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奢崇明

　　清水河发源于川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向东北一路奔流，到达四川叙永县，是为扯勒君长国的核心区域。河水在叙永县城继续北去，称为永宁河。明代，扯勒君长国归顺后，被封为永宁宣抚司，禄照为首任宣抚使，宣抚使为从四品，在土司品级中位居二等，仅次于从三品的宣慰使。禄照传子阿聂，阿聂之后，君长们才采用汉姓——奢。[57]两百多年后，奢崇明成了扯勒的君长。

　　奢崇明的知名，源于他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明战争。他本非君长嫡系，万历初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去世，其妻奢世统无嗣，由其妾奢世续之子崇周袭位，因其年幼，实权掌于奢世续手中，而奢世统则与小叔子沙卜相通并倚之为助，两位妇人为争权而兵戎相见。朝廷乘机分裂永宁土地，让世统、世续分地而治，待奢崇周长成后袭职。不料崇周早夭，在世统的扶植下，奢效忠之侄奢崇明得继大位，但奢世续却藏匿宣抚司印不给，并依仗其女婿、镇雄土知府陇澄与世统仇杀。

　　陇澄本是水西君长安疆臣的弟弟，原名安尧臣。万历年间，他入赘芒部，改名陇澄，时逢芒部君长（镇雄土知府）陇清及其弟陇源故绝，陇澄遂行使知府之责。事实上，各大君长国之间相互通婚，君长之职“彼绝此继”乃相沿已久的习俗，甚至也不违背明王朝的土司承袭制度，但当四川官员们发现这一事实时，仍然迫使陇澄退位并回到水西。

　　在险恶环境中长大的奢崇明，最终掌握了扯勒部的实权。十余年后，毗邻的播州宣慰司被改土归流，周边一众土司油然有唇亡齿寒之感，奢氏更是感到寒意逼人，因为一些地方武官以奢崇明袭位的手续尚未办完为由，积极建议永宁改流，而贵州巡抚张鹤鸣要求奢氏归还永宁所侵占的赤水卫白撒所的屯地，让奢氏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积累。

　　天启元年（1621）三月，满洲兵攻克沈阳，大败明军于浑河，直捣辽阳，京师戒严。北方的危机触发了西南的骚乱——正如近两百年前土木堡溃败之后西南众多非汉族群发动叛乱一样。奢崇明主动请求调马、步兵二万（一说三万）远赴东北助战，得到批准后，他派遣女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就在这里久驻不发。四川巡抚徐可求移镇重庆，督促永宁兵赶紧起程。樊龙等请求增加粮饷，就在徐可求前来检阅、核实永宁兵马之际，樊龙等突然发难，杀害了徐可求。重庆落入永宁手中，奢崇明建国大梁，蜀中为之震动。朝廷被迫重新定义与水西的关系。

　　不断削弱乃至消灭土司，将朝廷在西南非汉地区的直接统治范围由线拓展为面并持续扩大，是明王朝的基本策略，奢崇明亲眼所见的播州覆灭、陇澄去职、倡议永宁改流等都是如此。朝廷和地方大员为此翻云覆雨、食言而肥均属常态。以水西而论，当平播（州）战争方殷之际，水西君长安疆臣之弟陇澄统治芒部之事不但未被追究，明军统帅朱燮元还多次嘉奖安氏母子兄弟，曰“贤母贤子，难兄难弟”，“是母是子，难兄难弟”。但战争一结束，陇澄的合法性就遭到苛刻质疑，被迫回到水西。万历三十六年（1608）安疆臣去世后，水西与朝廷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黔省官员在承袭之事上一拖再拖，勒索重金，安疆臣遗子安位数年不得袭。当时安位年龄尚幼，贵州巡按杨鹤趁“寡妇孤儿仰我鼻息之日”，清查水西“户口扼塞之数，与头目汉把主名”，以图深化对水西的控驭，增加钱粮收入。另一方面，大量饥饿不堪的“仲苗”聚集水西，抢劫官道，明廷接到巡抚李枟的奏报后，立即指示将贼党擒获正法，并要重处“抗违庇护”的土司。当时因为土司之间的争斗，朝中以及地方官员积极讨论严惩水西、乌撒、镇雄的土官土目，甚至打算“合兵剿除”。

