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砥中在制宪国大上指点江山，激**风云，将整个西南土著民族的政治权利带进了宪法。正在风头上的他，并未意识到，当权者已油然生起对他的厌恶之情。两年后，行宪国民大会召开，他竟然落选国大代表，让众人大跌眼镜。对此，李仕安先生评论说：

　　1946年开制宪国大，他的意见很多，发言也很多，听说除了秘书长发言多以外，第二个就是他了。所以，1948年行宪国大，蒋介石就不要他上去了，据说是蒋介石指名不要他，他就没当成国大代表了。这一年选总统，我是国大代表，我们选蒋介石做总统，就没得杨砥中的戏了。他1946年把风头出够了，蒋介石都讨厌他了。据说这就是他没当上代表的原因，这是有可能的，否则，他怎么会当不成国大代表呢？不可能嘛。

　　4.日暮途穷

　　2009年在雅安，仕安先生将杨砥中夫人戴琼英女士的两封来信赠给了我。一些资料说戴很美貌，李先生提及她时也强调了一句“很漂亮”。戴是东北满族人，祖父是清朝戴双眼花翎的二品大员，她先后在成都就读于华美女中、蜀德中学，最后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系，并曾在光华大学银行系就读一年。毕业后经大学同学——卫立煌的侄女介绍，她到了和丰银行做会计。这样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美貌女子，很快便让银行总经理兼股东的杨砥中神魂颠倒，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单相思。正好银行的另外两位股东——龙绳祖与陇应葵，因在国共内战中的消极举动而被国民政府法办，龙的部下紧急飞渝，请杨砥中去南京打点。杨请求戴琼英一同赴南京活动，在成功解救出二人的同时，杨的单相思终于在戴那里引起了共鸣。[154]

　　1963年5月1日，贵州省毕节县人民法院因杨砥中的历史问题，判处他“反革命罪”。17年后，杨砥中已逝去多年，正在四川省会理县益门煤矿子弟学校教外语的戴琼英致信李先生，请他协助为杨砥中申诉。李先生为此写了《为杨砥中冤案作证》一文，以当事人的身份指出判决所据事实的若干错误。

　　4个月后，戴琼英再次致信李仕安，称贵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毕节县的原判，宣告杨砥中无罪。欣喜之余，她纠结的是，审判书上讲杨砥中是1950年在四川投诚，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这又是我不解之处，按杨一生就是走国民党路线，打起土司、民众总代表的招牌，保送学生上学，并非做官，也非国民党员。在临解放前夕，国民党利用他在彝族人民中的威信，强迫他去西昌，为他们带路，他连我们母子五人生活都无法照顾了，被迫而去。去后不久，便与彝族人民一道。你说这是起义投诚人员吗？该不该再起诉，这判决是否不恰当？”

　　制宪国大上出尽风头之后，砥中在政治上进入了消沉期。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政权大厦已倾，跼蹐于西南边地负隅顽抗的最后时刻，才重新意识到杨砥中的价值。原军统保密局第一处副处长黄逸公回忆，1948年春，“夷族”观光团到达南京，杨砥中与岭光电曾起草过一份建议，拟于西南非汉民族地区组织“民众自卫队”，这是杨砥中力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努力，但未获重视。蒋介石将此建议批交国防部核办，一直悬而未决。1949年4月，天堑长江不保之际，保密局第一处主张批准此方案，并建议将其与该处草拟的“全国游击队组织方案”结合，作为西南地区游击组织实施计划的一个部分，仍然没有下文。同年8月，蒋介石定下了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复兴”的根据地的方针，并于9月抵达重庆，在林木森森的黄山官邸召见了杨砥中与岭光电。此时，砥中正处于危急时刻——他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贵阳差点就被逮捕了！蒋的接见给了他一个脱险的机会，他表示很高兴，并对岭氏说：“只要见了他（蒋介石），那些杂种就不敢乱来了！”这次接见，砥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形容西南“夷”、苗等族如何爱国反共、诚实勇猛、吃苦耐劳，可组织起来为党国出力云云。20多分钟后，接见结束，蒋介石站起来握手，目送他们离开。岭注意到，蒋的脸上，写满了劳累焦虑，疲态尽显。

　　杨砥中就此跟着国民党在西南的残部，一直走到无路可退。其中，包含几分裹胁，几分自愿，几分投机，我们已不得而知。在和岭光电独处时，他曾流露过对胡宗南等人的厌恶，称他们为“这些儿子”。然而，事已至此，他也只能为“这些儿子”尽力了。

　　黄逸公就在重庆认识了杨、岭二人。经他的认可，杨砥中升级了此前的方案：把“民众自卫队”扩大为“西南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设总指挥部，由西南军政副长官兼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任总指挥，徐志道、杨砥中任副总指挥；在川、康、滇、黔等五个边区各设立一个区指挥部，共设十五个总队，砥中兼一个区指挥，其余的区指挥及各总队长，均在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中选派。新方案送呈参谋总长顾祝同手中，他还未来得及拍板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于11月30日攻克了重庆，黄、杨等仓皇逃到成都，又由成都前往西昌，一路历尽艰辛。

　　在西昌，被蒋介石委以坚守西南重任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立即接见杨、岭二人，听取他们报告有关发动边区少数民族武装的具体办法。当杨砥中提到他在滇西佧瓦山、野人山活动的情形时，胡宗南立即来了兴趣，决定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边务委员会”（有回忆称为“边政委员会”），并要他们提出委员名单，经商议，他们提出了孙子汶、邓德亮、杨砥中、岭光电、岭邦正、王济民、陇体要、龙绳曾、黄逸公、李犹龙等54人，涵盖了川、康、滇、黔、桂五省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连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以及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冲，也被提名为委员。张冲是云南泸西县“夷人”，云南人认为他本事很大，有俗语称：“天上的雷公，地上的张冲。”名单经胡宗南核定后，以杨砥中为主任委员，黄逸公任秘书长。边务委员会下设五个处，另成立一个“边务工作队”（有回忆称为“边疆工作队”），总队长由杨砥中兼任。

　　195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大会上，云南省副省长、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冲口述大要，李仕安执笔起草发言稿时的情景

　　接着，边务委员会建议，立即筹组“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胡宗南予以采纳，决定成立七个纵队，纵队司令主要是西康“夷族”土司或头人，包括苏绍章、岭邦正、孙子汶、诸葛世槐等。

　　杨砥中又向胡宗南提出，万一西昌不守，可将主力经会理渡金沙江撤到滇西野人山与佧瓦山，那里毗邻印缅边境，地域广阔，颇具战略价值。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边务工作队还先行成立了第一大队，以曾任军统富林组组长的杨涛为大队长，到他的家乡云南永仁县联络少数民族，建立通往野人山及佧瓦山的联络线。

