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日本不断增兵，袁世凯急得要上房揭瓦，王凤藻也多次来电，认为日本这次气势汹汹，看来不增兵是不行了，前敌营务处的周馥也数次建议应该增兵入朝，但李鸿章却一再推脱：“兰溪，少安毋躁。”

　　李鸿章是真不愿打仗，因为他清楚这几年日本一直在增船添炮，而北洋的底子他最清楚，真打起来胜负难料。还有，再过几个月就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已经热热闹闹准备了近三年，她如何愿意在这大喜的年头动枪动炮？所以，能和则千方百计谋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战。

　　再想想，日本没有开战的理由。大清派兵是为朝鲜平乱，乱民已散，你没有理由增派那么多兵吧？再说，列国在朝鲜也都有利益，如何能任由日本把局势搞乱？大清的话不听，欧美强国的话你不能当耳旁风吧？

　　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最擅长也最为得意的是在外交上的“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护自己，因此，他最先看中的是俄国。

　　俄国与朝鲜接壤，大有野心，当然不愿坐视朝鲜落入日本之手。正好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设宴款待，席间对他说道：“日本人这次派兵这么多，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贵国与朝鲜为近邻，不能坐视不管。英国已表示他们愿意出面调停，但我对他们说，此事俄国更应当有优先权。”

　　喀希尼回应道：“俄朝近邻，当然不能任由日本妄行干预朝鲜。我立即发电回国，请政府出面调停。”

　　听了这话，李鸿章满怀希望等待。隔了一天，喀希尼派参赞来告诉李鸿章：“沙皇已电令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他们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办法。公使还让我转告中堂，如果日本人不听劝，我国将不惜用压服的办法。”

　　李鸿章很高兴，俄国要对日本用“压服”的办法，日本人能不撤兵吗？

　　陆奥宗光看了俄国驻日公使的照会，亲自去拜访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夫，说明日本不打算撤兵，只是希望中日能共同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日本和朝鲜相邻，利害相关，因此绝不可能坐视朝鲜内乱而不管，所以非得彻底改革其内政不可。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的事例比比皆是，现在如果日本撤兵，难保中国没有再次出兵朝鲜、置朝鲜自主独立于不顾的野心。因此，如果中国不答应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或者任由日本单独改革其内政，日本实难撤兵。但日本可以向贵国保证，除存有希望确立朝鲜独立和平的目标外，绝无他意，而且绝不作攻击性的挑衅。”

　　日本不给面子，令俄国有些恼火，于是沙皇下令再次照会日本应与中国同时撤兵，否则日本应自负重大责任。如果俄罗斯参与进来，局势真就麻烦了。陆奥宗光也觉得关系重大，不敢贸然拒绝，立即去见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看罢俄国的照会，沉思很久，然后语气缓慢而坚定地说道：“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按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

　　朝野都指责伊藤博文对中国太软弱，而且他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他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有些出乎陆奥宗光的意料。见状，他喜忧参半地说道：“是啊，这时候撤兵实在不甘心，只是俄国人的态度有些让人担忧。朝鲜的问题最好控制在中日之间，避免第三国参与。”

　　“那是当然。阁下对俄国的态度也不必过于担心，俄国人不愿我们独占朝鲜，他也未必愿中国在朝鲜如此强势，更不大可能为中国而与我国失和。一是把我们两国间的照会向英美等国公开，让他们知道俄国在协助中国逼迫日本，让他们去劝劝俄国人；二是对俄国人一定要客客气气，给他们足够的面子。如果俄国人还坚持强硬，我们再斟酌下一步的对策。”伊藤博文提供了对付办法。

　　陆奥宗光依计而行，而且亲自去拜访英美驻日公使，说明日本只想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让朝鲜步入文明国家的轨道。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俄国在朝鲜太过强势，因此都向俄国驻日公使提交照会，说明他们都支持改革朝鲜内政，无意协助中国逼迫日本撤兵，也希望俄国多做有利朝鲜局势稳定的事情。

　　此时，俄国驻日公使馆的一位武官向希特罗夫提出建议：“我们何必要站在中国一边与列国都失和呢？中日两国真在朝鲜开战，对俄国未必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俄国何不做渔翁？”

　　希特罗夫深以为然，当即向国内发电，说明多国公使反对俄国站在中国一边，建议不要逼迫日本太甚，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应当适可而止。

　　日本再次给俄国的照会，相当尊重客气，一再声明日本只为改革朝鲜内政，绝无侵略领土之意，等到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时，当然立即将军队撤回，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这份客客气气的照会，连陆奥宗光也承认，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不过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俄国政府的劝告。

　　对调停抱着巨大希望的李鸿章在六月初七（7月9日）终于等来了俄国的答复，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亲自到天津对李鸿章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委托喀希尼从中调停历时半个月，却得来这样的结果，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尚有第二层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巴福禄也略微有些歉意。

　　“喀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李鸿章有些气恼。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不过，中堂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中堂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总理衙门中自然也有翁同龢的人，俄国调停无果的消息翁同龢很快也知道了。最迟明天，皇上肯定要征求意见。应该如何奏对，他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因此一下朝，翁同龢立即派人分头去通知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院修撰张謇到他府中说话。

