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柱在上海的社交范围涉及政界、教育界、学术界、妇女界、文艺界、黑社会，等等，与之来往的社会名流包括曾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与熊希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海上闻人”杜月笙、京剧大家梅兰芳、青帮大佬季云青、“交际博士”黄警顽、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著名画家沈逸千、上海市妇女协进会主席金光楣、暹罗中华总商会代表许葛汀，等等。[80]

　　“国内瞭望”部分登载的王云五等招待高玉柱的彩色照片（《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9期）

　　出席活动、参观各处、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挥毫留念、召开记者会等，构成玉柱在上海工作的主要内容，仅仅在4月的半个月时间内，她就先后在复旦大学、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国际及图书工读学校、工部局女中、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宝山海乡实验学校、同济大学和光华大学等大中学校讲演[81]，暨南大学的演讲因时间原因被迫推迟[82]。

　　密集的日程安排，使她处于一种极为忙碌的状态中。1937年4月的一天上午，《青年生活》杂志记者来访，茶房叫醒了凌晨二时许才入睡的她，她身穿绿色法国装，脚着半高跟皮鞋，妩媚动人地出现在记者面前，态度温娴而虔诚，到上午十点，采访不得不结束，因为中央实业部的职员催着她前往工厂参观，即将出门之际，又有邮政储蓄处的客人来访，只好通知客人下午七时再来。[83]接受《妇女生活》杂志女记者采访时，深夜三点才睡的她，满脸倦容、声音沙哑，只能无力地躺在**交谈。此时，市政府派来的人正在门外等候，接她去上海市中心参观，当亲戚来敲门催促时，她兴奋地起身，一边穿上旗袍，一边与记者谈话，并让茶房赶紧去给她买丽美牌香烟。[84]

　　以西南土司代表身份来到内地的玉柱，穿着洋溢着大都市的时髦。她原来常着西式服装，来南京后，妇女界的朋友们送给她旗袍，要她体现出中国味道，她欣然接受[85]，旗袍与西服，都成了她的所爱。她面对公众讲话，“情词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阖座掌声不绝”，在同济大学演讲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86]，在大夏大学演讲时，“两个人挤在一个座位还不够”，“站满了许多人还要塞在门外”，演说刚一结束，请求签名的听众立即涌过来将她围住，只得取消自由提问环节。[87]

　　玉柱在上海的演讲和与记者的谈话，延续了此前在南京的一贯策略，在内容上也并无本质差异，通常包括“夷民”之历史、与王朝之关系、“夷民”之习俗、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土与国防危机、呼吁国家教育“夷民”并发展“夷区”经济等。

　　云南北胜土司、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高玉柱女士（夏晓霞，《图画时报》，1937年第1144号第1页）

　　南京请愿时，用的民族称号是“夷苗民族”，但高氏更认同的无疑是“夷族”，这从她的讲话中经常略去“苗”即可窥知，当然，她会解释说“夷族”就是“夷苗民族”，而她对“夷族”的阐述，大体上是基于传统汉文史籍以及她个人的生活体验。1937年4月12日上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她先抱怨五族共和的框架遗漏了“夷族”，接着对“夷族”做了一个界定：

　　现在我们所讲的夷族，是专指西南各省边区的夷苗同胞而言，这些边疆同胞，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也就是中原最初的土人，数千年来，同着国内的先进汉族，是有深切的关系，就是与其他的各民族，也有不少的关系。……说到西南夷苗的人口，散布在滇黔川康各省边区的统计不下两千万。[88]

　　两千万这个人口数据，是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创建之初提出来的，显然并非来源于严格的统计调查。这一数据，已远超蒙古族、藏族、满族等族人口，要求国家承认“夷族”的政治地位，自然合情合理。

　　玉柱的谈话，通过一种悲情的叙述，在向国家表达效忠的同时又暗含某种威胁的意味，她对《妇女生活》的记者说道：

　　我们无知的（夷苗）老百姓，真以为外国人待他们好，很自然的归向他们了。你和他们去讲吧：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民族，只要有人能给他们点微利，他们不管其用意如何，总认为是好的，而边疆官吏，对夷民老是一味收[搜]括，使夷民向外的趋向更甚。这实在是个很大的危机，我不愿使我们夷族脱离祖国，我不忍让我无知的民众做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我不能让祖国失却屏障，所以老远地奔到这儿来，请中央援助。[89]

　　在一次演讲中，根据与汉人接触的深浅以及采行汉人生活方式的程度，她将西南“夷苗”分为全开化、半开化、未开化三种，最后者茹毛饮血，过的全是原始人的生活。高玉柱的愿景，显然是整个西南“夷苗”能臻于全开化，“生活情形，和汉人完全相同”，以捍卫边疆：

　　……倘能以相当资力，去开发开发，那么要解决整个中国的经济拮据问题，也绰乎有余。……夷苗地区，是邻近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的。近年来，帝国主义者步步进占，已经使我国丧失掉班洪、班斧、片马、江心坡等大好国土啦。倘然再不奋起，图谋挽救，那么危机四伏，随时有做东北第二的可能。[90]

　　高玉柱的演讲在众多听众中引发同情与共鸣，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听了她在电台的演讲后表示，“足见那二千万夷族，都是中华民族”，“她的此行，似甚平常，然而她此行的意义，实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非常伟大，足以愧死汉奸，而消灭汉奸”。上海各界“对高女士关怀国家、并锐意谋夷苗生活之改进”极为敬佩，认为她是“边境不可多得之领袖”，赠送了她大量物品。[91]

　　上海在政治上不可能给“夷族”一个明确的承诺与承认，但在打造声势与掀动舆论方面，上海较首都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喻杰才对媒体称他们在上海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国内同胞对苗夷民族深切之注意”[92]，他们显然已经获得了成功。

　　5.西南边疆协进会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高、喻二人推迟了在暨南大学的演讲，匆匆离沪进京[93]，通过会议代表、湖南省主席何键等代上呈文，向全会请愿，内容包括“夷苗”地区的宣化调查办法、教育办法、治理办法、开发办法，并请求规定国民大会“夷苗”代表选举法，使“夷苗”民族能产生正式代表，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达到平等的原则等。通过他们回沪后对记者的描述，可以推知中央政府仍然婉拒各项诉求，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夷苗”的关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决定派员前往“夷苗”地区调查，同行的有国际摄影社，拟将边区“夷苗”景象摄影介绍于各地，中宣部调查团同时还携带教育影片若干，其他如蒙藏委员会等机关，亦表示随后会派人入滇黔沿边视察。[94]

