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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一九四二年三月

  

  “嘣。”

  杜阿毛微微翘起手里这一杆镶银玛瑙嘴的老烟枪,深深一吸。枪斗里的熟膏子恰好烤得冒泡,一团令人迷醉的香气霎时沁入肺部,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

  这杆烟枪是当年他在祥园烟馆时用的物件,刘福彪赏的。这么多年来,杜阿毛无论去哪儿都把它带在身边。不为怀念,只为忘忧。

  如今迭格辰光[31],实在太难熬了。反日势力层出不穷,76号天天催办,日本人也盯牢不放,他这个治安队副队长每天疲于奔命。每天如果不抽上几口,属实熬不过去。报纸和电台天天说鸦片害人,那是不知道它的好处!

  他拿起铁扦子,在枪斗里捅上一捅,打算再美美地吸上一口。这时一个手下跑进屋里来:“杜爷,我们在东京路码头拦到一个人,想请你去看看。”

  东京路码头是苏州河边的小码头,有一条通苏州的内河航线。杜阿毛浑身骨头正酥软着,懒洋洋地道:“让樊老三去看就好,我停一停。”那手下迟疑道:“正是樊爷让我来找您的,说那人是您的一位故人。”说完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杜阿毛原本慵懒涣散的双眼猛然一凝,急忙把烟枪搁下,从榻上翻身下地,匆匆出门。

  他带着几个人,风风火火赶到东京路码头,见到樊老三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一个人讲话。那人五十多岁,一袭粗布长衫遮不住厚实高大的身材。那一张方正沧桑的面孔,杜阿毛可有足足五年未见啦。

  “方医生?”杜阿毛还没走到跟前,先忍不住喊出声来。那人缓缓转过脸来,对他笑道:“杜爷好眼力,我刚到上海,你倒知道了。”

  “哎呀,别瓢[32]我啦,还是叫我杜阿毛就好。”杜阿毛乍见故人,情绪颇为激动。他握着方三响的手,仔细打量了一下他。方医生眉眼没变,可面颊黝黑透红,皮肤皴裂,一看就是常年风吹日晒,手上还有一排粗糙的老茧。

  看来这几年,他在外头混得很惨啊。杜阿毛迅速做出判断,热情地道:“方医生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我们这班兄弟都想念得紧啊。”方三响微微苦笑:“我原先跟着红会救护队四处去战场救援,后来队伍在江西被日本人打散了,我辗转到了福建,靠行医为生。”

  “哎哟,福建得分地方,靠海的东南一带还算富庶,靠山的可艰苦了。方医生你没吃到什么苦头吧?”杜阿毛似是无意地问道。

  是时日本人已攻占了福建沿海一带,但无力向山区推进。福建政府迁到福建中部的永安县,依靠地形坚持抵抗。方三响听出他的试探之意,回答道:“厦门、福州、宁德、长乐、平潭……去的地方太多了。可惜我既不懂闽南语,也不通客家话,哪里都待不长久,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要说生活,自然还是上海最适意呀。”杜阿毛笑道,“那么这次方医生回来,还是去红会第一医院喽?”

  出乎意料,方三响摇了摇头:“我这次回上海,是因为熟人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在大上海分保集团做个保健学顾问。”“大上海分保集团?”杜阿毛一听,顿时双目放光。

  去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公共租界,英美背景的保险公司被迫停业,而日本保险公司一时又来不及扩张。一个叫谢寿天的浙江商人牵头,联合了十九家华商保险公司,在上个月成立了大上海分保集团,四处招兵买马,要把空出来的市场都吃下去。

  怪不得方三响不想回第一医院。大上海分保集团流金淌银,不比那个靠捐款活着的慈善医院强?他这几年吃多了苦,也知道银钱的好处了。

  杜阿毛变得更加热情,转头让樊老三叫部车子,说:“我送你去,我送你去。”方三响知道他的心思,也不推辞,说:“我们许久没见,路上可以嘎三胡[33]。”杜阿毛大笑:“怪不得方医生你在福建待不住,讲起方言来太蹩脚,还是老老实实说国语好了。”

