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陕西省报大版头条刊登了李建是陕西省最大右派的消息，我感到了恐慌，李建给你父亲写过证明材料，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么大的来势汹汹的群众运动，如果把你父亲翻出来，可能凶多吉少。果然，你父亲被翻出来了，不过，没有我想得那么严重，你父亲定为被大右派包庇的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清除出银行队伍，回乡劳动改造。说老实话，对于信仰，你父亲始终是模糊又敬畏的，说他是坚定的抗日分子当之无愧，但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可真不够格，对这样一个思想平庸人云亦云的吃国民党的饭帮共产党的忙的人定为反革命分子，简直是抬举了他。
从此，我整日沉浸在了恐慌不安中，在我的记忆中，批斗会随意化日常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右派大多是文人，农村没有右派可揪可斗，没有也要跟上风斗可以斗的人，比如，地、富、反、坏。那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喜好批斗人，把批斗人当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和村周围的几个自然村是一个运动小组，批斗会的固定地点在我教书的培英学校，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台上被批斗的是自己的丈夫，台下是我的学生和同事，还要跟着呼打倒之类的口号， 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难堪。开始我还能躲进办公室一会儿，后来有人跟校长反映了，我就不敢躲了。你姥爷是地主出身，每一次运动都在风口浪尖上，也没有办法罩着我们了。
一九六四年我辞职当了农民，除了忍受不了学校对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进行无休止的开会、教育、写思想汇报外，还跟你的两次吓唬我有关系。那段时间，你奶奶带你二姐和三姐住姑姑家蹭吃蹭喝，你大姐在县城上中学住校，你父亲在很远的地方修铁路，家里就剩下你了，我只好把你锁在家里。白天还可以，晚上我经常被集中到小李村学校开会，小李村学校是附近几所学校里家庭情况不好的教师学习集中点。你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浓眉大眼，身宽体阔，没有惹着你很懂事很乖，惹着你了，你会拼命闹，闹起来没完没了。黑夜，把你一个人锁在黑屋里，让你一个人趴在窗户上看黑夜里的庄稼摆动，听树呜呜地叫，就是惹着你了，你绝不会因为常被这样对待而习惯而放弃闹腾，你放声且无休止的大哭把村里的狗都惹烦了，狗跑到你哭的窗下仰头高叫，你面对着大张着嘴的狗只会更加拼命地哭。你当然不只是哭，你还会把被子扔到地上，有一次你把我给你灌的暖壶的盖子拧开，把那滚烫的水倒在自己身上。这一次你的哭声创了历史新高，你的哭声穿过了一大片深冬的空旷原野，穿过小李村人家的屋顶，传到了小李村小学，有人悄声告诉我说，好像你小蝶的声音。那个时候，你的哭声嘹亮已经出了名。我放下正在读的思想汇报跑了出去。我没有走大路，我是逆着你哭声传过来的直径从田野里斜插过来的，田野是小麦地，地垄和没有拔干净的棉花秆绊倒了我几次，但都没有影响我的奔跑速度，我跑回家一看，你的半个身子被烫烂了。我以为你身上会留疤，庆幸你没有烫着脸。从此你失去了享用一只暖壶的温暖。好了烫伤后，你把闹腾的精力放到了炕的上空吊着的一只篮子上。过去，农村人家的熟食怕被老鼠吃掉，都放在一只篮子里吊在空中。四岁的智商不但能让你把暖壶盖拧下来，还能让你把被子、枕头推到那只篮子下，然后踩在这些东西上抓篮子，高度只能让你抓住篮子的上沿，取不下来，你便抓住篮子的上沿把身子吊起来悠**，悠**悠**，扑通一声，篮子脱钩，你和篮子一起摔到了炕下，这次你只哭了几声，因为你晕过去了。我回家看到的是一地馒头，我的女儿躺在地上，左边一只眼肿起了拳头大的包，黑青黑青的，我抱起你，灌了一点水，你清醒过来后，我在你起了青包的左眼前晃动着两根指头，“这是几？这是几？”你竖起了两根指头。其实，你左边的眼睛根本睁不开，你是用右边眼睛看到的，慌了神的我没有捂住你的右眼。你命大，身上和眼睛都没有留下残疾，但我无论如何不干教师了，我回到村上当起了农民。当农民可以把孩子带到地头上，晚上开会的时候也可以把孩子带到会场。
我的农民当得并不比教师轻松，那时是农业社管理，集体耕作，我视力不好，但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总有好心人的，村里有几个好心人轮流跟我搭帮，我锄不干净的草，她们的锄就伸过来帮几下。其实和村的人还是念旧情的，开批斗会只是让你父亲作陪，低头认罪站在台子前面，尽管私底下对你父亲的过去议论纷纷，有时候对你父亲吆五喝六的，但从没有拉到会场上让交代问题，当然你父亲也从不惹事，跟头牛一样，不说话，只干活。也有人骂过他，他当没听见，也有人打过他，但他从来不还手，回家也不给我说，我都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我总是想保护你父亲，但要看情况，要巧妙，否则，你父亲会受更大欺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一下子跌入了黑暗的深渊。有一天在田里锄玉米，没有看到眼前的坟墓有塌陷危险，一脚踩空，跌进了墓坑里，墓坑里的棺材已经腐朽，我摔在了骷髅上，脸被枯骨擦破了一大片。此后多少天我都陷在与骷髅拥抱的噩梦里。我怎么就落到了这一步？每晚从噩梦惊醒，所有的伤心事涌上心头，我就哭，捂着被子哭到天亮。到天亮该干啥还要干啥。有一天，我听到鸡叫三遍了，村那边传来了上工的钟声，可我的眼前还是黑夜，家里就你和我两个人，我摸索着把你摇醒，问你是不是天亮了，你说是天亮了。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我扶着门框，我听到你哭喊着“我妈眼睛瞎了，快来人啊！”跑远了。那年你五岁。
