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日，这一天一大早杨士奇将女婿方谋和总管杨苍头叫来说道：“今日该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审理汤焕一案，你们二人中午去给汤焕送饭吧。”

　　“给汤焕送饭？”方谋疑惑地问道，“光送饭行么？”

　　杨士奇微微笑了笑说道：“你们只管去，就说是我给汤焕送的饭，自然会有结果，你们放心吧！”

　　方谋和杨苍头领命，疑惑地去了。到都察院一打听，今日果然是都察院掌院事的右都御史王文问理之日，正是审理赣州知府汤焕贪赃枉法一案。别看杨士奇久病在床，似乎外界朝政一无所知，其实他故旧众多，而且老于世故，朝廷的大小事情他都了如指掌，何况凡遇大事南杨还登门与之磋商，所以对都察院何日何人审理汤焕一案，杨士奇不费吹灰之力便弄得一清二楚了。

　　方谋和杨苍头提着饭盒来到都察院，那王文审理汤焕一案已经开始了，只听大堂中不时传来人犯的惨叫声，显然王文在用刑，汤焕怕是撑不住了。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杨苍头向都察院门子投了一张西杨府的名刺，不到一会只听里面“蹬蹬蹬”脚步声响，门子急匆匆地跑来，满面堆笑地向方谋和杨苍头拱手说道：“慢待二位了，王大人有请！”

　　方谋和杨苍头随着门子来到大堂，只见王文高坐在大堂之上，左右几名经历、都事站在一旁，数十个衙役分列在堂下两侧，一个五十多岁年纪的犯人蓬头垢面跪在堂下，屁股后面的囚服上渗出了血迹，显然那个犯人就是汤焕了。

　　堂上坐着的正是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他听说西杨府中来人，便停止审案，急传有请。一见方谋和杨苍头进来，他连忙下座拱手迎道：“不知二位贵差到来，下官有失远迎，幸勿见罪！”

　　“哪里，哪里！”杨苍头拱手笑道，“小的前来贵院，不过奉命行事而已，岂敢打扰大人！”

　　寒暄已毕，三人就座。王文问道：“请问杨总管，前来敝院不知西杨阁老有何吩咐？”

　　“没有什么大事。”杨苍头轻描淡写地把手中的饭盒亮了亮，说道，“杨少师命我等二人前来给汤焕送饭。请问王大人，听说大人今日审理汤大人一案，想必这位就是赣州知府汤焕大人了？”

　　王文一听西杨阁老派总管来给汤焕送饭，顿时怔住了。没有想到，汤焕竟有如此硬的后台，连当朝首辅杨士奇都来送饭，看来这汤焕与西杨肯定关系不一般了，而且同杨苍头一道来的那位，一直一言未发，想必也非平常之人，这汤焕的事不可认真办了！

　　想到这里，王文连忙笑道：“杨总管说得没错，这阶下的正是赣州知府汤焕。”

　　说罢，王文起身来到汤焕的身旁，从衙役手中要过钥匙，亲自打开刑具，对一旁的衙役吩咐道：“取桌凳来，让汤知府吃饭吧！”

　　那汤焕见进来的二人并不认识，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听说是西杨府中来送饭的，便暗暗大喜起来，心知家里用的银两起作用了。但在公堂之上不便多言。他慢吞吞地吃完了饭，对方谋和杨总管拱了拱手，随随便便地说句“谢了”，便低着头沉默不语。

　　见汤焕吃完了饭，方谋和杨苍头也不便久留，便告辞走出了都察院，疑疑惑惑地回家等候消息。

　　送走了方谋和杨苍头，王文心里拿定了主意：这西杨哪里是派人给汤焕送饭，分明是来告诉自己，这汤焕是西杨的故旧，托请高抬贵手，这汤焕的案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吃罢午饭，王文接着审理汤焕贪赃枉法一案。一改上午的严厉态度，王文温和地对汤焕问道：“汤大人，别人告你贪赃数十万，枉法断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且从头一一说来，本官为你做主吧。”

　　一听王文这话，汤焕心里明白了：这是王文在暗示自己，有意开脱。汤焕喜之不胜，便把先前已经承认的犯罪事实全部推翻，花言巧语，编造事实，千方百计为自己分辩，竟把那贪赃数十万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既然西杨阁老都出了面，那汤焕的案子就只能胡乱了断了。王文凡事都听汤焕辩白，竟把他判了个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消息传来，方谋不禁大喜。第二天，他辞别岳父杨士奇，带着收受的五千两贿银离开北京回江西泰和家中过年去了。

　　方谋回到江西泰和县的时候，已是十二月上旬。一到县境，方谋便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杨士奇长子杨稷杀人了！

　　原来杨稷自从被迫辞除太常少卿职位回乡后，自以为是当朝内阁首辅的公子，又是回乡的太常少卿，不可一世，不仅横行乡里，多有不法，就连那泰和县知县、吉安府知府也不放在眼里。他欺男霸女，抢地夺财，骄横跋扈，无恶不作，乡里百姓深受其害，民愤极大。也有好些不怕事的百姓到县里、府里告他，但知县、知府都因为他是杨士奇的儿子，又是回乡的太常少卿老爷，谁敢惹他？只好将状子压了下来，不理不问。就连王直的侧面提醒，杨士奇都没有听从。这样一来，杨稷的恶行便无人告知杨士奇了，杨士奇也一直以为儿子相当不错，是一个行为端正的敦厚善人。不料那杨稷仗着父亲的溺爱庇护，越发肆无忌惮，竟然发展到杀人了。

