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东南、海河西岸的英租界有一家松昌洋行，是英国商人的产业。洋行大堂的领班是一个叫石川的年轻人，时年二十五六岁，人看上去很和善，其实十分精明。

　　这天下午，一个清兵弁目到店里来，掏出五个五十两的银锞子往台上一摆道：“给我换点英镑用用。”

　　英镑并不能随意换，店里的伙计赔着笑脸道：“军爷，要换英镑，非等大班回来才行，小的做不了主。”

　　弁目不耐烦道：“多大点事，还非要你们大班。去，找个说了算的过来和我说。”

　　“怎么回事？”这时，石川听到说话声到前堂来了。

　　小伙计回应道：“这位军爷要换英镑。”

　　弁目又道：“我要换点英镑用用，还非要等大班回来，你们这哪像做生意的？为难人不是？”

　　石川解释道：“这是店里的规矩，其他洋行也都是如此，想来军爷一定清楚。不知您要换英镑何用？”

　　“我们统领要用，我哪里晓得要干啥，只让我把这件差使干好。这屁大的事我都办不成，回去怎么交差。”弁目有些着急。

　　石川想了想吩咐小伙计道：“你只管给军爷换好了，等大班回来我来解释。”

　　小伙计换算的工夫，石川向弁目打听军营的情况。

　　弁目有些奇怪，反问道：“你对军营怎么这样热心？”

　　石川笑着解释：“我打小就想长大了当兵拿饷，可我爹不同意，嫌我身子单薄，非要我学生意。军爷如果方便，啥时候带我到你们护卫营瞧瞧，让我也开开眼。”

　　“带你进去不可能，你要想听营伍上的事，我满肚子都是。你请我喝茶，我给你讲三天三夜。”

　　石川高兴道：“那太好了，我今天没空，咱们君子约定，后天我请你吃饭。”

　　“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

　　“大哥是玩笑，我可是当真。我就盼着有个军营里的朋友，后天我请大哥吃酒，好好请教一下军营里的故事。”

　　弁目听说有酒喝，心里高兴，便道：“后天不行，我要上值。这样吧，我们定准四天后见。”

　　两人互相报了名号，弁目叫王开甲，是天津护卫营哨长的跟班。四天后两人如约相见，石川把王开甲带到一家日本酒店。王开甲是第一次吃日本菜，喝日本清酒，兴致很高。尤其是低头弯腰的日本女招待更是让他大开眼界，一双眼睛不舍得躲开片刻。

　　石川见状便笑道：“大哥喜欢外国女人？过会儿我带大哥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一听有更好玩的地方，王开甲酒兴就减了，道：“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去你说的好地方。”

　　石川把王开甲领到工部局西南小巷的日本妓馆，告诉他慢慢玩乐，石川自己则在外面喝茶。足足一个时辰，王开甲才满脸笑意一身慵懒走出来。石川连忙迎上去问道：“大哥玩得高兴吧？”

　　“高兴，高兴极了，那滋味，别提了。”王开甲拍拍石川的肩膀说，“无功不受禄，你对哥好，哥心里有数。说吧，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尽管开口。”

　　“我说过了，只想交个军营的朋友。”石川把王开甲领到角落的榻榻米上坐下，“大哥也是热心人，我也不客气，但绝对不会给大哥出难题。我将来打算倒腾点儿军火，多少赚点外快。”

　　王开甲有些为难道：“这可就难了，兄弟还真帮不上忙。我们的军械都是由军械局统一供应，那不是一般的买卖，我这种人根本挨不上边。”

　　石川笑道：“大哥领会错了，我哪有那本事去和军械局争生意。我的意思是，小打小闹地弄点，手头活泛点就行了。比如军营里有没有报废的洋枪替换下来了，作价卖给我，我再倒腾给老家的土财主，他们拿来看家护院。”

　　“哦，是这个意思。”王开甲明白了，“比如有当兵的开小差了，顺带着拿一支洋枪出来，你也可以收了去。”

　　“这个当然好得很，但犯忌讳的事咱不做，只图大家都有好处，不能给大哥惹麻烦。总之我的原则，做朋友第一位，赚点外快是第二位，而且有钱大家赚，我不吃独食。”

　　王开甲拍了拍石川的肩膀道：“你这个人有意思，我可以给你引见个人，将来他必能帮到你。”

　　“哦，大哥的这位朋友也在军营里？”石川眼睛放光。

　　“不，他不在军营里，但与军营关系极大。”王开甲贴近石川的耳朵说，“我这个朋友在军械局当书办，虽然办不了大事，但消息灵通得很。”

　　“那太好了，大哥随便什么时候方便，把你这位朋友约出来，我做个小东，大家认识一下如何？”石川非常高兴。

　　“好说，他也好这一口，”王开甲眨了眨眼，朝周围瞄了一圈，“那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保准咱们做得成朋友，闹不巧，来个桃园三结义！”

　　石川闻言，立即顺水推舟道：“那我以茶代酒，先敬大哥！”

　　端午节这天，有人到松昌洋行来告诉石川一个地址，说有重要人物要见他。

　　晚上，石川如约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酒店。进门后，榻榻米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眉毛浓重，目光如炬，留着浓密的八字须。他欣赏地打量着石川，面露微笑。站在中年人身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留短须的，石川认识，是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少佐。

　　“将军，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通石川伍一。”神尾光臣指着石川向中年人介绍，又对石川伍一说，“这位就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川上将军。”

　　石川伍一深鞠一躬道：“今天终于见到将军，真是三生有幸。”

