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龙：最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乡谣》，读了以后被陶醉了。整个心里都是那些人物，好像一下子也回到故乡去了。既沉实而又诗意、空灵，仿佛一幅江南的风景画。请你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黄国荣：《乡谣》能让你陶醉，令我高兴。作家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我对自己以往的作品不敢说大话，但我相信《乡谣》的魅力，它是能够让真正喜爱小说的人陶醉的。作家最大的快乐是，当他的用心和苦心追求被别人读懂，被同行理解认可；作家最大的遗憾是，同行和专家误读，或者草草浏览没解其中之味。张鹰写的评论的标题说出了我对《乡谣》的追求：史诗笔法，淡雅画卷。《乡谣》出版后，出版社似乎并没有看好这部作品，没有做任何宣传，也没有开作品讨论会，这对作者是非常无奈的事，我自己不可能跑出来喊。倒是素不相识的陈辽先生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几个年轻人自发地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几个文学圈内的朋友倒是给了它很高的评价，有人拿《乡谣》与余华的作品比，如何如何。我理解他们是给我鼓励。要说写《乡谣》的体会只有一点，创作准备对作品成败至关重要。《乡谣》的创作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我在后记里说了，二祥这个人物在我意识里存活差不多二十年了，真正主导我创作构思也已有十年左右。我之所以不让他草草诞生，是想尽可能把他孕育得健康一些、结实一些。人物不孕育好，我是不敢动笔的。在这些年里，我一有空就走进二祥的生活世界，我与他探讨他的人生目的，探讨他的婚姻，探讨他的命运，研究他的性格习性、他的喜好和厌恶、他的兄弟、他的邻居，商量他一辈子最爱的是谁、最恨的是谁、最敬的是谁、最畏的是谁、最同情的是谁；探究他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他一辈子都做过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坏了什么、做过什么好事、做过什么坏事，帮助过谁、坑害过谁。一点一点想，一点一点积累，把这个人物想活。另一方面的准备是对故乡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婚丧嫁娶、典章礼仪、人情世故、乡村文化做回忆和收集，找了县志，核对查证一些历史、时节、重大变革的时间。再一方面是回忆收集我们村和我们小镇五十年间发生的事件、风波、变迁，勾勒出五十年的社会进程的框架。再一方面是语言的准备，磨炼选择既有江南乡土气又大众流行，还富有文学意味带韵味的语言。为此我调动了青少年时期故乡的全部生活积累，抱着写了这部《乡谣》不再写故乡长篇的打算。孕育活人物，积淀好文化，结构好框架，磨炼好语言，然后一气呵成。初稿只用了四个月的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就完成，写得非常顺手。

　　石一龙：《乡谣》的视野十分开阔，故事具有史诗品格，人物命运有着巨大的历史涵容性与启迪意义。阅读的过程中，是令人欣喜的，我们的小说家或许正缺乏你的这种创作态度。你的中篇小说《为人在世》与《乡谣》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吗？或者说你赋予了《乡谣》什么新的东西？

　　黄国荣：我以为，短篇小说可以是人生的一刹那，中篇小说可以是人生的一个片断，但长篇小说必须是史，哪怕是写一天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但它必定还是史，他不可能只写这一天或这一个小时，他必定带出他的以前的人生和历史，那只是结构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人物命运的曲折，没有历史的纵深和广阔的涵容量，一部长篇是难以成立的。《为人在世》可以说是《乡谣》的练笔。写《为人在世》是1997年，刚写完第一个长篇《兵谣》，《乡谣》已进入实际构思，一是二祥这个人物在心里已十月怀胎成熟，急着面世；另一个是想磨炼语言，先试一试效果，于是就把二祥的一生概括地写了这个中篇。在《青年文学》发表后反响还可以，于是在进一步做调整的基础上，包括创作心态的调整，于1998年冬天就开始写《乡谣》。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轮廓，它只是摘取了二祥人生中的几个片断，人物也单薄，结构也是跳跃式的大跨度，也谈不上史的容量。后者才是我真正献给故乡父老乡亲们的礼物。

　　石一龙：我对《乡谣》里的人物形象很感兴趣，他们都源于你故乡土地中深切的情感，在二祥身上飞离与栖落，有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寓意和象征性。你同时通过人物也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和精神特征，对历史做出判断时你的文学眼光很准确。在失落、幸福、饥饿、苍老中让富有人性化的二祥变得清晰起来。