  一路上方三响问起医院近况。杜阿毛摇头叹息,说:“第一医院这几年境况惨淡,没人也没钱,病人也越来越少,眼看就要关门了。唯一能上台面的孙希孙医生,两年前因为一次手术事故,把右手给废了,从此不知去向。”

  杜阿毛注意到,方三响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攥紧,手背上根根青筋突起,不过他居然没继续追问,可见再深的人情,也不如一份糊口工作来得重要。

  车子很快到了位于广东路的大来大楼前。这栋大楼足有八层,外墙是用花岗岩岩块垒成,混凝土结构,正门是一个气势恢宏的月洞门,两扇黑色铁大门紧闭着,正门左右各有三个月洞形大落地窗,气势非凡。有资格在这个楼里办公的,非富即贵。

  方三响下了车,杜阿毛并没离开,陪着他在门口闲聊。过不多时,一个西装男子从月洞门里走出来,一副外滩精英的派头。杜阿毛认出他就是保险业巨子谢寿天,常在报纸上见到。

  谢寿天一见方三响,态度十分热情,似乎早就相识。听他们两人交谈几句,杜阿毛才知道,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余姚暴发过一场霍乱,方三响受命前去抗疫,当时谢寿天正好在乡探亲,做过红会志愿者,是以两人早有来往。

  方三响能在保险公司谋到这么个好职位,大概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杜阿毛疑心尽去,客套了一句“方医生我们改日约饭”,然后离开。

  谢寿天引着方三响来到三楼,边走边聊些当年的事情。三楼门口挂着一块“大安产物保险公司”的牌子,这是分保集团的十九家华商保险公司之一,谢寿天正是这家公司的常务董事。

  进了董事办公室,谢寿天轻轻关上门,一转身,气质不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沪上商人:“方同志,你在这里可以放心,这家公司是职委批准成立的,里面都是自己人。”

  职委的全称是“上海地下党员、职员运动委员会”,谢寿天在去年正式入党,职委正是其上级领导。这些情况,方三响在出发之前就了解得很清楚了。

  方三响道:“我这一次奉上级命令返回上海,是要在本月底之前,设法筹措一批磺胺类药物运回延安。”

  谢寿天眉头微蹙,磺胺是用于战场伤的抗菌药品,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倘若是少量需求,还算好办,这种大宗药品流动,无论日本人还是汪伪特务都盯得紧,棘手得很。

  但这不是私人请托,而是来自总部的命令。谢寿天最近看到的报纸上,天天都刊登皇军治安战的捷报,即使扣除其中的吹嘘成分,也可以想象日本人的扫**何其残酷。这一批药品对各处抗日根据地来说,意义重大。

  谢寿天沉思片刻,决然道:“这批药品,我来想办法安排。方医生你一会儿先去办个入职手续,把身份建起来,等我通知。”

  “好。”方三响点点头。

  “筹措药品还要几日,你好久没回上海了,要不要趁这几天放松一下,回去第一医院看看故友什么的?”

  “不了,任务优先。我会在饭店等候,免得节外生枝。”

  “我倒觉得,其实你应该回去看看。”谢寿天建议道,“治安队的人现在知道你回上海了,如果你连老东家都不去看看,也许他们会起疑心。”

  谢寿天到底是做保险生意的,考虑得就是周全。方三响点头道:“我会去看看。”谢寿天又郑重提醒道:“上海如今不同以往,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可轻信任何人。”

  “我在上海,大概已经没有谁可以轻信了。”

  方三响告别谢寿天,离开大来大楼。迎面一阵初春的江风吹来,风中微微带有腥味与煤灰味。这属于黄浦江独有的味道,已多年不曾闻到。他忍不住站定脚步,贪婪地吸上两口,整个人陷入微茫的怀念中。

  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便在延安入党,此后一直在陕北从事边区防疫工作。今年年初,卞干事忽然找到他,说现在有一项前往上海筹措药品的任务,方三响在上海有根脚,又是医生身份,政治上也可靠,是最合适的人选。

