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当时的中国人，既是所有比自己高一头的那些人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比自己矮一头的那些人的主子。但是普天之下，一言以蔽之，大家统统是皇帝的奴才。

　　一部中国封建史，也是一部中国奴才史。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不仅是中国文人相轻相整的顽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残的悲剧。

　　我记得还存在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时的旧上海，租界的行政当局，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以他们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贯做法，来统治中国人的。

　　据老人讲，上海最早引进有轨电车，是分等级的。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坐三等。随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多起来，也被允许坐进头等。这种既带有种族歧视，更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是中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阴霾记忆。

　　等我十几岁时读中学，40年代，租界没了，可车厢上头等、三等的标志，依然不变。但是，为什么没有二等？始终是个谜。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说，上海旧时，除了白种的外国人，还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们次于洋人，高于国人，他们有资格在头等车的后面，或三等车的前面乘坐。所以，西装革履者，中式长衫者，为头等车乘客，穿短打者，则为三等车乘客。其间夹在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种，是谓二等。

　　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希望有识者能够指点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前清同治年间，这样算来，乘车的不平等，也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大概“适者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积久成习，习以为常，也就逆来顺受，竟认作是一种必然的规矩。好比在门窗紧闭、空气浑浊的屋子里关着，待久了，也就习惯了缺氧，适应了污秽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规定。都是纳税公民，都是花钱打票，为什么分三六九等？但中国人当顺民太久太久，中国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于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长衫党，还是短打党，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边的车，还是上后边的车。

　　上海话里，还有专门奖励明白人、聪明人的褒语，叫“门槛精”。

　　“门槛精”的人，不吃亏，“门槛不精”的人，就会吃“排头”。“排头”是沪语，相当于“排揎”，相当于“挨剋”。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阿木林”。这也是沪语，相当于“外行”、“笨蛋”，好一点的，灰溜溜地下车，差一点的，就会被售票员拉扯着推下车，还冲脊梁骨骂一声“屈死”。“屈死”者，上海话的“死人”也。

　　我之所以用这类原生态的沪语，来描写当时的状况，就因为我亲见亲闻拥有这种话语霸权的上海人，马上就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门槛甚精”的得意，是很让人感到讨厌的。听到那些叽里嘟噜的上海话，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做奴隶也许并不可耻，以做奴隶为荣，以张扬奴隶精神为荣，以践踏别的奴隶为荣，这就十分可恶了。

　　据说，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要收拾其弟曹植，限其七步做诗一首，倘做不出来，便要他的好看。曹植当即口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千古流传的名作。“口号”，即不落笔墨，脱口而出，表明诗人的捷才，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绎，陈思王的集子中，并没有这首所谓的“七步诗”。但这种同类互残，相煎何急的痼疾，也并不属于文人的专利。当然，文人整文人，是相当不客气的，而政客整政客，就更谈不上温良恭俭让了。曹氏兄弟，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那么这种相煎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了。

　　即使从正史看，曹植一辈子，也是活得很不开心的。他哥哥称帝后，他俯首称臣，大唱赞歌，他哥哥的儿子继位后，他仍旧要俯首称臣，继续大唱赞歌。我想他不一定会快活，凭什么我就要给你唱，而你为什么就不该给我唱？他内心深处，未必认命永远做一个三等车的乘客。然而，头等车内就不给他留位置，如果他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说不定最后连上三等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所以，在上海，到了很晚很晚的20世纪40年代，租界早已取消，至少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头等、三等那一页终于翻过，但那些从郊区到市区里来做小生意的农民，还是恪守着殖民时期的乘车法则，哪怕前边的车厢人少，后边的车厢人多，也努力地主动地挤着上后边的车。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等级意识，便是封建帝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的统治手段。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里的宝玉喝茶，小红给他倒水，这区区小事，竟成一次风波，足以反映中国人奴化意识之久、之深、之不可救药。也说明了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三百多年，提倡奴才思想，巩固奴才意识，规范奴才行为，限定奴才行止，可谓成效卓著。怡红院里的丫鬟小红，是级别较低的奴才，属于三等车的乘客。不该她倒这杯水，她倒了，当了一回头等车乘客，应该倒这杯水的，没倒成，小红为她的这次僭越行为，遭到一阵讨伐。

　　起因是贾宝玉想喝茶，叫了几声，怡红院里没有人答应，他只好自己动手。小红本是外围的丫头，这一次，碰巧了，级别较高的奴才如袭人、晴雯，次高的奴才如麝月、绮霞，都不在，级别低于次高的奴才碧痕、秋纹，去拎洗澡水了。于是，小红出现在主子面前，进了主子的视线内。