　　黄国荣：人物对小说是头一等重要的，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主要看他塑造了几个在文学画廊里留得住的人物。历史是人创造的，时代精神、社会风貌、地域文化、作品主题以及作者想表现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人物，通过人物的生活、生存方式、处世为人、苦难幸福、喜怒哀乐和内心世界来展示，离开了人物的作者意图只能是概念。我是带着对乡邻可怜的心情离开故乡的，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四个字：秀丽贫困。从小到大我看到父辈们终日劳作苦斗，他们的喜怒哀乐、友谊仇恨，全是因了吃饱穿暖这个人生目标。我内心非常同情他们，对乡邻一直是种负债的心情，所以我怎么也丢不开父老乡亲们的苦与难。苦和难就是二祥的生存环境，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去关注农民的苦和难，不去帮助他们排除苦和难，而让他们没头脑地饿着肚子忍着贫困跟着政治搞这样那样的运动，搞来搞去他们什么也没能搞懂，却一直受着穷，挨着苦。二祥就在这苦和穷的折磨下形成了独特的二重性格。陈辽先生对二祥这个人物做了朴素实在的分析，他把二祥的独特性格概括为五个“二重组合”：既懒散又勤劳，此其一；既憨呆又狡黠，此其二；既守义又刻薄，此其三；既是好丈夫，又不是男子汉，此其四；既是好公民，又是“造反派”，此其五。他的痴憨与精明，软弱与倔强，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快乐的人生哲学，消极抵抗运动又积极参与运动等矛盾性格的相容混成一体，反映了当代农民的国民性本质，透露出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我努力通过他透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和精神特征，也标示着半个世纪中江南农民的命运和他们走过的人生历程。

　　石一龙：你的小说人物都那么有血有肉，非常形象化。在人物原型和小说人物之间，你是怎样挣脱现实的平淡，进入小说叙述的。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黄国荣：《乡谣》中主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但又不是某一个具体人。二祥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小就同情的一位长辈。解放前他家真是富裕的，他父亲也娶了三个老婆，他年轻时也真有一位漂亮的老婆，真的让他逼到上海做奶娘另嫁了别人，但他没有到上海找过她，他一直打光棍儿至今。他真有一个儿子，而且与我同庚，到七岁时因病没钱治疗夭折。他也做过许多发财梦，大部分都失败了，全村人都把他当活宝寻开心。我自小就同情他，他似乎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别信服我。每次我回故乡，他都是头一个闻讯赶来看我，我当然每次都给他烟抽。每次见面，他总要不厌其烦地问我有什么赚钱的主意。现实生活中的“二祥”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平平淡淡过一辈子的农民。他不可能承载作品的主题，五十年江南农民的曲折命运，五十年江南农民的苦难历程，五十年江南农民艰苦创业的历史，五十年江南农民在政治风雨中走过的独特路程，五十年江南农村的变迁，五十年江南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通过二祥这个人物来展现。作家不可能只写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天赋应该是创造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给二祥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五十个春秋，风风雨雨，每一个日子都是难；一辈子人生，平平淡淡，每一步旅程都有坎。我在小说后半部分写二祥不愿在敬老院养老享福，而请求摆烟摊自食其力，而且真的挣了钱的情节。让我惊奇的是，我回故乡发现生活中的“二祥”，真的离开了敬老院，自己在家里开了小店，卖烟卖酒，而且给村上人送货上门，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或许是我真的理解了“二祥”们的内心世界。

　　石一龙：《乡谣》的语言与风情很有韵味，江南吴越的水乡生活与地域色彩，使小说更有特色和分量。请你谈谈语言对于你的小说创作的意义以及你小说的语言观。

　　黄国荣：我历来认为语言是小说家文学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在写《乡谣》之前，曾经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标准：应该让读者随时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很快就读出滋味，读出兴趣，迫使他读完这部书。我是这样努力的。小说是语言艺术，要让读者对一本厚厚的小说产生阅读的兴趣，头一条就要靠语言。引起我对小说语言特别重视的是两件事，一是中篇小说《尴尬人》发表后引起好评，《小说月报》放在头题转载，并且获了《昆仑》优秀作品奖。但项小米则给我提意见，说小说语言不够好。再是《兵谣》初稿出来后请评论家和小说家会审，大家一致给予肯定。海波在与我打电话时，除了肯定之外，劝我作品已经写不少了，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语言风格，他还建议我再读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海波的电话对我触动很大。几年前项小米提了意见，我一直在暗暗下苦功，短篇小说《信任》《山泉》，中篇小说《履带》《陌生的战友》《小院》我都在下功夫磨炼自己的语言，而且这些作品转载的转载，获奖的获奖，还说我语言没有风格，确实刺激了我。我在《乡谣》动笔前，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就先写了《为人在世》练笔，尝试改变语言。小说语言要过关，首要的是准确，准确才能逼真，逼真才能传神；二是要凝练，凝练才能简洁；三要有韵律，读起来有一种声音，一种带着地域风味的声音在流动；四是要活，语言要有动感，要有画面在流动；五要幽默，语言缺了幽默，小说就枯燥无味。对小说语言，我与余华有同感，江南人写小说，语言是一大障碍，用方言写全是错别字，别人也听不懂，不像刘恒、莫言，平时说的语言跟小说语言是一致的。难，实际是一种挑战，迫使我下功夫磨炼。没有捷径，一是读自己喜欢的语言，二是学北方语言，我反复看《北京土语辞典》，确实有帮助，见效明显。《乡谣》之后又写了短篇《福人》和中篇《走啊走》，分别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朋友们说，完全变了样。