　　志锐是广州将军长善的儿子，也就是最受光绪宠爱的珍妃的堂兄。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举入仕，授编修，时年只有二十七岁。他自恃有才，性格刚傲，仕途并不得志。等堂妹入宫后，才得以简在帝心，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由詹事升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是珍瑾二妃的老师，珍妃一入宫时便曾向光绪帝推荐“文老师”。次年会试，虽然文廷式卷中将“闾阎”误为“闾面”，但光绪帝仍授意主考翁同龢擢其为榜眼。今年三月翰詹大考，光绪帝又命太监传旨拔文廷式为一等第一名，由从七品的编修连越五级超擢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

　　张謇是江苏通州（为与北京通州区别，称南通州）人，也是有名的才子，十六岁中秀才，但此后五次参加江南乡试均落第。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他曾经入吴长庆幕府，与袁世凯在朝鲜同过事，被称为吴长庆一文一武两条臂膀。吴长庆的奏疏多是张謇手笔，受到“清流”首领翁同龢的赏识。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聘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实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不过他接下来的科考又相当不顺，连续四次会试均落第。这四次落第完全是他才气太大，翁同龢太有意延揽，结果都是把别人的卷子误为张卷而加以青眼，而导致真正的张卷名落孙山。今年因慈禧六十大寿而特设恩科，张謇第五次参加会试。这次翁同龢不敢大意，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他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他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因此四十一岁的张謇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翁同龢号为帝党之首，近年来一直在为光绪帝笼络人才，不过，他所笼络的多是翰詹词臣，这与他的清流领袖身份有关，所欣赏、接触的也多是以文章著称的人物。他笼络人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向下而非向上，多从低级官员中物色。当然这也有原因，上层的官员职位已尊，且多为太后提拔，要笼络他们自然很难，而且即便光绪帝想加恩，也因为他们已居高位而难以提拔。而下层小官就不同，要提拔加恩甚至像文廷式一样连升五级也非难事。年轻而又受到皇帝的天恩，自然格外感恩图报。

　　三个人陆续赶到，也都知道所为何来，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请他国调停就是大错特错，早就应该增兵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张謇曾经随吴长庆驻扎朝鲜两年有余，在朝鲜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所以他先说话：“朝鲜是我大清属国，朝鲜有乱，向来请大清代为平定，我救属国，是仁义之举，出兵名正言顺，列国也都无异议；日本则是师出无名，朝鲜百姓视为敌寇，列国也不以为是。彼逆我顺，彼曲我直，现在日本不肯撤兵，实在毫无道理。日本向来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请列国调停也没用，早就应该增兵，也只有增兵一途，才能救目前危难。”

　　翁同龢提醒道：“李少荃的意思是尽量维持和局，担心战而不胜，反成僵局。”

　　“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历次巡阅，都说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区区一日本，大兵一到，必然一鼓**平。”文廷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

　　志锐也从旁附和道：“我以为谋求和局就是大错特错，与日本开兵见仗，我们应当求之不得。”

　　闻言，大家都拿眼睛看他，不明白何以把兵凶战危视为“求之不得”。他不得不又接着解释道：“如果一战扫平日本，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如果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便可昂首迈向强国之路，这便是于国有大利；战而胜之，建立奇功，皇上的威望便会如日中天，从此后谁还敢小看皇上，那些骑墙的大臣必定倒向皇上一边，那时朝纲独断，天地何其大也！”

　　翁同龢还是稳重一些，担心地说道：“要论打仗，我们都是纸上谈兵。你们只看到胜了如何，万一败了呢？”

　　“国人士气正旺，茶楼酒肆，无一人不言战，也无一人认为中国会败。不但国人如此，就是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现在世界除极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相信中国可以打垮日本。”文廷式信心满满。

　　“即便战局稍有挫失，责任也在北洋，未尝不是好事。”志锐突然没头脑地说了一句。

　　战事不利而未尝不是好事，是因为李鸿章事权太重，而且眼里只有太后。借此战事削弱北洋实力，甚至把他赶下北洋大臣的位子，翁同龢嘴上不说，其实也正是心里所盼。只是志锐把这本应埋于心腹的话说得太过明白，反而不美，所以他沉着脸申斥道：“你这种话只能在屋里说说，战局不利，损失的是我大清，不仅仅是北洋，皇上的威望难道不受到影响吗？”

　　“朝鲜两次内乱，袁慰亭快刀斩乱麻，解决得十分漂亮，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兵力占优势。这次日本连续增兵，已经占据先机，目前挽救的办法只有尽快增派大军。到时要谈要战，才能主动。不然，只把袁慰亭一人扔在汉城，战固然不胜，就是想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张謇又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形势。

　　翁同龢赞道：“这是公忠谋国的正论，如果皇上有所询，我将力请皇上下旨增兵。你们也要准备上折，督促李少荃赶快派兵入朝。”

　　第二天翁同龢入值南书房，上午近十点的时候，召见完军机的光绪帝亲自来了，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心情激动。不问可知，肯定是为朝鲜的事情。