　　不过，志大才疏，有常败将军之称的胡宗南，这次又算错了解放军的进军路线。他以为对手必然会从川南大举进兵西康，攻占富林后，跨过大渡河直捣西昌，为此屯集重兵于大渡河。孰料1950年3月24日，迂回到滇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忽然挥戈北向，由巧家横渡金沙江，流水落花般击溃了朱光祖的独立师，另一路解放军又由滇北剑指西康，歼灭了顾葆裕的残部及“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纵队苏绍章部，攻克了会理。这一下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连退守滇西野人山、佧瓦山的出路也被掐死了。

　　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解放军势如破竹。仅仅两天之后，3月26日晚11时10分，胡宗南吞下同到凉山打游击的诺言，抛下了包括自己的参谋长在内的众多同僚，在西昌小庙机场乘专机起飞，直奔台湾。此时月黑风高，夜色森森，他的许多同事们爬到了西昌东北面的山上，遥望机场一片灯火，空空****。几个小时后，解放军就进入了西昌城。李仕安先生对我说，一夜不安的西昌市民，第二天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后，看见了满街的解放军，他们有的就睡在自己的屋檐下，没有任何骚扰，“西昌人何曾见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黄逸公、杨砥中等于解放军入城之前数小时撤离了西昌，向凉山深处进发。4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发展对象、凉山“夷人”、接应解放军由巧家北渡金沙江的罗正洪突然来见，并带来了岭光电的来信，信上说：“我已率部投诚，到了西昌，曾与军管会的人谈过，保证你们的安全，要你们即日下山，不要再迟疑。”一行人便下山了。[155]

　　杨砥中在西昌与解放军见了面，先被送到北京，后又调回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在西南民族学院，他曾负责整理云贵川彝族上层人士的家谱，设计了若干示意图，标明家支位置，渊源何自，并请夫人画图[156]，还撰有《有关凉山彝族历史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在新社会，他慷慨激昂一如既往，1956年，当语言学家们试图抛弃传统彝文，另造拼音彝文时，出现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其中以杨砥中的情绪最为激动。他向有关领导写信，请求利用传统彝文资料，编撰凉山彝族史，并提供彝族学者名单及古彝文书目，为利用老彝文，保存传统文化献计献策。[157]

　　七、岭光电

　　从曲木藏尧到高玉柱，再到杨砥中，走的都是紧跟中央的上层路线，与地方政府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紧张关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此不无关联。中华民国的政治局势，实在是太复杂了！最能从容于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形同独立的凉山“夷人”社会之间者，非岭光电莫属。他的身份，本身就异常复杂，集土司、袍哥、军统、国民党员、立法委员、国军将领、西康军阀刘文辉的下属与智囊等为一身。“你如果不是少数民族，十个脑壳也保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位地区公安处的处长在私底下曾推心置腹地对岭说。[158]这些在新社会中每一个都是犯大忌的身份，在民国时期却是他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可的象征。一位受过教育的彝族青年曾说：“我们深信夷人的开化，必定是由他来奠定基础。”[159]1943年冬天，岭光电在康定因伤寒住院，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两次前往探视，并仔细向院长询问病情，叮嘱说：“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他救起来，他死了，彝人的进步，会耽延一二十年。”[160]

　　1.中华民族的一颗“铁豆”

　　1943年7月，燕京大学的林耀华教授冒着暑热，风尘仆仆30余日，从成都抵达雷波，在此调查数日后，他怀着焦急而忐忑的心情，不顾一切劝告，决定向西深入险峻广阔的凉山地区。行前，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饶毓苏，一封给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通告他们自己入山的日程、所请“黑夷”保头的支系与姓名、办理“夷务”的介绍人等细节。他很清楚，在凉山，各个“黑夷”家支分别控制着大小不等的地域以及数量不等的“白夷”和娃子（奴仆），为了或大或小的事情结下深仇、长期械斗（即打冤家），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每个“黑夷”首领乃至土司的命令都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外人一旦深入陌生的“黑夷”领地，重则有生命危险，轻则被掠卖为奴。政府对此是束手无策的，因为除了一些接近汉地、汉化程度较高的所谓“熟夷”地区外，广阔的“生夷”地区向来都是政令所不及之地。不唯如此，清末以降，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不断受到“黑夷”的侵蚀。光绪年间，他们侵占凉山主脉黄茅梗以东之地，多处交通断绝。民国八年（1919）他们又攻占昭觉县城，县长只能长期蹐促于西昌县大兴场办公。林氏信中提到的“保头”，是在一定地域内享有声望的“黑夷”，有其护送，可保安全无虞，但一旦超过此地域，保头自身难保，只能就此别过，漫漫前路又得托付给另外的保头了。有趣的是，在西昌大兴场办公的昭觉县县长，如果要到自己的辖地，也得请保头把自己保进去。然而，保头们的不断接力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一来突**况无法预料，二来保头也可能背信弃义乃至抢劫、掠卖客人。人在凉山旅途，命运难以预料。林耀华的信，是想在不幸情况发生时，给妻子与同事留下救援的线索。接下来的旅程中果然险情不断，他几至丧身，好在最终均化险为夷。[161]

　　鉴于凉山的这种情况，当时有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习惯称凉山“夷人”为“独立倮倮”，而著名民族学家任乃强则称他们为“中华民族之铁豆”，形容其虽散处汉族地域中阅数千年，但一直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习俗与桀骜不驯，可谓水泼不入，针扎不进。世上有没有能“凿破铁豆之金针”呢？任氏把目光投向了岭光电，其厚望之情、殷殷之意，溢于言表。[162]

　　2.土司与汉官

　　岭光电，彝名纽纽慕理，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越西县大田坝（今属甘洛县）驿站的一个土千户家庭。田坝位于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夷”汉杂居，是清代、民国时期汉人深入“夷区”的一个前哨，往东十来千米即甘洛，但已是政令所不及的“生夷”区了，其西二十多千米是汉人所控制的重镇与关隘——海棠。从海棠居高临下，**的话，要控制田坝不难，但要对付田坝河谷两岸崇山峻岭中的“夷人”，则殊非易事。经过翻山越岭实地踏勘之后，我理解了要在谷地设立土司的原因。事实上，岭氏土司衙署就在河边平地，但所辖人群却分散于深山丛林之中。