  方三响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进行短暂的培训之后,他离开延安,在各地辗转了一大圈,横跨数个战区,这才抵达上海。

  上海和他离开时变化不大,连电车的路线与时刻表都和原来一样。方三响轻车熟路地搭上一路电车,把胳膊搭在车窗外,一路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地扫着路边。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仍旧旺盛,路上行人熙熙攘攘。毕竟无论局势如何变迁,老百姓的生活总还要继续下去。

  丁零零!电车发出一串急促的铃声,让方三响从瞌睡中惊醒。抬头一看,静安寺已经到了,方三响忙不迭地下了车。

  在静安寺做洒扫工作的老张,早在一九三二年病逝于第一医院,他是当年沟窝村幸存者里最后一个离世的。方三响亲自为他送终,并在静安寺内立了一块牌位,上书“沟窝村全体民众之位”——至此方三响算是尽完了方家的本分。

  这次回来,方三响本来想进寺里给他们烧一炷香,不料见到几个喝醉酒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去,一路喧哗吵闹,知客僧不敢阻拦,只得把其他香客拦在旁边。他顿时没了心情,索性转身迈开步子,朝着医院走去。

  这条路方三响太熟悉了,从前每个月都要走上十几趟。所谓近乡情更怯,他快走到医院大门的时候,步子反而慢了下来,心脏不由自主地怦怦跳起来。

  方三响从十几岁开始,就在这间医院学习、生活、工作。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是方三响的故乡。他在延安经常会梦见回到第一医院,见到昔日的老师、同事,回到那一栋哈佛楼。

  他走进医院的大门,发现今天居然挂着停诊的牌子。而在哈佛楼前的开阔草坪上,此刻摆开了十几张高脚小圆桌,每张桌子上铺着纯白亚麻桌布,正前方是一座临时搭建的木高台——似乎是在搞什么户外酒会活动。而隔壁纯庐花园的那道围墙,居然被扒开一道口子,一条红毯顺着通道铺了过来。

  远处,一个胖胖的熟悉身影,正指挥着工人往木台上挂横幅,不时喝骂两句。曹主任这么多年,体形可真是丝毫没变,不过,第一医院有他在,才是原来的那个第一医院啊。方三响正要上前打招呼,唇边的笑意却一下凝住了。

  只见在曹主任的指挥下,那条横幅在木台正上方徐徐展开,显露出一行大字:“满洲帝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暨协和会驻沪招待酒会。”

  方三响立刻停住脚步。

  他听过“协和会”的名头,那是一个伪满洲国的外围组织,专司在文化方面吹嘘“王道乐土”之精神。方三响心生警惕,决定先不凑上去打招呼,暗中观察一阵再说。

  曹主任还在会场忙前忙后,连桌子上的白玉兰花都要亲手去摆一摆,显得十分卖力。他居然把医院当作满洲国的活动场地。方三响观察了一阵,不太确定他到底是迫于压力,还是投敌做了汉奸。

  曹主任可不知道自己被人观察,他朝纯庐花园那边看了眼,赶紧迎了上去。方三响顺着他的脚步朝那边一看,整个人登时僵住了。

  从通道走出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身穿和服,鼻下留着两撇花白的鱼尾须,缺了一只耳朵,那张脸方三响至今也不会忘记——那个阴魂不散的那子夏!而与那子夏并肩而行的圆脸女子,面容虽略显苍老,却掩不住沉静娴雅的气质。

  “英子……”闷雷滚过方三响的内心,血管里的血液瞬间沸腾起来。

  自从一九三七年后,他们再没见过面,只通过几次信。方三响一直以为姚英子在歌乐山搞卫生示范区,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在沦陷后的上海再见她。她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跟那子夏走在一块?难道是来参加这个什么十周年庆典?难道她还嫌自己身上那个“汉奸”的标签不够清楚吗?