　　见状，翁同龢劝道：“皇上，先喝口茶，不要着急。”

　　光绪帝喝完茶，挥了挥手，除翁同龢外的所有人都退出去，随后说道：“翁师傅，李鸿章指望俄国人调停，结果现在俄国人不管了。朝鲜的日本兵达到一万多人，我们却只有两千人，这算怎么回事？”

　　“李鸿章是担心我们增兵会刺激日本人，他的意思是尽量不要弄僵了，能坐下来谈最好。”

　　“日本人一个劲地增兵，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按兵不动？李鸿章胆子也太小了，连兵也不敢派。要谈可以，双方都把兵撤回来再谈。他们不撤，就没什么好谈的。太后也主张不能对日本人太过软弱，李鸿章不顾大清的脸面，朕还要呢！”光绪气呼呼地说道。

　　翁同龢解释道：“如果能和当然好，李鸿章的想法也不是全无道理。不过，无论是和是战，目前最要急的是增兵，不然真动起手来，我们要吃亏。”

　　“你起草上谕，让李鸿章备战增兵。”

　　“皇上，上谕还是让军机处拟定，臣可以去传旨。”起草上谕，向来是军机大臣奉旨后安排军机章京草拟，翁同龢是谦谦君子，不愿越俎代庖。

　　“军机一班人太因循，翁师傅，你要准备入军机。”光绪帝又说了一句。

　　翁同龢明白光绪帝的意思，现在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都是恭亲王罢黜后慈禧搭起的班底，位居要枢近十年，疲沓懈怠，因循守旧，且凡遇大事总是先从太后处着想，尤其是孙毓汶，一切唯太后之命是从，外通李鸿章，简直视皇上如无物。

　　“臣入不入军机都会全力辅佐皇上。臣希望李鸿藻能够入军机，他也是有骨气的。”

　　光绪帝明白翁同龢的意思，只有他入军机力量还是太单薄，李鸿藻与翁同龢性情相投，而且是前清流领袖，同入军机，可以互相奥援。

　　“好，朕记着就是。”光绪帝点头应道。

　　三天后，李鸿章收到军机处的上谕：

　　李鸿章近日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意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廑系。南洋各海口均关系紧要，台湾孤悬海外，倭兵曾到番境，尤所垂涎。并着密电各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李鸿章依然没有增兵的打算，他还是希望能和则和，已经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出面调停，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于朝廷的催促，他上了一份名为《预筹韩倭情形折》，想以此打消中枢增兵的念头。一是让朝廷知道日本厚集兵力，不是那么好打的，“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军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遂以重兵胁韩，连日接据龚照瑷、赫德函电，倭拟筹备五万人候调。先在英国订购最精大铁甲船两艘，并雇买英国商船多只，以备装运兵械，兼有图犯长江、台湾之语。”二则是告诉朝廷北洋能调动的兵力实在有限，这些年来朝廷一直不让北洋购舰炮，现在出毛病了，必须把责任说明白，“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然后再说陆军也并不敷用，“若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地炮台，兵力本为不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势非大举不可，征调添募至少要备二三十营，需饷实属不赀，就请饬下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两，以备随时指拨。”户部停购船械，理由就是没银子，二三百万两的饷银足以吓退翁同龢的好战。三是再次说明他为什么一再避战，“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费不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其缓急轻重，当随时叩禀，妥为措置。唯倭情叵测，不得不绸缪未雨，思患预防，冀收能战能和之效。”

　　朝廷一看李鸿章说北洋海军能战的军舰只有八艘，那北洋舰队搞了这么多年，都是干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临战了陆军还要再募二三十营，又是什么道理？于是军机处发来密谕，让李鸿章做出解释。这对李鸿章来说不是难事，反正文牍往来，需要时日，也许那时候英国的调停就有结果了。

　　身陷朝鲜的袁世凯处境越来越艰难，使馆门外天天有人探头探脑，而且又听说蛮横的日本兵在街上殴打法国的外交人员。如今他已经看清楚，日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与大清决战，要想避免战争，除非大清放弃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从朝鲜撤军。而这两条朝廷和李鸿章都不答应，那么他在朝鲜只有受辱的结果。他又急又忧，发烧病倒了。病倒了也好，李鸿章一直以无人可替他为由，不肯让他下旗回国，如今病倒了，就没有让他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了。他再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

　　袁世凯说的唐守，是他的得力助手唐绍仪。唐绍仪时年三十二岁，是当年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在天津税务司办税务，后来被李鸿章派到朝鲜负责税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两人私谊很深，他也赞同袁世凯尽快脱离险境，因此也发电报给李鸿章，汇报袁世凯的病情：

　　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若弃置不顾，可惜。

　　李鸿章觉得如果真是让日本人把袁世凯拘禁起来，则有辱国体。再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周旋于列国之间，两次挫败日本奸谋，虽然有急躁、傲慢等毛病，但又不失为难得人才。因此他请示总署后，电令袁世凯回国。