　　令人意外的是，高、喻二人在上海并未过多宣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而是决定在上海另起炉灶，新设机构，促进“苗夷”文化发展，发行刊物，并在各边地省份分设机关。[95]这一决策可谓得失兼备。其得者，通过新机构的创设过程及成立仪式，可以营造更大的声势。为此，高玉柱采取了一种极其开放的策略。如果说，过去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基本局限于“夷人”范围，那么新机构则面向所有人，借着已在京、沪两地造就的声势，高氏得到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与赖琏，闽浙监察使丁超五以及上海名流杜月笙、简又文、陆丹林等200余人的赞助。她又邀请各界友人共同商议、发起、建立组织，新组织的筹备委员除高、喻二人外，还包括诸多社会名流，如：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与上海商会主席的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国民党中央委员，《晨报》社长，历任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创建人陆礼华；交际博士黄警顽；曾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委员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的林康侯，等等。[96]声势之大，非同凡响。

　　其失者，新机构最终命名为“西南边疆协进会”，“夷苗”色彩被淡化了，只是在“组织缘起”中，提到了“夷族”“夷苗”对于西南国防的重要意义，这或许与并不想给予“夷族”明确政治承认的中央意旨有关。同时，参与者绝大多数为汉人名流，他们从根本上关心的是边疆问题，虽然“夷苗”是其中的关键，但是否要突出其色彩于他们而言并无切身感受。[97]此外，高氏虽在西南边疆协进会的40余名发起人中名列第一，但召集人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毛云[98]，显示出这一机构的某种官方主导性。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夷族”运动，频繁设立各种组织，却始终未能众志成城、持之以恒地将一个组织做实并做大做强，这既源于官方的压制性态度，也凸现出运动的涣散性以及策略性欠缺。

　　四、龙云

　　高玉柱在京、沪的活动，营造出了“夷族”的声势，也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个人威望，当湘西苗民因屯租问题“酝酿甚烈”之际，湖南省主席何键、省党部特派员赖琏一再电促高氏赴湘宣慰苗民[99]，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对高氏为“夷苗”问题不辞辛劳之举表示感谢[100]。不过，与这些标志着高氏声望的事件接踵而至的，是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1937年7月初，就在高氏准备赴湘之际，云南丽江木里土司驻滇代表李宗伯、芒市安抚使司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展廷土司刀思鸿陞、南旬土司龚绶、陇川土司多永清、德钦土司吉福、德钦千总和荣光、中甸千总刘恩等联合发电至中央，否认高氏的代表性，他们声称：

　　闻京沪各报暨本省各日报登载有高玉柱女士，自称西南夷族总代表，向各机关请愿，各团体接洽，四出奔走，阅之不胜骇异。查高玉柱虽系云南民族之一，但彼在京沪纯系自出行动，并无任何团体举为代表之事实。倘有推举代表之必要，亦应先事呈准本省政府及党部备案，方为有效。用特电呈，以后对高玉柱一切行动，云南各土司民众，全不负责，伏维垂察。[101]

　　这些土司们背后的主谋是谁？有学者称这次联名发电是龙云在暗中指使，其目的乃在于提防中央借“夷族”问题介入云南事务。[102]我并未见到与此判断相应的直接史料，但考虑到龙云与玉柱的私人恩怨，明里褒扬、暗中捅刀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众土司电文中的“倘有推举代表之必要，亦应先事呈准本省政府及党部备案，方为有效”一句，也暗示着云南官方的背景。

　　龙云本人系古侯系“黑夷”，原名纳吉呷呷，乳名乌萨，出生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的则祖拉打。金阳以在金沙江之北而得名，乌萨家就在据金沙江十余千米的山间台地中，到他时已在此定居七代。他的舅舅家在云南昭通，据说祖上曾当过四川汉源清溪土司。幼时的乌萨在昭通随舅父读书习武，跟了舅舅家的汉姓，取名龙云。十二三岁时，龙云回到金阳老家，随父经管家产。1907年，23岁的他离开家乡，投奔了驻防滇东北的清军，后又组织“同志军”反清，活跃于绥江、筠连等川滇边境，辛亥革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他生平最得意之事，是在昆明的擂台上击败了英国武士，名不见经传的他，就在那一瞬间成了万众欢呼的英雄。时为1915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任职昭通独立营中尉排长。近40年后，在北京家中，他还对乡人讲述此事，并做比画，七十高龄犹纵跳如猿，观者叹服不已。这一战引起了云南巡按使唐继尧的注意，奠定了龙云的成功之路。1928年，在川、滇众多“夷族”头人的支持下，他打败了滇省胡若愚部、张汝骥部，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时年44岁。[103]

　　1947年，岭光电到南京，特地拜访龙云，说他“戴一副墨镜，个子没我高，是一个高鼻梁、皮肤黑的人，一望而知是个夷人。说话爱提高嗓子”。此时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授予四星上将虚衔，实则处于软禁之中。尽管是初次见面，但龙云极为亲切热情，二人畅叙达两小时之久。其间，他多次提及“我们夷人”。当他从岭氏口中知悉凉山土司“黑夷”的情况时，叹息道，“民族落后、内部相残、外受欺压”，似后悔在云南手握大权时没为凉山做点工作。他很真诚地对岭氏的发展提出建议，并特别欣赏岭氏所热心的民族教育事业，感叹说：“我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文化知识，事事不如人。要想赶上别人，非重视文化教育不可。”他又提及，自己主政云南时，想送枪弹给宁属的邓秀廷，后没有送成。岭氏告知邓是专杀“夷人”的魔头时，他大吃一惊，忙问：“他不是夷族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感叹：“啊，我原以为他是夷族，几乎误事！”岭离开南京之际，再次前往拜访，龙留他在家吃便饭，同桌的有其夫人及几位子女。[104]

　　龙对岭的亲切，源于他自然而深厚的“夷族”意识，他年轻时就走过不少“夷区”，知道自己的同族分布在川、滇、黔等省，并对他们怀有一种情感。李仕安先生告诉我，龙云年轻时去过雷波县，拜访了其父亲与三叔，其三叔是武秀才，能骑善射，与龙云甚为相得。1948年，李先生参与的“凉山夷族观光团”到南京，特地去看龙云，坐了约半个小时，吃了茶点就走了。第二天，李先生又独自登门拜访，正是五月天气，龙云穿着一件中式汗褂就接见了他，谈到李先生的三叔，他说：“哟，你三爸，我们天天骑马，他那时是一二十岁。”李先生又说：“龙云绝不会说他是汉人，他跟卢汉、陇体要等夷人都很亲。”