　　石一龙：你的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十分自然。你在写小说的初期，受到过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国荣：小说要写得自然，写作时必须从容。要做到从容我觉得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把自己调整到一种最佳心态，排除一切名和利的干扰，按自己最喜爱的叙述语言开始跟自己讲故事；二是写三十万字的小说要准备六十万字甚至更多的素材备用。作家其实不是什么天才，不过一门手艺而已，就像别人会设计时装，会装电脑，会经营做生意，会研究芯片一样。要说天赋的话，我觉得作家可能生来记忆力强一些，思维敏锐一些；心善，特别富有同情心；好奇，凡事爱刨根问底。我记得还没有上学之前我就老爱问爷爷，太爷爷是做什么的？奶奶为什么在我三岁就死了？我家的家史就我知道得多。爱记事，村子里镇子上谁家与谁家有仇，谁家对谁家有恩，谁家穷，谁家富，谁家善，谁家凶，谁与谁打过架，谁与谁结过亲，谁偷过谁的南瓜，谁占过谁家的便宜，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才知道这些原来是财富。要说受谁的影响，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还有王汶石。鲁迅也是江南人，他的作品描写的生活和语言，都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像《祝福》《阿Ｑ正传》《孔乙己》《社戏》《故乡》《端午节》，所写的人和事，人物对话和叙事语言，小说中的场景和风俗习惯，就像发生在我的故乡一样。尤其是鲁迅先生对动词的运用特别精当，让我十分敬仰，可以说至今一直影响着我。另外是王汶石，我最早买的一本小说集就是他的《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王汶石善于写人，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对于我喜欢写人物的心理有直接的影响。

　　石一龙：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

　　黄国荣：转眼之间，写小说也二十多年了。要说困难碰到过，主要是三大困难，一是写人与写事的关系问题，二是语言问题，三是写作没有时间。初学写作者都有那么一段退稿期，我的退稿期不是在写作之初，而是在发表了一部分作品之后。我是1978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实际上我的第一篇小说《解放军文艺》就要用，叫《正副班长》，那时用稿还要调查，我在师里当文化干事，文艺社给我们师政治部发了调查信。就在这时，我又写好了《突上去》，《正副班长》只有四千字，《突上去》有八千五百字。结果我接到刊物一看，用的是《突上去》，自己顶了自己的稿子。1979年我又写《找连长》，上海《故事会》立即给用了，接着又写了《鲤鱼跳龙门之喜》，投给了《萌芽》杂志，《萌芽》也立即就用了。此后，《解放军文艺》集中在发反映边界战争的作品，地方刊物在发伤痕文学作品，我连续写了几篇小说都遭退稿，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表作品。退稿信大都说人物立不起来，缺乏扎实的细节。自己陷入迷茫，脑子一下失灵，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再翻出自己已发表的作品看，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这时朱苏进的《射天狼》、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相继发表了。在慢慢的阅读中，才认识到主要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写事与写人的关系，往往只想结构故事，而不去致力于人物的塑造。事情写得很多，也很扎实，但人物经不起推敲。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接连写出《小竹岛之恋》《赤潮》《晚潮》《尴尬人》四部中篇才好一些。语言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到写《乡谣》才有所长进。三是时间问题，业余作家就这命，只有业余时间，现在仍是如此。我每天六点左右起床，七点半的班车，一年中连一个月法定的假都休不了，写作全部在每天的晚上和节假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时间，但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我在全社的一次大会上讲过，全年的双休日就是一百多天，再加上节日，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天，不算业余晚上时间，全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归个人支配，如果真要想做事情，什么事业都能成就。

　　作家实际是伴随着自己的实践一点一点成长成熟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肯定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往复过程，今天的成功是明天的重新开始。我在第一个小说集上写了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无止境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现在的体会仍是如此，没有这种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永远超越不了自己。

