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初春，春寒料峭，朝廷的大臣们更是身心俱寒。

　　去年底法国对越南北圻发动进攻，目标是刘永福驻守的山西，而援越清军却见死不救，刘永福孤军奋战，被迫败走，山西失守；转过年后，法军向清军驻守的北宁发动进攻，结果北宁当天失守，此后太原、兴化、临洮、宣光不到一个月全部陷敌，法军兵锋直指越桂边界。

　　而前线的种种无状陆续传到京中。比如广西巡抚徐延旭作为北宁之战的指挥，战时不在前线，战后两日对军前情形茫然无知；云南巡抚唐炯，在大战将至的情况下却抛下军队回到云南庆贺自己擢升巡抚；广西提督黄桂兰与总兵赵沃不和，提督指挥不动总兵，法军进攻时，两人率先逃跑，以致全军哗溃；桂军毫无军纪，吸食鸦片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者无数……

　　二月二十九日召见军机，慈禧把李鸿章奏报太原失守的电报掷到军机大臣们面前怒道：“徐延旭真是可恨至极！前天还收到他的奏折，说北宁并无战事，可是北宁早就陷敌十几天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北宁一线固若金汤，可是十几天的时间，丢失了这么多地方！还有云南巡抚唐烔，着实可恶，如果不是他玩忽职守，山西如何能丢得那么快？”

　　恭亲王身体不好，已经连续几个月不能正常入值，有时入值，也往往是过了见起的时间，因此一直是宝鋆为军机之首。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道：“徐延旭、唐炯都难辞其咎，应当严旨申饬，只是前线战事吃紧，不宜临阵换将，可否请旨戴罪立功。”

　　“两个人如此不堪，还能立什么功？这两个人都不能用了！”慈禧额头青筋暴跳，可见肝火极盛。

　　恭亲王到军机处时，已经快十点了，宝鋆便诉苦道：“王爷，您不入值，真是要了我的好看了。”他把处分徐延旭、唐炯的上谕递过去，“上面发了大火，非要严惩前线大员，没等您来就拿了主意。”

　　恭亲王接过去，处分徐延旭、唐烔的上谕是这样说的——

　　现在法人嚣张日甚，自攻占北宁后，又占据太原。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关外军情万紧，潘鼎新奉到此旨，即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传旨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广西巡抚着潘鼎新署理。

　　前派唐烔督带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连日山西、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着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云南巡抚着张凯嵩署理。

　　“山西失守唐鄂生难辞其咎，要说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鄂生来负责，有些过分了。”恭亲王把上谕还给宝鋆，“不过现在说也没用了，打了败仗，总要有人倒霉。悔只悔没听李少荃的话。”

　　李鸿章与恭亲王在对法越问题上意见非常一致，就是宁愿失掉越南这个藩属国，也不能开战。李鸿章认为，刘永福两次大败法军，都是与法军小股作战，而且都是在法军轻敌冒进的情况下取胜的。但后来法国人一力要打开红河航道，陆军添到了五千余人，而且有海军舰船进入红河协同作战，其战斗力不可小视。援越的滇军和桂军无论武器还是军纪都不好，不可能胜得了法军。一战而败，便会士气尽失，反而把战火引到大清。所以李鸿章建议应当把援越桂军、滇军撤到国内，谅法国不敢贸然与大清开战。但他的这一建议受到清议的猛烈批评，弹劾的奏疏有四十余份。

　　李鸿藻也是严厉批评李鸿章的人，至今他仍然不肯服气，道：“王爷，话不能这么说。当时越南不但占据了河内，而且还逼迫越南签订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不承认是大清的属国，越南又屡屡请援，我们不派兵过去，岂不贻笑列国？就是国人也不答应。”

　　恭亲王不屑与李鸿藻辩论，只反问了一句：“兰荪，现在前线连吃败仗，就不怕贻笑列国吗？李少荃曾经说，我们不能战，是因为败不起，一旦战败，列国起了轻视中国之心，便会兵连祸结。依我看，这才是谋国之论。”

　　李鸿藻气得脸色泛白，却又无力反驳，前线连吃败仗，他早就暗自心惊。如果慈禧迁怒于主战的人，他也是在劫难逃。只是作为唐、徐二人的举主，他不能不为二人回护：“王爷，佩衡今天在朝堂说的话倒是很暖人心。”

　　李鸿藻称赞宝鋆，实在是罕见，所以宝鋆竖起耳朵听下文。

　　“今天佩衡向上面表示，临阵不宜换将，应当让二人戴罪立功。只是上面火气大，未能恩准。两人的面子还是要稍加回护，这两道上谕最好廷寄，不宜明发。”

　　“我一直不能正常入值，军机和总理衙门的担子都是你和佩衡担着，你们俩商量着来。”这是不置可否的语气，未支持，也未明确反对。

　　“佩公，就廷寄吧。”李鸿藻难得地向宝鋆微笑。

　　“既然李师傅觉得有必要廷寄，那就廷寄。”宝鋆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清议对朝廷的处置仍然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只追究前线带兵之人还不够，还要追究这些人的举主，所荐非人，至有如此败绩，举主也是难辞其咎嘛！

　　“翰林四谏”之一的盛昱关起门来要上折参劾。他是满洲镶白旗，肃亲王豪格的七世孙。人极聪明，二十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解元；二十七岁参加会试也是第一名，只因卷中有一个错字而被降为二甲第十名。因为直言敢谏，而且不避权贵，与张佩纶、黄体芳等清流干将齐名。

　　而且他的参折常常出人意料，比如彭玉麟屡屡辞官，备受称誉，他却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骄蹇之渐”；朝鲜之乱，提督吴长庆率师入朝，顺利平乱并把大院君带回国内，时人都赞为奇勋，盛昱却认为这一举动“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不但无功，而应严责”。他这次上奏，不是参劾前线带兵大员，而是要参劾中枢。他要参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鸿藻，号称清流领袖；再一个是张佩纶，他是李鸿藻的亲信，而且又是徐延旭、唐炯的举主。