　　奢崇明起事之后，朝廷对水西的态度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贵州巡按史永安严厉抨击了阻碍安位承袭的种种行径，朝廷以极快的速度予以响应，一个月后，年幼的安位顺利袭职，其叔父安邦彦受命征剿永宁。官员们可能相信，水西有讨伐永宁的动机：安位之母奢社辉来自永宁，其夫去世后，她与奢崇明之子奢寅争地，两下兵戎相见。

　　然而，以为水西会乐于参与消灭永宁的行动无疑是幼稚的想法。君长国之间的争斗与矛盾，并不会影响他们内心深处的一致对外，朱元璋就曾提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即永宁）、水西等，“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

　　安邦彦这次彻底玩弄了朝廷一把。在受命剿永宁的幌子下，他拥兵至贵阳附近，领取饷银六千，然而他并没有出兵北上，饷银则被他用来笼络、收买“苗仲”。当时水西大兵虽聚集在贵阳城外，但安邦彦尚狐疑不定，既不参与征剿永宁，也不敢公开反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奢崇明利用汉人军师何若海的计谋，传檄假称成都已被攻破。安邦彦听闻，立即进攻贵阳。水西“地大而力盛”，甫一参战便引起了连锁反应，乌撒君长安效良、水东宋氏土司以及各路“苗仲”纷纷出兵响应，“绵互长驱，动摇数省”。时人称：“今天下两大患，东则辽，南则黔。”与此相应，明廷在筹措经费方面专门设置了“京边”与“黔饷”。

　　从天启元年（1621）到崇祯三年（1630），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于攻占永宁，并消灭了安邦彦、奢崇明、安效良与水东宋氏，重创了黔西北、黔中、川南一带的土司势力。乌撒在安效良死后基本停止了与明军的对抗，而水西亦于崇祯三年（1630）乞降。当时朝廷同样已精疲力竭，特别是经费艰难一直制约着军事行动，“京边”与“黔饷”难以兼顾，在这种情况之下，总督军务的朱燮元同意招抚安位，但附带了四个条件，包括将乌江上游鸭池河以东的土地割归朝廷、开通毕节驿道等。安位一一顺从，双方之间的较量告一段落。

　　实力受到削弱的水西，一直存续到清康熙三年（1664）。此时，水西君长安坤早已归顺成为新王朝的土司，而控制着滇黔二省的平西王吴三桂，正在对水西的财富垂涎三尺。他很快伪造了一起安坤反叛的“事实”，对毗邻的乌撒君长国，则加上“亦反侧叵测”的莫须有帽子，一并打击。战争不到一年就结束了，两大君长国覆亡，一大片“羁縻之地”变成了王朝的“新疆”，康熙二十一年（1682）到此为官的黄元治，描述了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安氏乌在哉？济火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建郡设民牧。”诗人彭而述更为形象地抒发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前此一万八千年，中国王会不能宣。开山凿石逢今日，普天长贡水西篇。”

　　残存的各娄素君长国，同样逃不过灭亡的宿命，到了雍正年间西南用兵之后，全部君长国就都成为历史了。然而，改土归流并不能一下子创造出全新的秩序，以前在君长国中享有权力的土目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地方社会，这需要比军事征服更漫长的时间来解决。[58]

　　2001年，我在属于前水西君长国的大方、毕节等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听好几位报道人讲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他们说，当年吴三桂平定水西后，许多彝族支系渡过金沙江，迁到了四川凉山，在那里安家。20世纪80年代初，风言他们要打回来，给黔西北民间造成了极大恐慌，一些汉族和苗族甚至打算变卖家业，搬往他处。

　　打回来云云，自然是无稽之谈。我惊讶的是，素有“中华民族的铁豆”“独立罗罗”之称，尚武好战，经常掠卖其他族类为奴的凉山诺苏，为何会接纳滇黔二省娄素的难民残兵呢？这是传说还是有着相应的史实基础？联想到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正是在凉山地区受到围堵而身陷绝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1.沙马土司的兴衰

