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不朽

　　一代文豪吴敬梓，猝死于乾隆十九年（1754）扬州一家小客店里，险些被当饿殍收尸。他是在对《儒林外史》能否刊刻问世的等待中病猝而死，死得悄然无声却令人心寒。

　　吴敬梓的遗像，是由他的画家朋友王溯山凭记忆画出来的。这幅画像，成了后来《儒林外史》各种刻本的作者像。在画像丝丝缕缕的线条里，后人似能看出画家深深的思索。王溯山是在思索自己的百幅画也抵不住吴敏轩那部尚无望刊刻的《儒林外史》吗？还是在诉说最受愧对的是大先生这样说真话讽时弊，留下无价之作，生前却分文无得的不公吗？一部杰作的代价，非得是许许多多的债务和贫病早亡吗？世道是怎么了？作画的可以自定润格，甚至未经动笔就可先得酬银大笔，可吴敏轩那么好一部大师之书，生前所得却是无尽的白眼和无休赊借！

　　王溯山画完吴敬梓的遗像，独自在大文豪多次驻足过的地方，焚烧了成刀的黄纸。这些纸，足可以让先生在另一个世界，不用欠债赊纸便可著书立说了吧？

　　这以后的日子，更让金兆燕陷入无尽的焦虑。大先生留下的手稿成了他心头的巨石，一天不刊刻于世，便一天没法轻松。那时的扬州诗局，刊刻的生意十分红火。来自朝廷的御文宗卷多得忙不过来；来自省州府道官员的文集卷册多如牛毛。刊刻的费用也一路攀升。按着市价估算，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刊刻下来，没有五千两银子怕是办不到了。

　　两年后，金兆燕辞去了扬州诗局的差事，去了一个很小的私人刻印社谋生，同时开始备习科试。他到刻印社之后，承担的校勘事务更加繁琐而辛苦。这个活儿，金兆燕一共做了十多年。

　　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金兆燕省试中了进士，官任扬州府学教授，才得以通过一个小刻印社，把《儒林外史》刊刻于世。这个刻本至今已失传，但它却是《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也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最原始的草考本。

　　值得一提的是，与吴敬梓同时代的山东人蒲松龄，曾在四十岁时写成的狐鬼小说《聊斋志异》，也未能及时刊刻出来，现存最早的刻本，也成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蒲松龄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这一年吴敬梓才十四岁。《聊斋志异》正版刻本面世时，距蒲松龄去世已半个世纪。真是一代文人有厄啊！

　　值得告慰先生英灵的是，《儒林外史》早已成为中国十大古典文学名著（或说五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也成为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不断有各种文字的新版本问世。先生赊酒饿腹写下的杰作，如今年年都有稿酬奉献给全人类。

　　《儒林外史》是部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巨著，是高雅的文学杰作。它与通俗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品质。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结构方式多由主要人物（即主人公）和基本情节为主线，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儒林外史》则是对中国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究，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人散事散而主题思想不散，独创出“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形式，有意别于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情节推进，人物脸谱化、类型化的窠臼，而力求遵循生活原貌，描绘真实鲜活的日常生活自然形态，这样的写作追求至今仍不落伍。

　　吴敬梓先生根据自己亲身生活经验，又假托前朝，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纲线，以“楔子”为针“敷陈大义”，“隐括全文”，最后以“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呼应开篇，而使全篇浑然一体。全书大体可分三大部分。一大部分主要讽刺科举制度下儒林各色可憎人物，如周进、范进、王德、王仁、严贡生、严监生等等，及社会上的腐败和堕落风气。二大部分主要是描写君子文土，如作者自况的杜少卿，及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思想行为。三大部分，主要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以至于陈木南、汤由、汤实二公子等已堕落到泡在妓院谈论科场名士风流的地步。可贵的是，先生并没绝望，因而除在开篇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理想人物王冕，又在结尾添写了自食其力的四位知识新人，以呼唤与寄托未来。

　　《儒林外史》，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渲染，也没有情意缠绵的动人描写，而重在展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全书写有二百七十多人，除儒林中各色人等外，还把与之相关的三教九流人物密切写入，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巨幅社会风俗画卷。

　　《儒林外史》注重通过平凡生活中平凡小事的描写，塑造人物性格，毫无类型化、脸谱化之感。几百个人物，不但性格各异，而且内心世界也多有描涉，细致入微地体现出入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同时，这部巨著改变了传统小说以说书人的评述模式，用客观叙述方式，不对人物妄加评论，而把评断的权力完全交给读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儒林外史〉新叙》中曾说：“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之所以可贵，就在它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看了这部书，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哪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哪一个人不是惟妙惟肖？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而吴敬梓狂狷豁达的性格，又使他睥睨群丑，轻蔑流俗，这种气质与禀赋，必然使他采用讽刺的手法达到批评现实的目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论述中国讽刺小说渊源和发展时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而多数作品或“大不近情”，类似插科打诨；或非出公心，“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词意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这部讽刺之书，除了具有“以公心讽世”的伟大主题思想和巨大文化容量外，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将中国讽刺小说提升到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的地位。关于对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评价，我觉最为言简意赅者，莫过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中那一段文字：