在无尽的黑暗里，宋北辰的话在耳边响起，“不敢这样哭，会把眼睛哭坏的。我们一个兵，一条腿被炸掉了，总是哭，把眼睛哭坏了。”我早就发现，哭后视力会变得模糊，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后来我也发现，恢复期越来越长了，而且恢复的程度也越来越差，但是哭是一种释放，每次哭完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
你父亲自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有两种几乎绝对不相容的东西，在他身上结合到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回事。一方面是行动迟钝，思想混乱，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仓促之间，从来没有做出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说不出一句恰如其分的话，那个行动敏捷、头脑聪明的人不知哪里去了。另一方面却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这样的时候不多，偶尔露峥嵘的那种，但让人更加操心，比如，一只马蜂窝建在柴垛下面，你父亲竟想起用火把烧马蜂窝，结果马蜂窝还没烧毁，柴垛起大火了。这一家老老少少，在我娘家门上讨生活，我就是这一家人的灵魂，我没有了精神，这家人怎么办？
村里人把你父亲从工地上叫了回来，你父亲带我去三原县的医院看，说是视网膜脱落，开了眼药，每天点三次，渐渐有了一点光亮，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工地催着你父亲回去，你父亲就走了，我也下地干活了，视力大不如以前，村里人同情我，我干多干少，干得怎么样，没有人说我，我就是一个混工分的。医生让我每天早晨起来看远处的绿色树木和庄稼，一个农民，早晨起来要劳动，面对的就是绿色，也不用刻意去看。眼药我也不点了，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眼药已经没有了效果。
有一次你舅舅因公事路过云阳乡来看我，我当时扛着一把锄，准备上工，跟你舅舅走对面，你舅舅想给我一个惊喜，没有老远叫我，走到跟前了，见我没理他，就挡住了我，我躲开他，继续往前走，你舅舅这才叫我。我眼睁睁地面对眼前的人影问，是致吧？你舅舅吃了一惊，问我的眼睛怎么了，我说快瞎了。你舅舅当时就哭了，带着我去西安看，西安大夫说，这眼睛的视网膜快掉了，掉了眼睛就瞎了，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姥爷也急了，找了上海一个眼科名医，让你舅舅陪我去，上海的结论比西安的还悲观，我的眼睛没治了，就要双目失明了。你姑姑又接我去北京看眼睛（你姑姑随姑父调进北京了），结论比上海的还糟糕，也许我轻轻咳一下，或稍微揉一下就会瞎的。
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想到那次可怕的黑夜，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述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后果。我不怕死，我怕瞎眼活着，但我又不能死，这个家不能离开我，那段时间，这个家就跟房塌了一样。你父亲不让我上工挣工分了，怕什么东西迷了眼睛，你奶奶带着你两个姐姐从北京回来了，不让我干家务，怕烟呛了我会咳，让我唯一做的就是闭眼休息。可是，这样我的泪水会更多，眼睛瞎得会更快。
我一边经受着这样痛苦的煎熬，一边又想怎么应对这灾难来临的办法，我眼睛瞎了，不能下地劳动挣工分，也干不来家务，我才四十二岁，难道一辈子都沉在黑夜里等死？我想到了写作，我说到底还是一个有幻想特质的人，而幻想往往是医治绝望的良药，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我写过诗，写过歌词，还写过小文章，战争时期印在传单上，后来在报纸上也发表过。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感动了一代人的作品不就是一个瞎子写的吗？文学能点亮瞎子的眼睛，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欲望和担忧相互交替地侵蚀了我一段时间后，我决定了写小说，写小说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想象力会让人快乐。