  无数疑问纷沓而至,方三响不得不强迫自己先离开院子,否则他真怕自己会忍不住当面质问。方三响走到海格路上,一手扶住梧桐树,弯腰大口大口喘气。刚才那一瞬间的冲击力太大,他的心脏有点难以承受。

  “先生,你怎么了?要不去医院里检查一下?”一个路过的小女护士关切地问。方三响摆摆手,表示自己还好。女护士倒很好心:“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可不能逞强啊。”她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这座医院的第一批医生,主动伸手过来探他的脉搏。

  方三响任由她给自己检查,顺口问道:“你就是这家医院的护士?”小女护士点点头。“这家医院现在还开吗?”他问。小女护士道:“开着呢,可跟没开也差不多。人都跑光了,只能接一些头疼脑热的简单业务,服务也仅限点滴注射打石膏什么的。”

  “这么苦,你还留在这里?”

  “现在到处都失业,我离开这医院还能去哪儿呢?家里还等米下锅呢。”小女护士愁苦地叹了口气,“再说这里虽然萧条,至少安全。先生你不知道,我们院有张照片,据说是院长跟什么日本亲王合过影的,就挂在门口,日本人从来不敢硬闯。”

  方三响呵呵苦笑了一声,并没多做解释。

  小女护士见方三响没什么异状,叮嘱几句就走了。方三响在路边找了家药房待着,过了一个多小时,他隔着玻璃见到姚英子从医院大门走出来,那子夏紧随其后。姚英子似乎是婉拒了他叫汽车接送的安排,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离开。

  方三响也赶紧离开药房,用礼帽遮住头,保持一段距离紧跟着黄包车。他这次来上海有重要任务,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打算先摸清楚英子的动向再说。

  方三响在陕北常年翻山跨梁,锻炼出一副好腿脚,一路上把黄包车跟得很紧。他们越过静安寺,中途停了一下,在公粜处买了一袋米,然后黄包车又沿着小沙渡路一路向北,路面越来越脏乱,两边的建筑也逐渐变得破败简陋,过往行人大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这一带是公共租界与华界在苏州河南的分界线,在上海,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叫“药水弄”。因为靠河有一个生产酸碱的江苏药水厂,附近还有大大小小的石灰窑和砖瓦厂,所以周边一大片都是工人自己搭建的简易棚屋,内里脏乱不堪,是上海著名的贫民窟,连青帮都很少靠近——姚英子为什么会来这里?

  眼看黄包车快要走到苏州河,她在一处路口停了下来。这里恰好位于药水弄的边缘,姚英子下了车,很快有一个年轻人匆匆出来,从她手里接过那一袋米,转身又返回那一片糟朽的混乱中。

  姚英子站在路边怔怔地望了许久,才吩咐黄包车原路返回。方三响心中更加疑惑,依旧跟着。这一人一车折返到海防路、小沙渡路的路口时,变故陡生。

  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大批日本宪兵和治安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抬着栅栏,牵着狼狗,把四周路口统统封锁。街上的行人顿时有些慌张,不过他们似乎早有训练,没有四处乱跑,而是纷纷贴近道路两侧。腿脚快的,赶在临街店铺关门前钻了进去;腿脚慢的,就只能站在屋檐下,惶恐而平静地等待着什么。

  大家都往路边躲去,只有方三响反应不及,留在路中间,活像一条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鱼。一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他以为自己暴露了,没想到对方只是凶狠地挥动一下枪托,示意他尽快退开。

  方三响看看路边,已经被挤得人山人海,只有一处灯杆旁还有点空隙,赶紧站过去。

  听着旁边的人议论,方三响才知道,这种临时检查是上海近几年的常态。日本人一发现什么风吹草动,动辄封锁街区,大肆搜捕。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太太连连哀叹,讲去年有人在南京路朝岗哨扔了个炸弹,导致她在永安百货大楼里被封了足足三天,这次不知道又是抽了什么风。

  与此同时,前头那辆黄包车也正忙不迭地往路边靠。不过路边人太多了,车子实在摆不下。车夫只好向后倒退一段路,贴着灯杆的宽底座放下扶手,回头对乘客说:“小姐下来等等好吗?”