　　盛昱是清流干将，何故参起清流来了？一则清流向来标榜不避权贵亲疏，只论是非；二则其实清流已经分化，盛昱等这些后进的清流，佩服的是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龢，对提携私人、势力日壮的李鸿藻反而不予亲近。要说盛昱出于门派之见，非要置李鸿藻、张佩纶于死地，这是绝然没有的，但清流近年嚣张习惯了，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不参劾，自己也睡不好觉。又何况参劾得力，也是升官的一条捷径，比如张佩纶，如今已经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张之洞则已经早外放为山西巡抚，看势头还要大用！这样的榜样在前面，不能不让人心动。

　　折子开头点明事由，“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近来论越事的折子多是要求惩办前线大员，而盛昱则是追责军机，这个立意就非同一般，他为此深为得意。

　　接下来指责张佩纶和李鸿藻，“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既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既然是参劾军机，不能只针对李鸿藻，接下来就要说到恭亲王和宝鋆，“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庭，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明发以励军威，庶几敌忔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容？”这一段，把军机大臣横扫笔端，却说景廉、翁同龢“才识凡下”，其实是欲扬先抑，把他们的责任摘了出来。唐、徐的处分上谕不明发而廷寄，盛昱已经清楚是李鸿藻的主张，因此锋芒所对依然是李鸿藻而已。

　　接下来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以此为引，发一番发人深省的议论，“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也？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也？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舰，纷纷升法夷国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盛昱通宵不眠，天亮前誊清，最后再诵读一遍，觉得理直气壮，构思巧妙，必然又是一篇洛阳纸贵的名折。他心中沾沾自喜，亲自前往外奏事处呈递。

　　次日召见军机，慈禧为山西、北宁连续失守一脸愠色，议事前先发了一通议论，继而自责道：“如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真正是无颜面对祖宗。”

　　军机们个个叩头道：“是臣等无能。”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多少年养成的积习。只是越南这个样子，战也不是，和也不是，这个局面到底该如何了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混下去吗？”慈禧的话似乎很公道。

　　这话不好接茬，宝鋆等一班军机只有磕头请罪。

　　“如果姐姐在，还有个人说说话，诉诉苦。我现在真是有苦难言。”慈禧叹了口气，伤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后天就是清明了，转眼姐姐已去了三年，本来我打算亲自去祭奠，只是这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实在精力不济，你们下去后告诉老六一声，让他辛苦一趟，去一趟东陵普祥峪，以慰姐姐在天之灵。”

　　回到军机处，大家都有些疑惑，因为像这种差使向来是闲散亲王去办的，今年本来已经定好由惇亲王去的，而且他已经动身了，何以又改成恭亲王？

　　“先把五爷追回来，佩衡你辛苦一趟，亲自去给六爷传旨。”李鸿藻也觉得此事有异，宝鋆少不得要与恭亲王密议，所以有此建议。

　　“好，我就去一趟，说不上辛苦。到底是战是和，关外的人是撤回来还是坚守，总得拿出个章程来，这事非让六爷来说话不可。”宝鋆应道。

　　宝鋆赶到恭亲王府，见他精神头似乎不大好，懒得说话。听了旨意后，他便说道：“让我去就去吧，这没什么好说的。”

　　“盛伯熙上了个折子，一直没发下来，不知他都说了什么。”宝鋆这是有意提醒，慈禧之所以培植清流，就是借清流的折子做文章。

　　“想来无非是参劾前线大员。弄成今天这副局面，他们这帮清流也是罪责难逃，当初李少荃建议把援越各军撤回关内，避免与法国正面冲突，他们群起而攻之，把李少荃骂得狗血喷头。如今倒是战了，战成这种结果，他们不能只顾参劾别人，要参，他们该参自己一折。”恭亲王这显然是闹意气的说法。

　　“伯熙那支笔总是神出鬼没，这次他不知又从何处着笔。反正他总不会参自己的。”宝鋆此时也挖苦道。

　　“随他们去吧。两国冲突，战有战的理由，和有和的道理。不能说战就全对，也不能说和就全错，最忌的是战和不定。现在有这帮清流瞎掺和，弄得上头拿不定主意，前线将士也是犹疑不决，打吧，朝廷让他们‘衅不自我开’，不打吧，让人家占了先机，不说别的，士气先没有了，这仗怎么打？想想前线的将帅，真个是里外不是人。”恭亲王自然明白宝鋆的担心，故作不明白就没意思了，所以低声说，“佩衡，我不在，你们要关注那位。”他屈指做了个七字。

　　宝鋆点头领会。

　　因为恭亲王去了东陵，所以军机们比平日更加谨慎，全天都在军机处坐班。一天无事，次日照旧宫里召见军机，并无什么不对。回到军机处不久，宝鋆得到消息：慈禧去祭奠九公主了。

　　九公主是醇亲王奕的胞妹，月前去世，慈禧已赐祭过，今天却还要亲往祭奠，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后来他又得消息，说太后祭奠完九公主，还要在九公主府用膳。这就更令人奇怪了，依慈禧的个性，这种应景的事是不会下如此功夫的，那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醇亲王？太后去祭奠九公主，作为胞兄的醇亲王一定要去的。”一想到这，宝鋆脊梁不禁有些发凉，当年收拾肃顺一党，就是醇亲王突然宣布的。宝鋆再着人悄悄去奏事处打听，知道近日言官们上了四道折子，都发下来了，只有盛昱所上密折一直没有动静。

　　慈禧这看似应景的事情，也被鼻子灵敏的人嗅出了别样的味道，比如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他是山东济宁人，家世相当显赫。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玉庭，父亲是当过刑部、工部尚书的孙瑞珍。咸丰六年他考中进士，与翁同龢是同一科。相传当时为了方便入场，翁同龢住到孙家，到了晚上，孙毓汶的父亲让儿子早早睡觉，却以世伯的身份与翁同龢畅谈至深夜。因为翁同龢是最强的竞争对手，他失常孙毓汶才有可能突出。第二天入场，翁同龢感到十分疲倦，幸亏口袋里装了支人参，嚼了几口，这才振作起精神，获得了状元，因此有“人参状元”之称。孙毓汶考得也相当不错，是榜眼。