　　方谋听到消息，慌急火忙赶到西杨府第，找到杨稷，劈头问道：“舅兄，听说你闹出人命了？”

　　杨稷正在和几个酒肉朋友喝酒，见方谋慌慌张张，便满不在乎地说道：“你说平七那家伙给脸不要脸，老子看上了他娘子，给他二十两银子要他把妻子让给我再去娶一个，他偏不肯，非要和我硬拼，你说他不是找死么？这不，三拳两脚他就呜呼哀哉了！”

　　方谋到底在北京住了几个月，长了许多见识，他担心地问道：“出了人命便是大事，能没事么？倘若对方告到县里、府里甚至江西按察使司，你能没事么？”

　　“没事，没事！”杨稷狂傲地说道，“有老爷子在朝中撑住，别说县里、府里、按察司，就是北京三法司，能把我怎么样？放心，放心，快来喝酒！”

　　见杨稷如此一说，方谋也便放下心来，推杯换盏与杨稷等人喝酒去了。

　　果然不出方谋所料，那人命官司的苦主很快告到了县里、府里、按察司，但县里府里按察司的官员不愿得罪杨士奇，便将状子封着快马送到了北京通政司，消息很快传遍了朝野上下，都察院有些耿直的御史们便联名上奏，参劾杨稷。正统皇帝因杨士奇老病在床不忍加法，便将苦主状子和御史参劾奏本一起封了送给杨士奇，杨士奇看了才知道儿子杨稷其实是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是自己溺爱偏信害了儿子，悔恨不已。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见朝廷没有追究杨稷，那泰和县的受害百姓便联名揭发杨稷横虐乡里数十件恶事，还为杨稷预先写好祭文，历数其恶，天下传诵，影响极坏。这事被王振知道了，喜之不胜。他正愁找不到空子整垮二杨，听说杨稷杀了人，他能放过么？王振接连在正统皇帝面前催了几次，正统皇帝不得已，遂下旨将杨稷锁拿至京打入刑部大牢，泰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朝廷将杨稷收押，很快查明杨稷先后有数条人命，恶不可言，依律论斩。但正统皇帝见杨士奇已病入膏肓，不忍在这个时候处斩杨稷，以免杨士奇伤心，便给杨士奇一封玺书安慰：“卿历事祖宗，实惟简在。既朕嗣统，启沃弼赞，厥劳尤多。比卿以疾违朕左右者数月，未有勿药之喜，朕心惓惓。唯卿子既乖家训，干国纪，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处。勉进药食，早图康复，以副注望。”

　　虽然暂时没有斩杨稷，但正统皇帝所封状子和参劾本章都给了杨士奇沉重打击。杨士奇既悔又恨，心力交瘁，肺气肿疼，顿时加剧，正统九年的三月十四日，八十岁的西杨阁老溘然长逝了！

　　杨士奇走了，这事虽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消息传开，也不免朝野震惊！杨士奇从永乐初开始，历经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内阁治事四十三年，其中从洪熙初开始任内阁首辅，直至正统九年三月辞世，历时二十一年，为历代宰辅任职所罕见。他学行俱优，为人沉稳，又能与杨荣、杨溥以诚相待，三人协力共资，同心辅朝，创造了明代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仁宣之治”。杨士奇一生可圈可点者数不胜数，被称为“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只可惜晚年位高权重，难免颐指气使，尤其是溺爱子女，偏听偏信，竟不惜徇私枉法，以致晚节不保，成为警世之戒，真是可惜可叹！

　　杨士奇的丧事，杨溥带着内阁大臣马愉、曹鼐忙了半个多月，又指派中官阮澹将西杨灵柩护送回泰和才算办完。四月七日这一天，早朝散罢，杨溥请正统皇帝转驾西角门，说有朝廷大事奏请。

　　今日到西角门议事的朝廷文武大臣有十三四人：除内阁首辅杨溥和内阁大臣马愉、曹鼐外，还有顾命大臣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还有成国公朱勇、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徐晞、刑部尚书金濂、工部尚书王卺、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严本和通政使陈恭。显然，今日之事十分重要，杨溥把内阁、五军都督府掌府国公、六部九卿全通知来了。

　　正统皇帝早朝后到便殿用膳去了尚未移驾，这些早到的大臣们便一边用茶一边议论开了。

　　一坐下来，只听吏部尚书王直好奇地向杨溥问道：“南杨阁老，今日真是稀奇，平日与皇上形影不离的王振怎么没来上朝？”

　　“我也正想问呢！”户部尚书王佐语含讽刺地接话道，“平日王振生怕离了皇上，步步紧随，今日是怎么了，不怕皇上做出什么他不知道的决定么？”