  姚英子一脸无奈地走下车,刚一站定,便和靠在灯杆旁的方三响撞了个对脸。

  在初见的一瞬间,两个人都没反应过来,眼神还习惯性地朝左右飘。可他们对彼此实在太熟悉了,两对眼睛很快就像被磁石吸引,不由自主地停在对方的脸上。

  方三响也没料到,两个人会在这么一个场合毫无准备地重逢。他正调整思绪,却见姚英子的胸口起伏得越来越剧烈,呼吸变得急促。她的眼神从愕然变到欣喜,从激动又延伸出一点点疑惑,情绪往复变换,却始终有一丝隐藏很深的愧疚一闪而过。

  当最终确认自己不在梦中时,她就像迷路很久的孩子乍见亲人一样,泪水无可抑制地流淌出来。

  警报声还在路口凄厉地回响,日本人和治安队的皮靴踏在柏油路上,民众在忧心忡忡地小声议论。可这些声音就像发生在极遥远的地方,模糊而疏离。姚英子就这么抱着方三响的胳膊,默默地哭起来。

  方三响一时也百感交集,可周围人多眼杂,他什么都不能说,只好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周围的人以为姚英子是因为被封锁吓哭的,不觉得有异常,反而纷纷表示同情。

  此时治安队的人开始沿街挨个检查行人,他们都是青帮出身的混混,少不得索要点贿赂,或者调戏一番,又闹得一阵鸡飞狗跳。眼看检查到这边,忽然一个声音诧异道:“哎?方医生?”

  方三响一看,居然又是杜阿毛。再一想,他是治安队的副队长,这种场合自然要亲自带队,倒也不算巧合。杜阿毛注意到姚英子,眼神登时暧昧起来:“方医生到底还是念旧情呀,一回来就去第一医院探访故人。”

  姚英子的眼神微微起了变化。原来两人不是偶遇?难道……难道蒲公英从医院就一直跟着自己?方三响苦笑着,用极轻的幅度摇了一下头,然后对杜阿毛道:“我还有急事,能否通融一下,先让我们离开?”

  杜阿毛为难地抓抓头:“我们只是奉命,方医生莫急,等我去请示一下宪兵队那边。”

  日方的现场指挥官就站在旁边,居然也是熟人,正是与方三响在西本愿寺别院有一面之缘的竹田厚司。竹田的脸颊上多了一道蜈蚣一样的疤痕,他一看方三响,咧开嘴笑了:“方桑,许久不见,我们真是缘分不浅哪。”

  方三响暗暗叫苦,这次恐怕不会轻易过关。杜阿毛凑到竹田耳畔讲了几句,竹田眉头一皱:“嗯?这个时候跑回上海来吗……”双眼的疑虑更甚。

  这时姚英子已经擦干了泪水,抢先开口道:“我们是应邀前来参加满洲国十周年庆典的,你们可以向协和会的驻沪机构确认。”

  这个机构名字,让竹田迟疑了几分。他转身去打了个电话,回来之后一脸晦气地挥手放行。杜阿毛也松了口气,殷勤地把两人送到封锁线外:“回头约饭,我请你们去满楼春!”

  可惜的是,那个黄包车车夫没能一同离开。两个人只好朝着静安寺方向步行。一路上很安静,附近的居民听说有临时封锁,都吓得躲回家里去。一条宽阔的马路上,只剩他们两个人并肩,被路灯拉出长长的影子。

  “蒲公英,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姚英子问。

  “今天,你呢?”

  “两个月之前。”姚英子回答,“对了,钟英那孩子现在写的文章很好,可以拿去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一点都不像你。”

  “只可惜我始终联系不到天晴,不然她听了一定很高兴。”

  “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两人之间一阵沉默,方三响突然站定了脚步,不满道:“英子,你知道我想问你什么。我们两个讲话,什么时候需要遮遮掩掩的了?”姚英子像个小女孩一样撇撇嘴:“你说得对,我们之间不该这样遮遮掩掩的。”

  方三响知道,她这是在怪自己从第一医院一路跟踪过来,为何不出面相认。他正要开口解释,姚英子却笑着拍拍他的肩膀:“真是的,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她的表情旋即凝重下来:“我知道蒲公英你有很多疑惑,不过先听我讲完吧。”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这次姚英子主动开口,缓缓说起自己的经历来。