　　袁世凯得到电报如蒙大赦，立即准备回国。唐绍仪给他联系好汉江口一艘英国商轮，打算趁夜登轮离朝。但晚上临行时，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和东学党人已经在去汉江的路上设伏，准备暗杀袁世凯。于是临时改变行程，两人各乘一匹快马，唐绍仪手持双枪，腰插快刀，护送袁世凯到仁川，登上北洋舰队的平远号回国。袁世凯看到仁川港有日本七八艘战船停泊，感到局势已经十分危险，他让唐绍仪回到使馆立即给李鸿章发报，建议撤回驻朝清军，避免被日军围歼。

　　李鸿章接到电报，立即把周馥叫来商量：“兰溪，我觉得袁慰亭的建议很有道理。以现在的情形看，日本在朝鲜已明显占据了优势，此时我们撤兵，是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堂，你这不是招骂吗？现在京中清流一直鼓动着要增兵，你却要撤回来，这不是向日本示弱？不但京中清流不答应，就是我也无法理解。”周馥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是向日本示弱，以目前的局势我们比日本已经弱了很多。两千对一万多，就如羊入虎口。”李鸿章无奈道。

　　“这事怪不得别人，一个月来中堂不肯增兵，这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周馥对此很有看法，今天不能不一吐为快。

　　“这事怪我大意了。”密室中只有可供机密的两个人，李鸿章不必掩饰，“可是你想，咱们开始就是为了帮朝鲜平定内乱，平定内乱有两千人足矣，所以我坚持不再增兵。谁知道日本居心叵测，他开始说绝对不出兵，可是我们出兵后，他们却以保护领馆的名义连续派兵入朝。日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现在看已经很明白，他就是要把朝鲜从我们手中夺过去。他们已经夺了两次，都败在袁慰亭手里。这次他们是不惜一战，也要把朝鲜拿到手里。在朝鲜他们已经占了先机，我们现在撤还来得及，失去的不过是朝鲜；如果我们不马上撤走，这两千人就有被日军全歼的危险。那时候面子就丢大了，两国好战的舆论鼓动起来，彼此骑虎难下，两国失和，从此兵连祸结，其害大矣。”

　　“中堂错就错在怕战二字。我们是宗主国，出兵朝鲜理直气壮。日本增兵，我们也增，旗鼓相当的话，哪容日本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也派兵进驻汉城，再交给袁慰亭，也许快刀斩乱麻就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可是我们按兵不动，袁慰亭两手空空，英雄无用武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落荒而逃。”周馥心中憋闷已久，索性一吐为快，“如今结果怎么样？中堂越怕战，人家越逼上来，越想避战求和，越是难以和。袁慰亭说得不错，抱定必战决心，反而易和；避战之情被人窥破，越是难得和平。如今，不幸都应验了。”

　　“你说我怕战，的确如此。水师官兵一直要求添快舰换快炮，可是数年来未增一舰，未换一炮，日本人却每年都添一两艘碰快船，真动起手来，北洋水师能不能取胜实在没有把握。北洋水师镇守京师门户，实在败不起！所以我一直说要取猛虎在山之势，就是千方百计保船制敌，让外人轻易不敢寻衅。北洋水师就是用来看家的，你让它到大洋中去打没把握的仗，不是太轻率了吗？我打个比方，北洋水师就好比拴在家门口的一条狗，有贼靠近家门时叫几声，把贼吓走就行了，如何能够解开锁链，让它去咬贼人？咬人不成，反被人当头一棒，从此门户岂不重新洞开？”李鸿章这样辩解。

　　“中堂的心思当然也不能说错，可让北洋水师与日本人放手一战，未必不能取胜！中堂一味避战，对前线将士士气影响太大，‘夫战，勇气也’，军队没了士气，比什么都可怕。”周馥对李鸿章的解释并不能苟同，“俗话说，没事不能惹事，事来了就不能怕事。左文襄公向来是豪气冲天，‘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季高’，跟着他打仗，绵羊也能成猎狗。我觉得，中堂在这一点上应当学学文襄公。”

　　“我学不来，也不去学。”李鸿章最反感别人拿他与左宗棠比，他实在不明白，只是一味强硬的左宗棠如何能得到这么多的赞誉？可见所谓的公论，也并不真正的公，“兰溪，还有一条你也应该想到，太后今年六十大寿，她肯定不愿兵连祸结；而围在皇上身边的就是一帮纸上谈兵的书生，动不动就要打。有人要和，有人要打，朝廷已经没有主见，势必要影响将来的战局。而那帮嚷嚷着要打的，就是从前限制北洋最起劲的那帮人，最看我李鸿章不顺眼的那帮人，也是停购北洋船械的那帮人，他们对我北洋深怀偏见，而且又不知兵，他们来主战，到时候不过是瞎指挥，于战局又有何益？我夹在中间受气，如何能够战而胜之？这也是我请列国调停、一力避战的主要考虑。”

　　“我反正说不过中堂，既然中堂拿定了主意，我就赴汤蹈火去办就是了。”

　　“我也不是非逞口舌之利非要说服你，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的苦心，因为外人更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我想。不管别人说什么，能让北洋少吃点亏，能让大清不掉到火坑里，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周馥心有不甘，但既然是李鸿章的助手，就要为他分劳分忧，因此皱着眉头起草请求撤兵的电报。

