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飞快地穿过横在我们与木堡之间的丛林地带。海盗们越逼越近了，我们每往前迈一步，他们的声音就更真切，我们已经能听到他们奔跑的脚步声，以及他们拨开树丛、撞断枝条发出的噼啪声。

　　我意识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看了看我那支枪的火药。

　　“船长，”我说，“特劳尼先生是个神枪手，把您的枪给他吧，他那支已经不能用了。”

　　他们交换了枪支，特劳尼先生从骚乱开始到现在，一直非常冷静，沉默不语。这会儿，他停下脚步，检查了一下手里的枪是不是能用。突然，我发现格雷什么武器都没带，赶紧把我的弯刀递给了他。格雷接过弯刀，往手心吐了口唾沫，皱了皱眉头，握着那柄弯刀在空中挥舞得虎虎生威。我们瞧在眼里，喜在心头，从格雷的身手来看，我们这位新来的加入者可不是吃素的！

　　我们又往前跑了四十来步，来到了丛林边上，木堡近在眼前了。我们朝南面栅栏的中部冲了过去，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以水手长乔伯·安德森为首的七名叛匪叫嚣着出现在西南角上。

　　他们愣住了，见到我们出现在木堡前，着实让他们吃了一惊。没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乡绅和我，以及木堡里的汉特和乔伊斯，每个人都趁机开了一枪。四弹齐发，飞往了不同的方向，却收到了成效：一名叛匪饮弹倒下，其余的想都没想，转身就跑，一头扎进了丛林。

　　我们重新装上了子弹，然后沿着栅栏的外侧走过去，看了看那个倒在地上的叛匪，他已经一命呜呼了——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

　　就在我们为战绩欢欣鼓舞的时候，丛林里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一发子弹“呼”地贴着我的耳边飞过，可怜的汤姆·雷德鲁斯一个趔趄，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我和乡绅马上开枪还击，但是，由于根本没有目标可瞄准，我们多半是在浪费火药罢了。我们重新装上了子弹之后，把注意力投向了可怜的汤姆身上。

　　船长和格雷已经在察看他的伤势，我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汤姆已经没救了。

　　我估计我们的快速反击再一次驱散了叛匪，因为当我们把浑身是血、不断呻吟的老看林人汤姆举过栅栏，抬进木堡的过程中，没有再被骚扰。

　　可怜的老伙计，从我们一开始惹祸上身直到现在我们让他躺在木屋里等死，他没有说过一句惊讶、埋怨、害怕，甚至是不情愿的话。他曾经像特洛伊人那样，趴在垫子后面，守卫房舱和水手舱之间的过道。吩咐他的每一件事情，他都默默地、不折不扣地去做，他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大了二十来岁。而现在，这位吃苦受累、不苟言笑的老仆就要离我们而去了。

　　乡绅跪在他的身旁，吻着他的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我要死了吗？大夫。”汤姆问。

　　“汤姆，好样的！”我说，“你就要回家了。”

　　“我恨不得先朝他们开几枪！”他答道。

　　“汤姆，”乡绅说，“说你宽恕我了，好吗？”

　　“这话应该我对您说才成体统，是吧？老爷。”汤姆回答，“不管怎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阿门！”

　　沉默了片刻之后，汤姆提出应该有人为他念一段祈祷文。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爷。”他带着歉意说。不一会儿，老汤姆就咽气了，临终前没有再说一句话。

　　这时候，船长从身上翻出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早就发现他胸前和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其中有：英国国旗、一本《圣经》、一卷结实的绳子、一支笔、一瓶墨水、一本航海日志，还有几磅烟草。船长还在院子里找来了一根很长的杉树干，去掉了枝叶，修整了一番，在汉特的帮助下，船长在木屋的一角用几截木桩斜向交叉着将杉木支了起来，然后他爬上屋顶，亲手将国旗挂上了杉木顶端。

　　办完这些事，船长似乎宽心了许多。他回到木屋，开始清点我们储备的物资，就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一样。他也一直留意着汤姆的情况，汤姆一断气，他马上拿着另一面旗帜走过去，恭恭敬敬地盖在了汤姆的遗体上。