　　咸丰末年，他回原籍办团练，僧格林沁索需地方甚重，孙毓汶带头抗捐被参劾，也被恭亲王所恶。后来又靠捐输复职，但恭亲王一直对他有成见，因此仕途不顺。孙毓汶因为太过聪明，有“齐天大圣”的外号，又被人称琉璃球，是指其办事圆滑。他长得高瘦，一双眼睛非常有神，但为人太过恭顺谦卑。宝鋆给他的评语——好像大白天见鬼。他开始发迹，是从投奔醇亲王开始，大家都知道醇亲王驾下，文有孙毓汶，武有荣仲华（荣禄）。当然，孙毓汶所看重的，就是醇亲王乃皇帝生父的身份，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益。现在，机会来了。

　　“王爷，您的机会怕是想拦都拦不住了。”他一见到醇亲王就开门见山道。

　　“莱山，这话是怎么说的？”醇亲王奇怪地问道。孙毓汶字莱山，因此这样称呼。

　　“前方吃了败仗，前一阵清议纷纷指责前线大员。可是，责任不能全由前线来负，用人不当就是中枢的责任，估计接下来枢廷当道诸君日子该不好过了。不是我挑拨离间，如果六爷有您的半点决战信心，再用心部署，让前线将士一心用命，哪会有今天的败局？”

　　这话真说到醇亲王心上去了，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士气比枪炮更管用。如果下定与洋人见雌雄的决心，再配上洋枪洋炮，要胜洋人有何不可？当年天津教案的时候他这样认为，英国人在云南闹马嘉礼案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认为，小日本侵台湾谋琉球的时候他更是这样认为，如今法国人又在越南闹，恭亲王还是一味避战求和，他心里的不服、不甘已经让他几天睡不着觉。泱泱大清，怎么能让人家如此欺负！爱新觉罗的子孙，怎么能如此窝囊！

　　“莱山，你也这么认为吗？你说句实话，咱们要是铁了心与法国人战一场，咱们难道就无一点胜算？”醇亲王这样问孙毓汶，似乎在下决心。

　　“那还用说？人家刘永福不过是一帮要饭的叫花子，当年造反怕被剿，跑到越南，同治十二年击毙了法国主将安邺，去年又击毙了法国主将李维业及以下军官三十多名，打死法兵两百多名。有人说他是侥幸获胜，能连续两次侥幸，这就不能叫侥幸。”孙毓汶一副愤愤不平的神气，“王爷，连刘永福都能获胜，我堂堂天朝之师，不应该这么窝囊啊！原因是什么？中枢腰板不硬！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中枢都是窝囊废，要能打胜仗才怪了呢！”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醇亲王拿出一份奏折，递给孙毓汶说，“莱山，这是盛伯熙的折子，上头交代我看的，让我拿主意。”

　　醇亲王让孙毓汶看的，正是盛昱的密奏。

　　孙毓汶一边看，一边连连赞赏，读到得意处，不禁朗朗出声：“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大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者亦十余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这话问得多好啊王爷！”

　　“是，盛伯熙算是八旗中有血气的人，不是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可比。莱山，实不相瞒，伯熙的折子让我读来，真个是热血冲头啊。”醇亲王感慨万千。

　　“这就对了王爷。您再看这话说得到家了，‘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唯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不过，要让他们戴罪图功，恐怕很难。”孙毓汶也大声附和。

　　“是啊，二十多年了，他们要是能改改想法，早就改了。”醇亲王也是一阵感叹。

　　“王爷，上头是什么意思？”孙毓汶转而问道。

　　“上头让我琢磨一下，应该怎么让他们戴罪图功。这让我很为难，毕竟那是亲兄弟。不严惩，没用，严惩的话，怎么惩罚，又该怎么让他们图功。正如你所说，让他们图功，恐怕很难。”醇亲王看起来也是毫无头绪。

　　孙毓汶把折子放到一边，郑重其事道：“王爷，您必须清楚，为国家大计，就顾不得兄弟亲情。其实上头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应该是动了换中枢的意思。这些年来，下面经常把上头的意思顶回去，上面其实已经烦了，只是在等待时机。如今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有前线大败，又有盛伯熙的折子，王爷应该善加利用。”

　　“你的意思，是让那边出军机？”醇亲王惊讶地问道。

　　“不是让那边出军机，而是要来个全班撤换。”如果只让“那边”一个人出军机，醇亲王顶上，一个萝卜一个窝，还是没有孙毓汶的份。因此，他目光炯炯、语气决绝地回道。

　　“全班换军机，我朝从来没有过！”醇亲王显然没有这样的预想，像被火烧了手指头，丢下密折。

　　“王爷，如果只换上您，下面的人还是原来的老脑筋，到时候您纵是有锦囊妙计，人家不执行您也没办法。或者表面上执行，变着法应付，仍然是无可奈何。再或者，他们左劝右劝，把您也劝到他们那条道上，您力图振作的设想，是不是全要落空？那时候人家才真的会说，爱新觉罗氏难道只出窝囊废？”孙毓汶发觉自己出言无状，补救道，“王爷，我话说得难听，这只是在您面前说，要让人家在茶馆酒肆这样说起来，可真就动摇国本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醇亲王不以为意。

　　见醇亲王有些动摇，孙毓汶又劝道：“这样办理不仅是为您好，也更是为那边好。您想，如果只让那边一人出军机，岂不把所有责任都让一个人来背？倘若你想把军机中留几位，那你留谁？中枢本是一个整体，怎么可能出了这么大的毛病，而某些人没有责任？所以，必得快刀斩乱麻，将来才能真正指挥如意，也才真正有振刷局面的可能。”