　　正如周馥所料，李鸿章撤回朝鲜清军的建议被严旨驳回，上谕说：“我军撤回一节，尤为荒唐。彼按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实在有伤朝廷体面。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撤军是有伤体面，将来恐怕是伤筋动骨！李鸿章心里虽这样想，但他对调停还不死心，派人去英国驻津领事馆打听，欧格纳与日本调停有无新进展。

　　欧格纳的调停也无实质的进展。英国人在中国和朝鲜都有商业利益，中日冲突，商务利益肯定受影响，因此他们不希望中日开战；当时在远东，英俄两国也在对峙，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后，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因此绝对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强逼日本撤军。当时日本与英国正在为修改《通商航海条约》讨价还价，为了获取英国在朝鲜局势上的支持，陆奥宗光顺水推舟，不顾国内强硬派的反对，指示在英国的谈判人员满足英国提出的某些要求，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英国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

　　新条约签订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取得了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条约签订后，英国驻日本公使对陆奥宗光说道：“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要有利。今后中日若不幸发生战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得到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和附近作战的保证。”并正式提交了照会。

　　陆奥宗光兴致勃勃拿着照会让伊藤博文看，他笑着道：“由此可见，与其说英国政府有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我看，可以放手在朝鲜大干一场了。”

　　“最后还要与中国人进行一次谈判，谈判最好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责任，应当让中国人来负。”陆奥宗光到最后还不忘耍诡计。

　　谈判经过细心策划，由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去总理衙门谈，而不与天津的李鸿章谈。日本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二是若中国不愿参与，日本可独立承担此项工作。

　　与小村谈判的是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他在外交谈判上几乎是门外汉，他只记住上谕的说法：先撤兵，后谈判。因此小村一直在讲改革朝鲜内政的细节，而奕劻则一直咬定先撤兵一条不放。最后结果如日本所愿，谈判破裂。

　　次日，小村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

　　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次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天皇特诏以主战著称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组建以伊东祐亨为司令官的联合舰队，并迅速到朝鲜西海岸巡弋，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占领适当地点作临时基地；命令入朝的大岛义昌做好战斗准备，并授以独自决定开战的权力。

　　陆奥宗光电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本营已经做出决战的决议，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

　　大鸟圭介接到国内训令，次日就照会李熙，要他驱逐中国军队离开朝鲜，限三日内答复。一边是不甘顺从的宗主国，另一边则是野心勃勃、虎视眈眈的日本。一直谋求独立自主的李熙采取了中间站的策略，他回复大鸟圭介，说中国退兵一事，应当由中国核办，朝鲜无力驱逐。大鸟圭介暗示他可以请求日军帮助驱逐，那样日本就兴师有名，但李熙不肯向日本请兵。

　　大鸟圭介大为不满，他顾不得一再标榜的尊重朝鲜为“自主之国”的伪装，立即召城外的日军于凌晨入城，他则亲率一个联队冲进朝鲜王宫，废除了朝鲜国王，扶持大院君重新入宫主政。

　　在控制王宫的同时，大鸟圭介又派兵攻占大清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扯下大清国旗，代办唐绍仪仓皇避入英国使馆。被废的国王李熙派出亲信化装乘轮船到天津报告李鸿章，说五百年来中国所赐御玺印物完全被日兵掠去，兵库里数十年所藏的洋枪洋炮也被夺走，内政完全由日本操纵。

　　如此重大的事件李鸿章不敢隐瞒，立即报到总理衙门。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自明代就归属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已经失之于日本。这一切怪谁？千夫所指，皆聚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党的骨干和清流连夜集会商议对策，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促成朝廷主战。两天之内，主战的奏折就有五件。有的是联衔，有的是独奏，意思只有两个，一是必须下定决心，对日一战，认为“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于今之计，应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二是指责避战求和的外交政策。李鸿章首当其冲，文廷式在奏折中说因为李鸿章是靠洋人起家，“故始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志锐则批评他“辄藉口于边衅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主战派笔锋所扫，除李鸿章还有前线将领，如叶志超等是“首鼠不前”“纵敌玩寇”；有中枢大臣，如孙毓汶等人则是“因循苟且、消极避战”，甚至还有奏折直指慈禧，说她“狙于庆典不开边衅”。

　　赫德也在总理衙门里说道：“日本人在万不得已时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而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外交。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人一开始就占了便宜。”

　　光绪帝是忧中亦有喜。忧自然不必说，日本嚣张，而我束手无策。忧中之喜，则是眼见得因为主战，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他，而后党的成员皆被批得灰头土脸。他意识到，这一场战事是一个必须好好把握的机会。如果战而能胜，正如师傅所言，他将成为一言九鼎的真正天子。他将主战的奏折呈给慈禧看，慈禧自然不愿得罪清议，对光绪帝道：“他们说得对，对日本不能太示弱。”

　　光绪帝异常高兴，觉得太后已经与他一样开始主战，更让他欣慰的是清流的力量竟然可以改变一向强势、固执的太后！他为自己能终于找到一股抗衡太后的力量而沾沾自喜。这天，他与总署大臣商议完后，下达的口谕相当强硬、自信：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任，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