　　川上操六感叹道：“真是年轻有为啊！听说你十八岁就到中国来了，那时候我随大山岩陆军卿赴欧美考察军制，虽天各一方，但都在为大日本的崛起而奔波。后来我又赴德国留学，所以一直未曾见过你本人。我看过你们编写的《中国通商综览》，还有你亲自绘制的四川地图，非常精致！特别是那些分区图，信息量非常大，有些村庄的水井都标注了出来，这非常必要，你的作图技术已经在整个谍报系统推广。”

　　石川伍一，1866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县，青少年时期就致力于学习中文，十八岁到中国继续学习中文并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到汉口乐善堂药店——在华日本间谍聚集的大本营，参加了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间谍活动，上百名谍报人员周游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省，调查山川土地、人口分布、民生贫富、风俗人情、军营位置、粮秣运输等情况，编成了《中国通商综览》两个分册，长达两千三百多页。石川伍一还率领一个谍报小组，对四川盆地进行调研，最远甚至到达了西藏东部。调查结束后，他提交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精心绘制的四川地区精密地图，令参谋本部刮目相看。去年以来，石川伍一租了一条中国帆船，由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小平岛等，并查看了旅顺炮台，回程又途经大沽山以及朝鲜的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处，经由威海卫返回烟台。

　　石川五一汇报道：“朝鲜西海岸、胶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我所经过的海面和海口，每一百海里，都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地理水文数据。详细的报告我已经完成，正准备交给参谋本部。”

　　“石川君的业务能力在业界是首屈一指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报告。”川上操六话题一转，“作为一个谍报人员，不仅要提供具体的情报，更可贵的是对大势能有精准、独到的判断。假如，我是说假如，中日两国开战，你认为帝国有几成胜算。”

　　“帝国必胜。”石川伍一不假思索。

　　“哦，你这样认为？何以见得？”川上操六有些怀疑的语气。

　　“我只说一条理由，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只是官场腐败，而是全民腐败。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九千万两银子外加五百多万石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我调查推算，实际税赋应当是岁入额的四倍，如此大额的赋税一钱不入国库，去了哪里？都入了各级官吏的私囊。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近年来尤其为烈，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而中国百姓也认为，办事送钱、打官司要送钱都是天经地义。”

　　川上操六还是有些不信：“这只是你的一家之言。其实列国中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不难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而且十几年来中国也的确发生了许多变革。”

　　“观察一个国家和观察人一样，应当洞察其心腹，而不仅仅看到表面。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不过如同一间老屋废厦加以粉饰而已，经不起大风大浪。中国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民众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国家的元气丧失消亡，这比国策的失误还要可怕，国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是真正病入膏肓了。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中国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百姓还会为这样的国家去奉献吗？将领们则争相克扣军饷，士兵们还会为国献身吗？”

　　神尾光臣也在一旁反驳道：“石川君，你不觉得把看不见的‘人心’说得作用太绝对吗？你的观点倒有些像中国的清流。你不要忘了，中国有定远、镇远这样的巨舰，他们的陆军也准备了先进的洋枪洋炮。”

　　石川伍一笑道：“大刀长矛与洋枪洋炮较量，当然‘人心’的作用微乎其微，可是当双方的武器差不多的时候，‘人心’便成为决定性的作用。说到中国的北洋巨舰，我还有话说。中国两年前就决定北洋停购舰炮军械，原因是没有银子，而专为太后六十大寿所扩建的颐和园工程，每年都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专掌皇家用度的内务府，咸丰年间每年所费大约四五十万两，而如今每年大约四五百万两，是从前的十倍多。中国不知排解地方之紊乱，不能消除民庶之怨薮，更不知施加仁惠休养民力，依我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与其到时列国都来瓜分，不如我们趁早全力踹上一脚，把这个泥足巨人踩在脚下，帝国将因之雄居东方，无人再敢小瞧。”

　　这几乎是狂妄的梦呓，但川上操六却为石川伍一鼓起掌来：“我完全赞同石川君的判断。我这次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以及中国的旅顺、烟台，我也确信中国战则必败。我安排人正在起草《征清大计划》，如今与中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只需一个恰当的时机！当然，战争有许多的意外，因此在准备上不能有丝毫懈怠。谍报工作非常重要，一个优秀的谍报人员可以抵一个甚至两个旅团！石川君，打起百倍精神，为帝国的全胜而努力啊！”

　　石川伍一挺直腰板头一低道：“谨记将军的教诲。最近，我有新的收获，我在北洋军械局抓到了一条鱼，此人贪财好色，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只要有银子，就能得到想要的情报。”

　　川上操六叮嘱道：“这条鱼的确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军械的调拨知道清军的动向。不过，这条线不要急，更不要暴露，到时候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只是要把此人抓在手上，所费有些吃不消。”石川伍一也顺带提了一下眼前的困难。

　　川上操六承诺道：“经费的事，我回国后就想办法。不仅你这里，北京、上海、汉口、威海、烟台、大连、旅顺等地都一样，我会想办法为诸位增拨经费。”

　　第二天，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带着外交照会来到直隶总督署面见李鸿章，告知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将军已经到达天津，希望拜会李中堂，并希望参观设在天津的武备学堂和军械制造厂。