　　不过，龙云虽然大权在握，但身处政坛，不但要顾忌主流意识形态，更要提防张扬族类身份可能带来的统治危机。当年群雄逐鹿云南，他的对手曾以“吃鸡不吃蛋，杀彝不杀汉”的口号来打击他。[105]当他在一众“夷人”将领支持下一统云南之后，又被讥为部落蛮王，搞土司政治，弄得不少云南的“夷人”学生，不敢公开自己的族类身份。[106]面对如此形势，龙云将深植于心的“夷族”情怀刻意淡化，与其他“夷人”上层之间，意会于心，但绝不形之于外。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云南昭通县（今昭通市）彝族人安恩溥回忆了当时云南政坛的情况：

　　具体点说在乡虽不认识，出来以后，无论见过面与否，只要知道某人是彝族，就自动地背下互相支持。如安恩溥、陇体要等，在家乡时与龙云、卢汉互不相识。安恩溥、陇体要等到省以后，龙云、卢汉对之都有指导照顾。安恩溥考进讲武堂时，龙云在唐继尧部任茨飞军大队长，主张免去实兵指挥的考试，安恩溥带兵指挥能力太差，若考试肯定失败，但安恩溥并没有请托过龙云。安恩溥等也随时随地为龙云、卢汉隐恶扬善，作辩护宣传工作，成了未受委托的得力宣传员。这也可以说有意识的形成了初期的彝族宗派集团。

　　到龙云统治云南后，各有统治地位，有职位关系，也不敢公开地有什么集团组织，互相支援、援引；都是各以意会投机取巧地进行，彝族关系的作用，还讳莫如深。在这当中又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羡慕回族有礼拜寺，苗族近年也有礼拜堂，能公开集会，就是他们有伊斯兰教，耶稣教为凭藉，彝族就是无所凭藉，不能组织集会，这种思想，有机会时也分别的谈论着，龙云和安恩溥等就谈论过。

　　这是1961年的回忆，当时民族识别工作已大致完成，所以安恩溥用的是“彝族”而非“夷族”。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到，1927年，在龙云身边的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余祥炘、卢玉书等人，探讨了“夷族”的族称及其历史与文明，力图为“夷族”建构一个可以产生凝聚力的内核：

　　彝人自称为“溜叟”。后来一般人和汉人称彝人为爨人，系以彝人习用鼎炊为食，象征的称呼。到了晋朝封爨人之首为爨王。夷人之称，系历代王朝歧视的称谓。但后来彝人之懂汉字者强为解释，大人背弓为夷，是尚武，于是也就安于夷人自称。相传彝文是与仓颉同时之佉卢所造。仓颉造字直书右行，流行于黄河流域。佉卢造字直书左行，流传于长江流域。单字很多，比汉文难学，但以司祭祀的比穆、巫师等为世袭专业者必学。统治阶级之黑彝尚学。所以到满清道光、咸、同时，业祭祀、业巫师之彝人，都凭彝书（佉卢扎数）等书为彝族服务。黑彝中之上层，也尚有通达彝书的。彝书多系抄录本（曾见于“卢舍”“行苴”两家），后来还在石林旁的一老人处见，未见印刷本。书分三类：1.历史；2.礼仪；3.超荐、祭鬼。清末时，后一类时有所见，前二类为稀有难见了。

　　历数“建子”，阴历十月初一过年，每年节日，多同于周政。婚丧冠祭，近于周俗。婚嫁纳采、纳聘、亲迎的仪式，多似《仪礼》所载。人死点主，彝语“匹乃”用竹片书主装入小竹筒（意即竹王由竹筒中来，竹王之裔死后应归回竹筒中去），用绵羊毛塞口角装入内有包茅的小竹篓，同代的由左至右依次装为一篓，供于房后祠内台板上。台板分两台，每台供五代，第一代居中，下四代左昭右穆的安放，下台五代届满时，举行大祭，名为“补待”。大祭用牲，依阶级，“苴穆”（管理者之首）用“吕那”（全黑的牛）；“叟苴”（管理者，次于苴穆）用“吕那来补邹”（花头黑牛）；一般用羊，头数有差等，起码两只。大祭后，将第一台前五代之竹篓送置于深山大箐人迹不到之悬崖绝壁上，将下一台后五代升为上一台，下一台又安放新五代。……

　　经过这场讨论，大家达成共识：第一，本族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第二，竹王是彝族的始祖，佉卢是彝族的先师，崇始祖、尊先师是彝族的传统。据此，他们决定组织“竹王会”“佉卢学会”，找能识本族文字与典籍的人来研究佉卢文学。大家一边寻找教师，一边介绍会员，轮流在陆亚夫、安恩溥家聚会，打算等组织相当成熟后，再告诉龙云。工作正在进行中时，风闻龙云的师长张凤春反对此事并抱怨龙云，活动就中止了。后来贵州“夷人”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等受到省主席周西成的压迫，逃到昆明，又激活了这个组织，范围还扩大到有傣族人李呈祥、刀有良参加。而原来的创始人卢玉书等反而冷淡了。后来杨砥中联合岭光电以及贵州苗族人梁聚五，将此组织改称“苗夷民族促进会”，以帮助竞选国大代表，安恩溥认为杨砥中狂妄冒失，担心弄出事来，也拒绝参加了。[107]

　　这些身处政界的“夷族”精英，夹在本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现实利益之间，彷徨摇摆，其身份意识隐而不彰。龙云也因之无法成为“夷族”运动的领袖。不过，他对高玉柱的杯葛，绝不是出于对争取“夷族”政治承认的拒绝，而是出于对主其事者的反感以及未经自己允准的恼怒。又有传闻说，龙云曾咨文湘省主席何键，称高玉柱“假名撞骗”[108]，以此离间她与何键之关系，不知真假。

　　五、高玉柱（二）

　　1.奉命回南

　　云南土司的异议，对春风得意、正入佳境的高玉柱造成了极大伤害。她很快回应称，自己赴南京确有广泛代表性，有沿边21位土司的签名盖章为证，唯因西南地域广阔，土司散居各处，情形复杂，不可能做到所有土司一一签名，而李宗伯乃木里土司，本属四川管辖，何以不驻成都而驻昆明，以此质疑其代表云南发声的合法性，并暗示其中可能潜藏的阴谋。高玉柱又称自己早已将赴南京请愿的情形分别具呈滇、川、黔、康、湘诸省党部鉴核，“并蒙贵州、湖南、四川诸省府指令覆饬核准在案”，说明自己并未抛开地方政府而行动。[109]最后，玉柱表态，请中央收回成命，“以重功令”。中央最终没有因异议而改变决定，仍然要高氏等“赶速回南”开展“夷苗宣化调查”各事。[110]按高氏所呈，西南各省党部中，云南未有回复核准，由此可窥知她与云南官方的紧张关系。