　　在清王朝林林总总的数百个土司中，田坝土千户并不起眼，《清史稿》在谈到它时只用了一句话：“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康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163]即便把目光缩小到凉山一带，田坝土千户在众土司中也谈不上显赫，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它都比毗邻而居且同样属土千户的下土司弱小许多。[164]虽然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但岭光电却因此备尝苦痛与磨难，他幼年丧父，13岁时，世袭领地先被一个小军阀刘济南无理而残忍地改土归流，接着又在一位“黑夷”彭巫甲的袭击中遭受灭顶之灾，母亲惨死。他侥幸获生，一夜之间成为孤儿，而仇家仍在虎视眈眈，如果不是其干爸、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的庇护，他能否顺利长大成人都会成为问题。

　　在尚未家破人亡时，岭光电曾入过家里以及族人开办的私塾，像许多汉人的小孩一样学习《百家姓》《增广贤文》、圣谕等。投奔羊仁安后，在后者的抚养下，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在西昌、成都等地的名校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在各种课程中，他“对史地素感兴趣”，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相关课外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华盛顿传》《环球志》等，他也喜欢读《三民主义》《孙文学说》以及郭沫若、鲁迅的小说，还有《创造》《生活周刊》《新青年》等现代杂志。他对四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纪事本末》等古籍同样充满了兴趣，晚年岭光电称自己“只因爱看古书，满脑子‘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斗米百钱’、管仲、西门豹，姚紫（崇）、宋璟、房玄龄等，时时想这些封建幻想和人物。生不能办到，死后也要如孔子、毕阿史拉者，名扬后代”。1933年，当他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时，即因读过《史记》而能顺利回答口试官的问题。按照课程的设置，他也下功夫学英文，将许多课文“读得烂熟”，并能体会到英文本的《三民主义》“文词之美，不亚于汉文”。[165]

　　读中央军校期间，岭光电在射击、越野赛跑方面显示出过人之处。1936年，他顺利毕业，得到校方的重视与信任，被挑选加入军委内部组织——军统，并被安排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第三课工作。而早在毕业之前，他就在校方的安排下，与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期的岭光电

　　到重庆后，适逢行营组织“边民调查团”赴凉山各县调查，该团由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岭氏被委为少尉翻译。考察的成果，最终整理成《宁属调查报告汇编》一书，该书分为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政俗六个大类，每大类下面细分为若干小类，涵盖了资源、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叙述过程中提出若干建议，实为了解和开发宁属的重要资料。[166]1937年，岭氏到汉源，被时任“宁属汉夷民团指挥”的羊仁安委为“夷务大队长”。此时，在其故乡田坝，早就流传着岭氏从黄埔军校毕业，即将回来当官的传说，因改流而处境日艰的百姓、娃子们视离家多年的岭氏为救星，在欣喜中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归来。当1937年1月这一梦想终于成真时，分布在几十里路途上的迎接队伍、百姓们发自内心的跪拜、响彻山谷的哭声，表明了这一方土地对岭氏的欢迎和期望。[167]越西县县长唐秋三，也顺应民情，发给岭氏一张委任状，恢复了他的土司职务。[168]1940年，俄国人顾彼得见到的岭光电，已经是这样的形象：

　　中等身材……身着剪裁得体的纯毛呢咔叽的中国军队制服，磨得铮亮的皮带上挂着一支大毛瑟手枪，脚登一双闪亮的高筒皮靴，头上剃着军队式的小平头。但他与中国军官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他瘦长结实的运动员身材使人马上联想到彝人。他大概有三十多岁，相貌堂堂，他的脸色不是那种黝黑的类型，而是令人愉快的巧克力颜色，宽阔的下巴颇有坚决果敢之意，他有一张很感性的嘴和完美皓白的牙齿，又大又黑的眼睛灵活闪烁，与汉人那种杏仁形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他倾身同我说话的时候，脸上闪耀着迷人的微笑，眼睛变得很柔和。[169]

　　此时的岭光电，已先后担任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刘文辉麾下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少校参谋、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西康省政府主席彝文秘书、西康省保甲军训合一训练所教官、西康省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民兵团副团长。正值国民政府修筑通向缅甸、突破日军国际封锁的“乐（山）西（昌）公路”，岭氏又出任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支队长。[170]他正在向自己的人生巅峰稳步前进。

　　佩戴陆军甲种二等奖章的岭光电，摄于1947年

　　在等级与出身至关重要的四川“夷区”，如果不是出身于比“黑夷”还要高贵的土司之家，岭光电难以有他后来的事功，但他远超出许多势力比他强大的土司的影响力，说明家世远非其成功的关键，更何况他在孩提时代就已在飞来横祸中失去了一切，成年后，他所面临的复杂状况，也绝不那么容易如鱼得水。

　　从汉人政府方面来看，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只是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从实质上得到改变。尽管借着围剿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机会，蒋介石削弱了西南军阀，大大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但一些军阀仍然拥有强大实力并同蒋介石离心离德。1939年1月，中央新设置西康省，管辖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约53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土地，刘文辉任省主席。这个新省分为康属、雅属、宁属三大部分，康属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为西藏当局所控制[171]，宁属则是“夷人”聚居区。西康省省会在康属之康定，经济重心在宁属，省主席刘文辉则长住雅属之雅安，如此奇特的状况在全国可谓独一无二。蒋介石为了控制宁属，隔断滇康二省军阀的联系并监视刘文辉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在西康建省的次月，即在西昌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为减少摩擦，蒋介石特任命精明干练、与刘文辉同属保定（军校）系且当过其部下的湖北人张笃伦做行辕主任，刘文辉则以宁属离省会过远为由，于同年5月设“宁属屯垦委员会”于西昌，代表省政府推行省政，绵里藏针地与行辕针锋相对。[172]这样，岭光电等任职宁属的官员，就往往或明或暗地面临着政治站队的问题。例如，屯委会主任李万华就一度认为李仕安“是行辕特务，与我们是走的两条路”，不予委用。[173]同时，正如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刘文辉，刘文辉也同样不能让宁属的所有小军阀俯首听命，他一度极不信任岭光电的干爸羊仁安，与邓秀廷之间更是一直貌合神离，羊、邓二人也矛盾重重[174]，而行辕的设置更让小军阀们有了玩弄平衡以增加自身分量的机会。岭光电等人又因此增加了处理与小军阀关系的难题。曲木藏尧就是因为得罪了邓秀廷，于1942年10月被毒死于泸沽，时年37岁。当时他身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中校主任副官，兼乐西公路督修司令部第二支队支队长，组织“夷民”四千余人，参与筑路。[175]

　　宁属“夷人”社会同样非常复杂，政府对“生夷”区鞭长莫及，各个“黑夷”家支独据一方，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没有谁的命令可以在全凉山通行无阻。在这样一个地区，解决问题只有利用个人的身份、才智及胆识，通过私情、说理、协商、调解、谈判、威胁、利诱、武力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灵活采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视情况而定。[176]