　　“你回去转告川上将军，就说明天我宴请他。申时我将派人去接，具体参观哪些地方，届时会告知将军。”李鸿章亲自接见了神尾光臣。

　　下午，李鸿章召集直隶布政使兼北洋水陆营务处总办周馥和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等人商议如何接待川上操六。宴会不费周折，无非隆重、热情，但请他参观哪些地方却颇费脑筋。武备学堂、军械制造局等都涉军事机密，该不该让川上参观？允许参观，便有泄密的可能；若拒绝，就有些失礼，因为两年前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不但参观了日本的军舰、学校、海军医院甚至正在建设的军港也请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和六舰管带共同参观。最后李鸿章拿定主意，让川上操六参观，而且比他所要求的地方还要多：“武务学堂、天津机器局、北塘炮台都让他参观，而且还要让他检阅炮兵、步兵操练。当初丁禹亭在日本受到举国欢迎，我们对川上当然也要尽到地主之谊，来而无往非礼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参谋本部长向来由亲王挂名，川上虽然是参谋次长，但实际是参谋本部的主持者。他的态度对日本战和决策影响很大，应当让他看到我大清军备的充实和水陆各军的战斗力，让他打消开战的念头。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

　　接下来的几天，李鸿章把川上待为上宾，毫不戒备，全程陪同他参观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步兵操练，参观天津机器局和海防要塞北塘炮台。川上操六一路惊叹、赞赏，一再表示大清不愧是亚洲雄主，军备之盛无人可及。李鸿章很得意，觉得这番安排非常值得，与丁汝昌率舰队访日有异曲同工之妙，川上操六已被北洋的气势所震慑，谅他不敢轻举妄动。

　　参观完后，川上操六又提出要游览一下天津的山水，希望提供方便，李鸿章一概照准。接下来几天，川上操六在神尾光臣和地方官员的陪同下，遍游天津周边。每天晚上，他都撰写考察笔记。这天他写道：与神尾少佐视察天津城外围堤之南、西、北三面，周长四日里，高二间或二间半，厚二间或一间半。西面开阔，利于进攻，北面多水洼，不利于进攻……

　　在天津完成考察任务后，川上操六南下上海，参加日清贸易研究所举办的间谍培训班第一批学生的毕业典礼。他对九十六名毕业生说道：“日中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希望诸君暗查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结束了三个月的“考察”回到国内，川上操六立即去拜访老上级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山县有朋下级武士出身，在倒幕维新中他站在维新派一边，率军作战，屡立战功。明治政府成立后，他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大辅、陆军卿、参军，成为军界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他一手创建了陆军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摆脱了政府对军方的干预。1890年他出任日本首相，立即在他的《外交政略论》中提出守卫主权线，扩展利益线的主张。所谓主权线，就是日本本土，所谓利益线，就是同日本本土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首先是朝鲜，其次则是中国。他信奉的是“强兵富国”策略，认为日本这样的岛国只有通过军事上取胜，像西方列强一样取得殖民地，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因此，他极力主张占据朝鲜，并与中国决战。

　　川上操六详细向山县有朋报告了他的中国、朝鲜之行，最后说道：“经过此番考察，我确信中日如果开战，帝国必胜无疑，我们应当做好战争准备，只等时机一到，便可乘势而起。”

　　山县有朋赞道：“你我真是不谋而合，我正在起草《军备意见书》，建议海陆军必须做好准备，以应付突发事件。如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川上操六和山县有朋等待的时机很快便到来了：朝鲜发生大规模的起义。

　　起义最先发生在全罗道古阜郡。此地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当地有一种叫作“洑”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农民从洑中引水浇地，需要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维修和养护，并不上缴国库。

　　新上任的郡守赵秉甲从中发现了发财的门路，他不但增加水税，还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百姓不服，找他论理，他闭门不见。百姓向全罗道观察使申述，观察使早就收受了赵秉甲的贿赂，便把上诉的百姓抓了起来。百姓走投无路，于是找东学党首领商量办法。

　　朝鲜的东学党已经创立了三十余年。朝鲜开国后，与中国情形相似，天主教教堂几乎遍布朝鲜城乡。一个不得志的士子创立了号称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学”信仰，号召反对洋教，救百姓于水火，但被朝鲜政府视为邪教而大加镇压，创始人也被斩首。东学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星星之火，从未熄灭。去年他们汇集各地党徒数千人齐聚朝鲜都城汉城，要求为东学党创始人平反，承认东学党的合法地位。朝廷见东学党势大，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也没有强硬镇压，而是劝说他们解散回乡，东学党因此名声大噪。

　　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党首领叫全琫准，出身书香门第，可惜到他这一代时已经家道中落，一家六口人只有三亩地，生活相当贫困。每当冬春青黄不接，他就要离家游历，其实与乞讨差不多。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发现到处都一样，外国人横行，朝鲜人贫穷，他认为只有起义一途，百姓才有活路，国家才有希望。

　　百姓找全琫准评理，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分析上次不能成事的教训，是因为当时所求只是为东学党平反，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因此不能得到广泛支持。这次如果想成事，那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百姓参加。当时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统治者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宫廷长夜之宴无日不有，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再加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使国库空虚，赤字猛增。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者更贫，富者鲜耻，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进入朝鲜的外国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以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又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纺织品、煤炭等，导致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农民和靠手工作坊谋生者生计更加艰难。

　　全琫准了解百姓的心思，提出了“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不杀人，不伤物”四大纲领，用来号召百姓。至于起义的时间，则推迟到年后正月里，一则需要时间准备，二则百姓过完年，又无农活，参加的人会多一些。

　　光绪二十年（1894年）按中国历法是甲午年，这年的正月初十，古阜郡上千百姓在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蜂拥向衙门冲去。郡守赵秉甲闻讯，在几个亲信的护持下从后门逃走。全琫准带领起事的百姓占领郡衙，杀掉来不及逃走的贪官污吏，把地契、奴婢卖身契一摞摞抱到院子时，一把火烧光，然后又打开牢门，释放狱中数百名囚犯，打开粮仓，把库存大米全部分给百姓。