　　杨溥正待答话，只听兵部尚书徐晞洋洋自得地说道：“王公公有大喜事呢！他老人家在朝阳门南黄华坊的大宅第已经告竣，昨晚下官去过王府，今儿他老人家正在筹备大厦落成庆典，据说皇上还要御驾亲临参加庆礼呢！还真是没见过，他老人家的豪宅那个富丽堂皇……”

　　“我说徐大人，你也太会抬举人了。”一旁的朱勇打断徐晞的话，冷冷地讽刺道，“他王振今年多大年纪？才四十出头；你有多大年纪？六十多了。开口一个‘他老人家’，闭口一个‘他老人家’，你不觉得硌牙，我们倒觉得恶心呢！”

　　这朱勇是靖难时的再造元勋功臣成国公朱勇的儿子，从永乐四年起就嗣为成国公，现在又是五军都督府掌府都督，在朝武臣中的威望仅次于英国公张辅。被朱勇挖苦几句，那徐晞不敢回嘴，他讪讪地低下了头，脸面红到了耳根。

　　“诸位大人还别说王振。”工部尚书王卺说道，“他不仅在皇城东边建了大宅，还在他王宅近旁修了规模宏大、占地三十亩的家庙，听说皇上还给他家庙赐名为‘智化禅寺’。下官在想，他王振发迹才几年？哪里有那么多钱财一口气建大宅、修家庙的呢？”

　　“太不像话了！”说起王振，英国公张辅就来了火，他气愤地说道，“一个堂堂的皇姑大长公主的夫婿驸马都尉焦敬，不知犯了什么错，被荷校在长安右门一连三天不准松刑！”

　　“是非只为多开口。”户部尚书王佐叹道，“下官听说焦敬驸马只不过是说了内宦某某的几句直话便被钻空子荷校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事莫测呀！”

　　王佐的这句“内宦某某”虽未说明，大家都知道指的是王振。说起王振，多数人都有一股愤怒，冷嘲热讽，纷纷说了起来。只有徐晞是靠王振矫旨弄到兵部尚书的就处处说王振的好话，今日见势头不对，便缄口不言了；还有右都御史王文怕得罪王振，只是含笑不语，从头到尾不搭一腔。

　　“本国公看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张辅愤愤不平地继续说道，“张太皇太后在生的时候，整个朝廷政治清明，大小官员各执其事，未曾见过大臣小臣犯错，今日这个入狱，明日那个荷校。怎么张太皇太后一驾崩，朝廷大臣就都变了？你们看，先是侍讲刘球下狱被杀，接着是大理少卿薛瑄入牢被贬，再接着是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荷校三日，现在又是驸马都尉焦敬荷校长安右门，明日又不知该轮到谁遭殃了！”

　　张辅这话说出了众人的怨愤，大家心底都在叫好。杨溥何尝不知这都是那王振在残害大臣，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儿，把个正统皇帝蛊惑得言听计从，明知王振在捣鬼，也不加制止，长此以往，将何以堪？不过，让杨溥稍觉安心的是王振现在一门心思放在整人上，对于朝廷大政倒无所干预，因此国家大政到现在为止尚未受到干扰，仍然是内阁行政，政令畅通。杨溥心里明白，王振之所以现在借用皇上之手专门整人，那是滥施**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击敢于反对他的人，意图是先把大臣慑服，树立他的绝对威权。王振之所以目前还不干预朝廷，那是他考虑到朝廷大臣人心未曾慑服，加之不懂朝政，还不敢有所动作。如果一旦得势，他还不干预朝政么？杨溥不敢往下想了，越想越觉得害怕。为今之计，一是要保持朝政稳定，天下安定，二是要想方设法促使皇上亲近朝廷大臣。这一点是杨溥最为担心的。现今朝政决策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皇上与众大臣共同议政，大家讨论，皇上拍板，内阁拟旨，皇上签批，交内宫司礼监王振照谕旨批红发到六科，六科复旨后下达六部九卿及各布政司实施，都察院监察；第二种是内阁将六部九卿及各布政司的请示奏章封上，并拟好处置意见，一并呈送给皇帝，再由皇上签批后交司礼监批红发出。第一种方法是君臣当面商定，谁也不能作假，那是十分可靠。可是第二种方法就难得说了：内阁拟的处置意见送给皇上后，司礼监发出的批红，到底是皇上的旨意呢，还是王振的主意？只有鬼才知道，那王振几次矫旨不就是乘着批红的机会才弄虚作假的么——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历代皇帝都是自己亲自批阅奏章，自己亲笔批写旨意，从不要内侍代笔，只有到了正统皇帝即位的时候，因年幼无法批签奏章，只好由司礼监太监代劳，于是便有了司礼监批红这一说，不想这司礼监批红后来竟成了太监擅权干政的合法手段！所以杨溥坚持君臣议政，只要皇上能天天与大臣们面对面地讨论朝廷大政，就不怕那王振玩弄阴谋诡计了。

　　想到这里，杨溥正要劝告大家不要背后议论，等会当面劝谏皇上，话未出口忽听西角门殿后咳嗽一声，只见太监兴安走了出来，高声唱道：“皇上驾到！”