  她带着孩子们抵达重庆之后,一直就在歌乐山下忙示范区的事情。可一个意外的访客,打乱了她的全部计划。

  这个访客叫唐莫,自称是孙希的学生,要向姚英子亲口报告医院发生的一件大事。

  原来一九四〇年六月的那个晚上,唐莫开车把翠香送到军统情报站以后,知道自己回不去了,索性也一起撤离。翠香重伤未愈,隐蔽到嘉兴附近养伤,唐莫则千辛万苦辗转到了重庆,在国立上海医学院继续就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出来医学院看病的姚英子,知道她是老师的至交,便赶紧向她汇报了孙希的遭遇。

  姚英子听完唐莫的讲述,如遭雷击。她与孙希失联很久,没想到他为了翠香和第一医院,竟做了如此决绝的举动。

  可惜的是,唐莫也不知道孙希后来发生了什么,这让她焦虑至极,简直夜不能寐,满脑子都是担忧。孙希是多么热爱外科事业,他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而且翠香也离开了上海,他一个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残疾人,没有亲戚故友,谁来照应?

  辗转反侧了数日之后,姚英子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以健康原因为理由辞职,与方钟英和宋佳人洒泪相别,义无反顾地踏上返沪之路。途中的事情姚英子并没多讲,但可以想象到有多么艰难。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年根,她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此时距离孙希残废已过去一年半。

  方三响不由得停住脚步,回头望向北边,惊讶道:“难道说……难道说孙希就藏在药水弄里?”

  姚英子长叹一声:“正是如此。我回上海之后,找到曹主任,才得知川岛真理子仍不甘心,打算把孙希接去日本治疗。孙希为了避免纠缠,辞去第一医院的职务,躲去了药水弄——除了曹主任,别人都以为他经受不了打击而失踪了。”

  “那地方……他怎么受得了?又能做什么呢?”

  “你知道的,药水弄那个地方住的都是赤贫之人,除了各家医院偶尔去做做义诊,根本找不到任何医生。曹主任说,孙希在里面做了一个游医,隐姓埋名,给附近居民提供一些简单的诊治服务。”

  “等等……”方三响听出有地方不对,“这些你都是听曹主任说的?你到现在都没见到孙希本人?”

  姚英子伸出手去,把鬓发撩起到耳边:“我一听说他在药水弄,就立刻跑过去想见他。可当我走到聚居区的边缘时,却忽然不敢进去。我进去之后,见到他要说什么呢?谢谢你救了翠香,救了第一医院?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接济他金钱,还是好言抚慰他,还是……干脆嫁给他,陪着他度过余生?”

  方三响的嘴唇嚅动了一下,没出声。姚英子道:“你比我更了解孙希。他就是个被动的软性子,老是被人安排,可骨子里骄傲得很,又很敏感。我现在如果出现在他面前,无论做什么,在他看来都是一种怜悯。他也许会接受,但会一直难受。”

  方三响不由得呵呵笑起来:“说得对呀,这家伙这辈子一共就主动了三回。第一回是见我受了冤屈,主动认罪;第二次是为了救你,挟持了邓医官;第三次是为了翠香自残。他自己总念叨着去伦敦,却一次也没去成,难得的勇气,都用在别人身上了。”他一边笑着,一边拍拍膝盖,眼角变得湿润。

  “不过药水弄的条件确实太苦了。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在那里做义工的进步学生,定期转送一些配给粮食给孙希,只说是一个慈善人士捐赠。我不求见到他,只要定期收到他的消息,知道他还平安就够了。”

  方三响微微颔首,这确实不是个相见的好时机。别的不说,万一被川岛真理子知道,孙希可就白白牺牲了。说到那个日本女人,他猛然想起另外一个疑问:“你和那子夏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是拿孙希的性命来要挟你?”