　　衙门外并摆下几张桌子，全琫准跳上桌案大声道：“如今贪官当道，洋夷横行，凡此种种，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我等百姓于死地？我辈举义至此，非他故。所希望者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我等须团结一心，杀奔全州，杀向京都。”

　　随后，又宣布军纪十条，不准吸鸦片，不得**妇女，不得损坏农田，不得夺民财物，不得滥杀人命，违者严惩不贷。起义军一面向全罗道首府全州进军，一面发展队伍，沿途百姓纷纷参加，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且是李氏王朝发祥地，供奉有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朝鲜国王李熙立即派出招讨使，带京兵八百携洋枪洋炮前去征剿，不料还未到全州，士兵已经逃走过半。很快全州城被起义军占领，官军以洋炮轰城，无奈义军坚守不降，而且附近东学党纷纷响应，眼看要燃遍全境。

　　日本参谋本部在朝鲜派遣了大批间谍，东学党举义的情况不断传回。川上操六认为这是出兵的大好机会，一面命令间谍向义军中渗透，一面去请山县有朋去见首相伊藤博文，请政府以保护侨民和使馆的名义，派兵入朝。

　　“兵肯定要派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如果我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出兵，那么列国都可以这样的理由出兵，那时候朝鲜局势必然涉及多国，实在不甚高明。”伊藤博文行事十分谨慎。如果多国在朝鲜起纷争，日本便疲于应付，要想占主动便比较难。

　　山县有朋脾气急，问道：“那请首相说，怎样才算得上高明？”

　　“最高明的办法，就是把朝鲜之争控制在中日两国之间，避免引起第三国纠纷，尤其是不能让俄国参与进来。”伊藤博文知道俄罗斯对朝鲜早已虎视眈眈，如果他们参与进来，日本便难以应付，“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就是说，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同等的派兵权，如果中国向朝鲜派兵，我国再派，便是师出有名，我国所争，便只是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便好解释。”

　　川上操六还是有些着急：“李鸿章是只老狐狸，如果他不向朝鲜派兵，我们难道就白白错过这次机会？”

　　“当然不会。朝鲜肯定要向中国请兵，就是李鸿章不同意派兵，中国朝廷中那些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臣们，也会逼着他非派不可。李鸿章所担心，不过是我国也会借机出兵，我们不妨给他吃颗定心丸，让他确信日本绝对不会出兵，帮他下这个派兵的决心。”伊藤博文自信地说道。

　　闻言，川上操六又道：“兵贵神速，派兵的决心必须尽早下定，而且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派兵入朝。我建议立即上奏天皇，请天皇早下开战的决断。”

　　根据宪法，开战、媾和、军事统帅大权集于天皇手中，出兵朝鲜这样的大事，必须奏请天皇裁准。山县有朋也是此意。

　　伊藤博文有自己的想法：“那也要等内阁商议后，我再奏请天皇。”

　　闻言，山县有朋催促道：“不，首相应当先奏请天皇，避免内阁议而不决。首相的作用不仅仅是奏请，而是要让天皇有充足的信心做出决断。”

　　“那就必须好好做一番准备，先要说服我自己，才能去说服天皇。”

　　山县有朋一锤定音：“我和川上今天就帮首相做准备。”

　　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将奏折递进皇宫。第二天一早，他被天皇召见。一见面明治天皇就有些担心地问道：“朕看了你的奏折，现在与中国开战，是否为时尚早？恐怕陆海军都没有做好准备吧。”

　　“现在时机最好，朝鲜内乱是个最好的借口。陆海军都已经做好准备，只等陛下的敕令。中日一战，时不我待。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且俄罗斯和中国都在修筑通往朝鲜的铁路。尤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筑成，不但可以控制太平洋上的国际贸易，而且能摆脱英国制海权的控制，从前他的军队经欧洲乘轮船到中国东方，大约需要四十多天，如果改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则最多只需要十四五天。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朝鲜多事之秋；朝鲜多事之秋，即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时。这不仅要冲击我们的利益线，而且将直接威胁帝国的主权线！因此经略朝鲜，非善用此机不可。”

　　明治天皇仍然有顾虑：“中国毕竟是东方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国土面积则有我国十几倍，而且他们的洋务运动成效可观。”

　　伊藤博文解释道：“国大不一定国强，就如同肥胖不等于强壮。中国与我之战，犹如大力士与柔术手格斗，中国拥有四万万人口，力量胜于我国，但柔术高手可以四两拨千斤，轻松击倒大力士。”

　　“爱卿的比喻虽然形象，但与中国这个巨人作战，我们所倚仗的柔术又是什么？毕竟我国兵源不及中国广，战舰不比中国强。”

　　伊藤博文一一分析道：“我国所倚仗，第一就是皇国上下，万众一心。只要陛下发布敕令，无论陆海军，无论士兵平民，都将万众一心，共图国计。而中国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年轻的皇上和太后不能一心，清流派和洋务派不能协调，而南北洋大臣又各分畛域，中国看似强大，其实一盘散沙。

　　“第二是我主动取攻势，彼被动取守势。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便确定了‘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效法世界强国，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还要扩张利益线。而中国则只求自保，观察中国近五十余年来的战争，每次都标榜‘衅不自我开’‘不开第一枪’，美其名曰‘外敦和睦’，看似遵守国际公法，其实是懦弱而已。李鸿章的军事策略，曰猛虎在山，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北洋海军，只为守口，从未打算争雄海上，他常说列国争雄，终归于和。战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帝国必能硬紧牙关坚持到底，而中国则会妥协求和，将帅丧失信心，士兵失去士气，未战先败也不鲜见。