　　“莱山，我的折子就由你来备，将来，就是朱谕的底稿。”醇亲王终于下了决心。

　　孙毓汶压住兴奋，响亮地“嗻”了一声。

　　初十召见军机，并无大事商议，散朝后太后又召见醇亲王和孙毓汶。到了下午，几份折子发了下来，都平常得很，仍然没有盛昱的密折。宝鋆更加生疑，听说恭亲王下午就能回府，所以他早早就去等，一直等到晚上恭亲王才回来，原来他的车在路上出了点毛病。宝鋆把这几天的疑惑说给恭亲王听，这一切好像早在恭亲王预料之中，他语气十分平淡：“明天早朝后再说吧。”

　　第二天早朝，恭亲王早早就到了军机处等着召见。他从东陵回来要交差的，虽然不是要紧的差使，但按常例第一起就应该召见他，或者与军机们一起觐见，由他先把祭陵的事回奏。但后来传来消息，说太后正在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而军机大臣兼六部尚书的都不在召见之列。

　　一直坐到午正时刻，大家正要散去，领班军机章京沈源深传来消息，说内阁已明发上谕，军机大臣全班撤差！

　　所有军机大为吃惊，恭亲王对自己将有不测早有预感，但没想到会是全班军机尽撤，而李鸿藻自觉慈眷正隆，还以为将有喜事临头，万没想到自己也在撤差之中。大家正在惊疑，李莲英前来宣旨，众人纷纷跪倒听宣——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糜，或谓昧于知人。法越事起，举措失当，北宁、山西相继失陷，军机大臣更是难辞其咎。着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开去一切差使，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留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

　　众人谢恩后，恭亲王呆呆地跪在地上，李莲英已经远去，大家竟无一人起身。沈源深当时来不及回避，也跪在地上，但比众军机超然事外，所以提醒道：“王爷、各位大人，请起啊！”

　　恭亲王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黯然道：“终于解脱了，这二十余年多累啊！”

　　“我也七十四了，老了，正好回家钓鱼去。”宝鋆如此自嘲。

　　李鸿藻心有不甘，问道：“王爷，您不为自己争一争？”

　　恭亲王一直提防李鸿藻，但现在同撤军机，因此也推心置腹道：“李师傅，这些年来许多事没办到太后心上，又有人早就盯着军机首辅这把椅子，我还能争得回来吗？前年起我的身体就不太好了，尤其法越事发以来，我已是心力交瘁。居家养疾，正是太后的体恤，我也求之不得，又何必再争？”

　　恭亲王说得不错，这些年有些事的确办不到慈禧心上。尤其是修园子的事，恭亲王一直暗暗抵制。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念头慈禧十几年前就有了，无奈内忧外患，实在拿不出钱来。后来改为修三海工程，但也未能大兴土木。自从收复新疆后，慈禧自觉国家已无大的用项，所以多次去三海游玩，走到一处就说这该修一修了，恭亲王总是应得很好，却再无下文。慈禧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当然不能甘心。醇亲王向来对外持强硬态度，对恭亲王“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十分不满，自从儿子当上了皇帝，更有不少大臣巴结，虽然没兼多少差使，但其影响已越来越大。因此恭亲王明白，军机易枢，势成必然，争也无益。

　　“诸位都走吧，这个位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说罢，恭亲王很轻松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自顾出门走了。

　　到了下午，又发布上谕——

　　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有大事不能决，与醇亲王共商。

　　这就相当于在军机处之上设了一位“太上军机”，醇亲王完全代替了恭亲王。

　　这两道上谕一发，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清流们以惊愕居多，因为新军机并不理想。户部汉尚书阎敬铭以理财闻名，毛病是为人过苛，但总算差不到哪里去；张之万也勉强；工部侍郎孙毓汶为人太阴，也众所周知。最要命的是军机首辅世铎，他是礼烈亲王代善七代孙，同治年间授内务府大臣，右宗正，为人懦庸无能；户部满尚书额勒和布，满洲镶蓝旗人，由咸丰年间的户部主事累迁至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为人讷讷寡言，被同僚讥为“酒囊”。

　　当天坊间也有评判，说恭亲王为首的班子算驽马，有欠振作，但无论怎么说还算得上马，而新任军机连骡子也算不上，只能算驴子。

　　上折的盛昱愧悔不安，他本意只是希望惩处张佩纶、李鸿藻，没想到给朝廷带来了一场地震。所以他当晚起草了奏折，连夜誊清，又要递折子。

　　倒头睡了一会儿，夫人就推醒他。匆匆梳洗完毕，他乘着小轿赶往景运门。奏事处内外有别，内奏事处设于宫禁内，由太监承值，一般只有军机大臣奏事和内阁票拟可直送内奏事处，此外有所呈递无论京内或京外都交外奏事处，然后外奏事处再转内奏事处。盛昱赶到景运门时，外奏事处的大门刚刚打开，那里的章京和笔帖式都认得他，问道：“哟，盛大人又有折子要上？”

　　这本是极平常的言语，不过今天在盛昱听来，却好像在说：您可真厉害，一折就参倒了全部军机。盛昱也不回答，直接将折子递上道：“拜托两位，今天务必呈到御前。”

　　“我们回去马上转内奏事处，至于何时送到御前，我们无从置喙。”

　　盛昱知道多说无益，但还是忍不住拱手道：“拜托两位，和内奏事处美言几句，拜托尽早送到御前。”

　　晚膳后，慈禧看到了盛昱的奏折——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龢谨小慎微，均不能振作有为。然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因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唯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臣断不敢妄行渎奏，唯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臣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其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举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

　　慈禧看罢大为震怒，把盛昱的折子掷到地上道：“盛昱岂有此理，参老六的是他，保老六的又是他，朝廷用人行政难道要他来指手画脚？”