　　那贾宝玉，不认识他的奴才。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压压的好头发，挽着髻儿，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宝玉便笑问道：“你也是我屋里的人吗？”那丫头笑应道：“是！”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爷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眼面前儿的，一件也做不着，哪里认得呢？”

　　她也许有更多的酸溜溜的话要说，可是，自认为是头等车的乘客，出现了，打断了她。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秋纹、碧痕，一个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一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来看时，并没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找着小红，问她方才在屋里做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呢？因我的绢子找不着，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儿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就来了。”

　　不管她怎么解释，碧痕、秋纹就是不信，奴才最能欺侮奴才，正如都是狗，大狗总是要欺侮小狗。其实，她用得着解释吗？这就是三等车乘客的天生自卑了。然后秋纹所发表的这段“奴才等级”论，就大有上海那“门槛精”者的明白了。

　　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着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么？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这段小插曲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发生在清朝康、乾年间的事。满清进关以后，干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使得所有的大明臣子，在强迫命令下，在潜移默化中，都认准自己是奴才。

　　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当时的中国人，一言以蔽之，统统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高自己一头的那个人的奴才。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贵族生活的书，说白了，应该是一部写大奴才和小奴才的书。就以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说，他给康熙上奏折，也是自称奴才的。贾府的管家赖升，这个全府奴才的大总管，他在家里也是众多奴才侍候的老爷，有一个园子比大观园小，管理得比大观园好，有一个儿子当了县令，官做得比贾府小，可贾政还得找人家贷款。然而到了贾府，赖总管还是奴才。贾府何其赫赫扬扬，荣宁二府，奴才足有数百，前呼后拥，神气活现，一见了宫里来人，哪怕是个老公，连忙低三下四，到得皇帝那里，就更是一脸一身的奴才相。

　　贾政的女儿元春，入宫当了皇妃，按理他是国丈，可元妃省亲，他得跪在那儿口口声声称臣。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全是奴才，奴才哲学的精髓，就是“等级论”。以做高一点的奴才为荣，以戕害低一点的奴才为乐，也就成为奴才生存的价值法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也就是这种堂而皇之地当奴才，理所应当地当奴才，视做再正常不过地当奴才，毫不以为悖异地当奴才的惰性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封建多久，中国人做奴才的历史也多久，甚至，封建社会已成为历史，这种惰性的余绪，继续在起作用。

　　包括挺革命，挺马列，挺现代，挺“左派”的知识分子，保不齐那奴才哲学阴魂不散，翻来覆去给别人、给自己大念“等级论”这本经的。

　　“文革”期间，我被关进“牛棚”。“牛棚”者，不是监狱的“监狱”也，将中世纪的私刑制度，赋予“无产阶级专政”色彩，这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创造。当时，每个单位都设有这种内部的执法机构，政由人出，刑由人施，绝对是凭灵感、冲动，随兴所至，任意而为，整个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我所在的工程队，牛鬼蛇神不多，可供滥施**威者甚少。于是，把一个其实不够走资派的科级干部，打成走资派。

　　当将他羁押起来，与我关在一起，他马上提出抗议，不愿与我为伍。为什么？他说，我是右派，他是“左派”，我是“黑五类”，他是“红五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造反派，根本不管这一套，将他推进棚里，差点来个嘴啃泥，呼啸而去。他爬起来，茫然了一会儿，很快，那等级的优越感又浮现在脸上，看着我这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人，与他作为坐头等车的人，同处一室，气不打一处来，说了一句，“我和你不一样！”板着脸，与我保持距离。

　　磨合了好几天，他才放下一点架子，将看过的《参考消息》恩赐我一阅，而且总要说一声，这是你没资格看的，脸上还要露出头等车乘客的那份自得。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贾宝玉病后，喝火腿鲜笋汤，让芳官为他吹凉一点，随后，曹雪芹所写出来的几个级别的奴才，那神态，那语气，那表演，那狼狈，便可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奴才的等级观，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了。

　　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她不老成，仔细打了碗，等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她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槅儿来了？”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她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她。”

　　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她不出去，说她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她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她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

　　芳官干娘，先被晴雯啐斥，后遭小丫头们数落，当然是活该，这比《红楼梦》里自认为是贾府第一忠心耿耿的奴才焦大，被塞一嘴马粪，更不值得同情。焦大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认为他抬起一条腿来，也要比别人高出一头，他忘了在等级社会里，你奴才的那条腿，抬得再高，高不过比你大的主子。如与我同关一棚的那位棚友，以为自己“三代红”、“代代红”，能有资格看《参考消息》，就具有某种优容，具有某种殊遇，那就错了。在造反派眼中，你已是草芥之辈，就不会买你的账了，照收拾不误。