　　高玉柱面临合法性风波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她所掀起的“夷族”旋风也很快在危机中平息消歇。1937年10月，惨烈的“淞沪战役”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她冒险离开战区，与喻杰才凄凄就道，前往西南。所有中央发给的宣传品及各界赠送之礼物乃至各种公私行李，在连天战火中均无法运送，只能放弃。二人先受湖南省主席何键之邀前往湘西“苗区”，“夷人”的身份对苗族首领显然有一种亲切感与亲和力，何键因此邀请他们入湘，帮助排解一场箭在弦上的苗民动乱，结束后又派车送他们西去贵州，道经沅陵、新晃时，均有苗族代表前来晤谈，陈述所受苦难，并希望他们能深入湘西腹地宣化调查。这显示出，在京、沪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玉柱在西南非汉人群中的声望。

　　新女性、“夷族”先觉、西南沿边“夷民”领袖之一高玉柱女士，系曾受现代高等教育之女土司，为开化“夷民”（《中华（上海）》，1937年第51期第61页）

　　进入黔境，坐上贵州省政府派来的车，前往贵阳，高玉柱和喻杰才的声望沿着旅途而展现。“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学生们大都是“各地最优秀之觉悟分子”，怀抱着深切的国家民族观念。征询各方意见后，依据地方情形，玉柱拟具在黔工作计划，分别呈请贵州省党部、政府鉴核，请求补助必要经费并请派员指导，黔省方面以正值省政府主席新旧交替，新主席尚未莅任为由，予以搁置。

　　在贵州，高、喻二人将工作区域划分为滇川康边区与滇川黔边区，前者包括滇西北、川南与西康南部，沿金沙江而下，大、小凉山之间为“纯夷族区域”，由高玉柱负责，深入腹地工作，并相机联络西南沿边各地；后者即滇川黔边境，“汉夷苗杂处”，情形异常复杂，由喻氏负责联络当地“夷苗”青年。二人分头行动，并将中央颁发的“西南夷苗调查表册”印送各处，促使工作范围“推广及于湘西桂边夷苗地带”。[111]

　　多年后，一些回忆揭示了当年高、喻二人工作的若干片断。1936年前后，中共贵州地下党已非常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力量，并于1938年成立了“苗夷委员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贵阳北衙寨的苗民唐植民回忆，1937年（疑为1938年之误）他见到了来黔的高玉柱，一共260余名少数民族，在贵阳甲秀楼对面的西湖饭店聚会，讨论少数民族所受的苦难以及抗日救亡等问题，唐植民声称自己当时还为大家介绍了苏联的情况，认为中国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12]这一次会面，或许就是高玉柱向中央汇报的“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的事件。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高玉柱有与中共联系的倾向，终其一生，她走的都是紧跟国民党中央的路线。

　　这一路线，既是主动选择，也是不得已之举。不过，在中央缺乏足够权威与凝聚力的中华民国，自上而下的策略也意味着麻烦的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对他们宣传、调查、组织“夷苗”的行为疑忌重重，当他们向中央建议，西南边区“夷苗”抗战情殷，现有“人枪十万余”，自愿参战者有三万余人，请派员组织、训练时，贵州省政府称他们所述纯属捏造，并以“擅假名义、敛赐惑众”之名，令保安处将喻杰才“看管严讯”。山重水复之际，二人急于向中央复命并汇报工作，同时，也想在抗战局势中寻觅提高“夷苗”地位的新机会。[113]于是，草草结束在西南的活动后，他们前往陪都重庆。一年前曾热情拥抱他们的中央与主流舆论，这次会继续笑脸相迎吗？

　　抗战方殷，时局动**，值此家国危急之秋，在这些年轻“夷苗”领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又一个各种条件因缘聚合、“夷苗”问题或可更上层楼的局势：中央政府播迁重庆，西南一隅关系着国家存亡，在数千年历史上，“夷苗”第一次与中央近在咫尺，“夷苗”地区对国家的意义前所未有。怀抱着共同理想的许多“夷苗”精英，不断涌向重庆，在此时的重庆，西南少数民族群英荟萃，极一时之盛。重庆小梁子新川饭店401号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临时通讯处。

　　2.再次请愿

　　1938年，刚刚到达重庆的“夷苗”精英们，满怀着希望，制订了一系列行动计划。自9月22日起至11月14日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或联合，或分头，迭次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行政院、内政部、蒙藏委员会等请愿，先后署名的“夷苗”精英计有世袭云南北胜土司、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高玉柱，西南“夷族”请愿代表喻杰才，四川土司代表岭光电，宁属边民代表曲木藏尧，宁属“夷族”代表王济民，前贵州水西土司、滇川黔三省边区土司“夷苗”代表安庆吾，前贵州且兰土司、滇川黔三省边区土司“夷苗”代表杨砥中，前云南芒部土司陇甫臣，前贵州延昌土司安亮清，滇川黔边区苗民代表王汉瑛等，共计100多人，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请愿**。

　　请愿主要有如下几波。

　　第一，高玉柱、喻杰才等呈送一年来工作报告书请中央鉴核，并就西南“夷苗”请缨抗战与开发问题请示具体方针。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中央与地方均有设立“夷苗”专管机关之必要，或将蒙藏委员会扩大为“蒙藏夷苗委员会”，或竟改称边政院，各省特设“夷苗事务处”以专责成。

　　第二，滇川黔三省边区“夷苗”土司民众推派代表安庆吾、杨砥中等请缨抗战。

　　第三，川滇黔边“夷苗”土司代表安庆吾、杨砥中等呈为代表民意请缨抗战，并陈述边民痛苦，恳请改善边区政治，注重“夷苗”教化，尽量扶助开发。

　　第四，宁属边民代表岭光电、曲木藏尧以及土司岭邦正等数十人联合推派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边民教育队队长王济民为宁属“夷族”代表向中央请愿。

　　第五，宁属“夷族”代表王济民呈报被推派前来向中央请缨抗战并历陈开发边区意见。

　　第六，高玉柱，喻杰才，王济民，岭光电，安庆吾，杨砥中，王汉瑛暨广西、湖南“夷苗”代表等呈请，比照西藏、蒙古，设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设常驻代表3～7人、处长1人、副处长1人、秘书1人，下设三个科与图书室，各科设科长1人、办事人员若干人，图书室设主任1人、办事人员若干人。首期推举的常驻代表为杨砥中、王济民、安庆吾、王汉瑛。

　　第七，喻杰才、安庆吾、杨砥中、王济民、岭光电、王汉瑛等吁请高玉柱代表全体“夷苗”土司，成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14]