　　之后又有四五位言官上折，拐弯抹角为恭亲王说话，慈禧一概不理。而且随后她又对部院大臣进行了调整，李鸿藻的吏部尚书一职由礼部尚书徐桐接任，礼部尚书由左都御史毕道远接任，景廉的兵部尚书一职由理落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理藩院尚书由左都御史延照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则由吏部左侍郎昆冈、祁世长接任。总理衙门事务由贝勒奕劻管理，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亦在总理衙门行走。此外，她对八旗都统也都做了更动。这一番人事变动，十天内便交接完毕，至此众人才知道，天意已不可挽回。

　　这一更换中枢的事件发生在农历甲申年，后来就被称为“甲申政潮”，亦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的真正原因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明白，绝大多数人不容置疑地解读为朝廷要对法国强硬起来，就连《申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中国有句俗话，兔子急了也咬人，蛮横的法国把中国人逼到了奋起反击的地步。”

　　最为敏感的上海已经露出了躁动的苗头，人们对存在钱庄里的银子放心不下，开始提现。后来发现并没有想的那么严重，又不甘于白白损失利息，于是再重新存回去。这样，中国人的钱庄和洋人的银行门前都空前热闹起来。

　　此时，马建忠秘密到了上海，找盛宣怀商议完成李鸿章交代的一件大事——轮船招商局“换旗”。

　　自从中法局势紧张后，上海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法国人要炮击江南制造局，有的说要把轮船招商局的货栈烧掉，流传更盛的则是，中法一旦开战，法国将扣押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作为战利品，如果反抗，将开炮击沉。因为这些流言的缘故，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大受影响，大家不敢坐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也不敢把货交给轮船招商局来运输。轮船招商局举步维艰，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徐润连续给李鸿章拍电报，请示办法。李鸿章让马建忠打听，像这种情况，万国惯例到底如何？招商局要避免损失，应当采取何种办法？

　　马建忠查阅资料，请教在上海担任律师的英国好友担文，向李鸿章上了一个禀帖，答复说如果中法真的开战，那么法国很有可能要扣押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不但正常业务不能开展，而且法国人可以据为己有。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趁两国未开战之前，将轮船招商局卖与第三国。当然这个卖可以是真卖，也可以是双方达成秘密协议，等战争结束后再收回来。此时轮船招商局成为第三国的财产，改为悬挂第三国国旗，法国就不能再采取任何行动。

　　李鸿章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只为换旗，一旦中法和解，立即收回。他让马建忠立即与担文联系，可否将轮船招商局“卖给”英国。担文回复说，英国法律十分烦琐，如果仅是为了“换旗”，最好与美国人商议，因为美国法律十分简便易行。于是李鸿章再与美国公使密商，决定将轮船招商局“卖给”旗昌公司。上海纷传主持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徐润挪用局款搞房地产，因为上海房地产崩盘，赔累巨大。李鸿章信不过徐润，具体事宜则交由马建忠前来上海与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办理。

　　具体的办理办法说起来也并不麻烦，旗昌公司以五百二十万两买下轮船招商局，将银票交给中方，中方则将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权交给旗昌。作为对旗昌的酬谢，“卖给”旗昌期间，经营所得为旗昌所有，旗昌洋行的密斯利作为名义上的“总办”经办相关事宜。一旦形势好转，中国可随时将轮船招商局收回，届时全部奉还旗昌的银票。为了双方都放心，由英国律师担文作为见证人，为双方担保。

　　事情办得十分顺利，闲谈的时候密斯利不经意地笑道：“中国的财神胡雪岩，非要大赔一笔不可了。”

　　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连忙追问详情。

　　胡雪岩的生意，主要是钱庄、当铺、药店，近几年他又参与生丝生意。生丝与茶是大清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约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洋商合起伙来垄断生丝价格，十年间丝价降低了一多半，由十年前的每包五百多两银子，降到二百多两，养蚕的百姓和丝商惨淡经营，而又无可奈何。胡雪岩气不过，他认为如果大清丝商和养蚕百姓联起手来操控了生丝市场，洋商非得提高生丝价格不可，那样，丝商与百姓都能得利。胡雪岩这些年积攒了上千万两的身价，钱庄、当铺和药店互相挹注，调动资金的能力相当强。他又与湖州的大丝商关系密切，由他牵头，在生丝上市前就从蚕农手中定购生丝，前年，他囤积的生丝占到了大清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逼得洋人只得抬高价格，与他联手的丝商狠赚了一笔，丝农们也比往年收入增多，所以去年他又如法炮制，投资二千万两几乎收尽江浙生丝。洋商托人给他传话，希望加价一千万两，从他手里转购，但胡雪岩非坚持加价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双方就僵持了下来。

　　听得胡雪岩仅生丝一项，就能从洋人手里赚取一千万两，盛宣怀又是敬佩，又是嫉恨。他知道胡雪岩经商手面相当大，而且也知道他与洋商在生丝上斗法，但没想到竟然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遂问道：“那我就不明白了，胡雪岩既然垄断了生丝，如何又说非要大赔一笔不可？”

　　密斯利笑道：“因为洋商不像中国人，他们能够团结。所有的洋丝商都达成协议，谁也不准私下与胡雪岩交易，不买他的一根丝，逼着胡雪岩降价。”

　　“如果胡雪岩也坚持不卖，不就成了僵局吗，双方是两赔俱伤，怎么会是胡雪岩赔钱？”

　　密斯利解释道：“这有两个原因，生丝是不能久放的，超过一年，便会变色，价格就没有新丝好了。如果挺到新丝上市，陈丝那就非降价不可。胡雪岩要想继续垄断，他必须再把新丝控制起来。可是，他手里的资金已经全部押在陈丝上，没有能力再控制新丝了。”

　　“慢慢，胡雪岩手里有大把生丝，他完全可以此为抵押向钱庄借款，继续定购今年的新丝。”盛宣怀对商场也颇为熟悉。

　　“你说得不错，不过，自去年以来，中法局势紧张，上海的钱庄信誉动摇，已经有好多家钱庄被挤兑倒闭，没倒闭的也是现银奇缺，而如今蚕农非现银不可，而胡雪岩拿不出这么多现银来。更重要的则是，今年意大利、日本生丝获得丰收，价格虽然略高于中国，但从这些国家购买，依然有利可图。各国丝商已经和意大利、日本在谈判。”密斯利道出了个中缘由。