　　在凉山，最高首领叫“兹耄（兹孟）”，其发音与滇黔娄素君长国的“君长（祖摩）”极为相近。谙熟凉山彝文的岭光电解释说：

　　兹有作主、权力、王、君长之意；耄有调解、传达、过话、会议、臣僚之意。合成词就可直译作君臣。彝族古代君长由长房长子世袭，臣僚亦由君长之至亲弟兄或子侄世袭或担任。臣可代表君长出外处理事，这时群众以君长来对待或称呼。如旧社会土司之弟兄子侄本是土舍，可是彝汉民仍称之为土司一样。也有时耄（臣僚）率领一部分人去别处辟疆开土，到统治一定地区和民众时，也可成为当地的部落首领兹——君长。因此兹（苴君）与耄（臣）联成一词就成为君长了。[59]

　　当中央王朝的力量进入凉山之后，一些“兹耄”受封成为王朝的土司，其滥觞可上溯自元代的罗罗斯宣慰使。[60]清初，滇黔君长国群体败亡之际，凉山的土司们大体安然无恙。经明而至清，虽然有明代马湖土知府等土官的改土归流，但随着清王朝力量在凉山地区的拓展，新封土司不断出现，土司数量反而有增无减。不过，清王朝能设土官间接统治的，仍然主要是凉山边缘地区，《清史稿》云：

　　凉山夷倮儸者，居宁远、越巂、峨边、雷波、马边间，浅山部落头目属于土司。深入则凉山，数百里皆夷地。生夷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者曰熟夷，执贱役。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61]

　　《清史稿》所述不尽准确，像阿卓土司就曾驻牧于大凉山腹地的美姑，康熙年间被黑彝挤压出大凉山，退到了属于小凉山的雷波。同样遭到黑彝驱逐的，还有利利、沙玛（马）等，均为有名的大土司。[62]

　　包括沙马土司族人在内的所有报道人的口述，都认定安获洁是贵州水西君长国的后人。但有的口碑资料已不尽准确，或称安获洁祖上被封为贵州镇雄蛮乡府土司，镇雄属云南，乃芒布君长国地盘，这显然是把水西所在地指鹿为马；或云安获洁及其所辖百姓原居住于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一带，但此二地分别为乌撒、乌蒙二君长国，同样与水西无涉。不过，这些错讹之处显示，几百年之后，凉山地区仍然保留着对滇、黔地区那些君长国的记忆，尽管其中充满着混乱。

　　事实上，当祸从天降、“国”破家亡之际，逃往凉山成为诸多君长国残余力量的上上之选，此不独贵州为然。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滇东北用兵，“洗劫夷寨，斩杀无数”，在米贴，几天之内把三万余人杀尽，大量“夷人”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东华录》称“乌倮数万，半已渡江，外则勾连凉山”。[64]

　　凉山彝人愿意接纳这些穷途末路者，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都被称为“罗罗”“夷”，而是缘于大家有着同族的认同以及长期交往的历史。虽然凉山地区并不存在大洪水之后六祖分支的传说，但凉山的诺苏相信自己与云贵高原上那些君长国的人群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自己的经书记载，始祖古候、曲宜二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大小凉山，“毕路褴褛，以启山林，射猎耕牧，以居以行。子孙蕃衍，是为凉山之倮族（诺苏）”。在他们看来，云南昭通是倮王古都，他们奉其为圣地。[65]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调查者们根据各种口碑资料，认为凉山地区彝族多系从滇、黔特别是云南迁来，迁徙原因，或因人口繁衍，或因汉兵征讨，或因叫魂引路而来。[66]故事的意义，在于接受性而非真实性，大家愿意讲述它、认可它，构成了对云贵高原上那些娄素们的认同基础才是关键。20世纪30年代，岭光电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结识了正在南京女中读书的贵州水西少女安成，深为倾慕，亦有人想促成他们的婚姻，但岭对自己的前途较为悲观，不想连累安成。凉山彝族以实行严格的族内婚著称，黑、白彝之间都不通婚，而历史上，黔西北彝族为了维持自己种族的纯洁，亦不轻易与他族通婚。[67]但这并不构成岭、安联姻的障碍，因为“水西安家的大名早已传遍凉山，受到尊重”。真正的麻烦在于，当时安成已经不懂彝语，“若落后的亲戚不相信她是彝族，事情就危险了，因此我不敢有进一步的表示”[68]。可见，当时凉山诺苏大都认为水西娄素是自己人，凉山与水西之间的联姻并无多大障碍，除非对方水西娄素的身份受到怀疑。

