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夏天，26岁的胡适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国内，接到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聘书，受聘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后来，胡适结识了陈独秀和蔡元培，陈独秀和蔡元培的出现，使胡适的文学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想从彼岸投向了祖国。

　　1897年8月，陈独秀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时，结识了从绩溪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后来又结识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1902年3月，陈独秀自日本回国，在南京通过汪希颜，认识了陆师的章士钊和赵声。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汪孟邹主持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办起了《安徽俗话报》，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胡适在上海求学时，通过许怡荪、程乐亭、程士范、胡祖承等同乡，结识了汪孟邹，并在汪孟邹引介下读到了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他和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闲谈。汪孟邹告诉他，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文章写得非常好。陈独秀问他，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胡适？原来，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收到胡适从美国的信，对他的文采印象深刻。于是，他就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中间的过程很曲折。虽然两个人没有见面，但他们通过书信来往，成了朋友。两个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宣扬民主与科学。1916年8月，胡适收到陈独秀寄来的信和《新青年》。8月21日，他复信陈独秀，对其“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见解表示赞同，但对该杂志上登谢无量的律诗用死文字颇为反感，并尖锐地指出：今日文学腐败，“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接着胡适把与诸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向陈独秀作了陈述。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正欲求在文学上找革命的突破口，读了胡适的信后非常高兴，并来信催促胡适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不久，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学美国七年，在大洋彼岸高举新文化火炬的胡适，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也就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讨论文学革命之时，蔡元培出任了北大校长，并且开始招募良师以改造北大。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他经汤尔和、沈尹默举荐、介绍，亲自到前门中西旅馆，拜见《新青年》主持人陈独秀，力约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整顿北大文科。陈独秀以不善教务，且正在办杂志为由，再三推辞，并说有安徽同乡胡适，思想、学术颇新，可胜此任。

　　提起胡适，蔡元培便回想起在法国期间已闻知胡适的名字。当时——1914年6月10日，在绮色佳城聚会的任叔永、赵元任、杨杏佛、胡适、周仁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于1915年10月向在欧留学生正式通报。做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此自然别有兴趣。他得知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的消息后，即去信加以鼓励。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北京大学校长，13日即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拜托陈独秀去信告诉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请他回北大任教。于是，陈独秀便写信给胡适，其中说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接到北大聘书后，胡适非常兴奋，他匆匆告别了导师杜威，搭乘轮船回到国内。

　　胡适的导师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反对传统的机械灌输训练，认为应从实践中学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并培养出胡适、冯友兰、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等国学大师和学者。胡适曾经这么评价恩师：“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正是由于杜威的影响力巨大，出于对这位大师的敬佩，即使未曾谋面，他的高徒胡适自带“有才”光环，多少对任职北大教授有些正面作用。胡适于1917年7月10日抵达上海。9月21日，北大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胡适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随之开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所，自己担任主任。年仅26岁的胡适，想在北大立足，谈何容易。校内文科派系林立，师承、家法森严，教师中守旧势力相当严重。严复、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提倡国粹、宣扬尊孔，而学生中傅斯年、毛子水、顾颉刚等黄侃的高足，旧学根基均在胡适之上。校外林纾等保守复古派也有一定的文化市场，反对胡适的叫声不绝于耳。

　　英文课对于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易如反掌。能否震慑学生，站稳脚跟的，倒是那门中国哲学史。因为新建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的第一年为陈汉章，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洪范”。并且，他的讲义密不示人。

　　胡适接课后，学生中如傅斯年、顾颉刚都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哪知，他一登台，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丢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对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给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挢舌不能下”。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课后，觉得这位胡先生讲课很有新意，但他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傅斯年也去听听课，做个评价，再看看要不要将这位新教授赶走。当时，顾颉刚虽然比傅斯年还年长三岁，但傅斯年天分极高，而且国学功底深厚，组织能力又极强，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声望。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这个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胡适得以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此后的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提及过此事。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思想一般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课堂取得的成功，加强了胡适从哲学史入手全面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