　　一听皇上驾到，殿上立刻安静下来，十七八岁的正统皇帝朱祈镇从殿后走了出来。这皇上虽说正值青春时期，但不知怎么的缺少那份应有的朝气蓬勃，倒是暮气沉沉，毫无阳刚之气，言谈举止显得有些迟钝。见十多位大臣都起身迎接，正统皇帝慢慢地巡视了一眼，对内侍们说道：“给众位大人赐座，赐茶吧。”

　　众人坐定，正统皇帝说道：“南杨阁老，您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是，陛下。”杨溥躬身拱手答应一声，说道，“前段因为忙于西杨大人的丧礼，有些事情未能及时处置。昨日臣在内阁与马大人、曹大人一起理了理，综合各部报来奏章共有七件事需要商议。第一件事是新建太学成了，拟请举行庆典。这事属于礼部，请胡大人奏明吧。”

　　“好，”坐在下首的礼部尚书胡滢点了点头，拱手向正统皇帝说道，“陛下，经您恩准，从去年春季开工，历时一年多，新建太学近日已经竣工。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请举行典礼，好好庆贺庆贺。臣等礼部三堂也一致认为兹事体大，应该好好宣扬圣德，而且陛下题写的‘国子监’匾额和西杨阁老撰写的《大明新建庙学之碑》均已制好，就等您揭牌了。”

　　听了胡滢的说话，在座的内阁大臣马愉插言道：“胡大人，新建太学的碑文，不是皇上下旨命南杨阁老撰写的《重建太学之碑》，后来又经廷议不用西杨阁老的《大明新建庙学之碑》，采用南杨阁老的《重建太学之碑》，已经议好了的事情，怎么突然又变了？”

　　原来正统八年春吏部主事李贤上奏说，现在国子监还是元朝修建的，褊狭偏旧，提议重建太学，立刻得到了杨溥大力支持。杨溥随即转奏正统皇帝。朱祈镇见是杨溥极力主张，二话没说，便批准了，并且命杨溥撰写碑文，于是便有了杨溥的《重建太学之碑》，不料这时王振正在挖空心思寻找杨溥和杨士奇的空子，企图扳倒二杨。见正统皇帝命杨溥撰写碑文，题名《重建太学之碑》，他便私下里矫旨密令正在家中养病的杨士奇也写一篇碑文，目的是制造二杨不和，杨士奇并不知杨溥正在撰写碑文，不久便写出了碑文，题名《大明新建庙学之碑》。后来事情公开，两篇碑文都是当朝名相所撰，杨溥和杨士奇都坚持自己的题名有道理，朱祈镇不好裁夺便命大臣商议，大家认为现有国子监虽说是元代修建，但大明已经用了数十年，现在新建应该属于重建，且主体是“太学”，不是“庙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采用杨溥的《重建太学之碑》。王振见势不妙，密令工匠将杨士奇的《大明新建庙学之碑》抢先雕刻成功，他暗藏的祸心是让杨溥嫉恨杨士奇，挑起二杨争斗，他从旁坐收渔翁之利，视机整垮杨溥——王振知道，杨士奇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不足挂齿，而真正妨碍自己擅权的是杨溥，自己最难对付的对手是南杨，得想法弄倒杨溥。听说王振背后已经将杨士奇撰写的碑文刻好了，杨溥猛然醒悟，原来这是王振的挑拨离间之计，他心里豁然亮堂了。

　　“这……这……”听马愉质疑碑文，胡滢一时语塞，十分难堪。

　　“这事是我的主意。”杨溥微微笑道，“虽然廷议认为下官的那篇《重建太学之碑》合适，但下官以为西杨阁老的那篇《大明新建庙学之碑》也不无道理，两篇碑文在伯仲之间。既然西杨那篇已经刻石，就请李祭酒用西杨那篇了。”

　　杨溥说明了情况，众人暗暗为南杨的大度折服，马愉也就不再说了。

　　问题又回到了新建太学的庆典上。本来这事极为简单，正统皇帝只要点点头说声“就这么办”，那事也就定了。可是这皇帝从小一直听别人拿主意，他习惯了，听完奏事，在朝廷上他总要杨溥拿主意，在后宫他就要王振拿主意，自己似乎从来就没有主见。这不，听完大家的议论，他向杨溥问道：“南杨阁老，您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是，陛下。”杨溥点了点头，说道，“太学是涵养人才之所，乃国家根本，极为重要。今新建太学成，陛下若是亲临，祗奉先圣孔子，行释奠之礼，圣意必将昭示天下，以励尊师重教之风，国之大幸，民之大幸！臣以为就在后天四月初九日，举行国子监落成典礼为宜。”

　　听杨溥说罢，正统皇帝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后天朕就驾幸国子监吧！”

　　“第二件事，是防汛备灾之事。”第一件事议完了，杨溥继续说道，“此事涉及工部和户部，分别请王卺大人和王佐大人奏明吧。”

　　“臣先说。”工部尚书王卺说道，“前几日内阁转来钦天鉴奏报，说是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近日闪烁不止，尤其是斗、牛之间泛白，天象主今年大水。臣等思量，自正统五年长江发大水，湖广、江浙被灾以来已经数年未发大水了，对照天象和历年来发水规律，只怕今年长江、黄河会同时发大水，有备无患，朝廷要早作预防才是。臣等想法是朝廷发一谕旨，命北京、南京、山东、河南、浙江、湖广等布政司组织民工沿江沿河巡堤查险，对险工险段早作培修，并要求各地备足木桩、草袋、砂、石等防汛器材备用，一旦出现危险，也好及时抢护。同时，还请陛下令各地巡抚统筹安排，请都察院派御史到省、府、州、县严加督察，尽量把损失减到最小，以免百姓流离失所。”