　　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天被识别为彝族的人群，自称多种多样，计有诺苏、诺苏濮、阿西濮，等等。在彝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凉山，大多自称为“诺苏”“诺苏泼”，与滇东北、黔西北彝族的自称“娄素”或“娄素濮”极为近似。但音近未必意同，“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娄素濮”的含义与此大相径庭，资深彝文专家、曾任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组长的王继超认为“娄素（濮）”意为大地中心或世界中心的人[69]，这是相当有见地的。“素”和“濮”都带有“人”之意，“娄”则隐含着“中间”的意思。不过，虽然族称的内涵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娄素与四川凉山的诺苏互视对方为我族，在《西南彝志》等典籍所呈现的视野中，凉山就是娄素的若干支系的迁居地而已。这一有趣的事实提醒我们，族称的不同不一定造成族群认同的障碍，不同的人群可能认为对方属于同族，尽管对用何种标签来命名同族的看法并不一样。[70]

　　凉山不但拥抱了这些来自云贵高原的流亡者，而且并不因为失败而质疑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为了躲避吴三桂的追剿，失败的娄素从窝子谷、鲁家谷、巴克谷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安获洁率领一些黑彝、白彝家支从第三路过江，来到了沙马土目的地盘，做了土目家的乘龙快婿，顺带继承了土目之职，驻牧于古尼拉达和沙马甲谷两地。迨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清王朝试图加强对凉山的控驭，赐封了诸多土司以便实现间接统治，安获洁后人安韦威于是年投诚，受封为沙马宣抚司，获印信、号纸及金印一颗，世代相传，管有那多、扼乌、咱烈山、撒凹沟、结觉五大土目。沙马土司盛时，统辖瓦岗地区以及美姑县的大片土地，此外，昭觉、美姑、金阳三县交界的古尼拉达一带，昭觉、普格两县交界的孟不拉达一带和金阳县东北部，都是沙马辖地。[71]

　　沙马土司的辉煌一直持续到清末，此时，居住在古尼拉达、沙马甲谷地区的阿陆家、阿侯家、苏呷家等黑彝家支崛起，不再服从沙马的统治，而且不断侵占其土地与百姓，土司被迫带着属民、娃子退出古尼拉达。[72]在日益走向衰败之际，土司家族出了一位能人沙烈木只，汉名安登文。安登文8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与10岁的哥哥安登俊在百姓家居住。6年后，年仅14岁的他，渡过金沙江来到云南永善县，找到了与沙马家世代姻亲的土司浦学官，借得八十人和一批枪支、金钱，渡江而返，首先攻打桀骜不逊的阿土家、阿马家两支黑彝，征服他们后，又调他们的兵力进攻安柯呷都家，这样一路征战，力量迅速壮大。15岁时，安登文在大坪子修建衙门，各地黑彝又重新归附，沙马土司迅速迎来中兴。

　　安登文的目光，逐渐超出凉山一隅。1942年，他来到了重庆，在贵州土司杨继忠的带领下，晋谒蒋介石和于右任，以组织大小凉山彝胞上抗日前线的说辞赢得了蒋的重视与欣赏，临走时蒋发给他630套军服，3箱银子，命其在凉山成立军队。不过，冉冉上升的安登文，最终毁于自己的忘恩负义与失道寡助。他强奸了恩人浦学官的寡嫂——这寡嫂本来是要给浦学官转房的，听说其有孕后，又用武力将其抢过江来。1945年，永善彝人阿合与安登文喝血酒盟誓之际，突然拔出枪来，出其不意地击毙了安登文，原来阿合早已被浦学官等仇家买通。安登文死后，才干远逊于他的大哥安登俊无力支撑沙马家大业，沙马土司再次衰落。[73]

