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朝廷授李鸿章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加太子太保衔。湖广地区曾是湘军名帅胡林翼治下，并且长达七八年之久，因此在湖广地区湘军的势力影响很深。胡林翼去世后，朝廷也一直在想办法，往这里增派满人官员，竭力肃清湘军一系的影响。所以现在在湖广地区的官场中，湘系与非湘系的派系争斗也很厉害。李鸿章知道自己被朝廷派到湖广来当总督，其实就是朝廷想要剥离他在两江地区的影响力，说白了，就是朝廷忌惮他，才故意这么做的。

　　现在淮军兵强马壮，淮军上下将士们，对李鸿章也是忠心耿耿，他虽然不怎么在意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但是他也不想和朝廷的关系搞得太僵。他虽然渴望权利，但并没有“黄袍加身”的狼子野心，举目现在的大清山河，可谓是内忧外患，举步维艰，如果自己的权利运用得当，那便是中兴名臣，如果权利运用不当，那便是乱臣贼子。

　　因此，李鸿章来到湖广地区任职湖广总督，他根本无意于插手这里的派系利益争夺，尽量避免自己陷，入权利争夺泥潭而难以脱身。他只想在这个九省通衢要地，打好工业基础，搞好洋务工作，便已足够。然而，身在官场，毕竟身不由己。李鸿章毫无声张地刚刚微服来到湖北首府武昌，随后立刻就来了两帮人邀他前去赴宴，为他接风洗尘。

　　这两帮人，一方是湘系官员，一方是满人官员。李鸿章去哪也不合适，于是他自己坐庄设宴，邀两方官员共同坐下来谈谈。这两派官员们，虽然各自看不顺眼对方，但他们自然不会拂了李鸿章的面子，自然是欣然赴宴。

　　在宴席上，湖广地区的主要官员们，纷纷在李鸿章面前自我介绍了一番，等到众人自我介绍完毕。

　　李鸿章微微皱眉，问道：“湖北的学政官员们，怎么一个也没来呀？”

　　每三年一度的地方乡试就要举行，李鸿章非常重视这次乡试选拔，他想利用这次乡试，选拔出来一批将来适合做洋务的好苗子。

　　听到李鸿章的问话，一名曾与他有过交往的湘系官员凑上前来，小声禀报道：“回大人的话，现在主持湖北学政的官员名叫张之洞，这个张之洞与当朝大学士翁同龢有师生之谊，他们那一帮人自称‘清流’，几乎不怎么参与与其他同僚的宴请聚会。”

　　“翁同龢的弟子？”李鸿章的表情有些微妙起来，呵呵一笑道：“原本我也就是随口一问，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倒还真想见见这个自命清高的张之洞了。”

　　湖北总兵立刻自告奋勇道：“下官这就差人把他叫来。”

　　李鸿章招了招手，叫来自己的一名亲信随从，吩咐道：“还是劳烦你这个总兵大人，亲自去一趟吧，让我的随从跟你一并去，到那好好说话，好好把人请来。”

　　李鸿章以前并不怎么看得上翁同龢这种只会说空话、不会做实事的言官，但是现在他忽然觉得，官场上已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一派正在悄无声息中结党扩张。也许再经过几年发展，清流一派将会成为大清官场上，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过了半个多时辰，湖北学政张之洞才缓缓前来谒见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侧眼看去，只见张之洞此人三十出头，虽是文人出身，却又天生一副魁梧的武人像。一脸络腮的大胡须，遮住了其大半张脸，让人看不清具体表情，眼神略显桀骜的同时，也隐隐透着一丝圆滑。

　　张之洞持儒家礼节冲李鸿章拱手拜道：“下官张之洞，拜见总督大人。”

　　像张之洞这样没有在京城翰林院挂职的地方学政，最高也不过是正五品官衔，而李鸿章则是正二品地方封疆大吏，实权比朝廷的一些正一品官员还要更大。按照大清的官场规矩，在正式场合，张之洞见到李鸿章，是需要行跪拜之礼的。现在是私下宴会场合，张之洞不行跪拜之礼，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不过他的举动，在分外讲究尊卑有序的大清官场，还是显得有些突兀，引人不快。

　　李鸿章看着这个对自己颇有敌意的年轻人，淡淡问道：“听说你是翁同龢的弟子？”

　　翁同龢是从二品的内阁大学士，官职地位也是很高的，李鸿章却直呼翁同龢本名，那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俨然就没将翁同龢放在眼里，就更别说他的弟子张之洞了。

　　张之洞不卑不亢道：“下官是同治二年的进士，与当时的考官翁大人确有师生之谊。”

　　李鸿章又问道：“你这几年都在哪里为官？”

　　张之洞答道：“下官先后做过翰林编修、浙江乡试副考官，再就是现在所担任的湖北学政了。”

　　听到张之洞一直活跃在负责科举选拔的职位上，李鸿章点了点头，接着问道：“你对接下来的湖北乡试，有何想法呢？”

　　张之洞略一思忖，说道：“下官计划增添一些有关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术算的内容，不过科举改革事关重大，需要上报朝廷同意后，才能最终确定今年的湖北乡试考题方向。”