　　“第三是皇军忠勇，清军懦弱。陛下的《军人敕语》，我陆海军将士都铭记于心，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五项武士道精神已经融入军魂，人人皆是忠勇敢死之士。而中国朝廷只派文官担任军队统帅，文弱之风已成。这些文官平时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军中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向称精锐的北洋淮军，任人唯亲，任人唯钱，贿赂成风，克扣成习，此种将校、军队又有何惧？中国人总喜欢标榜自己勇敢，把牺牲、献身挂在嘴上，写在文章中，而当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却总把这副责任推给别人，觉得中国人多得是，不缺我一个。中国的军队不过是一群羊，无论个头再大，也就是看起来吓人，面对凶猛的狼时，哪怕只有一只，他们也会集体发抖、两股战栗，只会发出咩咩的哀鸣。”

　　明治天皇笑道：“爱卿好口才，我都被你鼓动得热血沸腾。可战争毕竟不是儿戏，如果万一战败，帝国如何能够承受得起？”

　　“帝国必胜无疑。万一战局于我不利，只要我巧使外交手段，帝国仍然可以败中取胜，因为中国一定会比我们更急于求和。比如当年谋略台湾，帝国战争、外交两手并用，不但迫使中国赔款，而且还为最终获取琉球暗奠基础。因此，战端一开，不论胜负，帝国都会是获利者。”

　　随后，君臣就双方陆海军的实力又进行了一番分析，伊藤博文道：“北洋海军看似强大，其实已不足惧，成军五年来，再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而帝国海军近年来奋起直追，无论舰只数量还是总吨位，已经完全超过北洋海军。我军战舰多是新添，航速比中国舰队要快，尤其是新购的吉野等巡洋舰，不但航速一流，所配速射炮更是清军所无。李鸿章曾经打算从智利海军购买一艘可与吉野争雄的快速巡洋舰，但因为中国皇帝下谕停购舰炮军械而作罢。今年初，他又曾经向朝廷要求为北洋舰队增添速射炮，可是他们的皇帝又未批准。因此，帝国海军虽然不敢说强于北洋海军，但战斗力已与北洋不相上下。”

　　明治天皇有些奇怪地问道：“要论财力，中国远远强于我国，为什么他们连更换速射炮的银子也没有？”

　　伊藤博文摇头道：“这不是银子的问题，是国家战略问题，是中国朝廷胸无大志，没有眼光，自满自足造成的。就是银子再多，他们也只会用在颐和园或者其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从前醇亲王在的时候，中国还有与我争胜的雄心，而如今最显贵的庆郡王只知贪财纳贿，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末流小吏，无不宴饮观剧成风，他们往往从下午三时就在酒桌上坐下，要一直醉饮至夜深。就是以清廉自守标榜的翁同龢，有时一天要赴宴两场。陛下请想，中国风气败坏如此，完全是末世景象，能有取胜的可能吗？”

　　“爱卿曾经说中国是一头贪睡的猪，看来的确如此啊！”

　　伊藤博文雄心万丈地说道：“中国如此不争气，大好河山不知珍惜，我们不但要取朝鲜，还要取台湾、取满洲、取山东，那时候，帝国就真正布国威于四方。”

　　“朕意已决，具体如何派兵，爱卿与内阁去决议。朕还是要提醒爱卿，与中国开战无异于拿国运相赌，卿等宜切实筹划，不负朕望，不负国民所托。”

　　伊藤博文此刻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陆军和海军军令不统一的问题，战前必须设法解决。”

　　日本陆海军互不服气由来已久，倒幕维新战争中，天皇主要依赖的就是陆军，因此陆军一直压海军一头。后来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长由亲王出任，并担任天皇的幕僚长，这无形中又使陆军地位更高。海军自然不甘心，后来成立海军参谋部，为了区别于陆军，更名为海军军令部。近年来海军发展迅速，陆海军难以协同的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日本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由陆海军要员组成大本营，作为天皇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由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机密事项，负责拟定帝国全军的重大作战计划。这个制度初步解决了陆海军军令统一问题，但因为大本营完全由武官组成，伊藤博文等文职要员不能参与其事，这就带来军政不能统一、外交与军事不能协调的问题，无疑会对战局、政局都带不利影响。

　　明治天皇劝慰道：“爱卿少安毋躁，总会有办法解决。”

　　第三天，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派兵赴朝。同日战时大本营正式成立，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而身为文职的首相伊藤博文和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也奉特诏参与大本营的决策。

　　万事俱备，只等中国向朝鲜派兵。

　　其实，就朝鲜而言，是否向清廷借兵，也是件颇伤脑筋的事情。当时朝鲜宫廷是剿是抚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大臣认为起义者大部分是良民，被地方官逼迫无奈才造反，请外国军队前来镇压怕有失民心；更有大臣向国王进言道：“中国军队如果进驻朝鲜，日本亦势必出兵，故请求中国援助，是非常危险的办法。”

　　然而朝廷剿抚的办法都用尽了，起义的百姓反而越来越多，李熙走投无路，只好派兵曹判书闵泳骏深夜造访袁世凯，正式提交请求中国派兵平乱的文书：

　　案照鄙邦全罗道所属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败挫，失去炮械多件。似此老顽久扰，殊为可虑。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勘定。慈拟援案请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鄙邦各兵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