　　美国飞虎队飞机B29在雷波坠毁，李仕安（右一）作为向导陪美空军上校穆雷从西昌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转昆明，再乘车、步行到出事地点雷波咪咕，图为穆雷、李仕安与安登文土司的家属合影

　　2.千丝万缕

　　沙马土司的历史，折射出滇黔彝区与四川凉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并非仅沙马家为然，例如，驻牧西昌安宁场一带的河东长官司，不但认云南为祖籍地，而且姻亲范围遍及凉山与云南的诸多土司。道光年间，长官安世荣，前往云南昭通迎娶前乌蒙君长（土知府）之曾孙女为妻。此外，与安氏土司家联姻的尚有金阳沙马安土司、越西邛部岭土司、布拖与普格的阿都土司几家。[74]这样的相互通婚，使得川滇黔彝区的土司之间总是沾亲带故，以末代阿卓土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的杨代蒂为例，凉山邛部土司岭邦正是她亲戚，沙马土司是她舅家。阿都土司家绝嗣了，由沙马家的安树德、安学成先后去继承，而安学成是杨代蒂的表弟，安学成的祖母是杨代蒂的姑婆。尤可注意者，杨代蒂的祖籍并非四川，清代中期，阿卓土司绝嗣，就在贵州毕节找了一个人来承袭，此人也是杨砥中的祖先，所以阿卓土司与杨砥中家族是亲戚，杨代蒂喊杨砥中七哥。[75]

　　认同云南、贵州为祖籍地，并不只是凉山土司的专利。在黑彝、白彝之中也普遍存在着类似情形。例如，会理县有大黑彝，又称老黑彝，传说因最先来会理等处，故以“老”称之。他们原住在贵州威宁，后迁云南巧家地方，因逃避汉族官兵的屠杀，率领娃子来会理居住，至今传十代左右。来会理较晚的有青彝，又称为小黑彝，祖上原住贵州，后迁云南，在会理定居才几代。[76]

　　贵州的娄素们，同样有着祖先迁往凉山的记忆。当地彝书和一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认为，凉山彝人大体属于六祖中的糯、恒二祖的后裔，并记载了一些迁徙凉山的情况，如乌撒地区著名白彝阿景家祖先在云南东川鲁女博吉大祭祖灵、清理宗谱后开始分支，其中有一支渡过那溢大江（金沙江）到达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称“慕沽阿旨”。[77]

　　贵州彝书《阿玉哭嫁》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川滇黔彝族的交往圈与族类观念。乃恩舍伟系云南赫海珠舍（芒布）地方史吐能彝家支的姑娘，嫁到贵州纪俄勾（乌撒）马嘎能彝家支后，生了女儿吾茹阿玉，许配给金沙江北岸凉山地区侯阿苻家。到了迎娶的日子，阿玉却不愿远嫁，向双亲哭泣，阿爸安慰她：“……当你出阁时，慕俄勾家，赫海珠舍家，德歹濮卧家，旨堵能彝家，所有这些家，君长（仇诃）及家族，连庶出门弟，甚至到天上，喜讯都传去。……北部长的树，都高大参天，北部流的水，都清澈见底，北部住的人，都属糯家管。是这种情况。你有何不乐，我的阿玉呀？”吾茹阿玉以手拭泪：“那北部糯家，君长根基大，虽同属六祖，不关阿侯苻！”阿爸继续开导她：“如今的世道，受外族统治，犹风摧雄鹰，德毕（布）、德施、举侯三支人，被外族统治，好与坏不辨，黑和白不分，象牲畜对待，没有了尊卑，已经是这样。地是北部雄，北部人有志……是皇帝家，没法去统管。”吾茹阿玉仍然担心自己不适应北部的习惯，说：“天地间英雄，六祖的业绩，我曾经听说。……那北部的人，不讲究穿戴，用活的棕皮，制作衣服穿，不兴修发式，脸也不用洗，常年不穿鞋，语言不相通，同他们相处，我一生难过，如流水受阻，叫我如何过？”阿妈劝慰她：“眼下的世道，彝家无君长，外族武力强，但凭其做主。外族都得志，凡事为外族。既成了这样，那北部的人，彝（娄）家自掌权，租赋收得广，租赋收得宽，保存彝（娄）典章，礼仪存完善，自主定婚制，有条理可依。”在经过一番哭诉与开导后，婚礼如期举行，吾茹阿玉一路跋山涉水，历十余天，终于到达侯阿符家，圆满完成了婚礼。[78]