你父亲、你奶奶都很支持我，在他们的心里大概是只要我能心情好，干什么都行。要想写小说，先要看人家怎样写，就是先读一些好作品。你舅舅知道后，在西安找了些文学书，中外名著，专程给我送来，还鼓励我说，我写成了，他让人改成话剧，让他们团演出。当时你舅舅在陕西话剧团当团长。
我开始刻苦读书了，由于我确信眼睛就要瞎了，又由于我对这种命运处之泰然了，心态倒十分平静。我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多的光明时光。当我的心被我的那些强烈的写作**所占据的时候，我就把一切可怕的事情置之度外了。我的孩子们个个聪明漂亮，我的丈夫虽然经历了颠覆性的人生变化，但为人宽厚，相貌英俊依然。枣树上的枣红了，果园里的苹果红了，尽管我看不清楚，但还能看到秋黄中的点点红色。我学会了这样宽慰自己。尽管读书对眼睛不好，可我要在这有限的能看见书上的字的时候多读几本书，当然，我还是注意保护眼睛的，我读书的时候在屋外，读一阵，抬头望一望远处的树木庄稼。有时候，有几只小鸟悄悄地从我头顶掠过去了，把无声的阴影投在书上。有人过来说，杏树落叶子了，我马上就会想到那刚才掠过的不是小鸟是杏叶，酒红色的杏叶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缓地在空中飘**，然后就落在树边的麦田里，麦子刚刚长出新绿，草坪一样，杏叶撒出点点橙色的星星。世界将在眼前消失的时候，才感受到这个世界处处都是美丽的。
也许在冬天来临之时，我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必须勤奋地读书，为自己在瞎了之后写书多积累一些储备。我还分出一些时间来练习闭目写字，总之，我一切为眼睛瞎了后做好了准备。
那个时候能读到的书很有限，没有那么多书让你读，你舅舅能找来的书我很快读完了，我又研究性地反复读，在春天将要来的时候我开始写作了，我写了几个豆腐块的小故事，我的光明时间是有限的，我想在我还有光明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惊喜，我想把那些心中酝酿的冗长的故事放到我沉入黑暗以后慢慢去写。
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可是，我看不见春天了，我必须像枯枝那样催出新的生命，我才不会被春天所抛弃！这就是我那个时候读过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后产生的心灵回响。只要心灵不屈，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的眼睛不行了，可我的鼻子和耳朵变得灵敏起来。空气中有了土腥和青涩的气息，我知道土地解冻了。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好多东西我已经看不见了，但它们并没有抛弃我，还在我的身边，我看不见鸟，但我能听见鸟叫，我能从它们的叫声里感受到它们的喜怒哀乐，能判断出这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听出了画眉的鸣叫发生了变化，在啼啭中有了**的跳跃，清亮而有力地传到了远方！我知道春天来了。我曾以为再也看不到的春天来了，当我看到大地上出现了一片朦胧新绿，闻到了空气中有了花香的时候，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
看到春天，对我来说是复活，我已不再相信大夫的话了。我在读书以后，视力再没有下降过，感到有更模糊的时候，但很快就恢复了。我对自己说，阴霾来临的时候，把心情放在畅朗的阳光下，阴霾就跑掉了。对别人来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是一个普通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得到脱胎换骨、重新复活的春天，我不再伤心痛哭了，我觉得光明就是幸福，只要眼前有光明在，我就永远不会流眼泪了，而我的小文章连连在报纸上发表，给我的幸福感更是锦上添花，田间地头都传送着我发表的小故事。我又一次成了名人。
春天来了，农活多了起来，翻地、播种、梳理返青的麦苗。我又恢复了田间劳动，当然我是量力而行的。我在家里的枣树下写文章，过了一段时间算下来，文章比工分的收入还略高一些。随着我的文章的增多，找我约稿的人就多了，公社成立了故事会，让我写故事，原来就职的学校也来找我写故事，由他们跟村里协商给我记工分。我平均每天挣的工分比一个壮劳力还多。
要写的故事多了，现实中就没有那么顺手的素材够我写了，我就开始瞎编，也可以说是跑到虚幻之乡去寻找，而我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让我找到了恰如我意的人物和故事。在我的不间断地冥思默想之中，我畅饮着前所从未有过的那种甘甜的情感激流。
名气越来越大了，人们把我叫苏联红军的那个瞎子作家——保尔。我想成为作家的野心受到了这些名气的鼓舞，我也想像保尔那样把经历的人和事写成大作。文学爱好者是一回事，文学写作者是另一回事，我只是个豆腐块故事的作者，距作家还很远，我沮丧过，沮丧过后再重新开始。
文学创作虽然艰辛，但它连接着我的快乐，连接着这个大家庭的快乐。然而，“**”来了，这次政治飓风席卷全国各个角落、每个人，即使我这样一个瞎子，也没有逃过，白天我要在田间地头教社员高唱革命歌曲，晚上要参加批斗会。我那可给我带来光明的作家梦想被这飓风卷走了。
以后，老了，那梦想就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