　　至此，李鸿章已经没有选择，只有增兵朝鲜了，但他依然幻想着中国军队能够通过克制而避免战争。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效法欧美，一定会坚守国际法。他电令入朝的清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就理屈，切记，切记。”

　　空口白话无用，现在入朝清军最盼的就是援军。李鸿章已经决定增兵，但如何运兵入朝？走陆路要绕渤海一个大圈，太慢，缓不济急，最快的办法就是用轮船从天津运兵入朝，而且不能用中国轮船，因为有可能遭到日本袭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建议可以高价雇请英国商船，日本绝对不敢袭击。李鸿章深以为然，并责成盛宣怀高价雇请英国“爱仁”“飞鲸”“高升”三艘商船，盛宣怀参与制定了赴朝日程：

　　爱仁号，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开，载兵一十人，其他人员一百一十五人。

　　飞鲸号，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晚上开，载兵八百人，其他人员约三百人。

　　高升号，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早晨开，载兵九百三十人，其他人员一百六十五人。

　　北洋舰队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组成护航队，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带队护航。黄浩胜也随舰护航，他提醒方伯谦道：“舅舅，我是管枪炮的，到时候如果遇到日舰，我就下令开火。”

　　方伯谦一口回绝：“那怎么行？如果我们先开炮，就会落下衅自我开的口实，李中堂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

　　“那非要等日舰先开炮吗？日舰都是速射炮，本来就比我们射速快，我们岂不是吃亏更大？”

　　方伯谦没法回答外甥的问题，于是他向丁汝昌请示。丁汝昌回道：“现在中日两国并未公开宣战，各位切不可轻举妄动。但若日舰首先开炮，你等可纵兵回击，岂有束手待毙之理。”

　　听了这话，黄浩胜愤愤不平道：“还是要等日本人打了我们，我们才能还手。其实，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驻朝衙署，而且占据了朝鲜王宫，这和开战有什么两样？依我，见到日舰就打他狗日的。”

　　方伯谦警告道：“朝廷向来是坚持衅不自我开，谁敢开第一炮惹麻烦？你可别自作主张，到时候我也保不了你。”

　　中国将运兵入朝的情报，很快传回大本营。一份是从总理衙门获得，知道李鸿章已经决定增兵朝鲜；一份来自天津，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的一名书吏手中买到了运兵船的确切行期；还有一份则是潜伏在威海的宗方小太郎提供，这个精通汉语与中国文化的间谍冒充中国农民多次进入威海卫军港，哪一艘军舰何时出港，他都及时发报。

　　大本营对情报进行分析后，基本判断出了中国的增兵计划，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率松岛、吉野、秋津洲、浪速等十五艘军舰，从佐世保港向朝鲜西海岸进发，准备袭击中国运兵船队。五十八岁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昂首挺胸站立在“高砂丸”轮船上亲自为联合舰队送行。

　　时任“浪速”舰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在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7月23日，星期一，晴天。晴雨表三十度一分，寒暑表八十六度四分。午前七点五十分，旗舰发出请来舰的信号。各舰长齐集，会议结束后，互祝健康，然后各归本舰。午前十一点开船。午后五点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从午后八点，哨兵开始四轮班流警戒。”

　　对于仅派“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航，三舰管带都有些担心，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也觉得力量过单，他致电李鸿章，请求率海军大队跟进护航，并令各舰“升火起锚，戒严将发”。然而李鸿章认为日本虽然竭力备战，但我不先开仗，谅他们也不会动手，再说雇佣的是英国轮船，各船悬挂英国旗帜，日本舰队断不敢贸然行事。丁汝昌只好下令北洋舰队熄火。

　　济远、威远、广乙护航队与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先后顺利抵达牙山湾，方伯谦派威远舰去仁川发电报。威远舰管带林启颖在仁川遇到一位英国朋友，得到日本舰队可能于明日进攻中国舰队的消息，立即回牙山报告方伯谦：“方管带，听说日本舰队有十几条舰，咱们只有三舰，如何能够应付得了？”

　　方伯谦说：“等武器、兵马驳运完，我们就立即返航。这样吧，你的舰太弱，你先到大同江口，济远、广乙留下来协助驳运，等运完了咱们在大同江口汇合返航。”

　　牙山湾水浅，运兵船无法靠岸，全靠小驳船驳运，颇费时间。当天没有完成，连夜继续驳运，一直到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四点左右，三艘运兵船才陆续驳卸完毕，方伯谦不敢再耽误时间，率“济远”“广乙”两舰立即离开牙山。而此时，日本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正率浪速、吉野、秋津洲三舰向牙山湾一带侦察，并奉命“遇有清朝增兵舰只，即行攻击”。

　　牙山湾外有个岛屿，叫丰岛。济远舰驶到丰岛时，站在舰首的枪炮手黄浩胜首先发现了日舰，他立即跑去报告：“舅舅，发现日舰。”

