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的兄弟们很多。但是，对雍正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从康熙朝一路走来，雍正和他兄弟们一直是竞争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是亲情的异化。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器，对付其他兄弟的武器。当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兄弟之间的抗衡还处于平衡状态，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存在一个裁判者和制衡者，还因为谜底没有揭开，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谜底也揭开了，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成了胜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灭了。这样的情况下，胜出者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雍正这一回就发现，自己虽然成了皇帝，却也同时成为靶子，成为一人敌众人游戏的孤独者。

　　手足之情的存无尚且不论，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胤禩、胤禟、胤祉、胤祯这些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想干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着欲望走而没有任何节制的话，很显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证的。

　　所以这是考验雍正处世技能的时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术的时刻。在历史的夹缝间，雍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在他身上，术道并举，阳光与阴影共存。光荣只属于他的父亲——康熙。虽然康熙也有惆怅，但那是阳光下面的惆怅；要说阴影，也是灿烂的阴影。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历史境况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他的黑夜比白天多。只能以“术”取胜而不能以“道”取胜。他必须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颈，走出历史的夹缝，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对待不同的兄弟，雍正总能使出不同的招数，而这样的招数事后证明都是天才的设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野心家合谋的结果。

　　最佳结果。

　　胤禩。八阿哥胤禩是雍正帝的最大隐患，在康熙朝长达20多年的储位之争中，胤禩一直是未被降服者，也是胤禟、胤祉、胤、胤祯等人的精神领袖。雍正即位后对祯禩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任命他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在雍正任命的4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胤禩排名第一。随后，雍正晋升他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办理工部事务。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发布上谕，指责胤禩等藐视皇权的行径。同年，训斥胤禩拉拢工部侍郎岳周，沽名钓誉、居心不良。雍正三年（1725年），当众指出胤禩等人犯的罪行“国法难容”，只因“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宣布将胤禩革去黄带子，交宗人府除名。接着，下令将胤禩的名字改为阿其那，他儿子弘旺的名字改为菩萨保（在满族语言里，“阿其那”“菩萨保”都是贬义词），后来，雍正下令让大臣们给胤禩议罪，胤禩获罪40条。10月5日，胤禩在监禁中患重病死去。

　　胤祯。康熙死时，十四阿哥胤祯作为抚远大将军正率30万大军在青海平叛。对雍正来说，这是个噩梦般的存在。因为30万大军的用途有很多种，他不希望最坏的那种情形发生。所以雍正采取的对策是下达一条令胤祯来京奔丧的命令，并将其30万大军交给年羹尧及延信管理。胤祯到京后，雍正又下一道命令，令他在遵化汤泉待命，事实上将这个唯一的同母兄弟软禁了起来。雍正四年（1726年），胤祯被押回京城，和他儿子白起一起关押在景山寿皇殿附近，日夜看着康熙帝后遗容，面壁思过。

　　胤禟。九阿哥胤禟在雍正即位后，就被派驻西宁（今青海），接受年羹尧的严密监视。雍正给出的理由是“西宁不可无人驻扎，令九贝子前往”（《永宪录》）。雍正三年（1725年），胤禟以其违法肆行，与胤禩等结党营私为由，被夺封爵，撤佐领，并在西宁软禁。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以“僭妄非礼”，革去黄带子，除宗籍，逮还京师。下半年，议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监禁，并令其改名塞思黑（“塞思黑”在满族语言里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同年，胤禟暴毙，年仅43岁。

　　胤祉。三阿哥胤祉跟雍正的关系那真是恩怨交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时，他和胤禛一同被派往孔子故乡参加孔庙落成祭典。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之间日后会有其中的一个坐上龙椅。如果硬说可能性的话，胤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仅因为他排行老三，胤禛排行老四，还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康熙的心里有他。在这以后，凡是行军围猎、祭典拜陵康熙都带他随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胤祉还随父亲亲征噶尔丹，领镶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因为立下战功被封诚郡王。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开始，他每年都迎接父皇来自家花园游赏。这其实是一种殊荣，在康熙的二十个儿子当中，不是每人都能享有类似待遇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祉的人生再上高峰，因为他做了一件影响康熙朝太子废立的事情——揭发蒙古喇嘛汉格降为胤褆用巫术魇胜废太子胤礽，毫无疑问这是胤褆搞的一桩阴谋。这桩阴谋的曝光使得当时对胤礽仍有期待的康熙找到了复立其为太子的理由或者说借口，胤祉也因为在关键时刻立功而被晋封亲王。康熙六十年（1721年），胤祉又奉命与胤禛、胤祹祭盛京三陵。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祭奠，因为傻瓜都看得出来，皇位继承人将在他们之中产生。只是到最后很遗憾，胤祉的人生没有再上高峰，而是迎来拐点。雍正即位后，以胤祉与胤礽素来亲睦为由头，命他守景陵。雍正六年（1728年），胤祉被降围郡王，交宗人府禁锢。雍正八年（1730年），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表情不悲被雍正再次夺爵，并幽禁于景山永安亭。两年后，这个人生曾经有无限希望的人在雍正朝静悄悄死去。

　　当然，细究起来，雍正兄弟们的被囚或死去，总是有一些言之凿凿或莫须有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在历史的典籍间白纸黑字的存在时，却又经不起推敲。因为，当动机变得可疑时，结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对雍正来说，一切可能是他的错，也可能不是他的错。这是历史的两难选择，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实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过程中，康熙看到了一个不太美妙的开头，而雍正目击的则是更加难堪的结局。他是承受，也是伤害。在承受中伤害，在伤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将心机玩得太过。有时举重若轻，有时举轻若重，有时曲径通幽，有时殊途同归，有时欲擒故纵，有时欲罢不能，貌似诚恳，实则暗藏杀机，令人为之愕然。