　　盛宣怀豁然开朗：“照此说来，胡雪岩非降低丝价不可，否则他手里的生丝就要赔累巨款。”

　　“是，洋商比中国商人最大好处就是能抱成团。他们说到做到，没有一人私下与胡雪岩交易。而中国商人虽然嘴上说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已经有丝商私下与洋商交易，价格比两年前还要便宜。因为他们也需要现银支付购丝款。”密斯利又透露了一个消息。

　　“哦，那这一仗打下来，胡雪岩非大败不可！”

　　“非败不可。问题还不仅出在丝上，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目前信誉还能维持，可是他钱庄里现钱没有几个，因为全都押到生丝上了，如果他的钱庄产生挤兑，那他非倒闭不可。他想救钱庄，非低价抛丝不可。这两件事情同时发作，胡雪岩非大赔特赔不可。”

　　“看来，胡财神非倒闭不可！想来真是可怕。”盛宣怀倒抽一口凉气，而他的心里则是狂喜，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扳倒胡雪岩的绝好办法。

　　等回到电报局，盛宣怀把签押房门关上，并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转头便问马建忠道：“眉叔兄，你说中堂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马建忠毫不迟疑道：“那还用说，是大办洋务。”

　　“眼前呢？”盛宣怀又问。

　　“当然是中法不要开战。”

　　“对，为大清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是中堂最大的心愿。中堂不但不希望中法开战，与哪个国家最好也不要开战，我们就应该为中堂的这个心愿出谋划策。而朝野上下，主战声音最响的就是左大帅，中堂奈他不得。老根动不得，修剪枝叶却是做得到。”

　　马建忠听不太明白，催促道：“杏荪有话不妨直说，咱们是什么关系，何必遮遮掩掩？”

　　盛宣怀连连点头，脸上是称赞的笑意：“是，应当如此。左大帅最重要的臂膀是胡雪岩，如今胡雪岩危如累卵，我们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压垮，正是所谓四两拨千斤。用洋人的话说，我们可以加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样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倒霉的是大清商人，得利的是洋商。”听了盛宣怀的计划，马建忠有些担忧。

　　盛宣怀摇了摇头：“胡某人神通大得很，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无暇与左大帅胡掺和，要想整倒他，根本不可能。”

　　“这事太大，必须得请示中堂。”

　　“那是当然，我们两个联名给中堂发个电报。”盛宣怀满口答应。

　　阜康钱庄的伙计照例在八点卸下排门，一打开门便把他吓了一跳，排门外已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排门一打开，他们立即拥进来，一边向柜上挤一边问道：“阿原，听说你们胡大先生做生丝生意赔了七八百万，是真的吗？”

　　“胡扯，我们大先生什么时候做生意亏过？”叫阿原的柜上伙计道，“您老可别听风是雨，大先生的丝等着卖大价钱呢！哪来亏了七八百万的谣言？”

　　“也不知是谁说的，好像是从堂子里传出来的，说大先生的丝已经屯了两年了，洋人根本不买，再屯下去就要全部坏掉了，能不赔吗？人家还说，胡大先生把阜康的存银都拿去买了丝，这下要把阜康给拉倒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这样道。

　　“真是笑话，阜康是上海最响的钱庄，就是洋人也把银子存到阜康来生息。你手里多少银票，我立马给你兑了。”阿原接过银票看了看道，“不过是二百两银子。老叔，您老这是三年期，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二百两就变成三百两，现在兑了只能得两百五十两，实在可惜了。”

　　这人正在犹豫之中，突然后面有人喊道：“你不兑我们兑，已经倒了两家钱庄了，跳水的也有好几家了，还是把银子拿出来放在自己枕头下放心。”

　　经后面的人这么一嚷嚷，他也不犹豫了，兑走二百五十两本息。眼看着人越来越多，情形有些可疑，前柜的档手马上去见掌柜老刘。此刻老刘正躺在炕上过烟瘾，一骨碌爬起来问道：“怎么，比往常多多少人？”

　　“不知有多少倍，问题是提款的人越来越多，都排到大街上去了。”

　　“稳住，大先生不在，你们一定要稳住。这些日子市面不稳，人心惶惶，如果咱们稳住了，大家放了心，也许就过了这一关。要是我们先乱了，那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刘想了想又叮嘱道，“此时我不能出面，我一出面，就显得我们太拿这事当事了。前面由你顶着，你要当没事一样，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打发走前柜，老刘立即叫库房管事前来问话，管事道：“库里现银只有二十几万两。”

　　老刘心惊肉跳，九江、汉口解过来的十几万两银子，他都拿出去堵了窟窿，本来以为个把月就周转回来，谁料事情来得这么快。他强按住慌乱道：“二十万两足够了，汇丰的票子还有多少？”

　　阜康的存银，一部分入库，一部分拿到汇丰存上生息，关键时候这部分也可以提出来，只是要损失点儿利息。

　　“汇丰的银票，有十二万两，一票是八万，一票是四万。”

　　“这个是不必动的。你到典当那边去打个招呼，把现银盘盘，准备救急，你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主张，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边出了事，那边也没好处。”老刘叮嘱道。

　　他说的那边，是指胡雪岩在上海开的四家典当。库上管事从后门走了，老刘再打发人叫柜上的人前来回话。

　　“前面怎么样了？”

　　“不好得很，已兑出去了五六千两，可是人越来越多。”

　　“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没事也得慌出事来。”老刘责备柜上的档手，“你们要动动脑子，银子照兑，人人有份，但你们就不能把时间拖长一点吗？”