　　方伯谦夺过望远镜，果然，有三艘日舰正迎面而来。其中一艘，首尾皆有舰楼，而两楼之间则有纵跨整个主甲板的天桥，这是日本舰队去年才入列的“吉野”高速巡洋舰！

　　“吉野”的武器系统相当先进，4门6寸主炮和8门4.7寸副炮全是速射炮，此外密布军舰各处还有22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而且还配备上了刚刚问世不久的专用火炮测距仪，这意味着“吉野”舰火炮的瞄准、测距更为准确、便捷，战力可以得到倍增。

　　北洋舰队各管带都知道，“吉野”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济远遇到这样的强大对手，方伯谦心里不禁有些怯了。但他不想让大家发觉他的担心，大声对黄浩胜说道：“这里不是摆家宴，没有舅舅，只有管带。”

　　黄浩胜一挺腰板回道：“是，请管带指示，我们是不是先开炮？”

　　方伯谦眼睛一瞪道：“朝廷有谕，衅不自我开，我们绝对不开第一炮。”

　　“好，日舰若开炮，我不能等管带下令，就会立即还击。”

　　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樟都到主炮台来临阵指挥。

　　由南而北迎来的日本舰队，突然转而向东航行，给济远、广乙让出了航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日舰也没有开战的意思。然而，等济远、广乙进入丰岛南侧海面宽阔处后，日舰突然转舵返回，迎面扑来，“吉野”一声号炮，3艘日舰火炮齐发，集中火力突然轰击济远。

　　时任“浪速”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在战时日记中写道：7月25日，星期三，晴天。晴雨表二十九度九十分，寒暑表七十九度。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日本三艘战舰总吨位11126吨，中国只有3300吨，不足日方的三分之一；日方舰炮82门，中国只有29门；日方平均时速20.3海里，中国16海里；日方总兵员1051人，中方只有314人。

　　大副、二副都到炮台来，大副沈寿昌亲自下令还击。一时间，丰岛海面上炮声轰鸣，硝烟四起。敌我五艘军舰，往来奔驰，互相轰击。速射炮的威力非常惊人，济远发射一发炮弹，吉野至少要打来五发。更令人震惊的是日舰炮弹的威力，它们灵敏度出奇的高，即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会引发剧烈的爆炸，爆炸后还会伴随着熊熊大火，而且火焰会四散流动，所过之处一片火海。

　　与之相比，济远发出的炮弹就逊色得多。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火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只能借重力加速击穿敌舰引起进水。北洋舰队所用开花弹全靠进口，而已经停购船械三年，各舰所配开花弹极少，大多是购舰时所赠配。而且这些开花弹远远没有日舰炮弹的猛烈，更不会燃起熊熊烈火。济远的炮弹多次命中“浪速”和“吉野”，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舢板数只，贯穿钢甲，打坏发电机，落在机器间的防御钢板上，最后又落进了机器间，只可惜那是颗实心弹，不能爆炸。

　　“济远”舰的舰首主炮位置成为日舰攻击的重点，舰首的将士们不被炮弹炸伤，也会被烈火烧伤。黄浩胜连连跳脚大骂：“他妈的小日本，这是什么炮弹！”

　　又一发炮弹击中济远舰前炮台，大副沈寿昌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在炮台上。二副守备柯建章立即代替指挥，敌炮再次击中前炮台，一块弹片击中柯建章的胸脯，又从后背穿出去，当即倒地身亡。黄浩胜立即代替指挥，无奈前炮台被烈火久焚，炽烈的高温导致钢铁融化变形，火炮不能运转，形如废物。方伯谦见势不妙，下令撤退。

　　前来追赶的“吉野”舰时速23节，比济远快8节，当两舰相距3000米时，“吉野”舰开炮轰击。方伯谦惊恐万分，下令悬挂白旗，但“吉野”舰根本没有停止攻击。黄浩胜已经来到舰尾，指挥以尾炮还击，连发四炮，三炮命中，“吉野”舰首起火进水，被迫转舵慢行。

　　眼看“广乙”舰被两艘日舰围困，而“济远”舰则仓皇逃走，黄浩胜跑到指挥塔，请方伯谦下令回航救援。方伯谦指着“济远”舰多处正在燃烧的火焰和被击毁的前炮台，大声道：“你靠什么救？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否则不要怪本管带不客气！”

　　“广乙”是福州船政局1890年制造的小型巡洋舰，系铁骨木皮，没有护甲，防御能力极差，所以开战后损失惨重，伤亡70多人。管带林国祥指挥“广乙”冲向“吉野”，准备实施鱼雷攻击，不幸被侧翼的“秋津洲”击中桅楼，鱼雷发射管也被击毁，连中重炮后林国祥下令降下龙旗，向东北方向撤退，驶至朝鲜十八岛搁浅。林国祥为免军舰被俘资敌，将舰上未毁的数尊大炮自行击毁，点燃火药库将舰自焚，率残卒登岸，前去寻找牙山清军。

　　此时，载银20万两的运饷舰“操江”号和载有士兵1220人、炮12门及来复枪等军火的“高升”号进入丰岛海战区域，他们并不知道这里中日海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败逃中的“济远”舰向“操江”号发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信号，操江舰转舵西返。但这艘1865年下水的老船航速只有9节，旧式舰炮5门，既无法快速逃命，更无力与敌舰抗衡，很快就被日舰秋津洲追上了。管带王永发将重要文件悉数焚毁，并命人将送往牙山驻军的饷银投进水中，但二十万两为数甚巨，一时间如何投得完，舰上人和饷银俱被日军所俘。