　　袁世凯在朝鲜一直设法加强宗主国的地位，此时派兵帮朝鲜平定内乱，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而且他有今天的地位，全是靠两次带兵平乱，如果这次北洋再让他平乱，必将又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因此，他对闵泳骏道：“如果朝廷派兵前来，让我来策划，只用十天时间，定能讨平乱贼。”

　　闵泳骏连连点头，恭维道：“我国王盼天朝大军如望云霓，只等天朝大军一到，袁大人运筹帷幄，鄙邦安定有望。”

　　袁世凯对此也颇为自信，从前两次平乱，都是三下五除二相当麻利，基本一天内解决。如今，对即将到来的平乱行动他都有几分期待了。他立即给李鸿章拍电报，建议派兵入朝：

　　朝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各国官员均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请求凯速调兵船，以防意外。此自然属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舰运兵来仁（川）。

　　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电报，召集幕僚们商议，意见无法统一。周馥、盛宣怀、李经方等人主张应该立即派兵。周馥认为大清是朝鲜的宗主国，派兵理所当然，不必去管日本人。这些年日本得寸进尺，是因为大清太软弱的缘故，大清应当借此时机向日本表明坚定的立场。盛宣怀希望派兵入朝，一方面受周馥的影响，一方面则是从经济上考虑得多些。他认为大清的对朝政策是图了面子，丢了里子，经济上的利益都让日本占去了。借此派兵入朝的机会，改变一下中日朝的格局，以便在经济上有所作为，把电报、铁路、煤矿诸业向朝鲜延伸。而李经方支持派兵，则有一番不小的野心在里面。他出使日本近三年，后来朝廷派汪凤藻出使日本后，他重新回到李鸿章幕府，继续当外交助手，他如何能够心甘？如今有出兵朝鲜的机会，他很希望效法李鸿章当年带兵入沪，在军功上有所建树，也让人瞧瞧，他绝不是只会耍嘴皮子功夫。

　　反对出兵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张佩纶极力反对派兵赴朝。他是在战事上栽过大跟头的人，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能避免则尽量避之。李鸿章一时下不了决定，张佩纶又出主意道：“拖一拖，也许朝鲜的乱民会自行解散，因为马上就要农忙，地里的庄稼总要先收了再说。”

　　李鸿章觉得有道理，电示袁世凯少安毋躁，留意日本人有无出兵的计划，同时又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注意观察日本，看有无出兵朝鲜的可能。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报时，日本驻朝鲜使馆译员郑永邦正好前来拜访，一见面就道：“你看土匪闹得这么厉害，商务大受影响，真是让人担心。朝鲜人自己肯定解决不了，时间拖得越长越难解决，贵国为什么不快一点帮着朝鲜平定叛乱呢？”

　　“朝鲜的确有这样的请求，不过，我国暂无出兵打算，还是希望朝鲜能够自己解决。”袁世凯也想趁机探听日本人的态度，因此问他，“如果我国出兵的话，根据约定，应当照会贵国，这个照会应当由何处知照呢？”

　　郑永邦很随意地答道：“由总署知照我国驻华使馆，或者北洋知照我国天津领事馆都可，我国必无他意。”

　　“贵国有无出兵的计划呢？”袁世凯又问。

　　郑永邦回道：“朝鲜有乱，向来是贵国出兵帮助，我国从来无此义务。而且出兵这样的事情需要国会讨论，国会不批准，连军费也无处筹措。”

　　到了下午，日本驻朝鲜临时公使杉村濬来见袁世凯。两人私交很好，说话更随意。杉村濬问道：“有传闻说匪徒有可能到汉城来，实在让人担心。听说朝鲜已经向贵国请援，贵国为何不尽快答应？”

　　“我想应该会答应的。”

　　“那就好。最近人心惶惶，商业停顿。我国商人又多从事大米、棉花等收购生意，全罗道一乱，所受损失最大，商人都来使馆诉苦，打听中国为什么还不出兵。”杉村濬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替别人问一样。

　　两个老朋友交谈达三小时之久，告辞时，杉村濬再次“真诚”地告诉袁世凯，无论中国是否出兵，日本都不会派兵入朝。袁世凯确信无疑了，立即给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杉村与世凯是老朋友，察其语意，重在商民，并无他意。”

　　李鸿章不但从袁世凯的电报中了解到日本不太可能出兵，驻日公使王凤藻的电报也说日本内阁与议会不和，恐无力他顾。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直接前来拜访李鸿章，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至此，李鸿章确信日本不会出兵，于是电令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名，乘坐轮船招商局轮船赴牙山驻扎。同时电令驻日公使王凤藻照会日本，中国已经向朝鲜派兵。

　　驻日公使馆的密电码已经被破译，日本不但得知中国已经出兵的消息，而且照会的全文也提前译出。伊藤博文连夜召集内阁会议，并邀请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参加。川上操六和外相陆奥宗光等人都认为，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都被袁世凯平定，日本两次失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兵力上不占优势，而且没有把握先机。因此这次出兵朝鲜，一定要从人数上超过清军，仁川和汉城是朝鲜的要地，必须以重兵据之，以把握先机。会议决定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即由四百名海军陆战队护送，乘坐“八重山”号巡洋舰回汉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七千五百人分批入朝，外相陆奥宗光奉命连夜起草日本出兵照会。

　　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四（1894年6月7日），驻日公使王凤藻照会日本，大清应属国朝鲜之请，已经派兵入朝。

　　同日下午，日本复照王凤藻，为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日本已经决定派兵赴朝，而且对中国称朝鲜为属国提出抗议，说中国出兵朝鲜，虽称系保护属邦，然帝国从未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