　　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中，岭光电如何成就他的事功呢？就个性而言，他不像杨砥中那般锋芒毕露与活力四射，而是内敛笃实，一如他的讲话风格——不紧不慢而极富条理；他并不总是踌躇满志，甚至时有悲观情绪，但绝不会因此而懈于拼搏；他有强大的意志力，当晚年罹患癌症，在人生尽头忍受着剧烈病痛时，也绝不呻吟失态。这令人想起凉山“黑夷”的勇武精神——作战时不得低头避弹，如临阵低头，则遭旁人责骂：“吃老母猪肉的，你想把子弹让给哪个？”受伤时仍须勇敢挣扎，直至晕倒为止，在此过程中不能呻吟，否则属下的“白夷”非但不同情安慰，还会出语讥讽，说出“你呻吟连我们都没有面子”之类的话。[177]这样一种外表韬光养晦，内心强大进取、洞悉一切的特征，有助于岭光电在各势力之间如鱼得水。李仕安先生曾用一句不含贬义的话形容岭光电：“外表猪相，心里雪亮。”[178]他同西康省政要关系之融洽，令人惊讶，向刘文辉汇报工作，无须预约，直接进门就行，在刘的公馆谈工作，到了就餐时间，就一起吃饭。有一次他为刘做彝文翻译，说话过多，声音沙哑，刘就把自己的茶盅递给他喝水。[179]在为屯委会所用的同时，他也精心平衡了与行辕的关系，1944年，行辕主任张笃伦认为他在调解地方纠纷、禁烟上有功，上报颁发勋章，奖励二十支步枪。[180]

　　岭光电手迹

　　岭光电的品性中还有一大关键，助推了他的事功，即他有着强烈的“夷族”意识并努力从实际工作中振兴“夷族”，为此而超越了一己私利，也超越了凉山社会根深蒂固的诸多清规戒律，由此表现出的广阔胸怀与格局，感动着许多人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他废除了土司苛索属下百姓并且被百姓视为自然而然的种种陋规；他常常带着药品在自己的领地视察，为贫病者无偿治疗；他无视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森严等级，在送“白夷”与“娃子”（奴隶）们的孩子外出读书时，把坐骑让给学生而自己步行，还为他们购买新装，洗澡洗衣；他可以倾己所有帮助无心于学的王济民返乡，可以举所有财力在“夷区”办学，却自奉甚俭。1949年，他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交谈，他外穿华丽的呢子制服，里面是土布制作的打满补丁的衬衣，漆中权知悉之后，惊讶地伸手来摸他的衬衣，凝神沉思一会后说：“有同事说你在彝地工作，还有成绩，可没仔细询问，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为彝胞奋斗的人。……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相助，我当全力以赴。”[181]

　　3.教育家

　　从军校毕业后，岭光电致力于从一个具体地域的实际工作入手来改变“夷族”的状况，提升“夷人”的地位，此前的“夷人”精英们显然对此重视不够，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争取中央的政治承认上了。

　　宁属划归西康之后，主要针对宁属“夷民”，刘文辉逐渐提出了“德化、同化、进化”三化政策[182]，尽管这个政策预设了“夷民”对应于愚昧落后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在汉人乃至许多“夷人”精英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把同化于汉这样**裸的大汉族主义作为“夷务”的指导思想，也是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主流认识，在进化论思想非常有市场的民国时期，同化甚至被认为等同于进化，正如岭光电所云：“边民同化以后，固然以边民方面来说，已进步不少。”[183]或许其内心深处，也希望“夷族”的特色不要消失殆尽，这从他民国时期反对“夷”汉通婚的文章中可以窥知一二[184]，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岭光电最拥护和赞赏的，是三化政策所持的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边民并积极帮助边民进步的立场，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说：“四〇年刘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进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一时迷着了许多彝人。”[185]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三化政策”，以及如何以此来对抗以残害“夷人”著称的邓秀廷。

　　在岭光电看来，三化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教育[186]，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借着三化政策来加强他推行教育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重视教育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家破人亡之初，在羊仁安的提示下，他意识到，即便贵为土司，若不读书就难以自保，等到他历十年时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之后，在智识、视野方面的巨变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影响力，使他更坚定地把教育视为“夷族”进步乃至存亡的关键。1937年3月，刚返回故乡不久，他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兴办了斯补小学，以免学费、书本费以及供给贫困学生饮食、衣服和文具来吸引大家入学，当这些都收效不大时，他禁不住悲伤落泪，一度想没收不配合的属民的财产，后来他采取了一种福利性的“强制”措施：借贷粮食给学生家庭，其数额以志愿完成之学业为准则（如大学、高中、技专、初中等），学业完成时偿还，或移借其亲友升学，如学生不守约定中途退学，则须赔偿十倍于所借粮食价值的财物。[187]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找各种机会，送“夷人”到荥经、会理、西昌、成都、重庆、南京、福州、息烽等地的小学、中学、军校和各种职业学校去学习。[188]

　　岭光电故居（中为斯补小学），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惹尼呷呷摄

　　在他的理念中，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但头人们担心读书女子不满婆家甚或嫁与外族人而表示反对，提出如果招收女生就叫回男生，他无法解释清楚，只得作罢。他也欢迎自己领地之外的“夷人”学生就读且同样给予优待，但因家长担心读书之后变成汉人，加上其他土司的阻止，效果不佳。他甚至也招收汉人学生，但名额限定为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不算是财力雄厚的土司，为了教育不惜将私人资财大量抛撒，个人生活方面却极其俭朴。他原有吸烟的习惯，每日两包，1940年，因教育经费紧张，立誓戒烟，而且坚持不吸，直到1949年后才重开烟戒。

　　学校的最大特色是设有彝文课，教师是头人马焕章、刘玉成，课本为手抄本彝文经典《史传》，主体教育内容方面则与内地学校大致相同，先是用开明书店版的教材，后又用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学校还开设了音乐、体育等课程，开展文娱活动，学生们到田坝街上演戏剧，与田坝小学的汉人学生赛球。斯补小学毕业生骆元君曾于民国时期撰文回忆母校的办学情况：

　　（斯补小学）于民国二十七年春季正式开学，汉夷兼收，第一学期就有六十余名儿童入学，校舍是一座土司衙门培修的，倒也宽大，计有四个教室，一个大礼堂，四间寝室及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个儿童图书室，至于桌子板凳以及一切用具，都是新制的，其中风琴和留音机提高了夷族子女们的读书兴趣不少，记得那时我才是十一岁的一个幼小儿童，从我的家到学校是十五里路，每天去来必走三十多里路，这样算是近的了。另外尚有许多同学离学校两三天路，或一天路，所以一共约二十多个同学都住堂，伙食全由学校供给，学生文具亦均由岭先生供给。教师五位是岭先生在内地聘来的，每位教师都很吃苦耐劳，师生打成一片，记得当初开学时，学校四周光秃秃的，少有树木，故每天除上课之外，教师们领着我们修平操坝，栽植树木，不到两年时光，形成了新绿可爱的林园，除了柳柏两种树木之外，各种果树均有，而且还种菜。蔬菜的种籽是教师们自内地带去的，因此田坝的汉夷老百姓都得了不少利益。在这荒凉偏僻文化落后的边区里边，能办得出这样一所规模俨然的学校，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可以说史无前例。