  “不,他不知道孙希的存在。我参加庆典,完全是出于自愿,是我主动找上门的。”

  “什么?”方三响不敢相信地转过头。她说不去见孙希,这还能理解,但为什么要主动跟一个汉奸来往?难道那子夏给她带来的苦头她还没吃够吗?

  “蒲公英你还真是变稳重了。若换作从前,你早跳起来骂我了。”

  姚英子走得有点乏了,右手习惯性地按住小腹,方三响连忙把她搀到路旁的一处花坛徐徐坐下。他正要去找些水来,却被姚英子扯住袖子,示意他别走。

  “我在东京大地震时的选择,是为了救你们两个,我再来一次也不会后悔。”姚英子的声调变得高一些,“但姚家不能一直背负这个污名。正巧那子夏来上海搞十周年庆典,我主动找到他,是希望能借这机会赎清自己的过错,做一个了断。”

  她说出最后两个字时,是咬着牙说的,透出一丝决绝。

  “了断?”方三响先觉得有些迷惑,旋即沉声道,“不对,英子,你还有事没说。”

  “唉,真是的……我就知道瞒不过你。”姚英子无奈地摇摇头,扬起下巴,轻吸了一口春夜的空气,“也罢,我们是医生,不该讳疾忌医。我们是好朋友,更不该互相隐瞒。三响,我来上海之前,在重庆已经确诊胃癌。”

  她的声音很轻,可这两个字如同一枚大号航空炸弹,直接狠狠砸在方三响脑中,原地爆炸,把他的意识撕成无数碎片,纷纷扬扬地撒在花坛里。

  “其实在武汉的时候,我就一直隐隐有些不舒服,有时候觉得胃里像揣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护送那些孩子入川那一路,又折腾得不轻,在重庆时更严重了,还有点贫血征兆。后来我去上海医学院看病,颜院长找来专家帮我确诊了。”

  方三响一直没动静,沉默得像一口深井。姚英子笑起来:“怎么啦?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都见惯生死,怎么轮到自己身上,就受不了了呢?”方三响的声音都抖起来:“那你应该留下来治病啊,还跑来做什么?重庆有爱克斯光治疗机吗?我记得用镭锭抑制癌细胞,很有效果。”

  “大后方哪有那么高级的机器呀。”

  “是什么位置的癌知道吗?贲门?胃体?还是胃窦?”方三响有些神经质地念叨着,“实在不行就去做个局部胃切除……”

  姚英子劝慰道:“三响,别这样。你好歹是医生,要尊重专业。你能想到的,上海医学院的专家难道会想不到吗?”

  “英子,英子,英子……”

  方三响有些六神无主,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她的名字。怪不得她要只身匆匆赶回上海,怪不得她拒绝去见孙希一面,以及,怪不得她说要和那子夏做一个了断。

  可是他不能想象,姚英子要怎么跟他了断——或者说,他根本不敢去想象。

  “好啦,再过三天就是庆典,我还有些事情要准备,得先回去啦。”姚英子捶了捶腿,缓缓扶住方三响站起身来,她见方三响情绪仍旧很激动,严肃道,“蒲公英,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插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是吗?”

  方三响急促的呼吸顿时一滞。他从没提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可姚英子实在太聪明了,一眼便猜出他这次来上海,必是怀有重大目的。

  她讲得一点也不错,自己肩负的任务太重要了。如果他去大闹庆典现场,一定会被日本人盯上,进而影响到运送磺胺的大计。但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英子走向绝路?

  他再度看向她,她的双眸一点都没变浑浊,还和青春时一样熠熠生辉。方三响这才想起来,英子从年轻起就是如此,只要是决心要做的事情,就没人能够阻拦。

  姚英子见他沉默不语,主动踮起脚,伸出双手紧紧地拥抱了方三响一下:“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送粮食了。以后你有空的话,只要联系建承中学的陈叔信同学,他会帮忙把东西转给孙希的。”

  方三响僵在原地没有动作,他担心一旦回应,就会变成一次真正的告别。姚英子笑道:“我今天好开心啊。抗战开始之后,我们三个天各一方,本来我还遗憾没能再聚齐。没想到,你在这时节也回到上海了,老天爷可真是够疼我的,我没什么遗憾了。”