　　前柜档手知道自己有些人慌无智，把这茬给忘了。七八年前，因为英国人在云南闹马嘉礼案，上海也曾经紧了一阵子，有几天来提现的人也多了不少，胡雪岩让算息的、包银的都放慢速度，从容应付过去了。自己是阜康的老人，一开始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他连忙说道：“我已经吩咐了，比平时已经慢了不少。再慢要是让人看出来，那就弄巧成拙了。”

　　“你这么办很好，分寸由你掌握。”老刘拿空话给前柜吃定心丸，“放心吧，我已调着头寸。”所谓头寸，就是款子。调着头寸，就是筹到了现银。

　　吃午饭的时候，前柜的档手让伙计们慢慢吃，只留两个人应付，这么轮流着吃饭，又延宕了些时候。到了两点多，汇丰银行来人了，前柜立即把他请进客厅，老刘亲自来应付。

　　“那笔五十万的款子今天到期了，不知为什么海关没拨银子过去，我特意来问问。”

　　左宗棠当年西征借款，是胡雪岩担保从汇丰银行借的，每年由上海海关定期还款，如果不能及时还上，则胡雪岩必须垫还。而这笔款子恰好到了还款的时候，而海关今年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打款子，所以汇丰银行来问。所谓问问，就是催款。这种时候也曾经有过，垫个十万二十万根本不在话下。老刘问道：“海关拨过去了多少，缺多少我们补多少，这个你们放心就是。”

　　“海关一两也没拨。”

　　“是吗？”老刘发觉自己的声音有些抖了，努力控制着道，“前些日子胡大先生与邵观察商议过了，银子已到了四十几万，汇票我们都看过了。也许邵观察忘记了，我们帮你催催。”

　　“我们已经催过了，邵道台不在衙门，据海关的办事人员说，并没有协饷解到。”

　　“你看，胡大先生回杭州去办大小姐的喜事了。你看我的面子，请宽限几日，如果海关还不拨银，我们阜康照付就是。”

　　“好，那就以明日为限，如果明天十二点前我们还没收到银子，就来阜康提现银。”

　　“好，明天十二点为限。”

　　老刘亲自去上海道台衙门，里面有个书办，平日交情不错，他悄悄地问邵大人是否在衙门。书办道：“大人今天有事到吴淞口了，明天就回来。”

　　“那我想问一下，各省协饷不知到了没有？”

　　“应该到了，我听大人说，等到齐了就立即解到汇丰去。”

　　“邵大人明天一定回来吗？”

　　“这不好说，不过大人走的时候特别吩咐，我手里的几件文书要办好了放到他的案上，明天早起他要看。”

　　“看来，邵大人明天应该回来。”老刘心里稍稍轻松了，“邵大人一回来，还请老兄给我传句话，我有要事找大人。”

　　“好，老哥的事还不是一句话。”书办答应得很痛快。

　　老刘回到阜康，依旧从后门而入。刚坐下，前柜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两万两的银票来见他：“来人口口声声要提现银，怎么办？给还是不给？”

　　老刘铁青着脸，悄悄到前柜看了看，门内门外，人头攒动，吵吵嚷嚷。挤在前排的扬着手里的票子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不兑了？”

　　“不是不兑了，有一位大客户也要提现银，正在给他包银子呢。”前柜伙计这样回道。

　　“大客户要提现银，他都提走了我们怎么办？”后面的人着急地嚷嚷。

　　“对，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责问。

　　后面的全嚷起来，把伙计的声音都压下去了。老刘不敢露面，他一出面非将他的军不可，他不出去，伙计们说什么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回到后室，与前柜档手商量，二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如果兑，无异于雪上加霜，可是要是不兑的话，一传出去更是难以收场。最后老刘一咬牙说：“兑！但是一定要慢慢过数，慢慢包装，下排门前办完就成。”

　　发完二万两现银，阜康伙计全体出动，嘴里说银子有的是，明天继续兑，一面把人向外挤，终于上了排门。

　　老刘晚上遍访胡雪岩开在上海的四大当铺，一共调齐了六万两银子。等现银入了库，他这才去睡觉，那时已快两点了。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可睡着没有不久，他又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阜康的伙计拿着刚出的《申报》给他道：“掌柜的，有人造咱们的谣。”

　　老刘拿过报纸，伙计指着《阜康现银吃紧，洋债请求展期》让他看，竟然把昨天汇丰来催款的事发了出来。说阜康作保的一笔洋债已经到期，可是因为胡光镛大笔现银被生丝屯住，所以现银吃紧，只好请求洋行展期还款。

　　老刘倒抽一口冷气，显然有人在后面做手脚，要置阜康于死地。洋债到期是真，阜康没有还上也是真，如果今天十二点前还不上，汇丰银行那里不好应付是一，更要紧的是肯定有人要大肆宣扬，那时候就是调多少现银来也无济于事。

　　“还下不下排门？”阜康的前柜、库房、账房的管事都围在老刘身边，等着他拿主意。

　　“下，如果不下，那会更糟。你们兑的时候，先给那些小户兑。我现在就去道台衙门，如果汇丰的银子拨过去了，我就有把握过这一关。”老刘这么说，既是安慰大家，也是安慰自己。

　　他忐忑不安到了道台衙门找到书办，书办的回答无疑是兜头浇了他一瓢凉水：“邵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到衙门来，今天来不来，我给老哥打听一下。”

　　书办东打听西打听也没有确信，因为能说准邵道台行止的人都不在衙门。老刘又求书办去问一下，能不能把汇到的协饷先拨给汇丰。这有些强人所难了，不过看老刘那副着急的样子，书办不忍拒绝，去通融了好久，一脸沮丧地回来道：“老哥，对不住得很，有几笔银子到了，可是大家都说不清是什么银子，没有邵大人发话，谁也不敢动。”

　　老刘不知怎么回到阜康，只觉得脑袋木得很，明明听到大家在说话，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伙计告诉他，汇丰又来人催款了，请他去见面。他先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点上一个烟泡过足了瘾，整个人这才活过来了。他到客厅去，显然汇丰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进门就拱手道：“老哥，得罪了！我有一点急事外出，刚刚回来。”