　　七七事变后，曲木奉命到北平、天津开展敌后工作，出生入死，于次年9月脱险，抵武汉复命。人既不在重庆，可能也碍于自己的身份，他并未参与这一波请愿。[115]

　　这一系列活动，明确指向“夷苗”的政治承认，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期，“夷苗”真的会迎来发展的千载良机吗？事后回眸，我们看到的景象截然相反。与中央近在咫尺，却也意味着咫尺天涯，玉柱等人与自己的愿景渐行渐远。并不是年轻的“夷苗领袖”在政治上天真幼稚，而是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实难识微见几。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利用后见之明，才能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

　　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钤印

　　日本吞并中国之策略，以军事侵略为主，思想分化为辅。对少数民族，日本致力于挑动其对国家的离心倾向，再对其予以控制，凡建立伪满政权，策动内蒙古独立，倡乱新疆种种，皆属此类。[116]中央对此风声鹤唳，贯彻同化思想的意志更为坚定，政策更为积极，稍有“民族意识”的苗头出现，则尽力扼杀之。其**出现于1939年8月，行政院发布训令，禁止各机关、部门“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所有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只能以地域区分，称为“某地人”，“以期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同时，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沿用传统称谓的，必须将原来的虫、兽、鸟等偏旁，改从亻旁（如将獞改为僮），一些根据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而加之的不良形容词，如“猪屎犵狫”等，概予废止。中央研究院据此训令而编制了《改进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17]。许多高官与学者，为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特质，甚至否定“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合理性。与此相应，行政院明确规定，非汉人群应统称为“边民”“边胞”。[118]到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119]，干脆连“民族”一词都取消了，取而代之者为“宗族”，强调中国境内各宗族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血脉相连，姻戚相通，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在此背景下，尽管高玉柱等强调“夷苗民族”一词“决不致影响民族之分化”，但中央的态度却冷若冰霜，各机关、部委中，只有中央宣传部称“事关团结民族，抗战建国，颇属重要”，其余大都托词事不关己，不肯表态。最后，行政院对请愿事项几乎悉数拒绝，其批驳理由无非是“夷苗杂居各省大山，无分畛域，与蒙藏情形不同”，“与组织条例不符”云云。而中央军事委员会亦表示这些报告与呈文“悉数空洞，无可采取”，甚至拒绝了高玉柱赴汉口叩见蒋介石的请求。稍稍有点积极意味的表态，只是由行政院命令川、滇、黔、粤、桂、湘数省省政府并西康建省委员会，须对民族事务格外注意，慎重遴选边地官吏，积极融洽各族情感，各该管专员、县长要随时宣慰各族，各省呈荐边地官员时，“应特别叙明其办理夷苗事务之经历”。[120]而经济部则制定了一系列调查表格，咨请云、贵、川、湘几省及西康调查“苗夷”地带的物产、生产状况。[121]

　　3.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

　　中央的笑脸还恍如昨日，转眼间却已是冷若冰霜。寒意并未冻结“夷族”精英们的行动，“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已在筹划之中。该会以奉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促进西南边疆民族生活文化发展、开发经济、贡献国家为宗旨，设总会于重庆，西南各省成立分支会，边疆各地设立办事处，其定位是一个人民团体。发起者共55人，除了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杨砥中、安庆吾等人外，还有陶行知、沈钧儒、陈之宜等众多汉族贤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的官员胡星伯也赫然在列。胡氏乃贵州安顺人，可能对西南“夷苗”有较多同情。1938年12月，发起组织协进会的呈文送达社会部，胡星伯即签称该会属学术团体性质，要善为监视而诱导之，使其不致越出轨外，如善用其力量，于国家前途，实有裨益。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李中襄同意胡的看法，但协进会名称中的“民族”二字显然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批示：其一，将“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更名为“西南边疆文化经济协进会”；其二，由社会部负责人员介绍高玉柱加入国民党；其三，由社会部派人指导该组织。[122]

　　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士，对“夷苗”精英的行动始终怀有疑虑，1938年12月15日，当高玉柱、喻杰才拜访冯玉祥，请求协助时，冯氏告知：“事情好办，及有手续，胡来是不行的，盼二位多多酌斟之。”[123]警示的意味相当强烈。

　　遵循中央指示、亦步亦趋意味着一事无成，高玉柱等人绝不愿意如此循规蹈矩，一个明显逾矩的大胆举动在慢慢酝酿。1939年春，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首肯，高玉柱、喻杰才前往贵州省毕节县，在珠市街和祥旅舍设立招生办事处，负责组织、保送一批“夷苗”学生到四川綦江战干团学习，毕业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二人在贵州录取了100多人，大定县人金国光名列其中。大家翻山越岭，步行十余日，抵达綦江县受训。原本学制为两年，但战争期间的人员伤亡太大，训练时间缩短为一年。这些学生，成为玉柱等人发起新运动的重要基础。为此，他们积极活动，争取这些学生毕业后都统一回黔工作，避免被分配到其他战区。1940年，高玉柱、喻杰才、杨砥中、阿弼鲁德等发起组织“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当年秋天，高、喻二人再次来到毕节，在县城召开了一个边疆同胞会议，要金国光通知原战干团分散在贵州的“夷苗”同学和其他“夷苗”知识分子参加，人数越多越好。最后到会的战干团同学有30多人。会议提出了四大方案：政治建设方面，要求民族平等，设立专管“夷苗”民族事务的组织机构；军事建设方面，要求组建“夷苗”民族军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经济建设方面，要求开发地方资源，发展边疆经济，改善“夷苗”民族生活；文化建设方面，要求开办边疆民族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地方人才。经过一周的讨论，与会者热情高涨，对四大方案深表赞同。在毕节县紫铜阁庙内，由喻杰才带领，举行了加入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宣誓仪式。

　　会议决定，大同盟的成员，要在“夷苗”民众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四大方案，发展和壮大同盟组织，还要深入滇黔边境各县，筹建自愿兵团，随时准备开赴边疆，抗日杀敌。金国光、颜光荣与罗敏忠三人组成一个小组，负责贵州方面的事务，他们印制了一大批四大方案，在水城、纳雍、织金、镇宁等县工作，发展了数百人。

　　抗战方殷，气氛紧张，政府对擅自建立组织之事相当警惕，为达成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目的，蒋介石甚至于1938年通令全国取消一切小组织，成立由他亲任团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大同盟未经政府允准而行动，结可知。1940年7月，水城土司组织“贵州苗族青年独立师”的消息被秘报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24]1941年夏天，大同盟所组织起来的自愿兵团，被贵州省政府以“夷苗民众组织暴动”为名，下令取缔，一些领导成员遭到通缉甚至杀害。[125]