  脚步声逐渐远离,那个娇小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街角的黑暗中。方三响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花坛边,把自己裹在一片哑然的浓雾中。

  三天之后的中午,海格路一带的马路热闹非凡。一辆又一辆轿车首尾相接,川流不息,把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放眼望去,个个都是各界名流。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有上海特别市的高层,有身着军装的驻沪日军代表,还有不少名媛、文人和帮会大佬。当然,也少不了许多记者簇拥在门口,手捧相机照个不停,要见证满洲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敦睦之情。

  而为了确保安全,日本宪兵队派遣了精锐留在现场,而外围则由上海特别市的治安队来维持秩序。

  严格来说,这次庆典并不是在红会第一医院举办,那里只提供停车位和庆典前的休息区。真正的庆典现场,是在医院隔壁的纯庐。客人们在医院内下了车,在草坪稍事休息,便可以顺着一道红毯入园先做参观。

  此处乃是沪上闻人周纯卿为自家小姐修的。别看占地面积不大,可里面亭、台、阁、石、花、木一应俱全,亭畔映水,石间植花,一条蜿蜒小河流过门阁与小桥,又沿着回廊折返。厅前还有一棵苍劲的紫藤,年龄已近百年,伸展的枝冠几乎庇荫着半个园区,可谓极得清幽之妙。

  今日的纯庐与往日不同,藤萝之间悬挂着一排排满洲国的五色小旗,木石上贴满了“王道乐土”的宣传海报,客人们手持酒杯,步入纯庐,还能听到李香兰的歌声从不知哪个角落传来。

  那子夏拄着拐杖走进内厅,看到姚英子换好一身绯红旗袍,旁边一个化妆师刚刚为她梳妆完毕,不由得赞叹道:“姚小姐真是驻颜有术,这么多年,竟没什么变化。”

  “不要嘲我了,一个落魄老太婆而已。”姚英子凝视着镜子,表情平淡。

  那子夏打开一个檀木盒,从里面拿出一对精致的耳坠:“这件金镶珠翠耳坠,是原先宫里用的。康德皇帝御赐给姚小姐,以酬多年报效之功。来,我给你戴上。”他略轻佻地伸出手,姚英子不动声色地避开,把耳坠接过别在耳垂上。

  那子夏后退几步,审视片刻,满意地点点头:“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姚小姐到底是大家闺秀,真是气质不凡。”

  姚英子从梳妆台前站起身来:“演讲稿子呢?”那子夏立刻把两页稿纸递过去:“我专门请了几个文章大家反复改过,刚才我又亲自审看了一回,绝无问题。”

  姚英子拈着稿子默然阅读,那子夏兀自得意扬扬道:“对了,今天的活动,我要临时加一个环节进去。”说完他从怀里取出一个扁木匣,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铜质圆勋章,正面嵌着“建国”二字,两侧各有一株弓形高粱。勋章旁还盘着一条五色章绶,与满洲国五色旗一样。背面还刻有姚英子的姓名。

  “这是一枚建国功劳章,只有为满洲开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我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现场谁都不知道这个惊喜。等一会儿你演说完,我就上去宣布这件喜事,当场颁勋给你。从此之后,姚小姐你就是一位象征满中友好的沪上名姝,与李香兰齐名。”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能和她比较?”

  “她就是个戏子而已,而姚小姐你是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而且几十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在民众心中更具号召力。这次演说颁勋,必可轰动两国,成为帝国十周年的最好象征。”

  姚英子抖了抖那几页稿纸:“你真觉得我会相信这些?”那子夏咧开嘴,露出一排吸食鸦片过多的稀疏黄牙:“不觉得,不过这有什么打紧?想当年在东京,姚小姐你对我咬牙切齿,最后还不是一样选择合作?只要形势比人强,个人的真实心思无关紧要。”

  “当年在东京,你还是载仁亲王的中国问题高参,现在却沦落到为协和会打杂。你这么急着打造一个亲日大使出来,只怕也是因为地位岌岌可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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