　　“刘老板，你们阜康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来挤兑，再不想办法，多大的秤砣也压不住。”汇丰派来的是中国买办，洋文说不好，中国话也说得很拗口。

　　“压得住！压得住！老哥只要想想阜康的东家是谁就知道了。不过，这时候确实需要老哥帮忙，钱庄有的是银子，只是都在路上，还请老哥回去说说，再给展期三五天，利息加倍。”

　　“利息是小事情，问题是我说了不算。”

　　好说歹说，汇丰的买办总算答应回去商量。汇丰的大班与他的助手们商议，以目前阜康的情形看，被挤倒的可能性很大。但以胡雪岩的本领，绝处逢生又是极有可能的，将来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所以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再说，洋债是海关税做抵押，谁也赖不掉，只是胡雪岩这个担保人一点责任也不担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可展期七天，但阜康在汇丰的十二万两的存银要先扣下抵债。

　　老刘听说汇丰允许展期，不禁一喜，但听说要把十二万的汇票收走，又是一忧。原本他指望关键时候把这笔钱提出来救急的，现在指不上了。没办法，他只得打发账房先生带上汇票到汇丰去过账。

　　看门前的人变少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时有六七个彪形大汉，带着四辆独轮木车停到门前。两个人蛮横地把人群拨开一条道，簇拥着一个穿裘皮袄的来到柜前，把一摞银票往柜上一放：“先给我们兑银子。”

　　伙计接过去说：“这位爷，您是要兑多少？”

　　“都兑了，“来人拉长声音道，“八万两都兑了，等着用呢！”

　　前柜的档手见来者不善，过来应付道：“这位老哥，您到里面说话。”

　　“不必，你只要说能不能兑。”

　　“兑自然能兑，只是老哥，这八万两银子那得五六千斤，运起来不方便。您说一声在哪里用，我们阜康专门有送银的，直接给您送到府上去就行了。再说这么多银子，你都放在府上也不方便，随时用我们随时送到岂不更好？”

　　“不劳您费心，人和车子我都带来了，不要说几千斤，一万斤也运得走。实话说，主家要用是个原因，现在上海市面不稳，银子还是攥在手里更放心。”

　　看他没有通融的余地，前柜档手请他到后面休息，等库房备好银子。老刘在后面得了报便道：“是有人故意与阜康过不去。你们和他商量一下，能否先少兑一些。不能再拖了，我要立即给胡大先生发报。”

　　到了晚上，老刘终于等回了胡雪岩的电报，让他立即把生丝卖掉。当晚老刘去找德国商人爱姆生，但一个月前商定的价格已经不作数，每包只肯出价三百五十两，而且只要上等丝，而胡雪岩收丝的成本在四百二十两左右，而现在的价格出手一包就要赔五六十两。但天时、地利不占，人和更无从说起，不赔又能如何？老刘派人半夜去电报局坐等，两点多胡雪岩回复一个字：卖！

　　然而，第二天一早，《申报》就发出了惊人消息——《阜康钱庄濒临倒闭，胡雪岩忍痛贱价卖丝》。此消息一出，上海阜康的挤兑已经势不可挡，老刘当天晚上吞鸦片自杀。挤兑风波立即蔓延到杭州、苏州。两江总督左宗棠试图帮胡雪岩渡过难关，并派江宁藩司亲往杭州与胡雪岩商讨办法，但胡雪岩自知大势一去，不愿再连累左宗棠，便婉言谢绝了。

　　因为京城与上海已经通电报，消息非常便捷，因此上海阜康挤兑倒闭的消息很快波及京城，京城阜康银号也发生了严重的挤兑。此时正赶上御史参劾刑部尚书文煜贪墨，说他在阜康存有巨款。当时顺天府尹也是清流中人，借挤兑之机给阜康贴了封条，派精通钱谷的师爷去查，果然查出文煜存有七十万两巨款。文煜见事已败露，干脆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报效朝廷，朝廷白得了十万两银子，就放过了他。

　　顺天府尹与户部尚书、新晋协办大学士阎敬铭关系密切，于是将查封阜康的详情向他禀报，精于理财的阎敬铭立即从里面听出了一个斗大的窟窿。近年来多有公款存在阜康，或通过阜康汇解，如果阜康倒了，就有大量公款难以追回。所以他上奏朝廷，建议锁拿胡雪岩进京，以免他卷财逃走，并飞饬各有关省份立即查抄胡雪岩的典当、钱庄、丝栈等生意。文煜立即派人前往杭州，抢先一步把胡雪岩的大宅院据为己有，以抵欠款。

　　阜康钱庄的倒闭引起了一连锁的危机反应，他的当铺、药店纷纷倒闭，胡雪岩负债累累，慈禧更下令革职查办，严追治罪，胡雪岩只得遣散家仆妾姬。一年后，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去世，可叹富可敌国的一代财神，去世时连棺材都是庙中施舍。更为严重的是，胡雪岩的破产波及其他钱庄、布庄、粮庄等行业，使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金融信用体系崩溃，引发了19世纪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洋务企业股票价格暴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从1883年5月的每股二百一十两跌到了1884年5月的三十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从二百五十三两暴跌到三十四两。

　　轮船招商局徐润也被这次危机拖累破产。徐润是不亚于胡雪岩的财神，他不仅在轮船招商局是大股东，而且经营茶叶、生丝和棉花等，尤其是与人合股开设了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因为中法局势紧张，上海富商纷纷逃离，房地产市场严重萧条，徐润与各位合伙人因为现银紧张，不得不低价抛售房产。他挪借轮船招商局的十六万两银子不能偿还，被盛宣怀汇报给李鸿章，李鸿章对徐润完全失去信任，撤去徐润会办之职，同时将唐廷枢调离轮船招商局，专办开平煤矿，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马建忠也成为招商局会办。

　　盛宣怀一石三鸟，四两拨千斤，挤垮了胡雪岩，挤走了徐润，实现了自己督办轮船招商局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