在想敌人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时，突然，一阵乌云般密集的子弹向我们扫射过来，大家赶忙跪倒，拼命地向下挖，以求拓深战壕，有的还试图从侧面挖出一个隐蔽之处。此时，我的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无法参与挖掘，所以那一整天我几乎都在阅读一本名叫《失踪的放贷人》的侦探小说，虽然小说的情节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当时阅读这本小说时所发生的一切却历历在目：我坐在战壕里，感受着屁股下面潮湿阴冷的泥土，两腿在人们紧张的穿梭中不得不总是连续地伸缩移动，随着“砰、砰”的枪响声，子弹从我头顶上方不到两尺的高度疾速掠过。托马斯·帕克的大腿上中了一枪，对此，他还打趣地说，没想到他差一点就能得到英国的优异服务勋章了。整条战线伤亡不断，不过如果我们在那天晚上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到，那么情况的糟糕程度就远不止如此了。后来据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逃兵透露，那天晚上他们有五名轮岗的士兵因失职罪而被枪毙。其实，如果他们当时能搬来迫击炮的话，将我们一举歼灭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急之中，我们只能将伤员暂时抬到既狭窄又拥挤的战壕中，而这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曾经看到一名伤员，他的伤势惨不忍睹，整条裤子已被鲜血浸透，甚至连担架下面都在滴血，他整个人疼痛得几乎无法正常呼吸。而在前线，伤员必须被抬出离战场一千五百米，甚至更远的距离之外才能获得救治，因为即便有路可走，救护车也绝不可能十分靠近战场，因为如果离战场太近，便会立即遭到敌人的炮火攻击，而在现代战争中，敌人是不会担心救护车上载有军事武器的。

　　紧接着，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法比恩塔楼等待进一步进攻的指示，但是在最后一刻，电话里传来了取消进攻的命令。我们整晚都待在塔楼的谷仓里，地面上一层薄薄的谷糠下面，布满了各种动物与人的尸骨残骸，人骨与牛骨混在一起。谷仓里的唯一一种活物就是老鼠，这些污秽肮脏的畜生四下乱窜，有一只老鼠还在黑暗里爬到了我的身体上，恐怕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比这件事情更让人恶心的事情了。我愤怒地抓起一只，狠狠地将它甩出去，摔在地上，一解我心头之恨。

　　之后，我们又在更加靠近敌人阵地的地方等候命令，距离法西斯的胸墙大约有五六十米。士兵们排着长队蹲伏在田间的水渠中，他们的刺刀在黑夜中闪着寒光，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和他们的刺刀一样，在无边的黑夜中闪烁着寒光。柯普和本杰明蹲在我们身后，他们旁边还有一个人，肩上背着一部无线电接收器。西边的地平线上，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枪声不断地闪现出一道道玫瑰色的光，每隔几秒便发出一阵爆炸声。这时无线电接收器里传来一阵“滋、滋、滋”的响声，用微弱的声音命令我们寻机撤退。然而，我们撤退的速度却不够快，可怜青年团里的那十二名孩子，由于被安排在离法西斯的胸墙仅不到四十米的地方，黎明时分又无法脱身，他们只好又在那里隐蔽了一整天，身上只有几簇绿草遮蔽，只要稍有动静，便会遭到敌人的射击。黄昏时分，他们中的七个人无辜地丢了性命，其余五个人总算趁着夜色死里逃生。

　　从那以后的很多个黎明时分，韦斯卡那边总是传来无政府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枪炮声，那声音日复一日，从未改变。然而，有一天，午夜刚过，就听那边突然响起了数十枚炸弹同时爆炸的巨大轰鸣声，那声音响彻方圆几千米，犹如天崩地裂，震耳欲聋；紧接着便是无数来复枪和机枪一刻不歇的咆哮声，起伏跌宕，那奇妙的节奏好似万鼓齐鸣。战火很快就会蔓延到韦斯卡周边的战线，我们便也会从防空洞里钻出来，冲进战壕，在那里我们可以倚着胸墙打盹，任凭无谓的枪炮在头上响个不停。