　　岭光电甚至把军校的一些训练内容也放进来，1938年9月，学生们到离家120里外的汉源县，接受省主席刘文辉、靖边司令邓秀廷、原川康边防军司令羊仁安等西康头面人物的检阅，学生们赤着脚，服装各异，但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情绪高昂，歌声嘹亮而整齐，刘文辉当即予以嘉奖。

　　1944年美军飞机失事调查队摄于斯补小学，弹脚踏风琴的阿扎曲日是该校早期学生，在外学习后回来教书，包白帕者为成都中央军校培训结业后回来的蒋汉浅，听琴的妇女为学校附近的村民

　　岭光电也努力把斯补小学的办学经验与模式推广到其他“夷区”，他1944年担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列教育为第一要务，修起了校舍，聘好了教师，并借用了斯补小学部分桌凳，但身为政府官员，他无法也无能力像在自己的领地一样使用强制手段，原拟招生一二百人，实际仅招来15人。[189]

　　理想虽然没有达到，但岭光电的办学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教育部颁给斯补小学一等奖状，到1945年国民政府又颁给他“嘉惠青年”挂匾。教育同时也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结果，1950年，当他在劝说下投诚后，解放军62军184师马上开欢迎会，设酒宴款待，并任命他为184师民族训练班的主任。李仕安万分不解，就问184师政委梁文英：“岭光电是投诚还是起义？把他安排这样高，还开欢迎会。”梁回答：“没有岭光电，我们寸步难行，他为我们培养了200多个翻译。”李先生感慨道：

　　梁文英这么一讲，我就服了，共产党的水平就是高，居然能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完全没想到。岭光电一当民族干部训练班的主任，凉山这些有知识文化的人，许多都是岭光电的学生，哪个不晓得岭光电？都来了。那是1950年。一来就是一二百，梁文英好高兴，叫我们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配一个翻译。没翻译，寸步难行。有翻译，先去沟通，要不你派军队都不行，人不多，马上就被吃掉了。沟通了，人家就摆酒欢迎了。

　　岭光电在凉山确实声望卓著。1951年，他到达雅安，此时，西康省主席是他昔日的结义兄弟。因为岭曾是军统，所以义弟请他把雅安参加过军统组织的人的名单列出来。岭不愿意写，义弟火了，将他软禁，供给一日三餐，每月发给零用钱，但不让他工作。后来西康要开省代会，义弟赶紧把他调往芦山县，因为凉山的代表们来雅安开会，看到岭光电这个样子，会生气，到芦山，看不到岭光电，就没事了。再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冲来到成都，听仕安先生讲了岭光电的情况，当即表态：“把岭光电调到成都来，就说是我的意思。”岭就到了成都，与妻子杨代蒂团聚了。讲到这里，李先生评论说：“岭光电不出卖朋友，绝对值得交。张冲对本族人也真是有感情。”

　　岭光电领地内的百姓，即便在1949年后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也对他高度忠诚。1966年11月，甘洛县方面组织人到成都，将岭光电先抄家，然后揪回县里关押。在甘洛，他同县上的“走资派”一起被游街示众，工作队又送他回乡，组织群众批斗。批斗时，但闻众声喧哗，彝、汉双语交织，彝语表达的是关切问候，工作队干部们不明所以，他们只听得懂用汉语喊出来的批斗口号。有人高喊：“岭光电过去压迫剥削我们，今天还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我们坚决不同意，坚决要求把岭光电交给我们奴隶群众监督改造。”工作队见群众阶级觉悟高涨，就同意了。工作队一走，百姓们立即围到岭身边问寒问暖。在故乡，他白天劳动，晚上轮流到乡亲们家中喝酒吃饭。[190]

　　4.三见蒋介石

　　家乡的实际工作，并未妨碍岭光电为“夷族”争取政治承认而努力。他的声音，直接上达到蒋介石那里。

　　在中央军校就读期间，岭光电常常与全校同学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训话，毕业后，又三次获得蒋的接见。第一次是1947年，时值国民政府正在筹开行宪国大，这是争取“夷族”政治承认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上一年的立宪国大上，经杨砥中等人的努力，各民族在边疆选出代表参加国大、立法院的条款成功入宪，但监察院、省参议院中却并无相关规定。这一次，岭光电决定扩大战果。1947年4月，他与诸葛绍武等十六名土司，请宁属屯垦委员会转呈中央，在宁属三四百万“夷族”中，增加国民大会代表2名，参议员2名，以便将“夷情随时上达”。[191]接着，他又与傅正达、池永光和西康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刘世昌等人，发起组织“夷族青年联谊会”，把在西昌工作和读书学习的“夷族”青年组织起来，不久，会员就发展到几百人，1947年6月26日，联谊会在西昌边师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推选出理事会成员，以傅正达为总干事，池永光为副总干事，并向行辕和屯委会备了案。

　　联谊会决定组织一个请愿团到南京，争取“夷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平等参政权；与此同时，向西昌、越西、盐源、盐边、木里、普威等地的土司及上层人士发起募捐，筹集活动经费。6月，岭光电、吉绍虞、葛世槐、傅佩营四位土司，傅正达、池永光、罗正洪三位青年，以“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的名义，前往南京。到南京后，相关代表名额已分配，9月13日，岭光电等人在介寿堂召开记者会，要求明定“夷族”在监察院与西康省参议院的名额，并将立法委员增至三名，国大代表也应按人口比例酌量增加。

　　此时的岭光电，已颇具社会声望，马学良、马长寿、卫惠林、徐益棠、庄学本等众多著名学者都对他表示支持，他也得到了许多官员的同情。在南京，经国民政府机要室专员沈重宇的帮助，岭光电于8月25日见到了蒋介石。见面时间总共15分钟，看起来很短，但其实已经超时了，一同在场的还有岭不认识的三个陌生人。寒暄过后，岭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当预定的时间已到，三人紧张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似要下逐客令，蒋介石摆摆手，他们又坐了下去，这样才给了岭光电15分钟的讲述时间。讲完后，岭光电又呈上了请愿书，蒋说了一句“交下办理”，然后站起来握手，蒋沉默了约一分钟，发话说“多同贺元庆（贺国庆）联系”，岭氏鞠躬告退。中央政府对请愿书的批复是，将以行政方式支持“夷族”代表当选。