　　“臣要奏的是陕西问题。”王卺说完，户部尚书王佐接着说道，“陕西巡抚陈镒近日条陈奏请二事：一是陕西去年旱灾，关中六府百姓歉收，今年青黄不接，恳请就近开仓赈灾，并蠲免今年被灾地区税粮；二是陕西境内延绥、宁夏二边这几年仓库储粮充溢，有的甚至陈腐丢弃可惜，不如将粮食发给官军作为月饷，不再折钞，既可让官军得到实惠，又可减少朝廷钱钞支出，还可让国库粮仓及时换库，一举三得。臣等以为陈镒此言甚为有理，建议陛下采纳。”

　　王卺和王佐二人说完了，众人都说防汛事关重大，宜速速颁旨施行；陕西赈饥以及陈粮发饷及时换库都是善策。见大家意见一致，正统皇帝望着杨溥问道：“南杨阁老以为这几件事所议如何？”

　　“这几件事都是安民稳军的大事，臣等已经与二位王大人议过了。”杨溥拱手回答道，“刚才二位王大人所说想法，那是臣等商定的意见。特别是陕西赈饥和陈粮换库问题，臣与户部王佐大人、陕西巡抚陈镒大人多次商量过，并派户部李郎中、刘员外郎和王主事三人前往陕西进行了核查，他们回来报告说，陕西各地仓储充盈，一般的地方仓储可支粮五六年，有的军卫仓甚至可以支粮十年，情况属实，采用陈镒的建议是可行之法。如果陛下认为妥当，您就下旨施行吧。”

　　听了杨溥之言，正统皇帝欢喜道：“想不到这几年陕西这么富足了。既然南杨阁老与众位爱卿商定的意见，那就这么办吧。”

　　“这都是托先皇和陛下的洪福，这些年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富庶起来了。”杨溥又拱手笑道，“不仅陕西是如此，天下其他各布政司也都粮储充盈，岁不能灾呢。这第三件事也是户部的事，与陕西的差不多。近日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上奏，说两布政司积谷各有粮百万石，亟须换库，请以每岁三月，令府州县上报缺食下户名单，根据情况发仓济农，先发大豆、高粱，再发黍子、麦子，再次发稻谷。待秋收后再由农户如数偿还归库。如果有年老、疾病及贫穷不能偿还者则一律蠲免。同时还要强化责任，府州县吏任满当迁，预备仓储粮不足者，不准离任。于谦还建议朝廷要派遣御史及时考核稽查，以防地方官不济农、不归仓。臣等以为于谦这个建议十分有理，对兴农安民十分有利，臣等建议陛下采纳，即刻下旨实施，还要其他各地巡抚和布政司参照执行。”

　　一听河南、山西也是积谷满仓，官员们都在为百姓着想，正统皇帝更加欢喜。他望着杨溥，喜笑颜开地说道：“好，于谦处处为百姓着想，是个良臣，朕准奏！”

　　说完了第三件事，正统皇帝问道：“南杨阁老，那第四件事呢？”

　　“第四件事可是个坏消息。”杨溥皱着眉头说道，“昨日接到福建、浙江巡抚和福建左布政方正的急报，说浙江处州百姓叶宗留聚众盗采福建福安银矿，杀死了前去制止的福建参议竺渊，盗矿民众已经逃往山中。还有福建沙县县民邓茂七等也在聚众作乱。此报刚到，臣等尚未来得及商量，只好当庭提出，请众位大人议议。”

　　听说浙江百姓叶宗留跑到福建去盗矿，还杀死了朝廷命官，正统皇帝一听顿时紧张起来：“诸位爱卿快议议，似此如之奈何？”

　　王文为人严厉尖刻，立即发言道：“此等顽民盗掘银矿，公然杀死朝廷命官，与谋反无异，不杀不足以震慑贼寇，臣以为速派就近卫所官军剿灭为宜，绝对不可姑息养奸！”

　　“王大人此言有理，臣也主张发兵剿灭。”徐晞以为正统皇帝一定会赞成围捕，所以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臣以为除了派卫所都督率军征剿外，还要请司礼监王公公派太监监军，以期一举成功。”

　　“此事还是慎重一些的好。”张辅老成谋国，他沉吟片刻道，“一伙百姓盗矿而杀命官，必有原因，贸然发官军征讨，恐怕激起民变，似为不妥。臣以为还是安抚的好。”

　　“英国公言之有理。”朱勇立即附议道，“官军之责任在于守边保民，动辄发兵，不合祖宗圣意，臣也主张安抚为好。”

　　张辅、朱勇说罢，众人纷纷发言，有主张征剿的，有主张安抚的，意见不一，只有杨溥和马愉、曹鼐内阁三大臣尚未发言。正统皇帝看了看众人，巴望着杨溥说道：“到底是发兵征剿还是派官安抚，南杨阁老您拿个主意吧。”