　　从“如今的世道，受外族统治”，“眼下的世道，彝家无君长”等语句来看，该篇作于清代黔西北、滇东北等地改土归流之后，但凉山一带的彝家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还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说“地是北部雄”，“彝（娄）家自掌权”。这个故事表明，尽管与凉山地区存在着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马嘎能彝家依然强调大家都是六祖的子孙，并且认为北部地区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娄素”。

　　[1] 参见方国瑜：《史记西南夷传概说》，载《中国史研究》，1979（4）。

　　[2]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22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正统十二年六月甲子”；卷二百三十八之《景泰附录》第五十六，“景泰五年二月辛丑”；卷二百四十八之《景泰附录》第六十六，“景泰五年十二壬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4]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七的“正统十四年四月壬子”“正统十四年五月癸未”，《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八的“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丙辰”、卷四百九十六的“嘉靖四十五年乙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景泰附录》第十三的“景泰元年八月壬申”条，等等，《明实录》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明嘉靖年间镇压黔东、湘西“苗乱”的各种公文中，叛乱者全部被称为苗，如“黑苗”“恶苗”，首领则被称为“主苗”“苗头”等。指挥剿苗的总督张岳称：“贵州苗地，纵横不过百五十里。”（见张岳的《小山类稿》卷十《答杨佥宪》），可见在张岳的心中，包括黔西北在内的许多地区与“苗地”无关。这一看法同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看法相似，郭氏所撰《黔记》卷五十九云：“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自贵阳而西者，罗罗为伙，而黑罗为悍。”“罗罗”在20世纪50年代被识别为彝族。

　　[5] 民国《威宁县志》卷十七《杂事志·土司并苗蛮》，毕节地区档案局复制油印本，1964。这里的“夷”显然是指娄素，直到现在，威宁的娄素（彝族）尚有黑、白之分。

　　[6]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五《建昌桐槽黑骨诸夷列传》，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 参见林耀华：《凉山夷家》，1页。

　　[8] 参见陆裕民：《云南中甸彝族的调查》，见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9]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一十四，“天顺四年四月庚午”。

　　[10]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天顺四年十二月癸酉”。

　　[11]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戊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12] 以上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23～26页。

　　[13] 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

　　[14] 明代在此设立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见上文。

　　[15] 在今贵州赫章、威宁二县，明代在此设立乌撒军民土府。

　　[16] 在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东川军民土府。

　　[17] 在今云南镇雄一带，明代在此建立镇雄军民土府。

　　[18] 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乌蒙军民土府。

　　[19] 即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一带，明政府在此设立沾益土州。

　　[20] 即娄娄勾部，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明代先后在此设立普安安抚司、普安州。

　　[21] 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明代先后在此设立普定府、安顺州、安顺军民府。

　　[22] 在今四川古蔺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永宁宣抚司。

　　[23] 例如，朱元璋曾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称：“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传一》80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 “娄”即“娄素”或“娄素濮”的简称，前者是书面语，后者是口语。

　　[25] 以上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7～9、113页。关于武定的叙述参见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17、36～37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明代张元忭的《南京工部尚书新昌吕公光洵行状》（收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二《南京工部一》），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对凤氏反叛的记载，《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的“嘉靖七年三月戊戌”条，等等。

　　[26] 参见《范成大年谱简编》，见（宋）范成大著，姜剑云、闫潇宏、毛桂香解评：《范成大集》，附录，194～195页，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7] 参见（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见（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8] 《宋史》卷一百九十八云：“（绍兴）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自杞诸蕃本自无马。”

　　[29] 关于自杞，可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载《学术探索》，2002（6）。

　　[30]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3～6页。

　　[31] 参见（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参见史继忠：《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4）。

　　[3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二，“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丁酉”。