　　4.玉殒滇边

　　大同盟遭受迫害之际，玉柱与杰才已经离开贵州，安然无恙。1940年11月，高、喻呈文蒋介石，要求深入西南边疆各地宣扬中央德意，慰问土司边民，以便“消极防止敌人汉奸变乱，积极组织自卫武力，协同国军抗战到底”，并声称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以及各方土司的支持，同时再次要求在土司“夷苗”中遴选国大代表，并请指定玉柱、杰才二人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6]次年，被日本控制的泰国派飞机越过边境，到云南的猛醒、猛捧一带侦察，他们的呈请终于得到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云南省政府组织宣慰团前往滇边，怀柔土司边民，防止“敌泰煽动”。昆明行营由此组织了边疆宣慰团，任命高玉柱为少将团长，喻杰才为上校副团长，先在董干、麻栗坡、仁和、马关、金平、江城、镇越、猛腊、六顺、车里、佛海、南峤、五福、猛龙、澜沧、思茅、沧源等地开展工作。[127]一行50余人，于1942年从重庆出发，6月底到达云南蒙自县逢春岭，对稿吾土司展开宣慰，历时4天。7月2日到达纳更，纳更土司龙健乾率领头目、里长、民镇代表、镇公所职员、纳更小学全体教师与学生以及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全体官佐、第一大队一中队全体官兵等400余人，手持彩旗，在土司衙署外的大路上列队欢迎，高唱抗日救亡歌曲。7月5日晚举行欢迎大会，玉柱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讲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是日晚举行宴会，玉柱逐桌敬酒，殷切致谢。[128]

　　离开纳更，宣慰团前往元阳县新街，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宣传宣慰大会在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猛龙土司白日新、永乐土司普国泰、思陀土司李呈祥、瓦渣土司钱祯祥、六村土司孙宗礼、纳更土司龙健乾、猛拉土司刀家柱、者米土司王纯安、五亩土司陶文贵、五邦土司刀玉光、宗瓦土司普国栋、马龙土司李锦廉、宗哈土司白继光等。高玉柱号召各土司团结抗日，出兵出钱，维护治安。[129]

　　此番宣慰，功德圆满。9月28日，由纳更土司龙健乾领衔，普国泰等共16位土司致电中央，称感于高玉柱率团“冒瘴长征”，慰问边民，当率领所部，保卫边疆，拥戴政府。众土司还共同募集国币十万元捐献中央，并继续向各自所属民众募捐，还表示要派代表晋京，“向中枢致敬”，申“报国赤忱”。[130]

　　烽火点将录：活跃在西南战场的高玉柱女将军（《秋海棠》，1946年第9期）

　　成功与风光，难掩背后的捉襟见肘与心力交瘁。云南省主席龙云表面上支持宣慰工作，在日军大举进攻滇西，不断轰炸昆明各地的紧张时刻，他曾派军队迎接、护送宣慰团。[131]但他对高氏的成见始终难以冰释，对发动“夷苗”的工作更是心存疑虑，在其暗中操纵下，昆明行营在经费方面对宣慰团设置重重障碍，一行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温饱不敷。前路漫漫，前途茫茫，团员们情绪低落，纷纷提出离去。面对人心动摇，高、喻二人坐卧不安，却也无可奈何，唯有尽力慰勉，要求大家同舟共济，以待柳暗花明。一些来自贵州的团员为避免挽留，索性不辞而别。[132]有资料说，高玉柱宣慰滇南的结果，是“让一批人顺利地做了几趟大烟生意”[133]，如果所述属实且高、喻卷入其中，我们也很难认定这全属自利行为，其中含有筹措经费的公心当是持平之论。

　　谁也意料不到，高玉柱的生命很快便终结于宣慰途中。跋山涉水于滇南酷暑之中，栉风沐雨之劳使体弱者易于受烟瘴之侵，她应该是感染了某种病菌，在缺医少药的边陲地区不幸而成为致命之疾。在纳更，她突然病倒，卧床不起，只能由副团长喻杰才率队前往新街继续工作。[134]新街在今元阳县，她后来也抱病抵达这里，展开了上文所述的大规模宣慰活动。不过，她终于再也不能继续深入了。当年岁末，她在病中创作山水画《晚霞图》一幅，寄回故乡永胜，图为夕阳西下之势，观者以为不祥。不久，她就病逝了，享年36岁。[135]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省政府命令副团长喻杰才扶柩回永胜公葬，时称“国葬”。由于时局混乱，经济困难，一副巨大的木棺停放在县城高门外箫公祠，三年后才草草安葬在壶山之下。[136]高氏殁后四年，喻杰才亦病逝于昆明陆军医院。[137]

　　六、杨砥中

　　通过数年的行动，高玉柱已成为当然的“夷苗民族”代言人，其声望无人可比。她的香消玉殒，可谓“夷族”运动的一个巨大损失。尤令人扼腕者，曲木藏尧也在同一年被一个小军阀邓秀廷毒死于越西。不过，我们事后观之，玉柱也好，曲木也好，在国家既定民族原则所限定的舞台上，不管他们如何长袖善舞，所能发挥的空间都极为有限。就此而言，他们个人的生命长短，对整个局势并无决定意义。这样判断的依据还有，玉柱与曲木的西去，并不意味着“夷族”运动的绝响，西南“夷族”精英中，不乏像他们一样善于审时度势、积极而为之人，前贤既逝，后者就成了“夷族运动”的中心人物。杨砥中，就是其中一位。

　　1.鸡鸣三省之地

　　杨砥中的大名，我幼时即听外公许明九先生提起过。明九先生字崇，1920年出生于毕节县（今毕节市）桥沟，他那个时代，在毕节乃至川、滇、黔界邻地区，杨砥中之名可谓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些革命材料称其为“（川滇黔）三边一霸”。1911年，砥中出生于“一鸡啼叫，三省皆闻”的贵州省毕节县林口镇，赤水河在此奔腾而过，流向长江。按今天的民族划分，砥中属于彝族，其祖先乃明代大名鼎鼎的奢氏土司（永宁宣抚使），属四川布政司管辖。天启年间，奢氏与更为著名的贵州水西土司安氏联手反明，此即震动朝野的“奢安之乱”。反叛终告失败，奢氏领地被改土归流。然而改流无法彻底颠覆旧秩序，原在土司政权中拥有权势的土目阶层仍然存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享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奢氏的一些后裔，相继改名为余、杨、禄等汉姓，分居在赤水河两岸。杨砥中的祖上，牢牢控制着林口的大片土地，土司之名虽已不存，但他们仍然是令人敬畏的土目。到了砥中时，他与时俱进，毕业于中央军校，凭借出色的活动能力振兴了祖上的荣光。[138]