　　石一龙：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与写作之间，你是怎样处理它们的关系的？

　　黄国荣：我把写作一直是当作事业来追求的，要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弃了，因为我根本没有一点写作的时间。我在部队当文化干事，后来当副处长，当师政治部副主任，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管发行工作，一干就是七年，再当总编室主任，再当副社长，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没有写小说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写小说。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非常明确：工作是我的职业，始终是第一位的，这用不着讲觉悟，发给你工资，安排你职务岗位，你就得忠于职守；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始终是第二位的，但我把它当作事业来追求。要搞业余写作，首先必须把工作做出色，要不连业余写作也搞不成。我没有想过要搞专业创作，我觉得离开了工作就离开了生活。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出版社，不谦虚地说，我在哪个岗位上的工作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单位，也对得起事业。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非常有**力的。现在这个社会，要生活得好一些，首先需要钱。也有人劝过我，凭你自己的经营能力和在全国发行界的影响，要是开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很快会成为百万富翁。这话确实不是恭维和瞎吹，我自己也明白，我有这个能力。但我不会去这样做。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这块牌子，我爱文学，要不，我绝不会放弃职务到文艺社来干发行这种苦差事。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的选择一辈子不后悔。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官，也没有成为富翁，但我无愧于自己。

　　石一龙：你是否关注当前文坛的状况？最看好哪些作家？

　　黄国荣：我比较关注当代文坛，因为身在此行，从工作，从个人写作，都是必须的。这些年文坛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作家们评论家们都有些浮躁，有两种倾向。一是时髦的政治改革小说作家，吹肥皂泡一样接二连三地推出长篇小说，评论界也揣摩着上面的声音给予捧场，作品的文学质量越写越差。二是个人化写作成风，有的借着读者的痴迷，一个劲儿地迎合，不珍惜自己的身子骨和名字。我最看好的地方作家是莫言、刘恒、铁凝、余华、韩少功，余华和韩少功这几年写的东西少了一些。贾平凹让我有些失望，他以前的中篇小说和散文的确不错，可他的长篇一部接一部地让人失望。年轻的我看好迟子建、毕飞宇、鬼子、东西，他们有股子灵气，对生活有自己的视角，作品有自己追求的独创性。

　　石一龙：你认为自己哪一部作品最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黄国荣：《乡谣》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一部小说，最不满意的是中篇小说《赤潮》，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没能写好。

　　石一龙：你说你是用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凝视军营，一只眼关注都市，一只眼遥望故乡。你已经写了《兵谣》《乡谣》两部关于兵营和乡村的长篇小说，那么下一步是否要写一部都市的小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黄国荣：我是说过用三只眼睛看世界的话，这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能耐，我的经历就是故乡、军营、都市三大块，我的作品取材也是这三大块。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写城市生活的第三部长篇，叫《街谣》。我在出版社干了十五年了，又干过发行，对出版社、书店、书商和作家都非常熟悉，我会把它写得非常精彩。这部小说的思考也有七八年了，在中篇小说《尴尬人》里写了一点，1995年就有人叫我写《书商》，我觉得没准备好，所以没有写，现在已到了时候，今年冬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这样《兵谣》《乡谣》《街谣》，军营、乡村、城市，还是三只眼睛看世界。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都是写人物的命运，我将给它们冠以“命运三部曲”成为一个系列。

　　石一龙：你谈到军事题材的语言不及故乡语言那么有特色，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军事题材的语言特性或价值与意义？

　　黄国荣：我的军事题材的小说语言是不如故乡题材的小说语言生动有味。我觉得作家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写小说，语言应该根据作品的题材、生活的环境、地域和人物来确定。军事题材作品很难写出乡土题材的语言特色，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军营里的语言五花八门，没有一种稳定的代表性语言，就是军营普通话也是南腔北调，什么样的都有，很难找到一种共性的东西。所以军事题材小说只能用普通话夹杂着人物对话的方言来写，叙述语言特色就不明显。乡土小说就不一样，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家乡的语言我想改都改不了，扔也扔不走，尽管别人听着好笑，但自己还是非常喜欢，所以说起来就生动流利，改造起来也仍有特色。另一方面还是下的功夫不够，军营同样有地域，就是战争的战场也有地域，军人的故乡在五湖四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语言，只要下功夫，同样会让军事题材作品的语言富有特色。自己仍须在这方面做努力，最近又写了两个中篇一个短篇，一个军事题材叫《苍天亦老》，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想在语言上有所收获，不知有否长进，有待读者鉴别。

　　摘自石一龙《点击军旅作家》（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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