　　1947年8月，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在南京期间，岭光电、罗正洪在金陵大学与该校教师合影

　　10月9日，内政部部长张励生接见了请愿团一行，表示：第一，已吁请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夷族”省参议员名额，以符合民族平等之精神；第二，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名额，已签请准予增加，或另采补救办法；第三，参加监察院一节，准许在西康省所分配的五名代表中，由“夷族”占一席。以上各节，已由内政部签请国民政府转立法院核议。

　　最后，在刘文辉支持下，岭光电当选为立法委员。然而，国民政府对民族请愿一事始终心存疑虑，蒙藏委员会就表示：“如尽使前来中央请愿，则恐蔚为风尚，将致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转生枝节。”请愿团回来后，在行辕的禁令下，夷族青年联谊会即宣告解散。

　　岭光电第二次获蒋介石接见，是1948年参加立法院会议了。在毛人凤带领下，保密局系统的立法院代表7人，一齐晋见蒋。在军事委员会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蒋身着黄呢制服，微笑着和他们握手。谈话没有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介绍、勉励、表态而已。后来蒋问大家有何意见，因为毛人凤事先交代过不必讲什么，所以众人皆答称“没有”。岭光电认为机会难得，忍不住说：“蒙藏会是办理全国边民事务的机构，应该改为‘边政部’，也该有夷人参加。杨砥中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校长，又是夷人，我推荐他参加；西康省夷务，宜由孙子文来负责，他是夷人，熟悉夷情。”不管毛人凤的眼神示意，他一直把话讲完。蒋答称此事以后再商量。这是一句中国官场中最常见的套话，接下来自然不了了之。不过，岭光电坦承，“我这个土司能再见到心目中的皇帝，倒是值得向别个土司炫耀”。

　　这次立法院会议，有一项议程是起草省自治法。自治法草案中并未规定土著民族在省参议会中的名额，岭光电带头与组长罗贡华激烈辩论，终于在草案中加入“凡住有上述民族之省县，得按土著民族人口多少，住区大小，省里议会设适当的土著议员名额”的条款。当时川、康、滇、黔、湘、桂的土著民族共有6位立法委员，其中云南的安恩溥系以云南地方代表而非土著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与罗贡华辩论之时，他因不愿显露“夷族”身份而缺席。[192]

　　最后一次见蒋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日薄西山。1949年9月，在林木森森的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接见了岭光电与杨砥中。谈了20多分钟，杨砥中滔滔不绝，岭光电则几乎没有说话，只是表态：“拥护领袖，终生不渝。”蒋介石疲态尽显，说了一句“革命已到紧急关头，望同志们加倍努力”，然后二人告辞，蒋目送他们离开。

　　很快，岭光电就走到了仕途的顶峰。大西南被蒋介石不切实际地寄予了绝地反击的希望，岭光电深受胡宗南重视，于1950年2月被任为第27军少将副军长，次月又兼任“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路副总指挥。不过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1950年4月初，随着解放军第62军184师部队快速推进到西昌，他在解放军的动员下投诚。率部归顺的途中，但见群峰绵延，列列入目，岭氏触景生情，心中五味杂陈，投诚虽对“夷人”有益，但“随人浮沉，朝秦暮楚”，“滋味颇觉难受”。[193]

　　八、李仕安[194]

　　民国时期，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是凉山地区非常勤于笔耕的三位彝人。曲木藏尧于1942年英年早逝，岭光电也于1989年驾鹤西去，李先生的下落我则一无所知。2007年的一个秋日午后，利用“百度+114”的办法，我终于知道了他在四川雅安市政协离休，并顺利拿到了联系方式。当电话中传来他的声音时，我似乎感到了时空的交错穿越，我是在与一位历史中的人物通话呀！彼时我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便毫不迟疑地放下了在北京的工作，立即购买了前往成都的机票。

　　那一年，李先生已95岁，但耳聪目明，精力充沛，步履稳健。此后有几年，我每年都会专程去雅安拜访他，隔着60年的人生距离，我们就他那个时代、他的生命史、他的论著、他的朋友们开怀畅聊，他端着酒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一边倾听一边提问，一天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们聊得最长的一次，是从上午9点多聊到晚上9点，中餐、晚餐都在家中吃，就餐时话题也未曾中断。老先生记忆力惊人，六七十年前的往事，他娓娓道来，无数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同我所掌握的史料和谐共鸣，形成一部令人心醉的交响乐，廿载读史，从未如此酣畅淋漓！他的所述当然远远超出了我的阅读所及，为了检验其中是否夹杂着有意无意的删添修饰，除了文献校验外，我会有意重复一两年前的老问题，而他的回答居然惊人的一致。当然我也判断出他的讲述中有个别细节错误，但这完全无碍于整体上的可靠性。他也很少用事后的道德规范与政治正确去合理化自己的过往，回忆往事时，他常说：“当时我就想，我把这件事做成了，就可以出一个大大的风头。”“我就是想做官。”“我这人确实很精。”他说自己1947年进入华西大学后，想到美国去，动因就是听说在美国赚钱很容易。2010年的一个冬天，他手写笔画，将凉山100多个彝族家支的名称、地理位置呈现在一张纸上，我叹为观止，而他时年已九十有八。

　　1.“白夷”粮户

　　李仕安90岁生日照

　　李先生给我讲述的家史，一直上溯到雍正八年（1730）。按照历史学的规范，追溯到这个时期的口述资料，只能视为传说或历史记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李先生的口述，与我从大量史料中精心考辨、分析所得出来的历史，竟然若合符节。我不敢保证他讲的所有细节都有根据，但我确认他讲的东西具有总体上的可靠性。关于他的家世，我不用任何修饰，直接将他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雍正八年，中央政府才将雷波正式纳入版图。雍正九年改土归流，把土官改为流官，汉官来管雷波。雍正十年，雷波升科报粮，有土地的人，都来报，报了发一个红契，说明这块土地是你的。你要给国家上粮。但很多家，其实没有报，我们家，大概过了六七十年，到了嘉庆皇帝时才去报的。我们家是大地主，直到现在那里还有李家山、李家湾。嘉庆时，我们有一位老祖宗叫李玉林的可能想通了，他才去改汉姓，去报粮，原来汉姓都没得，报粮，就是说我有多少地方，每年该给国家上多少斤粮。所有红契都写的是李玉林的名字，为啥？其实是他爸爸报粮，写的是他娃娃的名。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读书了，到我才六代。那时粮户很重要，不是粮户就没得地位，一定要在国家上粮纳税的，才叫老百姓。老百姓就可以读书，考秀才了。我们小时候，家里有时会把红契很骄傲地翻出来看。我们家是土不是田，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每年都要去上黄豆，如果是田，就上谷子。背起黄豆，到国家的仓库里头去上粮。到了民国十几年，北伐以后，蒋介石到了，才把雷波的征粮改成钱，就不背黄豆、大豆去上了。我们小时上粮好好耍，上完了剩了几升，我们还可以去馆子里头吃一顿。（笑）