　　2007年11月，在雅安，李仕安先生告诉我，1947年，他在重庆，想竞选立法委员，《新华时报》社长谈荣章之妻薛树华建议他搞一场记者招待会，并说可以把重庆各大报社都叫来。李先生从未应付过这种场合，有点发怵。刚好他新认识了杨砥中，二人虽然还不熟，但杨一口应承，“算我的”，帮助李先生在国际饭店成功举办了记者会，并承担了所有费用。“这种场面杨砥中是搞惯了的，我还不行。”那时砥中在重庆开了家和丰银行[139]，他用车接李先去他位于重庆南温泉的家，住得相当豪华。1948年，国大召开，西康“夷族”组团去南京观光国大，由杨砥中当交际，李先生说：“本来是想让我做交际，但我推给了杨砥中，他在南京住得久，各部门他都熟，办个手续、做个什么都好打招呼。”

　　李先生说得没错。砥中虽然其貌不扬，但社会活动能力超乎寻常！这是一位非常自信的人，继承了祖上的大片土地而能继续开拓，在商界展示着出色的经营才华，积极接近政界权贵又能鼓动下层民众，对本民族文字、本民族经典、汉文史籍以及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乃至研究，中央军校的学习又使他可以跟上现代教育的步伐。他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个性极为鲜明，优缺点一体两面：为人慷慨豪迈而又高调张扬，胆大勇敢而又常冒失逾矩，多谋而又流于狡黠，能从容于任何大场面而又好出风头。国民政府文官处对他的评价是：

　　聪明健壮（有麻子），诡觉机警，善言辩（好夸谈），有胆识（近似流氓）。先世为西南大土司，有名望，家产素丰，可资运用，自幼即在汉人地区生活，对于中央地方各种情弊好尚相当了解，故常联络土民在地方滋事，自己从中乘机取巧，曾在禄国藩部下任过军官，与云南军方面稍有联系（同属苗夷），为土著中之狡黠份子。[140]

　　2.在贵州

　　高玉柱在京、沪一带的活动，震动着杨砥中，激发起他人生的又一个奋斗方向。中央政府因抗战西迁，他闻风跟至重庆，就在这里邂逅了高玉柱、喻杰才、岭光电等许多“夷族”精英。

　　1938年赴渝请愿时，杨砥中已决定以重庆作为自己事业的所在地，众人也已推举他为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的四名常驻代表之一，但请愿行动失败，使他暂时看不到留在重庆的价值与意义。此后，他一面与高玉柱等人在渝组织成立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一面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贵州。在黔省，除与玉柱等发起明显逾矩的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外，他又于1939年向贵州省政府呈请组织贵州边区文化经济协进会。他强调，“夷苗”人口数千万，绵亘数千里，但数千年来未经开发，“遂至交通梗阻，感情隔膜，边区文化既极形低落，边民生活尤倍感痛苦”，加以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以及民族歧视，外国人乘机窥伺边地，这样，“不特减少完整之国力，亦即当前亟须解决之一问题”。值此抗战建国之非常时期，“西南边区夷苗同胞对于国家民族实应贡献人力财力以尽其应尽之责任”，希望能够联络社会上先进人士与“夷苗”中优秀分子，“在钧部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141]

　　此后数年，在当时的文献中我尚未发现他参与社会活动的记载，一些文史资料弥补了这一空白。有回忆说，当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时，蒋介石于1940年10月在重庆召见杨砥中，亲赐他“忠孝传家运，华国可长春”的字匾，封他为川滇黔边区的“土司民众代表”“剿匪司令”，并发给他一些武器，让他全权负责川滇黔边的剿匪任务。自重庆返乡后，各处土司和周边头目都争着拜见他，他四处游说，招兵买马，仅一两个月，就组织起武装七八百人。1940年11月，游击队突袭林口，双方在箱子口一带交火，最后讲和收兵。[142]

　　蒋介石是否在1940年10月接见杨砥中尚需进一步核实，封他为“土司民众代表”，则绝无可能。事实上，所有“夷苗”代表都是自称，无一是官方正式赐封。请愿或晋见时，向高层表示自己是受土司与民众推举的代表以证明合法性，而只要中央方面没有公开质疑，返乡时，则称得到中央的认可以自重，这种策略，砥中并不陌生。与众不同的是，他有将此玩到极致的野心、财力与能力。1945年，他建立起“西南边疆土司民众驻京代表驻渝办事处”的系统，总部在重庆，下设云南、贵州、西康、四川、湘西、桂西、粤西、思普区、滇南区、滇东区、滇西区、黔西区、黔东区、黔南区、会理区、雅安区、川南区共17个通讯处。声势如此浩大，从云南、贵州到中央都坐不住了，一致认定其为非法组织，并将位于重庆民权路的驻渝办事处封闭，贵州省政府还称他与“著匪”唐逊虞秘密来往。[143]不过，砥中并未彻底放弃，1947年，李仕安先生在重庆初识砥中，只见他的汽车上醒目地贴着“西南夷族土司边疆民众驻京总代表”。

　　乡居林口的杨砥中，行迹遍于川滇黔三省边区。1941年，在云南昭通县，经由妻弟——昭通彝族知名人士陇体芳的介绍，他认识了明诚中学教导主任朱焕章。当时朱正致力于在贵州威宁县苗族聚居地石门坎办一所初级中学，苦于资金匮乏，砥中当即表示支持。当年6月，他亲抵石门坎考察，参加了石门坎教会和学校举办的端午节运动会，目睹了运动会的盛况以及当地百姓求学的热情。回昭通后，他便出面组织贵州、云南的一些彝人上层成立筹办中学的董事会，亲任董事会会长，并定下章程，董事会、教会各承担办学经费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由学费收入和苗族群众的募捐填补。1943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首届招生86名，杨砥中亲临开学典礼，郑重宣布“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成立。此后他不定期巡视学校，给予经费资助。学生逐渐发展到200多名，来自云贵二省的彝良、大关、镇雄、盐津、永善、威宁、赫章、织金、普定、安顺、紫云、水城、禄劝、楚雄等十多个县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杨砥中的活动重心再次转移至重庆。他一走，学校立即面临经费困难，勉强支撑、艰难度日。[144]

　　3.制宪国大

　　乡居期间，杨砥中一直关注着重庆。1944年10月，他与龙云的公子龙绳祖、安文石、陇应葵等几位“夷族”精英作为主要股东，在重庆下半城望龙门创办了和丰银行，由他出任总经理一职。[145]到重庆后，砥中积极活动，于1945年1月22日获得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汇报了四年来剿匪、保送240余名边疆学生到军校受训、在滇缅滇越边境宣扬中央德意、调解边民械斗、创办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暗助凉山土司安良臣保护美国空军人员安全出境等事，并表示：边疆工作为自己终生之职志，今后当尽最大之努力，以达成国家之期望。蒋对他慰勉有加。[146]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由杨砥中领衔，滇、黔、川、康各省的一众土司声称代表西南非汉民族，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祝捷。[147]