　　运兵船“高升”号则被浪速舰拦截。浪速号要求“高升”号听从指挥，随他们走。船长英国人高惠悌（Galsworthy）对船上的清军说抵抗无用，只要一发炮弹就可将船击沉，不如听从日军的吩咐。但船上的清军官兵都不同意，说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浪速舰6门炮一齐开火，并施放水雷，先后击中了船上的煤库和锅炉，顿时白天变成黑夜，空气中全是煤屑、碎片，有些士兵被锅炉中喷出的水蒸气活活熏死。

　　炮击开始后，洋员们很快跳海逃生。清兵除少数跳海外，大都勇敢地在用枪向日本军舰射击。高升号沉没后，日军并没有放过水里毫无抵抗能力的士兵，除了炮舰继续炮击外，还驾着小船于海上往来捕杀。船上一千多人除了洋员及少数清兵被法、德等国舰只救起外，其他人全部都殉身大海。

　　日本海军在丰岛袭击清军运兵船的这天，大岛义昌率领驻汉城日军四千人进军牙山，向叶志超、聂士成率领的清军发动进攻。

　　叶志超、聂士成两人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两人都是早年投身淮军，先后与捻军以及热河金丹道起义军作战，都因功赏穿黄马褂。此时，叶志超任直隶提督，聂士成任太原镇总兵。两人率军入朝后，东学党起义军就与政府讲和了，除了发了几张告示、赈济一下贫困百姓外，再无多少作为。聂士成曾经要求效法日本，带洋枪队四百人入汉城保护清廷驻朝公署，袁世凯怕惹起纠纷未准；他们又要求回国，以免日本借口寻衅，清廷未允；回国不成，又多次要求增兵，但李鸿章正寄希望于列国调停，迟迟不肯增兵。在此地毫无作为地驻扎了六十多天，直到几天前，才接到李鸿章关于速备战守的电报。

　　他们所驻扎的牙山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利于防守。聂士成建议由他率主力移师牙山以东的成欢驻扎，叶志超则率一千多人去成欢南部的公州城以为后路，万一战事不利，还可以绕道撤走，叶志超同意了这一计划。

　　聂士成率军赶往成欢，匆匆布防。成欢位于牙山东北二十公里处，北距汉城七十公里，有两条驿道纵横而过，是汉城至全州大道的必经之地，地势易守难攻。根据成欢的地形，聂士成将人马分为左右两翼防守。左翼阵地是清军防守的重点，位于成欢西北的牛歇里高地一线，构筑堡垒工事两座，配备武毅军老前营炮兵。右翼阵地以成欢东面的月峰山为依托，沿山修筑堡垒工事。他们还将成欢北面沼泽地的下流堵塞，使沼泽泛滥，水漫路面，以阻遏日军的运动。两处阵地所筑工事都很简单，不过是在山上掘土筑起胸墙，外面再乱放些树枝作为鹿砦。胸墙很薄，顶部不过五六寸厚。

　　7月29日凌晨，日军分两路进攻，清军右翼很薄弱，又没有大炮，堡垒先后被日军攻占。聂士成亲自带兵增援，骑马率军在阵地上冲击，日军两股部队集中火力轰击，聂部伤亡很大，清军两翼阵地都被占领。

　　在《日清战争记事》一书中，日本人对占领成欢作了这样的记述——

　　五时半，左右共六个堡垒全被我军攻占。在牙营中，缴获署有提督叶志超、副提督聂士成名字的中军大旗等大小军旗数面，大炮数门。本来文明国家以丢失军旗为最大耻辱，而中国军队是对此不介意呢，还是因情况紧急而来不及收起来呢？后来得到副提督聂士成军中日记，得知敌军丢失军旗完全是因为来不及收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军检查敌军营垒中之情形。死尸枕藉，碧血横流。左翼第二堡垒看来是敌将聂士成的驻处，竖着署有他的名字的将旗，周围有数十个帐幕围绕。想必敌军因疲劳战斗暂停，欲休息，未想到我军主力又从左侧发起进攻。

　　敌军受到攻击时，似正开始吃早餐，尚未吃完，碗、碟、筷等散乱各处，碗里的饭，吃了一半，盘里的肉汤还没有凉，锅里的米已经熟了，铁壶里的水正在开着，有炖整猪，有吃剩的黄瓜，真是狼藉不堪。敌军士兵等来韩已五十余日，似颇感无聊。帜幕里有骨牌、双陆，下层士兵似耽于赌博。在角落里有韵书，有唐诗选，大概是有文学思想的人，或在信笺上写诗，或在寿山石等印章材料上篆刻，由此可看到中国人的特点。但也有藏着镜子的，携带妇女相片的，散乱于各处，清兵的懦弱，可想而知。

　　聂士成一路召集残卒赶到公州，打算在这里驻守，但叶志超没有同意，认为公州不可守，最后决定绕道去平壤与大军会合。至此，朝鲜南部清军再无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