　　“别太难过了，先生。”船长握着乡绅的手，说，“他是为了效忠他的主人和船长才倒下的，不必担心他，他会一路走好的。他的死也许不符合神的旨意，但这是事实。”

　　说完，船长把我拉到了一旁。

　　“利维塞大夫，”船长说，“你跟乡绅一直在指望的那艘来接应我们的船，要多少个星期以后才能到？”

　　我告诉船长，不是几个星期以后，而是几个月以后。如果我们到八月底还没有回去，布兰德利先生才会派船来找我们，不会在那之前也不会在那之后。“你自己算算吧！”我说。

　　船长挠了挠头皮，说：“就算老天格外开恩，先生，我看我们的处境还是相当艰险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问道。

　　“我们在第二趟丢掉了船上的东西，真是太可惜了！先生，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船长说，“至于火药和子弹，是够用了，但是粮食太少，太短缺了！利维塞大夫，口粮少到了也许少一张吃饭的嘴对我们来讲并不一定是坏事的地步。”

　　船长指了指盖着旗帜的汤姆的遗体。

　　就在这时，“轰”的一声，紧接着“呼”的一声，一枚圆炮弹高高地从木屋上空飞过，落在离木屋老远的丛林里。

　　“哦嗬！”船长说，“赶紧把炮弹都打光吧！鬼子们，你们的火药已经剩不了多少了！”

　　第二枚炮弹又飞过来了，比第一枚稍稍准了那么一点点，落在了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扬起一团沙尘，但是连木堡的皮毛都没碰着。

　　“船长，”乡绅说，“从船上根本看不见木堡，他们肯定是瞄准旗帜开炮，把国旗收起来是不是明智些？”

　　“把国旗收起来？！”船长一口回绝了，“不！先生，我绝不！”

　　船长这话一出口，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赞同。因为这面国旗不仅体现了顽强的水手气概，而且也是一种高明的策略，是在向叛匪示威：我们压根儿没把他们的炮轰放在眼里！

　　整个黄昏，他们就这样不停地隆隆开炮，炮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来，不是太远就是太近，要么就是在院子里扬起一片沙土。

　　由于他们只能往高处开炮，以至于炮弹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威力，被松软的沙土掩埋起来。我们根本用不着害怕，尽管有一枚炮弹从木屋顶上飞了进来，又从地板下钻了出去。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瞎胡闹，顶多当成板球游戏而已。

　　“这么轰下去，不见得全是坏事儿。”船长说，“这说明我们前面的林子里很可能没有叛匪，潮水已经退了好一阵子了，我们沉入水里的东西应该已经露出来了吧，有没有谁愿意去把猪肉抬回来？”

　　格雷和汉特最先挺身站了出来，他们全副武器，偷偷地翻出了栅栏，结果他们白跑了一趟。叛匪比我们想象的更不怕死，或者他们仰仗着伊斯利尔不歇气的炮轰壮胆，四五个叛匪正忙得不亦乐乎，涉水把我们落下的东西搬上停在近处的小船上。而小船上的人时不时地划上一桨，让小船在急流中停稳。希尔弗在船尾指挥，他们这会儿每个人身上都配了支步枪，或许是从他们自己的某个秘密军火库里取出来的。

　　船长坐下来记他的航海日志，开头是这样的：“船长——亚历山大·斯摩莱特、随船医生——大卫·利维塞、船员——亚伯拉罕·格雷、船主——约翰·特劳尼、船主的侍从——约翰·汉特和理查德·乔伊斯——两人从未出过海，以上是船上所有忠实的成员，他们带着勉强维持十天的口粮，于今日上了岸，并且在金银岛木堡上空升起了英国国旗。船主的另一名侍从汤姆·雷德鲁斯（从未出过海）被叛匪开枪打死，船上侍应生吉姆·霍金斯……”

　　我这时也在为可怜的吉姆·霍金斯的命运担忧。

　　有人喊我们，声音从陆地方向传来。

　　“有人在跟我们打招呼！”正在放哨的汉特说。

　　“大夫、乡绅、船长！喂！汉特，是你吗？”那个人喊道。

　　我跑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吉姆·霍金斯！他好手好脚的，正从栅栏外往里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