　　不是说不可以玩心术，帝王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帝王之术，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层面上他是赢了，在心灵或精神层面上他却输了。

　　毕竟是兄弟。

　　二

　　雍正的心灵应该说是痛苦的。当康熙的公开立储之举犹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人世间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纷至沓来时，雍正看到的，或许是制度破绽。

　　如果将这盒子关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农历八月十七日。乾清宫西暖阁。雍正发表谈话。谈话对象是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说道：“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

　　雍正的谈话事实上透着三个“密”字。密封。密藏。密旨。关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将人间的好奇心扼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权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厦将倾的那一刻，一切才春光乍泄。所以，争宠是没有意义的，相互诛杀也毫无意义。雍正这样的制度设计，似乎可以规避权力争夺导致的种种可能及其严重后果，起码在其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不会自相残杀。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吗？

　　其时，雍正的长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时20岁，四子弘历13岁，五子弘昼比弘历小3个月。要说年龄，这几个儿子都谈不上很小。雍正谈话之后，第一个很受伤的人毫无疑问是弘时。他已经20岁了，大哥、二哥已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弘时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期待的，可父亲一句“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令他觉得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1723年)12月20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这一天，雍正派儿子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样的日子，又是这个弘历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时突然间明白父亲心中的那个秘密了，由此，他做出了一个影响其命运的重大选择：投靠八叔胤禩，跟父亲对着干。

　　这样的选择在雍正看来极具震撼力。因为他没想到，秘密建储导致的第一个后果竟是儿子在亲情和政治上的双重背叛。雍正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背叛。他立马将弘时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胤禩的儿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断义绝。两年后，年仅24岁的弘时郁郁而终，成为雍正秘密建储制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秘密建储制的危机并不仅于此。在雍正长大成人的4个儿子（弘时、弘历、弘昼、弘瞻）中，虽然雍正在世时，公开起来逆势而为的只有弘时一人，但是当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谜底揭开，弘历成为乾隆帝时，弘昼、弘瞻也愤愤不平，蠢蠢欲动了。弘昼经常藐视乾隆的皇权，行为怪诞，令乾隆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处置为好。事实上，这不是乾隆的错。因为雍正在时，弘昼已被封为恭亲王，雍正似乎也比较宠爱他，经常派他一些政事去做，也许目的只是为日后辅助新皇帝做历练，但弘昼本人并不这么想，这个只比弘历小3个月的人心中也有一个帝王梦。谁说恭亲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昼用自己怪诞的行为为他隐晦的心理做注脚，只将一场历史的困局演绎得九曲回肠，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则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雍正的六儿子其实是个知识分子，善诗词，雅好读书。但是知识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话，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历继位后，弘瞻非暴力不合作，并不承认领导人执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将他降为贝勒爵位，并罢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业因此变得了无生趣，和弘时一样，他也是郁郁而终的，在乾隆开创的新盛世里。

　　这是几个皇子的悲剧。当然这样的悲剧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与世长辞。其实，在雍正的制度设计中，还是有先进的成分在的。起码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残杀、父子反目现象的发生，在立嗣皇帝上，这样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总计约130多年时间里，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采纳的都是秘密建储制。

　　不过，从历史的时间长度上说，秘密建储的制度突破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残杀或者说猜忌依旧存在，只是在时间点上后延了——靶子在立嗣皇帝生前出现还是身后出现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靶子出现了，新皇帝总是要迎接众多猜忌的目光的，这是新生礼。新王朝的新生礼，也是新皇帝的新生礼，而新生，总是要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这似乎是世事新陈代谢的规律。雍正悲剧和康熙悲剧说到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样，有20个儿子展开龙虎斗的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雍正悲剧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剧。在他执政13年的时间里，雍正不仅要对付兄弟们的冷枪暗箭，也要为他的儿子们避免类似结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同时，他也是个勤政的皇帝，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称雍正“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但是这样的勤奋并没有换来盛世的回报。在约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个过门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个历史清道夫和制度设计者。

　　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三

　　雍正执政13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毫无疑问，雍正是严苛而阴郁的。他是密室中的舞者，处处以机心待人处世。密折、秘密建储、军机处、诛心之治、文字狱、特务侦察，雍正的很多行动或想法透着“阴狠”二字。这是一个王朝的治术，也是雍正个人性格的展露，他刚愎自用、阴险毒辣、喜怒不定、反复无常、文过饰非、言不由衷、猜忌残忍、城府极深。在他治下，帝国流言四起，官员、文人、兄弟、权贵多有怨言，而雍正是边做边为自己辩解，坚持理念毫不动摇，很有孤身走我路的意思。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看人的话，雍正其实也是勤勉而阳光的。史料证明，雍正这个人知识渊博、精通满汉文字、悲天悯人、力推人道政策、痛恨腐败、勤于政事，执政13年，做了很多皇帝30年才能完成甚至不能完成的工作，最后过劳死在工作岗位上。他是个开拓型的皇帝，有很多的制度创新和大胆实践。秘密建储制、密折制、养廉银制度、耗羡归公、摊丁入地、军机处的设立与官制的更改。任何一个王朝如果能完成其中的一两项制度创新和实践已属难得，雍正却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做完了这一切。所以，他注定是个争议纷起的人物。

　　雍正执政的13年，他将自己所有的性格侧面都展示在世人面前。坏事做绝，也好事干尽，正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是大清200多年历史上性格最丰满的皇帝，只是因为出于世人的偏见和历史的偏见，他才被扁平化了。现在看来，雍正的心灵孤独正是来自世事对他的偏见。这是偏见下的压力，也是压力下的变态。雍正行走在正邪之间，阳光与阴影的轮替地带，一生非主流，所以才拥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这些自相矛盾的性格侧面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疑会向这个世界奉献很多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