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龙：您心目中最能代表新中国军事文学水平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请各写出三部作品，至少一部，可以空缺。您认为代表作家有哪些？
黄国荣：我个人认为最能代表新中国军事文学水平的作品，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红高粱家族》《英雄无语》，中篇小说有《红高粱》《绝望中诞生》《西线轶事》，短篇小说有《七根火柴》《小镇上的将军》《汉家女》，诗歌有《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散文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有《在这片国土上》《恶魔导演的战争》《蓝军司令》。代表作家有杜鹏程、刘知侠、王愿坚、刘白羽、徐怀中、魏巍、李瑛、黎汝清、莫言、朱苏进、周涛、乔良、周大新、阎连科、项小米等。
石一龙：请您提出我们新时期军事文学有哪些要害的问题？并请您对症下药给开个处方。
黄国荣：我个人感觉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共性的问题有两个不足：一是先天不足。新时期军事文学的作家主要是两个年龄段，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作家，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批作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受过苦难，阅历也颇深，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能吃苦，奋斗精神强，但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没有机会得到正常的系统的高等教育，接受世界文学也较晚，缺文学理论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这批作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有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生活经历简单平淡，阅历较浅，信念不是那么明确坚定，吃苦性差，不是那么刻苦，缺生活课。二是创作准备不足。目前中青年作家的通病是浮躁，沉不住气，不愿为文学付出全部；最大的障碍是浅尝辄止，容易自我陶醉，刚找到一点文学感觉，就以为攀到了文学的顶峰；最大的敌人是名利，为利可以放弃毕生追求，为名可以随风飘摇，放弃明确的目标。别人最好的良方也无济于事，我也开不出良方，一切取决于自己。大浪淘沙，自有泥沙淘去，必有真金显露。
石一龙：军事文学是不是必须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基本要素，您认为需不需要？我们的文学作品存在着主旋律和多样化，您认为军事文学也需要如此吗？
黄国荣：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定为军事文学的基本要素，无可非议，离开了这些，军事文学还表现什么呢？但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加一个主义，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似乎更具有普遍意义，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人类所共同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更具有典型意义。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以往的军事文学的局限，只怕也在于此。主旋律和多样化本来是一致的，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为什么造成对立？有主管部门的问题，也有媒体的问题，也有出版社的问题，也有评论家和作家的问题。这一问题，我曾经与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也承认现实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就“五个一”评奖和“献礼图书”的确定，不能说没有导向的偏差问题。由于有些文学性很差的作品获奖，有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作品定为献礼图书并获奖，客观上让大家认为主旋律就是一味歌颂，多样化就是政治性不强，误导便已在其中。
所谓主旋律，无非是表现主流生活；所谓多样化，还是毛泽东说的百花齐放。用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表现主流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把主旋律作品简单地理解为紧跟形势、图解政策、回答时下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一味歌颂，塑造一些所谓代表时代潮流却思想大于形象的人物，是一种新的赶风潮的表现，还是“高、大、全”“假、大、空”的遗风。这样的作品无论获什么奖，历史都不会认同。或许今天捧为精品，明天便成垃圾。我认为军事文学没有必要做这种区分，军事文学都应该是主旋律，相反我们倒是要提倡多样化，真正的百花齐放，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
石一龙：我们有的评论家把前十七年划分为以杜鹏程、刘知侠等为代表的“战争文学”，近二十年来以徐怀中、李存葆等为代表的“军事题材文学”，以朱苏进等为代表的“理想英雄主义文学”，以阎连科和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农家军歌”，您认为这种划分合理吗？
黄国荣：这种划分不是没有道理，什么东西总是需要一点标志，这也是一种标志。只是觉得最好不要以人来划分，而以作品为好。人总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有的作家有了一篇影响大的作品，此后再无新作；有的一鸣惊人，此后的作品却不尽如人意，你再要以他为代表，就缺乏代表性。作品则不同，作品问世后，永远摆在那里，不会变化。另外“农家军歌”有没有单独划出来的必要。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军队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军事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这个主题，把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些作品划为“农家军歌”不太科学。似乎“农家军歌”特指的是写军人的“农民意识”，这就对这些作品有些曲解，夸大了它们的负面影响。其实“小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是近义词，核心都是私有观念。
石一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文学应该是新时期文学的重镇，缺了它以后新时期文学就显得不完整。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军事文学就朝边缘化走去，显得沉寂和荒凉。以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为例，只有阎连科的非军事题材的《黄金洞》获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无一军队作家获奖，您认为军事文学的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黄国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波浪式，太阳今日照着你，明日照着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规律。八十年代初期，军事文学的确辉煌了一下，原因是有了那一场边界战争，全国有许多父母的儿子，许多家庭的亲人为了祖国倒在了那里，埋在了那里。前方和军营牵着全国人民的心。同时，战争给军队作家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出现了一批好作品。两个方面一结合，轰动效应就特别强烈。这种强烈有文学之外的因素。进入九十年代，经济建设和改革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改革文学和反腐文学辉煌一下是理所当然的。
用获不获奖，获奖多少来衡量成就有失偏颇。评奖是检验创作成就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任何奖项都不能说是文学巅峰的标志。评奖有许多偶然性，任何评奖都是相对的。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作家，一点不比获奖作家的成就小，何况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呢？项小米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说评上的都是公正的，但我没评上不能说不公正。”这话很有道理。一方面，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列出若干评不上的原因；反之，评上了的作品，也并非就完美。再一方面，我们的评奖也不是无可指责，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不是没有。
我认为，这几年军队作家写出的作品，包括军事题材和其他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点不比地方作家的作品逊色。只是地方评论界对军队作家、作品关注不够，军队自身宣传也不力，没能让地方评论界和社会更多地了解军队作家和作品。茅盾文学奖虽然没能获奖，但入围的军队作家和作品数量并不少，这也同样可以证明军队作家的实力。