　　李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即便设了汉官之后，仍然有许多非汉人群没有升科纳粮；所谓升科纳粮，也不是根据实际测量的土地亩数来缴税，而是根据自己报的田土数目；报了粮，在国家那里得到承认，就是老百姓了，就有地位了。李先生一家，像明清时期西南千千万万的非汉人群一样，就这样进入了王朝“版图”。到李先生的父亲李万钟时，他已精读了四书五经，雄心勃勃准备去考秀才，但恰逢清末新政，科举废除，只得遗憾作罢。

　　李先生家乃上层“白夷”，是阿卓土司家的头人。阿卓土司原驻牧于今美姑县觉洛乡帕古村，居大凉山腹地。明洪武四年（1371）赐杨姓，管辖着美姑境内的觉洛、西甘萨、井叶特西等地和雷波县的大片地区。随着“黑夷”势力逐渐强盛，土司权威被日益削弱。明代中期，阿卓土司与“黑夷”恩扎家发生纠纷，打死恩扎家一“黑夷”，遭到恩扎家支的攻打，被迫迁住西甘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阿卓土司家又遭到恩扎家和阿侯家的联合进攻，遂迁住雷波县千万贯，清末，又从千万贯迁至雷波城北大旗山下柳口寨居住（今雷波县锦城镇境内），民国初，迁进雷波县城。阿卓土司迁出美姑后，所辖地方名义上仍归其管理，实际已被恩扎等“黑夷”占有。[195]李仕安的祖上，跟随着土司迁徙，到他父亲李万钟时，已经住进了雷波县城，当时的土司是杨先烈，彝名阿卓格足阿哈。

　　整个凉山社会四分五裂，各土司内部的权力结构也有所不同。李先生说：“阿卓土司家，头人为大；沙玛土司家，百姓为大；岭邦正家，百夫为大；只有布拖，黑彝为大，土司下面，黑彝为大，没有平民。”作为阿卓土司属下四大百姓之首席头人，李家享有不一般的地位，“黑彝到雷波土司家，是没有座位的，但我父亲到土司家去，要坐高板凳”。李先生的父亲得到尊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他精通汉语，熟读汉书，是土司的师爷，也是其女儿杨代蒂的老师，为了读书，代蒂在李家住过两年，同李先生的妹妹李秀安一起学习。土司依据辈分来称呼头人，杨代蒂就一直喊李仕安为“四爸”。这其实也是凉山的普遍情况，虽然等级贵贱与身份界限不可逾越，但“黑夷”也常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自己的“白夷”百姓。

　　2.生活中的族群体验

　　在雷波，李先生从小就深刻体会着“夷”、汉之间的界限。“我们是土司家的头人，全县都知道我们这家彝族。”幼时在学校，他没少因为这个与汉人同学翻脸，“有同学骂我蛮娃儿，我那时好吓人，打把小刀，谁喊我蛮娃儿我逮到就打，半年就把他们征服了，没得哪个打得赢我。老师打过我，捶我屁股，因为我把同学打伤了。学校就我一个彝人娃儿，彝人好落后。”讲到这里，李先生又补充了一句：“其实娃娃儿吵架很正常，我当时的朋友都是汉族娃娃。”

　　李先生所受的教育在雷波可谓首屈一指，远非一般汉人子弟所能及。他4岁在私塾发蒙，除学习儒家经典外，也跟着堂姑父胡占荣学习彝文，9岁能背诵《论语》，14岁读完四书五经，15岁考入县立官学堂读书，16岁高小毕业，因雷波没有中学，于是进补习班读了一年的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然后就休学在家了。当时他情窦初开，喜欢上了汉人女孩，备尝痛苦，“我喜欢的女娃儿不能嫁给我，因为汉彝不通婚。我十七岁了，喜欢我的，我喜欢的都有”，这成为他离开雷波的原因之一。1930年冬天，一位雷波籍的郭谈如老师要到成都就职，见李仕安先生聪明伶俐，便带他到成都去见世面。在寒风凛冽的成都街头，17岁的他站在四川省陆地测量学校的招生广告前，久久不愿离去。虽然只学了一年中学课程，但他竟然考入了该校地形科。在学校，他成绩优异，1932年毕业，工作了三年，又于1935年11月入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一年后毕业，他进入川军邓锡侯部工作，四年后，他被四川省教育厅委任为四川省立雷波边民小学校长，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故乡。这时，他已成婚，太太毕业于成都第一师范。“这个学校号称‘姨太太养成所’，70%的学生都嫁给官僚的儿子，我公然在里面抢了一个。生了娃娃，带回雷波，就是要让你们看我同汉人通婚。”李先生衣锦还乡，夹杂着丝丝快意。代价当然是有的，他娶汉族女子，开明的父亲总算接受了，但舅舅家非常生气，要开除他。处于“夷”、汉杂居，风气相对开明的雷波县城一带，他是幸运的，如果是在凉山腹地，异族婚姻带来的可能就是流血事件了。

　　雷波县的大片区域，彼时还控制在“黑夷”手中，为国家政令所不及。当年林耀华从今西宁镇地方往南进入雷波县城，两地距离不远，也就一日行程，但“中隔夷区不能通达”，只得绕道410里，历五六日方才抵达。[196]1944年6月8日，美国飞虎队军机坠毁在今雷波县咪咕月儿坡，机上11名美国人下落不明，中美两国政府要派人去营救。西昌与雷波近在咫尺，步行四五天怎么都可抵达，但隔着“夷区”，通行困难，需不断请保头，费时费力。无奈之下，李仕安与美军上校穆雷等人，从西昌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抵达印度，再从印度乘机至昆明，然后坐汽车到云南昭通，再从此处步行数日前往失事地点。[197]彼时国家对凉山“夷区”的控制情况，可见一斑。

　　在雷波咪咕寻找飞虎队失事飞机时的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安登文土司、美空军上校穆雷、李仕安

　　雷波县城内，“夷户”稀少，县城附近，“夷”汉杂居。林耀华到雷波时发现“边地居民多惧夷人”，但实际情况是“夷人为害并不甚多，而夷汉勾结为害者更多”[198]，仕安先生则对我提到了雷波城内的汉人精英是如何“耍蛮子”的：