　　白天，我们总是在不断轰鸣的枪声中度过。被我们用作伙房的法比恩塔楼也遭到了炮火的袭击，部分地方已被摧毁。说来很奇怪，当你跳出战火，远观战斗时，你倒真的希望炮手能够击中目标，哪怕那里面有你的晚餐和与你一起并肩战斗的同志。那天上午，敌人的大炮打得很漂亮，或许那天的炮手是德国人吧。一开始的两发炮弹，一发炮弹落在了塔楼的前面，另一发落在了塔楼的后面，只听“嗖”的一声，紧接着“嘣”的一声巨响，塔楼的椽子便腾空而起，随即一块水泥石棉板便像折了角的扑克牌一样从空中翻滚了下来。紧接着是另一发炮弹，又像削豆腐一样，轻而易举、干净利落地削去了塔楼的一角。然而，当晚伙房的师傅们还是按时供应了晚餐——这真是一次值得铭记的壮举。

　　日久天长，那些未见其形却闻其声的炮弹便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象。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有两门苏联的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不知为什么，它们爆炸的声音总是会让我想起一个肥胖的男子在打高尔夫球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更准确地说，是听到苏联大炮。这种大炮飞行时的弹道极低，速度极快，以至于炮弹发射时只听嗖的一声，来不及反应，爆炸声便同时响起了。在蒙夫洛里特的后方每天都有两门重型大炮发射的声音，那声音就像一只笼中困兽从远处传来的深沉的怒吼声。在阿拉贡山脉之上，有一座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堡垒，去年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据说，这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破坏。）这座堡垒守护着一条通往韦斯卡的要道，堡垒上布有一门重型大炮，其历史之久足足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这门大炮所发射的炮弹体积庞大，其飞行速度奇慢无比，常常会让你有一种与它并行赛跑的冲动，这种炮弹发射的声响像极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吹出的口哨声。迫击炮的体积虽小，其声音却是所有炮弹中最具威慑力的，其弹体很像是一种带着双翼的鱼雷，样子很像酒吧里投掷的飞镖，大约有一夸脱（1英夸脱=1.137升）的酒瓶那么大。这种炮弹爆炸时会发出十分可怕的金属爆炸声，就像一个巨大的钢球砸到一个飞转的铁钻上而崩裂破碎的声音，令人心惊肉跳。我方的飞机有时会投下几枚空中鱼雷，那巨大的回响就算在距离地表两千米的空中也会让地面产生剧烈的震动。而法西斯分子的防空炮爆炸时，就像是劣质水彩喷出的无数朵小云彩，布满了整个天空，但是我从没看到这些炮弹能够飞到接近飞机一千米的距离之处。当飞机突然俯冲下来并用机枪向地面上扫射时，那声音不过和飞鸟振翅的声音一样大。

　　在我们的战线上很少会有行动。敌人的阵地在我们右侧二百米的地方，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他们的狙击手射伤了我们不少同志。在我们左侧二百米的一座小桥上，一群正在修筑水泥壁垒的民兵正在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战斗。那些该死的小炮弹嗖地飞过去，嘣的一声，紧接着又是嘣的一声，当弹体落在沥青马路上时，发出了双倍的巨响。这时如果你站在一百米之外的安全地带，你会看到地面上升起的一股股旋转而上的尘土和浓烟，就像一棵棵被施了魔法而突然窜出地面并飞速生长的大树。那些可怜的士兵，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蜷缩着聚集在小桥附近的战壕里。不过伤亡比预想的要少得多，壁垒也成功地建造了起来，两尺厚的混凝土护墙，墙上设有两挺机枪的射孔和一门小型野战炮的炮眼。他们还用旧床架对护墙做了加固，显然这已经是眼下唯一可利用的铁制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