石一龙：我们的军事文学作品大都以现实主义为主，风格和流派是否在军事文学作品里有所反映，并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国荣：现实主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主流手法，“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等曾经刺激着军队评论家、作家不得不进入思考，甚至陷入困惑。但不可否认，各种思潮不仅仅迫使作家们进入思考和选择，这种刺激极有效地打开了作家的眼界，激活了作家的思路，营养了作家的思想。经过思考后的抉择，作家们比原先自发地下意识地追求要明确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军事文学之所以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应该说正得益于这些新的文学思潮的冲击。
军事文学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坚贞不移，本质的因素取决于我们的哲学支柱和军事文学特殊题材领域的质的规定性。现实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就军队生活本身而言，它所肩负的是关系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使命，因而反映军队生活的军事文学，多以追求史诗效果为目标，而现实主义在再现和表现历史深度和广度，揭示历史本质方面，具有其他流派所难以达到的优势。我这么说并非说军事文学唯有现实主义一种方法，事实上无论莫言的作品，还是阎连科的作品，都已经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增强了作品的色彩和魅力。
石一龙：您认为新时期重要的军事文学评论家有哪几位？他们对军事文学的贡献和缺失在哪里？您怎样看待他们的军事文学批评？现在的军事文学评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黄国荣：周政保、朱向前、张志忠、丁临一、黄国柱是新时期活跃文坛的军事文学评论家。他们几乎是与八十年代崛起的军事文学作家一起成长起来的评论家。他们在阅读、评介、研究同时代作家和作品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理论追求，评介、介绍、帮助了作家，也使自己走向成功和成熟。他们对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的繁荣和辉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像朱向前对朱苏进、莫言、周涛“三剑客”的研究和“农家军歌”现象的剖析指导，周政保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专著对报告文学创作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以及其他几位评论家对军事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对青年作家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军事文学的发展、推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乃至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说缺失，似乎各自的风格特色不是太鲜明，缺乏个性鲜明的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评介推荐作品，多于理论研究。就目前的状态看，理论落后于创作。这一批评论家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几乎放弃了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有的忙于事务，无法观照创作进程。军事文学评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除较年轻的张鹰外，几乎没有年轻人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
石一龙：请问军事文学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里程中还存在吗？它是融入了大背景的文学格局，还是在近年来军事文学作品不景气时的一种悄然隐退或者是迷失了方向？
黄国荣：军事文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也并没有迷失什么方向，它在当代文学中是有其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九十年代末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其数量和质量可以说已超过历史水平。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有五十多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面世，有多部作品在全军、全国评奖中获奖，并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有近十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和评论家感到不习惯的是军事文学已不再具有轰动效应。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才是正常，八十年代那种禁锢被打破后的轰动恰恰是不正常的表现。文学只能是一种陪伴，说服务都有些夸大。
石一龙：请您对莫言的作品做出一个判断和评价，他在中国军旅作家和当代文学中各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价值和贡献、缺点在哪里？
黄国荣：我非常喜爱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牛》《拇指铐》《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以及最近的《檀香刑》等等。我在一次与部队青年作家谈话时说到莫言的文学视角是童真视角，他什么时候用童真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便变得真实，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作品就充满幽默，最恶最丑的东西在这种真纯面前更显得可笑。莫言的小说语言和结构都达到相当造诣，他那幽默带韵律而又恣意张扬的语言，一如江河奔泻，淋漓酣畅。对“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是中国作家里研究最多，也是吸收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在军事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作家，也是最具实力的作家。如果要说缺点，我觉得他什么时间想刻意表现什么的时候，往往就有失偏颇，会把握不住自己内在的魔力，往往作品除了语言之外，主题、人物、结构似乎都不像是他的作品。《**肥臀》的人物设计和命运安排，明显带有刻意和人为的痕迹，显出匠气。《红树林》也不太令人满意，现实官场的人物在他笔下鲜活不起来，笔触伸不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夸张而没有生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就对，也没有跟莫言沟通。
石一龙：您是否关注其他军旅作家的创作？如果关心，关心谁？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
黄国荣：我还是比较关注军事文学的创作，或许是我现在工作位置的缘故，我必须了解它的进程和全貌，否则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称职，也无法对军事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责任。我特别关注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的创作，朱苏进和乔良这些年似乎小说作品少了一些。前三位依然坚守着文学阵地，长篇、中篇、短篇笔耕不止，时有与自己的名气相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关注他们，一方面是他们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代表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的水准，便于掌握出版社选稿的尺度；另一方面我也好掌握军事文学创作的进程，写更好一点的小说。
石一龙：怎样看待地方作家的军事文学创作？像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等都影响很大，他们是否走出军事文学的困惑？
黄国荣：军事文学历来不是军队作家的专利，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并不奇怪，也不新鲜，周梅森也写过许多战争小说，而且我认为他的那些战争小说比他现在写的那些改革小说要好。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自然有他写作的动因，或许他是军人之后，或许他的亲属是军人，或许他成长在军营的环境里，或许他尚武。地方作家写军事题材有他特别的地方，或许这叫距离美，他本身不是军人，没有军队生活的经历，军营、军事、战争对他来说非常陌生，也就特别神秘，这种陌生和神秘往往给作家提供许多思维的空间，如果他文学素养好，能把握好所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又有足够的创作准备，他一定能写出与军队作家很不相同的军事文学作品。地方作家写出好的军事题材作品，对军队作家当然是一种挑战。但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看，地方作家的军事题材作品的文学水准并没有超过军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