　　汉人杀彝人，我们也杀汉人。汉人杀彝人我觉得心痛，彝人杀汉人我觉得讨厌，彝人也讨厌得很。汉人中最可恶的就是城里的绅粮，这些士绅，把黑彝弄来当干儿子，黑彝为了能进城，就给城里的绅粮当干儿子，回去照样杀人抢人。那时叫“耍蛮子”，还有一个叫“发蛮财”，你给他当干儿子，难道不给他上寿？所以雷波，边地有两句话叫：耍蛮子，发蛮财。你那些绅粮，只是收点租子，不耍蛮子，财从哪里来呢？城里面的绅粮，像雷波的甘刘郭谢四大家族，汉人，他们就耍蛮子，这些彝人给他们上寿。

　　“夷”、汉之间，除了抢掠之外，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凉山“夷区”有四大需要，即锅、布、盐、铁，但均无法自给，需要从外地贩远，所以“夷人”也会保护着一些汉人，让他们做这些生意，不会轻易抢掠他们。凭借自己精通“夷”汉情形的有利条件，李先生在当校长之余，与一个姓文的，一个姓甘的，一个姓郭的，在城里租了两间铺子，也做起了锅、布、盐、铁的生意，兼卖点烧酒。

　　校长当了才半年，省府决定撤销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数县的边民小学，改在马边设立边民生活指导所，调李先生任所长。这盆冷水泼灭了他的教育热情，而他与雷波县的汉人士绅又发生了矛盾，结果就被迫离开了雷波。他回忆说：

　　雷波要成立县参议会，我就提，彝人应该占4个名额，雷波彝人比汉人多，你汉人几十个参议员，我彝人占4个多不多？不多。为啥只提4个，因为没得合适的人选，如果有5个人，我就提5个。我就提了4个，汉人说，你们蛮子，要跟我平起平坐来开会，通不过，就轰我，轰得我没得办法，县长曾是中央军校教官，金华人，虽然他没教过我，我都喊他王老师，这个人还公道，最后他就劝我离开。那是1941年，我就离开雷波了。我后来在诗中写：“有子皆烟友，无男不袍歌。聊天谈别事，勿用话雷波。”就是因为雷波很多事情都令我不舒服，当年跟汉人女孩谈恋爱不行，现在又轰我走。雷波人几乎都吸鸦片，袍哥也非常普遍，所以我的诗那样写。

　　三年后，在西昌，仕安先生又与西昌行辕政治部的贺理阳激烈辩论县参议会中的“倮族”代表问题。贺氏称“倮罗”没有参政所需的常识与能力，须将老的、不好的“倮罗”加以“十年剿抚”，然后再用“十年教育”等“小的长大”且学会“行使四权”后才能参政。现在即便其中有少数出类拔萃者，也应该在所在县份参选，而不是给予专门名额。李先生以自己在雷波的经历现身说法，指出贺氏的“边民在各住在县竞选”不具备可操作性，汉人士绅们也决不容许“青年倮罗与之分庭抗礼”，“县参议会上尚不容分庭抗礼，国会上岂会容一般人目为‘犬羊’的倮罗代表一县的‘黄帝子孙’发言吗？”因此，“如果需要边民参政，是要指定区域，规定名额才行得通的，否则还是只好把倮罗置之化外，使他没有代表为自身利害发言”。[199]

　　3.《白夷解放宣言》

　　离开雷波后，在一位同乡介绍下，仕安先生前往雅安晋见了刘文辉。刘文辉当时急于找一位“夷人”到西昌辅佐其侄子刘元瑄，见到李仕安后大喜过望，立即委任他为中校参谋，派他到西昌屯委会服务。此后的八年，他的前途与刘文辉紧密联系在一起，迎来了人生的辉煌阶段：当过宁西特区区长（相当于县长）、国大代表；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新康报》的主笔，在成都参与创办《西方日报》并常常为该报撰稿；万里奔波，营救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进入华西大学读书；跟随刘文辉起义；向贺龙献上解放军急需的凉山地图；在贺龙介绍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一系列的辉煌既出于个人的选择，也夹杂着诸多偶然与被动因素。我问他，从没想过跟行辕、跟中央走前途会更好吗？李先生回答说：

　　贺龙介绍李仕安参加解放军的介绍信

　　这个要因人而异了。我觉得蒋介石的场子太大，江浙人有权，人多。你要是江浙人，最少也是江苏人才好办。四川人你跟他处得拢？当个少校、连长、营长，连他的气气都闻不到。我读过中央军校，还是成都分校，不是南京的。你还是个蛮子。我跟刘文辉，马上就贴心了。现在讲起来，我还是狡猾的，抓得住重点。跟刘文辉好，一来大家都是四川人，二来我懂彝话，是彝族，懂汉文。曾昭抡写了一本书，中间有一段写“一位精通汉情的彝胞”，就是我。精通汉情的彝胞，我在凉山，好吃香啊。我跟你蒋介石干吗。

　　站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李先生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有着不一样的体验以及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本书前面出场的几位主人公，大体上是要求作为整体的“夷族”的政治承认，而李先生却明确将黑、白“夷”问题提出来了。1945年11月，他发表了《白夷解放宣言》，其论证思路如下。第一，证诸历史，受压迫民族的抗争是天经地义的。元朝建立中央政权、清军入关，汉人照样可以主宰军国大事，但汉人仍要“杀鞑子”“驱除鞑虏”。第二，“白夷”所受的“黑夷”的奴役，程度上远较汉人所受的异族奴役为烈。黑、白“夷”原本是平等的，两者为争昭通发生了战争，“黑夷”在大理国的帮助下打败了“白夷”，从此开始了奴役“白夷”的历史。“白夷”不但被剥夺了主宰军国大事的资格，而且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牛羊一起被当成财富计算，处处皆受歧视。皇帝尚且与百姓通婚，中国人也可与外国人通婚，但“黑夷”却绝不与“白夷”通婚。第三，因此，反抗“黑夷”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需的。第四，“黑夷”“白夷”都是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主子与奴隶之分。“黑夷”之所以被政府尊敬，主要是有忘了根本的“白夷”为其后盾。“因为我们听黑夷支配，所以政府便重视黑夷，他抓住黑夷便能掌握白夷”，如果“白夷”不受“黑夷”支配，那政府就一定会重视“白夷”，因为“白夷”的人口超过“黑夷”十倍，而且“白夷”早已与汉人混血，所以“白夷”大胆起来求解放、争平等，一定会得到政府的帮助。第五，黑白“夷”的人数决定了“白夷”的解放斗争一定会获得胜利，只要“白夷”提出争平等自由的口号，聪明点的“黑夷”便会放下身段与“白夷”称平等，因为那样他还可以保有部分财产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