　　敬梓之所描写者……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引，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之世相，如在目前……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犹嫉之。”（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及以制艺之所以可贵云……《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直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至叙范进家本微寒，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犹，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此外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反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进一步说：“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作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生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倘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片段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有李保嘉用南亭亭长的假名，作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多了；……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作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黑暗面，常常夸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讽刺小说是贵在旨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艺术上的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称为绝响。”

　　茅盾先生在《谈我的研究》一文中说：“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固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美国著名学者亨利·韦尔斯也大加赞美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为不争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刻划中国文人阶级及广泛社会众生相，实无其右者。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因此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成为全世界的璀璨名著，是我国清代文学中较早出现外文译本且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吴敬梓的名字，已同他的《儒林外史》不朽于源远流长的华夏中国文学史。

　　据李汉秋先生所著《〈儒林外史〉外文译本》等文章介绍，《儒林外史》已有如下外译文本：

　　英译文

　　《儒林外史》第一回片段原载1939年《英文杂志》，收入潘正英编《中国十大名著选译》。

　　徐真平翻译的《儒林外史》最后一回，题目为《四位奇人：儒林外史之结尾》，载于上海、南京出版的《天下月刊》第11期（1940—1941年版，178—192页）。

　　王际真翻译的《儒林外史》片段英译文，题目是《两学士中举》，收入高乔治编辑的《中国幽默与智慧》一书（189—208页）。此书由纽约科沃德一麦卡恩公司于1946年出版，纽约斯特林出版公司1974年再版（共347页）。所译内容为《儒林外史》第二、三两回，即周进与范进中举的故事，译文非常引人入胜，在欧美获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片段英译文，题目是《吴敬梓——儒林外史》载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1954年4月号（5—68页）。所译内容为《儒林外史》的前七回，此七回译文1957年归入译者的《儒林外史》之全译本《儒林》一书。译文流畅而精确，能够传达原意。

　　张心沧翻译的片段英译文，题目是《慷慨的年轻学士》，收入张心沧编译的《中国文学——小说与戏剧》一书（329—381页），此书由芝加哥阿尔定出版公司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所译内容为《儒林外史》的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回，即杜少卿的故事。译文被认为是高水平的，译者在译文后还作有注释。

　　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儒林》，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儒林外史》之英文全译本（共五十五回），由北京外文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共721页。此译本书前有现在中国著名画家程十发1951年8月所作吴敬梓彩色画像一幅和现在中国著名作家及评论家吴祖缃的《序言》一篇，书中还有程十发所作插图多幅，书后并附录《〈儒林外史〉所涉及的管制及科举制》一文。1963年和1973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重印了这个译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这两版书前都增加“小说主要人物表”，第三版无序言，但在附录《〈儒林外史〉所涉及的管制及科举制》一文中增入汉文专有名词与译文相对照。美国纽约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于1972年也重印了这个译本，同时加入夏志清撰写的《导言》。

　　法译文

　　民国翻译家徐仲年翻译的《儒林外史》之片段法译文，题目是《范进中举》，收入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一书（282—293页），此书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于1933年出版（全书共445页）。所译内容即《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较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是根据上海亚东书局1922年版《儒林外史》排印本译出的。

　　翻译家吴益泰翻译的《儒林外史》的法译文有两段，一段题作《马二先生》，一段题作《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收入吴益泰编译的《中国小说概论》一书（115—118页），此书由巴黎韦加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两段内容分别为《儒林外史》的第四回和第十四回的摘译。在这两段译文之前，吴益泰摘译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评论文字：“《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度辞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直率……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

　　贺师俊翻译的《儒林外史——文学小说》是一部《儒林外史》的法文选译本，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于1933年出版，共207页。书中附有程晋芳《吴敬梓传》的译文，并附译者的研究文章，对《儒林外史》的作者、思想、故事情节及主要人物做了分析和介绍。