　　“臣思量这事首先得弄清楚叶宗留等人为什么要从浙江跑到福建去盗矿，为什么就杀了福建参议。”杨溥一边思索着一边说道，“臣想叶宗留等辈不远千里跑到福安盗矿无非一个‘利’字，他们何以不惜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离乡背井去盗矿无非一个‘穷’字。常言道，饥荒起盗心。民穷而盗，民困而盗愈。百姓穷甚，什么事做不出来？是以臣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叶宗留辈，还有福建沙县的邓茂七等人敢于铤而走险？”

　　说到这里，杨溥顿住不说了。正统皇帝急切想知道究竟，连忙问道：“到底是何原因呢？”

　　杨溥想了想，回答道：“臣考究其因，大致是这么几条：一是官与民争利。本来浙江、福建的银矿在前朝民众就在采挖，私矿普遍。我朝开国后，洪武十九年太祖皇帝下诏设浙江、福建银场局，建炉冶四十二座，将银矿全部收归国有，严禁百姓私采，一下子断了百姓生活来源，于是民众只好盗掘，倘使官家不与百姓争利，百姓何至如此？二是银课屡增，民不堪其赋之重。洪武十九年初开银矿时，民工入坑采矿，福建尤溪，浙江温州、处州等场局，岁课都是白银两千两，福建一省银课仅二千余两，浙江一省银课也只有一万四千余两，而今福建增至四万余两，浙江增至九万余两，矿民焉得不穷？亦穷且困，焉得不盗？三是地方官员办事不公，激起民愤。据福建左布政方正上报情况看来，邓茂七本是沙县一个甲长。沙县的民俗是佃农交租之外，还得照旧例给田主送礼。百姓租重，一年上头除交租外所剩无几，还要给田主额外送礼，百姓哪得不怨？邓茂七倡议，叫佃农除交租外不再送礼。这本来是一种陋俗，应该革除，百姓不送礼也就算了，可是田主们为富不仁，见佃农们不送礼，便上门索要。佃农不给，田主便到县里告状。县里官吏们体恤百姓开导开导田主，这事不也就消弭了。”

　　“对。”正统皇帝点头道，“百姓有纠纷，有司分清是非，开导开导，矛盾不就解决了。”

　　杨溥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可是沙县官吏不但不告诫田主们体恤佃农革除旧俗，反而支持田主诉求，派衙役逮捕邓茂七。邓茂七哪肯就范，县吏便派巡检发兵三百人追捕，结果邓茂七不但没有抓到，反而逼得邓茂七与官兵激战，杀死弓兵多人，知县及巡检双双遇害，邓茂七带领响应民众遁入山林。以此看来，当时沙县官吏若是以民为本秉公执法，开导田主，安抚百姓，焉有邓茂七等作乱么？所以臣考究来考究去，以为上面这三个原因是叶宗留、邓茂七等人聚众作乱的根本原因。治标先治本。要想解决浙江、福建盗矿和民乱，得首先解决这三个问题，民富即安，先皇制定的安民富民国策就是这个意思。”

　　听了杨溥这一番剖析，正统皇帝连连点头。待杨溥话音一落，他便急忙问道：“现今这事该如何处置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事宜疏不宜堵，宜抚不宜剿。”杨溥继续说道，“以臣愚见，可以采取四项措施加以防范和处理：一，开银场。此前臣曾与户部王佐大人探讨过，可否将福建、浙江几处关闭的银场重新开采，让矿工们有事可做，有利可收，生活有了保障，矿工们自然不盗矿了；二，减银课。能否重新核定岁课，福建由四万减为二万两，浙江由九万减到四万两，这等于给矿民们增加了六七万两的收入，矿工们自然安居乐业了；三，勤疏导。一发现矿民们有什么愤怨之气，地方官吏要及时疏导，宣谕教化，化解矛盾，平息事态。四，多安抚。只要不是谋逆大罪，官府就不要兴兵征剿。像现在叶宗留、邓茂七这样的事件，大都是因为官府侵害民利，办事不公激发的，再加之官府处置不当，甚至有的贪墨受贿助纣为虐，激化矛盾而造成，根本不是造反谋逆，所以只能安抚。现今浙江、福建这情况，臣以为先派福建道御史柳华去晓谕利害，安抚安抚再说。臣想只要事情做得细，真正为民着想，叶宗留、邓茂七等人一定会归田复业的。”

　　“臣附议！”“臣附议！”杨溥一说完，马愉、曹鼐连忙说道，“南杨阁老四策极好，可保浙江、福建平安。”

　　“行，这四项措施好。”张辅、朱勇、王直、王佐、胡滢等人纷纷表示赞成，“百姓闹事就用疏导，聚众造反才用征讨。当前应用安抚才是。”

　　见大家意见一致了，正统皇帝也爽快地点头表态：“就照南杨阁老说的意见办吧。”

　　说罢第四件事，杨溥继续说道：“第五件事是有关边境防务，请兵部徐大人说吧。”