　　李鸿章也接到了照会，他非常生气，责问荒川次巳不是说过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吗？如今为何又派兵入朝？

　　面对李鸿章的愤怒，荒川平静地回答道：“那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本国的立场应以照会为准。我国在朝鲜商民为数众多，派兵入朝并无他意，的确只是为保护使署、领馆和商民的安全，请中堂不必多疑。”

　　李鸿章也只好压下火气，好言相劝道：“我国出兵，是为了对付东学匪党，所以不会进驻汉城、仁川等要地，而是驻扎牙山，完全是为了方便平定乱党。汉城、仁川局势稳定，希望贵国不必担心而出兵。如果已经出兵的话，希望不要太多，也不要进驻汉城、仁川，以免朝鲜朝廷惊疑。再说，万一中日两国士兵相遇，言语不通，再发生什么纠纷就不好了。”

　　“中堂多虑了。此次我国出兵朝鲜，系根据相关条约之权力，关于出兵事件除已按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至于军队之多少及进退动止，我政府之行动毫无受中国掣肘之理。至于中堂担心言语不通，军律互异，恐有意外之事纯属多虑，我国军队军律森严，决无随意发生冲突之虞，希望贵国训令军队勿生事端，予以注意。”

　　荒川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教训李鸿章。李鸿章气得脸色铁青，又不好发作。等荒川走了，他气得大骂：“日本人就是典型的狡诈小人！我竟然相信他们不出兵的鬼话！”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到达汉城日本使馆，立即在使馆门外构筑工事，并将四门野战炮架在院子里。接下来的几天，日本驻朝公使馆几乎天天都收到军队出发赴朝的电报——

　　6月10日，东京电告：步兵一大队、工兵一小队，从宇品出发；

　　11日，东京电告：熊本丸、木津川丸、近江丸等舰载陆军若干人从宇品出发，大鸟旅团长也在其中；

　　12日，东京又电告：山城丸、仙台丸载剩余的兵士若干从宇品出发……

　　当日本大军陆续登陆朝鲜的时候，引发中日两国出兵的东学党起义军却与朝鲜政府讲和了。听说宗主国的大军已经在牙山驻扎，起义军已经没了斗志，纷纷逃离全州回家。朝鲜政府趁机招抚，完全接受了义军提出的十余项要求，6月12日，义军全部撤出了全州。“匪”乱已平，朝鲜国王立即派大臣向袁世凯和大鸟圭介通报情况，请撤兵回国。

　　李鸿章得到朝鲜内乱已平的消息，非常高兴地对周馥道：“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日本人再狡猾，如今出兵的借口没有了，我看他只有乖乖地退兵回国了。兰溪，你给袁慰亭发个电报，让他去与大鸟圭介谈，两国相约撤兵。让他派人去牙山转告叶提督，准备打点行装回国。”

　　“中堂，要撤兵也要日本人先撤，我们是应朝鲜之请出兵，他日本凭什么？师出无名嘛！至少也要同时撤。”周馥对李鸿章的话有些不满。

　　“我们先撤便占据主动，看日本人还有脸在朝鲜待下去？到时候他不撤兵，列国公使也不答应。”

　　日本屯兵汉城，各国公使都感不安，如今朝鲜内乱已平，袁世凯又放出风来说，已经派人去牙山通知清军准备撤回国内，所以各国公使都去日本使馆，打听何时撤兵。面对各国询问，大鸟圭介也觉得军队再入汉城的确理屈词穷，所以他给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发报，大量的士兵登陆反而招致外交上的困难，因此建议尚未登陆的士兵停止登陆，已登陆的士兵除留下适量保卫使馆外，其余的请暂时回国。

　　陆奥宗光接到大鸟圭介的电报，决定暂时不让首相伊藤博文看到，因为伊藤博文对中国仍然有所顾虑，如果他准了大鸟圭介所请，岂不前功尽弃？

　　陆奥宗光与伊藤博文称得上患难之交，对伊藤知之甚深。他八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参与政变失败，家境一落千丈，十四岁的时候远离家乡，奔赴江户求学，得以结识了当时日本的年轻志士——伊藤博文、木户孝允等人。明治维新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他走上从政之路，后来又赴欧美考察。但陆奥宗光重步父亲后尘，因为对明治初年实权人物排除异己不满，参与了西乡隆盛的叛乱，被判入狱五年。后来，监狱发生大火，差点把陆奥宗光烧死。出狱的时候，陆奥宗光年近四十，而一无所成，十分迷茫，伊藤博文劝他说，你还是去欧洲留学吧。出国后陆奥宗光发疯似的学习，研究西方宪政，钻研外交知识。等他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工作，不久主持与墨西哥签订了日本外交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令朝野刮目，因此伊藤博文组阁时请他出任极为重要的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两番出国，对西方列强的外交之道十分赞赏，强硬而果敢，与老谋深算的伊藤博文堪为最佳搭档。

　　陆奥宗光发电指示大鸟圭介，如果袁世凯与他约定退兵，尽管答应他好了，但中国要撤就撤，日本绝不撤兵，不妨先派人去调查全州的造反情况，以此为借口拖延，至于更合适的理由，外务省很快就会有训令。

　　话虽如此，但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陆奥实在没有底，于是他去找川上操六商议。

　　“绝对不能撤回，好不容易得到出兵机会，如何能够撤回？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已入汉城的兵不但不能撤，尚未登岸的要按计划登岸，并占据仁川、汉城的军事要地。”川上操六也不同意撤兵，而且还认为要按计划进行。