　　李鸿章眼神一亮，显然对张之洞刚才的话很满意，他重新打量审视了一下张之洞，然后指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张椅子道：“你先坐下，我们边吃边谈。”

　　经过在宴席上与张之洞的一番交谈，李鸿章对这个年轻人则是刮目相看。他看似迂腐，实则心思玲珑，自称清流，实际却也有一丝狡黠的小心思。当然，李鸿章更看中的其实是张之洞对兴办洋务的看法和见解。李鸿章用人一向敢于放权，因此他办洋务期间，只要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都任由手下人做主且放手去干。而张之洞则提出了兴办洋务应该“官督商办”，这一理论旨在强调上层统筹协调，尽量避免下层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这一见解得到了李鸿章的极大认可，但同时李鸿章也看出张之洞此人极为自负，而且也很有野心，即便抛开他所在的清流一派，一向与自己不合，仅从张之洞个人心思来看他，也几乎不能甘心为自己所用。所以最后李鸿章，也就断了招揽此人入自己淮军一系的打算。

　　主政湖广几个月后，李鸿章又凭借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迅速在这一带打开了局面，并很快又拉拢了一批人头靠自己。说来这也得益于李鸿章毕竟与湘军渊源颇深的缘故，比起满人官员、清流官员那两派，那些湘系官员派系的人还，是更愿意亲近李鸿章。不过这样一来，本就打算制衡李鸿章的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不乐意了。见他有要将淮军势力，扩张到湖广地区的趋势后，朝廷的另一道圣旨很快就颁发下来，命他即可赶往贵州，督办贵州军务，率领贵州军民镇压当地叛乱。

　　接到圣旨后，李鸿章立可就明白了朝廷的真正用意。贵州当地叛乱规模并不大，让自己这个堂堂湖广总督亲自前去督军剿匪，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更何况，贵州地区山高林深，只有区区数百上千人的贼寇，只要见势不妙，就会钻进山林躲避官军围剿，他们都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山林中的本地人，对于地形无比熟悉，而外来的官军想要剿灭他们则非常困难。

　　李鸿章甚至已经想到，如果自己此去贵州剿匪不利，朝廷多半就会以此为由，对自己进行名正言顺的打压。但是直接拒绝朝廷委派，又会落下一个抗旨不尊的罪名，思来想去，李鸿章便给朝廷上书，先是客观提了贵州剿匪的难处，接着又说希望朝廷派两江地区的淮军数营，让自己带去贵州剿匪。

　　朝廷当然不肯让李鸿章真的带领淮军数营前往贵州，以淮军现在的强悍战斗力，慢说贵州境内那区区数百个乱党，就算是整个贵州官军也肯定压不住淮军。那样岂不就又等于将贵州一地，拱手让给了李鸿章和他手下的淮军一系？就贵州问题与李鸿章拉扯了一番后，朝廷见李鸿章始终找各种理由，不愿孤身前往贵州剿匪，自然知道他已经猜到了，朝廷调他入贵州剿匪的用意。但现在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势力强大异常，他已经有了听调不听宣的胆气和资格，对此无论是总理大臣恭亲王奕?，还是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也，都没办法强令逼迫李鸿章必须去做什么。

　　无可奈何下，奕?和慈禧太后商量了一番后，于是又给李鸿章下了一道圣旨。言明，甘肃叛军已窜入陕西，陕甘捻军亦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已一直在西北镇压叛乱的西路剿捻统帅左宗棠，此刻却远在平凉，预防应对沙俄支持的边疆动乱，没有多余精力，顾暇陕甘这边乱局，因此朝廷特命李鸿章入陕主持剿捻大局。接到朝廷的这道圣旨调令后，李鸿章再次犹豫起来，他深知左宗棠性情孤傲无比，他断然不想让自己插手所负责的军务。再加上因为之前的种种事情，自己已经与左宗棠交恶，现在他实在不想入陕与左宗棠共事，以免再次引起左宗棠的不满，加深二人之间的矛盾。

　　为此，李鸿章一边找理由施展“拖”决，一边向朝廷举荐赋闲在家的湘军名帅曾国荃入陕援左。朝廷自然不肯让好不容易已经放权的曾国荃，再次重握军权了，但是看又难以调动李鸿章，于是便让曾国藩作为说客，亲自给李鸿章修书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莫要因为与左宗棠的私怨，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听从朝廷调遣，尽快前往陕西主持平乱，至于左宗棠那边，曾国藩也自会给他写信调解左李矛盾。

　　接到恩师的来信后，李鸿章这才动身前往陕西。到达西安后，李鸿章刚一接触左宗棠留在此处的嫡系军队，了解了他们现在的平乱现状后，就与左宗棠定下的平乱方针产生了冲突。

　　左宗棠定下的平乱方针强调杀伐果断，以雷霆手段震慑叛军。而李洪章则认为，平叛应该剿抚并行，只杀领头之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即可，对待大部分乱民，还是应以安抚政策为主。左宗棠的嫡系军队，自然不会听从李鸿章的建议，左李二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彼此间的矛盾，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倒又加深了很多。正在这时，朝廷的调令再次传来，命李鸿章马上放下现在的手中一切事务，火速去往天津，接手越闹越烈的天津教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