　　[34] （明）宋濂等：《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乌撒乌蒙宣慰司》，1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5] 参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彝族源流》第21～23卷，第109页注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阿沽社武：《乌撒政权结构试析》，见贵州彝学研究会编：《贵州彝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6] 参见贵州省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彝族源流》第1～4卷，110～111页注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37] 参见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前言、145～161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38] 《谷邳赖》，见阿洛兴德搜集整理翻译，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曲谷精选》，3～5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类似的情歌尚有《陡朵》《恒佑阿买》《祖摩阿纪家》《才尼》《诃合曲谷》（以上均收入《曲谷精选》）、《北方君长道》（见王继超、文朝志主编：《阿买恳》，439～44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等。

　　[39] 阿洛兴德整理翻译，王继超主编：《苏巨黎咪》，9～10、16、24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黔西北民间流传的“曲谷”对君、臣、布的权力分工亦有反映，如《陡朵》（见阿洛兴德搜集整理翻译，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曲谷精选》，3～5页）。

　　[40] 参见史继忠编：《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35页，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41] 参见（清）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九《水西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42] 参见史继忠编：《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35～38页。

　　[43] 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205～206页。据译者解释，“鲁旺”“鲁补”相当于九宫八卦。

　　[44] 例如，今四川凉山地区的著名史诗《勒俄特依》中专门有一章叙述其人其事，贵州西北部地区流行的大部头彝文经典《彝族源流》中也记载了支格阿鲁的谱系，我在贵州开展田野工作时，也常常听到支格阿鲁的传说。

　　[45] 参见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149～152页。

　　[46]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诺沤曲姐》，韶明祝译，211～218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47] 参见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见《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32页。

　　[48] 以上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18～22、67～70页。

　　[49] 参见王士举：《扯勒家支谱系及所属“则溪”译注》，见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志资料·彝族卷》。彝书《水西制度》《彝族源流》（第24卷，《扯勒的则溪》）所载与此同。

　　[50] 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210页。

　　[51]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107～137页。

　　[52] 参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西南彝志》第7～8卷，284～297、313～315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明）周洪谟：《安氏家传序》，见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53] 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

　　[54] （清）田雯：《黔书》卷三《人物名宦·济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5] 《助孔明南征》，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西南彝志》第7～8卷，313～315页。

　　[56]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六盘水市民委、大方县民委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大方县彝文编译组译：《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57] 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二《四川土司传二》。

　　[58] 以上叙述，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156～169、183～223页。

　　[59] 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238页。

　　[60] 参见欧潮泉：《关于四川大小凉山彝族的土司制》，载《教学与研究》，1958（3）；胡庆钧：《元初未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吗？——与杜玉亭同志商榷》，载《民族研究》，1980（5）。

　　[61]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四川土司》。

　　[62] 参见四川省美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美姑县志》，10、535、694～695页。

　　[63] 参见何耀华：《凉山土司考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2）。

　　[64] 参见方国瑜：《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见《民国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65] 参见岭光电：《倮情述论》，1～2页。

　　[66] 参见马忠明、王树五等：《关于彝族的一些历史传说和史实》，见《民国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67] 例如，明朝人包汝楫所著《南中纪闻》称：“（水西）罗鬼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

　　[68] 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245页。

　　[69] 这是2000年9月我在毕节采访时，王先生亲口所述。娄素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的人，这见诸娄素的经典文献，如《彝族源流》（第13～16卷，134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云：笃米（慕）的六子，如天上繁星，似地上茂草，遍布中央地。其他彝书亦有类似记载：“阿鲁到中央，走遍中央各处，笃慕（即笃米）的子孙，分六支人居住。”参见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编，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西南彝志》第11～12卷，246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70] 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

　　[71] 参见（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四川土司》；《沙马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1963。

　　[72] 参见《沙马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

　　[73] 以上叙述参见《沙马沙烈支来源、世系及近几十年来的变化》，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

　　[74] 参见吴恒：《西昌彝族土司及其家族墓志铭》，见《民国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75] 此段材料来自李仕安先生、杨代蒂女士的口述。

　　[76] 参见方国瑜：《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见《民国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77] 参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王继超、王子国译：《彝族源流》第24～27卷，524～526页，538页注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78] 参见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编，王继超、张和平译：《乌鲁诺纪》，88～166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