　　“是，”徐晞躬身应了一声，说道，“近来连续接到广宁、万全、独石等卫报告，东北兀良哈之地的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又聚众一二万人南犯，侵扰永平、宣府、大同等地，掠走了不少牲畜、粮食、财物，边地百姓不胜其苦，且大有继续南犯之意，是以万全等地都司、卫所频频告急，请求朝廷发兵征讨，臣不知如何处置为好，昨日向南杨阁老禀报，南杨阁老说今日会议，臣特此提请圣裁。”

　　听说兀良哈朵颜、泰宁、福余三部又聚众南犯，张辅和朱勇立刻激动起来。张辅用手在膝盖上用力一拍，大声说道：“兀良哈三部这多年来恭事朝廷，怎么又突然侵扰边境了？像那些反复无常的蒙古遗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狠狠地打，打得他们无力还手才能俯首帖耳、安安稳稳。陛下，此事不必犹疑，立即出兵征讨，把朵颜、泰宁、福余三部赶回原地去！”

　　“英国公说得对！”朱勇听说要出兵征讨，立即摩拳擦掌，高声附和道，“陛下，臣等多年未兴兵打仗了，这次让臣等去东北，保证不出数月，便将兀良哈三部驱赶回原地，还我边境宁静！”

　　张辅、朱勇说完，在座的各位大臣，包括马愉、曹鼐都主张出兵，只有杨溥还在沉思着没有说话。正统皇帝不知杨溥是何主意，便探身问道：“南杨阁老，诸位爱卿都主战，您以为如何？”

　　“臣主张讨、抚结合。”杨溥思虑已定，便胸有成竹地说道，“朝廷北方的鞑靼、瓦剌、兀良哈蒙古三部被迫退居漠北苦寒之地，缺衣少食，时刻觊觎内地粮食、财物，一旦他们遇到饥荒，便南下抢掠，骚扰边民，始终是我大明的潜在忧患，我们不能小觑。这蒙古三部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他们畏强喜财的特性却是共同的。所以永乐年间太宗皇帝五征漠北，终于稳定了北方。但他们时而进贡，时而骚扰，反复无常，边境无宁。尤其是兀良哈三部地近北京，经常为患，是以宣德三年秋天，先皇亲帅将士出喜峰口，射前锋，斩巨酋，击败兀良哈，又辅之以抚，给朵颜头目哈剌哈孙、泰宁头目脱火赤、福余头目安出等人加封官爵，颁发印信，赐赉财物，是以这兀良哈三部自宣德三年以来年年进贡，安静了十四五年。”

　　听到这里，正统皇帝疑惑地问道：“既然如此，何以他们最近又来骚扰呢？”

　　杨溥回答道：“这两年，尤其是去年大漠遭旱，兀良哈三部闹饥荒，所以他们又来抢粮食、抢财物了。以此分析，臣以为即刻发兵，请五军都督府朱国公帅兵出征，分数路齐出塞北，令兀良哈三部首尾不能相顾，必能一举破之，将他们赶回原地。然后，放开边境马市，允许他们以马与内地贸易，换取粮食、布匹、茶叶，让他们衣食有着，自然就安分了。”

　　正统皇帝点头道：“先讨伐，再安抚，主意好。”

　　杨溥继续说道：“不过，臣以为值得重视的倒不是近在咫尺的兀良哈三部，也不是远避大漠深处的鞑靼，而是僻处西北的瓦剌。近年来瓦剌在西方哈萨克、月即别等地大肆抢掠，势力逐渐坐大，且有东进吞并鞑靼、兀良哈统一蒙古各部之势，我们不能大意。是以，我朝在对待鞑靼、兀良哈等部的时候，要边打边拉，只能以打促安，以抚促顺，不可太过杀戮，以生仇恨。不然，我们把鞑靼、兀良哈推向瓦剌，或是他们心怀怨恨，明里与内地通好，暗里为瓦剌导向，那我朝北边就永无宁日了。是以臣建议除了此次出兵征讨兀良哈外，还要派大臣前往西北经理边卫，厉兵秣马，以备瓦剌。”

　　杨溥的话音一落，在座的各位大臣一起称赞道：“南杨阁老对北边形势分析高屋建瓴，十分透彻，对策高瞻远瞩，切实可行，臣等附议！”

　　大家虽然赞同杨溥的意见，可是却没有说出具体的部署方案，正统皇帝不禁又向杨溥问道：“征讨兀良哈究竟派哪些人去，分几路兵马？经理西北边卫谁去合适？还请南杨阁老细道其详。”

　　“征讨兀良哈属军事部署，还是请张国公拿个意见。”杨溥拱手对张辅说道，“至于经理西北边卫属内阁行政，等会臣再推荐人选吧。”

　　“好，”张辅是永乐以来的著名宿将，指挥作战当然他是最高权威了，“陛下，此次征讨兀良哈，可由成国公朱勇率军分四路出塞：成国公朱勇偕恭顺侯吴克忠由中路出喜峰口；兴安伯徐亨由北路出界峰口；左都督马谅由南路出刘家口；都督陈怀由西北路出古北口。兀良哈现有部众二万余人，我各路发精兵一万余人，共五万人，双倍于寇，胜算在握。各路官军逾滦河，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至全宁、达虎头山，务必寻找寇踪，各自咬住兀良哈一部，以击溃、驱赶为宜，尽量少杀戮，夺回被掠人畜、财物即止。如此部署不知妥否，请陛下圣裁。”

