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大逐渐受到了学生的认可，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这班学生在和胡适有了较深的了解和沟通之后，便常到他家里，由客气的请教，再到肆无忌惮的讨论争辩。

　　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北大师生中，文言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人很多，而文言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均是后一类，他们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尤其是傅斯年，从师国学大师黄侃，并学着老师的模样穿大袍褂，拿大葵扇，原是很守旧的，但在文学革命中，他站在了胡适等革命派这一边。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主张，就是在和这些年轻人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说到：“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聊斋志异》派的小说，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傅斯年等人不仅在学术上认同胡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文学上成了胡适的和声。继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傅斯年等人相继响应。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胡适、李大钊的扶植下，以傅斯年、罗家伦为首发起成立纯学生组织“新潮社”，并于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其成员包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潘家洵等人，他们在反封建、毁礼教，鼓吹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股最有朝气、最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傅、罗、毛、顾、俞和胡适交谊很深，多为终身知己和受胡适影响较深的学者，成了胡适的和声和影子。

　　傅斯年先后出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与之同时，清华园中的一批学生，则主要是受胡适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五四”这天虽没有走向“广场”，却在“五四”之后，乃至“六三”运动**时成为主力。其中清华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吴泽霖、吴景超、潘光旦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多进入美国的高等学府留学，几年后学成回国。

　　胡适在《新月》上高扬自由主义大旗时，他们便逐步归顺胡适的麾下。“新月”时代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涨——“人权与约法”的展开，主要是清华园“三个火枪手”——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配合胡适而起的。胡适在“新月社”之内又组织了议论时政的“平社”，其核心人物都是清华园出身的留美自由主义分子。由此可见，胡适在五四时期掀起的文化巨浪，在北大、清华主要是通过这两批学生展示的，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股最强劲的力量和文化建设的中坚分子。

　　蔡元培任校长的时候，北大人才荟萃，北大以文科见长，旧学和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这个时候北大的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这些旧教员，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这些具有新思想的教员。

　　胡适刚到北京大学的时候，课时不算多。但是他的工资却不少。从任职的第二个月起，胡适的月薪是280元，超过了很多有资历的教授。几乎同时接到北大聘书的周作人的月薪是240元大洋，他主要讲解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除了上课周作人还在北大附属的国史编纂处任职。

　　胡适刚到北大的时间不长，校长蔡元培就安排他作了一场演讲。在北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演讲的题目是《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

　　胡适的这场演讲非常精彩，他说：“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胡适的话音刚落，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等学术界的名流和北大的学子，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新青年》的编辑大都是北大教授，由反孔教，提倡白话文到文学革命，逐渐向整个旧礼教、旧文化宣战，因此，北大被视为新思想的大本营，撼动传统中国，并使之走向现代的支点。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1919年3月18日，段祺瑞派的《公言报》刊登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说：“陈独秀胡适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鲁莽灭裂，实亦太过。”因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若丧考妣”，恨不得将陈独秀、胡适“食肉寝皮”的保守文人林纾则连续发表短篇小说《荆生》《妖梦》，其中狄莫、秦二世均影射胡适，希望有一伟丈夫——荆生出来镇压胡适、钱玄同、陈独秀。

　　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林纾指责胡适“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还有人暗中活动——北京政府指使部分议员在国会上弹劾教育总长，要求撤换北大校长。社会上也盛传胡适、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甚至被逮捕的谣言。加上个别学生私通林纾，出卖校中情况，使学校内外保守、顽固势力相互勾结，引起新旧势力的激烈交锋，而胡适又是首当其冲。在这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和保护胡适的，便是蔡元培。

　　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时期的文化先驱，自1917年始的近20年间，胡适以他在思想学术界特有的地位，宣扬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示范以科学方法重整国故的有效途径，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逐步确立，倡导个性解放的价值系统，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办学方针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