　　德译文

　　《儒林外史》德文译本由杨恩霖与格哈德·施密特合译，由诺亚·基彭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加工润色，是五十五回的全译本，1962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1201页。此书译文非常严肃认真，它的再版精装本（831页）扉页有译者杨恩霖墨笔所题“儒林外史”四字。此两版书中都附有“小说人名表”、“小说主要人物编年简介”以及德国汉学家伊尔玛·彼得斯所作长篇跋文。这篇跋文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思想和著作情况，还提到吴敬梓自幼受家庭和父亲的影响，后来又受前辈先进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影响的情况。伊尔玛·彼得斯写道：“吴敬梓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注重德行与操守，所以他轻视功名与富贵，反对猎取功名富贵的八股文。”“要读懂《儒林外史》反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主题，就需要了解当时中国科举制度的情况。这种制度束缚读书人的思想、限制读书人的知识，使读书人的思想僵化而停步不前，同时败坏社会风气。”伊尔玛·彼得斯在跋文最后说：“《儒林外史》的内容会使德国读者感到生疏而奇特，但它是一部有趣的书。在今天的中国，在人民掌权的条件下，书中描写的事情早已过去而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你读了它的许多故事，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会使你懂得这种变迁是多么重要，它的不少故事在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儒林外史》有好些地方不好翻译，如儒林人物的生活细节、故事发生的背景、专有名称、官位职衔等等，特别是作者的讽刺性的语言，译成德文时非常困难。这个译本的文字有些地方对德国读者恐怕仍不好理解，但总的来说，这个译本对德国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俄译文

　　前苏联翻译家阿·伊文翻译的《儒林外史》前八回的俄译文连载于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第18期（32—45页）、第19期（38—49页）、第20期（23—41页）、第21期（37—48页）。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出版的俄文版《人民中国》1955年第三期（23—28页），载有《儒林外史》第三回的俄译文，标题是《范进中举》。《儒林外史》的俄译文从此不断得到丰富。

　　苏联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一向十分重视，他们有的人一生专门研究和翻译某一作家的作品。如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就以毕生精力从事《聊斋志异》的研究和翻译，而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则是专门研究吴敬梓和翻译《儒林外史》的著名汉学家。沃斯科列辛斯基生于1926年，军事外语学院毕业，曾发表过不少研究吴敬梓及其著作的论文，并以题为《十八世纪中国讽刺文学家吴敬梓和他的小说〈儒林外史〉》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他所翻译俄《儒林外史》是五十五回全译本，由B·塔斯金校订，1959年由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631页）。这个全译本书中有程十发所作插图，并有沃斯科列辛斯基所作长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沃斯科列辛斯基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清朝的科举制度，也对《儒林外史》作了分析和评论。他写道：“1754年12月的一天，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城市——扬州，卓越的讽刺艺术家吴敬梓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对这个城市的市民来说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扬州市民很少知道他们身边住着一位有名的大作家，相识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个不得志的贫穷的诗人。然而吴敬梓是可以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他曾写过许多篇诗歌，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就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内容很少离开作者本身的阅历，它的描写细腻而深刻。正像语言艺术大师一样，吴敬梓所提炼的文学语言是非常生动、鲜明而有力的，他借助人物对话能痛快淋漓地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听到贡生杨执中的谈吐，立刻就能判断出这是个骗子和无赖；我们听到周进或范进的谈吐，能够从不同角度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渺小。吴敬梓广泛运用古代书面语言、民间口头语言以及谚语和俗语，刻画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他的小说虽是在两个多世纪之前写成的，今天仍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热爱。无疑，通过这篇小说，苏联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过去的历史。”沃斯科列辛斯基在这篇《序言》中还提到他翻译《儒林外史》“曾得到中国文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的帮助”，他对此深表感谢。

　　越译文

　　越南文译本《儒林外史》由翻译家潘武及汝成合译，由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这是根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儒林外史》译出的，为五十五回全译本，共分三卷（卷一，283页；卷二，275页；卷三，278页）。书前有译者潘武和汝成合写的《序言》，对吴敬梓及其作品作了概括评述。《序言》中说：“1954年12月11日中国文艺界在吴敬梓逝世200周年纪念会上，肯定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具有价值的作品。清代同治年间一位小说评论家曾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应酬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这部小说艺术效果之强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社会的小说，认为它的艺术讽刺诗是空前绝后的。”“《儒林外史》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内容现实，思想民主，讽刺深刻。正是这三点，使我们今天重读它，也不觉为它的清新、奇特而惊讶！”

　　日译文

　　日本汉学家中最先提到《儒林外史》的，是明治时代的森槐南，他在《作诗法讲话》（1911年文会堂出版）这本著作中曾说到，要研究中国清代社会风俗，《儒林外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书。

　　日本最早翻译《儒林外史》的译者是濑沼三郎，他所译的五十五回全译文连载于1935年4月2日至12月1日的《满洲日报》。

　　在日本流传较广的《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全译本，是由冈本隆三与稻田孝先后译出的。冈本隆三译全书的前二十六回，1944年东京开成馆作为译本的“上卷”出版。稻田孝继冈本隆三译完全书的后二十九回。1960年平凡社将冈本隆三与稻田孝的译文合为一书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全集》。

　　稻田孝翻译的《儒林外史》全译本，1968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800页，并附插图，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小田岳夫与冈本隆三合译的《〈儒林外史〉——王冕的故事》，载《日本与日本人》二卷十二期和三卷一至三期（1951—1952）。

　　《中国语杂志》编辑部译《儒林外史》，中国语造纸四卷四、五、六期，1949年9月—11月。

　　木下彪译《儒林外史钞注》，载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195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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