　　张辅说罢，正统皇帝拿不定主意，他欠身向杨溥征询道：“南杨阁老，张国公如此部署，您以为如何？”

　　“张国公此乃老成谋国之策，陛下尽管放心。”杨溥说道，“朱国公身为五军都督府最高长官，统帅大军北讨，定能旗开得胜，陛下宽怀，静候捷报吧。”

　　“好，好，就这么办。”见杨溥点了头，正统皇帝放心了。不过，他思索了一下补充道，“除了张国公刚才所奏部署外，还是照老祖宗的规矩，四路大军，依次派太监僧保、曹吉祥、刘永诚和但位随军同往吧！”

　　本来已经派了大将率军，正统皇帝还是要派太监去监军，显然对大将率军在外仍然不放心。既然皇上说了，那事情就这么定吧。成国公朱勇立即起身拱手奏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当竭尽忠诚将兀良哈驱回原地，不日献俘阙下！”

　　“征讨兀良哈就这么定了。”杨溥又道，“关于经理西北边务，臣举荐右都御史、陕西巡抚陈镒和靖远伯王骥二人轮流更替。陈镒坐镇巡抚陕西已经十年，政绩卓著，军民感怀；王骥正统二年经理边务，督军征讨阿台朵儿只伯，声威远扬，官军敬之若神。由他们二人一年一更代，可保边境无虞。现在王骥正从云南麓川返京途中，可先令陈镒去经理，待王骥回京休养数月后明年去更替陈镒吧。”

　　正统皇帝连连点头道：“王骥和陈镒二人不仅在西北军民中威望高，而且令瓦剌所部闻风丧胆，他们二人去经理西北边务最为恰当。好，这事朕准奏。”

　　说完了这事，杨溥继续说道：“最后一件事是内阁增补大臣事。自西杨阁老仙逝后，内阁当值大臣仅剩臣和马愉、曹鼐三人了。内政外交、国务繁重，臣等三人颇为吃力，况且臣已年迈，内阁补充大臣迫在眉睫。正统五年二月时，臣与西杨、东杨曾向陛下推荐马愉、曹鼐、陈循、苗衷和高谷五人入阁当值。当时陛下说一次进人不宜太多，所以只下旨召了马大人、曹大人二人入阁。现在内阁人数不多，臣举荐陈循、苗衷、高谷三人一起入阁当值。这样做，一是内阁人手多、新人多，有朝气，有活力，国家大政再繁再重也不怕了；二是趁老臣还健在，让新人多历练历练，一旦老臣撒手西去，不致后继乏人。此陈望请陛下恩准！”

　　杨溥身为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当朝无人可比。照常理推论，独握大权之人总是时刻担心别人分享权力，一室之内，生怕别人超过自己。而杨溥却不同，他想到的是内阁青黄不接，人才不继，西杨一故，他便举贤荐能，这以国家为重的磊落胸怀着实令人感动！

　　听罢杨溥这番推荐，在座的张辅、王直、王佐、金濂、王卺等人一齐感叹道：“南杨阁老真是忠心体国，令人钦佩；推贤荐能，为人景仰。陛下，内阁人才济济，国之幸也，请陛下钦点吧！”

　　“内阁增补大臣确有必要。”正统皇帝沉吟着，他忽然想起了张太皇太后时常叮嘱的一句话：内阁人数在精不在多，多了反而扯皮。他略一思忖说道，“内阁现有三人，三人也不见得人少。从宣德六年起，内阁就由三杨执掌，至今已经十四年，国政并未因人少而贻误，反而经纬分明，井井有条，出现了天下承平，这说明内阁大臣在精不在多。既然南杨阁老提出内阁要增员，那就先召陈循一人入阁当值吧！”

　　正统皇帝说了，那就是圣旨，杨溥不便再说，只好同众大臣一起说道：“臣等谨遵圣命！”

　　就这样，永乐十三年乙未科的状元、翰林院学士陈循，经杨溥举荐，正统九年四月七日被召入阁，成为后来著名的内阁大臣。

　　西角门议事之后，所议各事立即下旨施行。朱勇所率官军分四路出塞，呈包抄形式向兀良哈入寇所部奔袭。听说官军奔袭过来，兀良哈三部吓得立即掉头向北就跑。官军长途跋涉，按照军事部署，逾滦河、渡柳河，经大小兴州，过神树，赶到全宁的时候终于咬住了兀良哈的福余部，官军乘势掩杀，福余所部大败而逃；官军乘胜追击，又在虎头山追上了兀良哈的朵颜和泰宁二部，几阵冲杀，朵颜和泰宁所部损失惨重，狼狈逃回东北原驻地去了。仅五十余天，朱勇等将兵大败兀良哈，驱走寇贼，夺回被掠人畜财物，凯旋回朝。正统皇帝不由大喜，下诏加朱勇为太保，升徐亨为侯，封马谅为招远伯，陈怀平乡伯，其余参战将士各有升赏。其他各政也在各地有序开展，天下承平，百姓欢乐，满朝上下各安其位，井然有序，正统皇帝喜之不胜，安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