　　陆奥宗光问道：“如果外交上陷入被动，军方有没有决战的决心？”

　　“这还用说吗？战争的事情到时候大本营负责，战争的借口，你这外交大臣自然要负责。你不但要找理由不撤兵，而且要设法与中国决裂。”

　　陆奥宗光想了想说道：“那我们提出的理由，一要能为我们不撤兵找到借口，二要中国肯定不会答应，他们不答应，我们便容易把局势弄到决裂。”

　　于是两人冥思苦想，为驻兵寻找借口。

　　过了一会儿，川上操六一拍桌子道：“乱民退了就算完事大吉吗？如果他们卷土重来怎么办？”

　　“对，必须设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鲜一再发生内乱，根源就是内政不修。我们可以提出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而中国自诩为朝鲜宗主国，必然不答应共同改革，那时候我们就有与之决裂的借口。”陆奥宗光深受启发，眼睛发亮。

　　川上操六也觉得此计甚妙，接下来就由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一计划。他解释了改革朝鲜内政的必要性，然后慷慨激昂道：“固执的中国朝廷不会同意这个善意的方案，但我国政府决不能因中国朝廷不同意就将此项方案投入废纸篓中。总之，无论与中国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若中国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内政之改革。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如今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

　　第二天，日本约见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谈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同时日本驻华公使小村正式照会总理衙门，驻天津领事也正式照会李鸿章。日本人的照会有三条：

　　一是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剿办；

　　二是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

　　三是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

　　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朝乱已平，何须中日军队共同剿办？朝鲜内政中国向来不问，由朝自主，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

　　直到此时，李鸿章依然没有看出日本人准备与中国开战的意图。当时袁世凯和叶志超都提议驻牙山的清军去汉城，李鸿章分别给袁世凯和叶志超发电，认为日本意在逼使朝鲜搞好善后，并无与中国开战的意思，如果牙山的清军去汉城，反而会积疑成衅，贻害大局。

　　总理衙门综合李鸿章等人的意见，电令汪凤藻就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照会日本：

　　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为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即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

　　中国拒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正是日本所期望，陆奥宗光亲自起草照会，不但不同意撤军，而且表示要自行改革朝鲜内政：

　　对于朝鲜目下的情势，中日两国，所见各异，甚为遗憾。征诸已往事迹，朝鲜半岛之所以常为朋党争斗、内讧暴动之渊薮，而屡起事变，实在由于完全缺乏其为独立国责守之要素。鉴于我国与朝鲜疆土接近，仅隔一苇之水，在贸易方面固然具有重要关系，总的来说，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利害关系，极关重大。因此，如对该国此种惨状，袖手旁观不加援助，不仅有乖睦邻友谊，且与我国自卫之道而驰。日本政府为保障朝鲜之和平安宁，毫无疑问地必须实施各种计划。是以在获得足以保证该国之安宁及政治走上轨道办法以前，深信撤退驻在该国的帝国军队并非得策。此不但符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朝鲜的善后事宜，亦不得不然。本大臣如此披沥胸襟，开诚相告，纵令贵国政府仍不能府鉴此意，帝国政府亦断不能下令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川上操六看到这个照会，拍案赞叹道：“这就是一份与中国绝交书，痛快至极！陆奥大臣的一支笔，真抵得上一个师团。”

　　陆奥宗光得意道：“改革朝鲜内政，本来就不是为了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以此促成破裂之机，变阴天使降暴雨，使中日终决高下。”

　　日本不断增兵，到了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三），驻朝日军达到万余人，其中八千余人驻汉城。

　　身处汉城的袁世凯已经看出日本的野心，他们并非要改革朝鲜内政，而是有意与中国争夺朝鲜。当年他曾经两次平定朝乱，但那时候他手里有军队，如今，清军只有两千余人，根本无法与日军较量，就是这两千余人，尚在两百里外的牙山。

　　他驻扎朝鲜十余年，朋友、耳目遍朝野，但随着日军不断增多，而清军却不见一兵一卒，朝鲜朝廷中依靠日本摆脱中国自立的议论大兴，从前倾向大清、与袁世凯交往密切的朝鲜大臣也不敢到使馆来了。而且安插进东学党中的日本间谍，鼓动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因为镇压东学党起义的过程中，袁世凯一直是朝鲜朝廷的主心骨和军师。而日本人要想控制朝鲜，非去除袁世凯的影响不可，但袁世凯是外交人员，日本人不便公开出面，便想借刀杀人。

　　使馆周围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出现，以至于袁世凯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内薪米缺乏，幕僚们纷纷请辞，最后只剩下袁世凯和副使唐绍仪两人及两个打杂的朝鲜人，文牍电报，都需要袁世凯亲自处理。

　　身陷朝鲜，危险万状，袁世凯再次请示李鸿章，要么派重兵到汉城来，要么他就撤回去了，不然束手待毙，难免受辱。

　　日军分扎汉城和仁川，已经占据地利，如果派兵过去，容易生事；如果驻扎较远，则多派兵和少派兵没有区别，于是李鸿章发电给袁世凯说：“日索三端，总署与我均力拒。彼若借兵胁朝允行，则断不可允。朝欲我先撤兵亦谬妄，原议华、日同时撤最妥。此外如有别项要求，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辩驳，勿怖勿馁。”

　　李鸿章既不添兵赴朝，又不允许撤回？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原来，他正在请俄、英两国调停，希望日本迫于英俄压力而撤兵回国。但他的这番如意算盘，在精明的日本人面前，打得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