　　如同在贾府老爷眼中，焦大不过是一个喝多了黄汤、胡说八道的混账行子，即使你说的句句是真理，老爷也不爱听，越真理，越不爱听。“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这句话，是奴才生存必须懂得的真谛，你妈把你生在哪个“一半儿”，你就永远属于那“一半儿”。谁要逾越了这“一半儿”的等级限制，轻则叫做“不安分”，叫做“不识相”，重则叫做“躐等”，叫做“僭越”，分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了。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但对怡红院里，那些对芳官干娘啐斥之者，数落之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振振有词，不也蛮滑稽的吗？《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大可不必像旧时有租界时的上海人，看到一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乡下人，错上了头等车，完全用不着鄙夷之，嘲笑之，“洋盘”之，“阿木林”之，而逞一时之快的。

　　此时此刻的晴雯，如果稍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大可不必那样张牙舞爪，得意非凡。尽管她是贾宝玉心目中，比袭人还要看重的级别最高的丫鬟，尽管她在这个怡红院里，过着优越的日子，比之当时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更为娇宠的地位。然而，她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个丫鬟，是个奴才。等到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时，她会不会想起假称宝玉的意思，将那个偷了镯子的坠儿撵出怡红院，还凶残地用簪子向她手上乱戳时骂过的话呢，“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

　　其实，晴雯不也是在打嘴现世吗？

　　在大观园这次扫黄运动中，王夫人查抄怡红院时发表的讲话，针对晴雯所说的那些，使我想起乾隆对于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训斥。因为在主子的眼里，无论是有学问的文人，还是有容貌的丫鬟，都是奴才。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人，不把你当人看，你就不是人。

　　因此，奴才之间的相煎，说来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徒为人笑耳。

　　沈德潜与钱陈群余尝谓江浙二老，施恩则同，而守分承恩则沈不逮钱远甚。德潜，吴中诸生，久困场屋。乾隆戊午举于乡，年已七十，其成进士、选词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职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迁礼部侍郎，命在尚书房授诸皇子读。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濒行，呈所作《归愚集》，吁赐序文。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笑俞所请，因云：“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盖异数也。

　　可以想象，这位江南老名士，在乾隆没有跟他翻脸以前，该是如何的不可一世了。当他混到肩舆进宫，御前赐座，切磋时艺，探讨诗文，别的文人，还有谁能在他的眼里？袁枚在《随园诗话》一书中，讲过他与这位“上书房行走”的文人，一段书信来往的故事。

　　本朝王次回《凝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曰：“《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

　　读袁枚文，看似理直气壮地为人打抱不平，我看多少有些自我标榜。第一，他想面晤这位大老直陈己见的机会，也不得，只有通过写信，说明地位相差悬殊。因为沈是官居一品的大员，袁不过是名士而已，不给他这个脸。第二，他是否写了这封诘难的信，姑且存疑，就算真的在沈德潜如日中天时冒犯过，老先生不予置理，不给回答，他的这种抗议，不也屁用不顶，说了也是白说，也许压根儿没说。

　　如果，袁才子不识相，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侠肝义胆，跑到老先生那儿去严词责询，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他只消在乾隆爷的耳朵边嘀咕上两句，就叫人吃不了兜着走。文人要相煎起来，比起《红楼梦》里那些丫头，就不是光斗斗嘴的事了。

　　所以，那些能够在权力圈里厮混的文人，绝对是他同行的危险因素。

　　由此想到，沈老先生红得发紫的时候，跟晴雯在怡红院里一样，想必是很张狂的，不把别的奴才放在眼里的。晴雯是个没文化的丫鬟，也许不一定识字，冲她任性地撕扇子，固然娇憨可爱，但也欠缺教养这点，说明她想不到那么长远，想不到以后会被逐出园子。沈德潜难道会不懂得奴才的命运，是主子掌握着的吗？哪怕你死了，也不会放过的。

　　沈归愚尚书，服官数十年，屡进屡退，毫无建树，高宗徒以其捉刀之故，独宠着不衰。《乾隆御制诗》，半为归愚所作，其他亦必为归愚润色者也。归愚卒后，帝闻其泄捉刀事于外，不觉大怒，乃借徐述夔案，追夺阶衔祠谥，扑其墓碑。（清·佚名《啁啾漫忆》）

　　晴雯，那美丽丫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这个“后悔”，百分百是为了她的爱，自然是很令人为之感动；可是，这个“后悔”，却丝毫意识不到她只不过是个奴才，是个相煎何急的奴才，死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这就教人觉得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