　　1946年，国民政府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人称制宪国大。凭借自己的业绩与活动能力，杨砥中顺利当选为贵州省国大代表。国大召开期间，他口若悬河，指点江山，锋芒毕露，在为西南非汉人群争取到一些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因过于强劲的风头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华民国须按照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来完成建国。北伐功成，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于1929年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启动了为期7年的训政程序。孰料日本全面侵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被迫中止。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推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也因之迟迟未能召开国民大会来予以审议通过，这一耽搁就是十年之久。抗战结束，国大召开，核心议题就是审订“五五宪草”。对西南非汉人群而言，这是一个争取政治地位的绝佳时机。自曲木藏尧肇开风气，15年来，众多“夷苗”精英屡败屡战，迭次折戟沉沙，此番如能在宪法中加入相关条文，即可一劳永逸地实现多年拼搏的目标。早在1945年年初晋见蒋介石时，砥中就表达了一个核心诉求：恳请在主席所指派的国大代表240名的总额内，确定以20名为西南边疆土司“夷苗”代表。内政部以国大代表向以就地竞选为原则而拒绝。[148]第二年，宁属的吉绍虞、喇宝臣等土司以及二十四军靖边部“夷人”将领罗大英等，曾积极推动岭光电参加国大，没有成功。[149]杨砥中是当时西南非汉人群中极为少有的国大代表。到了国大就有发声机会，砥中深悉个中利害关系，他跃跃欲试，决心奋力一搏。

　　砥中有他无法逾越的天花板。抗战胜利，日本分化的担忧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在民族政策上有所松动，但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注重融多元为一体的原则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夷苗”作为一个民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仍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真对待。虽然西南非汉人群在风俗、语言、习惯上的独特性显而易见，但政府并不想给予任何细分，而是将他们概称为“土著民族”[150]，显示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折中。对此游戏规则，砥中唯有遵循。他的目标，是争取宪法明文规定土著民族在国大、立法院、监察院、国大主席团、地方权力机关等方面均能有一席之地。

　　1946年提交国大审议之宪法草案（以下简称“宪草”），已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有所修订，但对西南土著民族仍然只字未提。为此，由杨砥中领衔，联合代表20人提出了第59号提案，所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要使家族与宗族团结，扩大至为国族”。为此，对于西南土著民族，必须在宪法上有明确之规定，予以实惠之平等，方不负孙中山“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之”之意旨。

　　其次，建国大纲第四条规定，“其三为民族，对于国内弱小民族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此次之宪法，乃根据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之原则而制定，所以土著民族要求，在宪法上将此条订成明文。

　　再次，宪草总纲第五条称“各民族一律平等”，又第二章第八条云“中华民国人民无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及党派之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足见此次制宪，系秉国父遗教，配合国情，力求权利与义务对等。但西南土著民族，交通梗阻，文化落后，生活言语习惯特殊，若无扶植优待之明文规定，必演成负担义务实多，享受权利实少，故提议在各有关条文内增补数字。

　　最后，查英美苏等国宪法，对于国内民族均有明确之条文。而宪草无土著民族“宪文”，是为一大缺憾。

　　根据以上理由，杨砥中等最低要求“在各省内以人口比例，配选各级之单位”，而符宪政，造福人民，以免强邻利诱，分裂挑拨。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宪草第26条规定，国民大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第一，由各省区及蒙古各盟、西藏地方议会选出之立法委员；

　　第二，由各省议会及蒙古西藏地方选出之监察委员；

　　第三，由各县及相当于县之其他地方区域选出之代表；

　　第四，由侨居国外国民选出之代表。

　　杨砥中等要求，在第三项后增加一项，即第四项，内容为“由滇川黔康湘桂六省土著民族按人口比例配选出之代表”，原来之第四项改为第五项。

　　审议结果是，修正案被部分采纳，增加了一条：“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

　　宪草第65条规定，立法委员名额之分配原则如下：

　　第一，各省市人口未满三百万人者，每省市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以上者，每满一百万增加一人；

　　第二，蒙古各盟共八人，西藏八人；

　　第三，侨居国外之国民十六人；

　　杨砥中等提出，第三项后须增加一项，即第四项，其文字如下：“由滇川黔康湘桂六省土著民族按人口比例，分配选出之代表。”修正案被部分采纳，增加了第四条：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者。

　　宪草第96条规定，监察院名额分配原则为：

　　第一，每省五人；

　　第二，每市二人；

　　第三，蒙古各盟共八人，西藏八人。

　　杨砥中等要求增列“省内土著民族，得按人口比例，配选参加之”，未被采纳。其他代表所提的增列“华侨团体、侨居国外之国民”名额的修订则被采纳了。

　　宪草第115条规定，省自治法应包括下列各款：

　　第一，省设省议会，省议员由省民选举之；

　　第二，省长民选；

　　第三，省政府及县政府之组织；

　　第四，县实行县自治，县长民选；

　　第五，省与县之关系。

　　属于省之立法权，由省议会行之。

　　杨砥中提出，此条之末增列“省内土著民族得按人口比例配选参加之”，未被采纳。

　　宪草第144条规定，国家应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思想之自由，致力于科学与艺术之发展。杨砥中提出，应在“实行教育机会均等”条下，增列“边疆落后之土著民族，应予以优待机会，俾资抚植，其办法以法律定之”[151]，未被采纳。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国大主席团选举时。按规定，国民大会开会时，由出席代表互选出五十五人组织主席团，然后由主席团推定一人为主席，有关会议之行政事项亦由主席团主持。[152]在这样一种互选方式下，人数寥寥的西南土著民族代表当然绝无可能跻身主席团。杨砥中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湖南日报》南京特派员在现场记录下了这生动的一幕：

　　正要进行投票选举之际，贵州代表杨砥中突从楼上扩音器中发出狮子吼，质询主席团中为何无土著民族单位。湖南土著民族代表石启贵起来附和，并大讲一段土著民族史。朱经农此时发言，谓土著民族在组织法中并未规定另成一单位，主席团选举法已通过，不能随便增加一单位。杨砥中听了不服，立时提出反驳：“组织法中亦未规定有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等单位呀！”会场空气突趋紧张，主席孙科连连摸头。此时西康土著民族代表麻顷翁亦从座位跃出，穿着喇嘛服装，有臂外露，走上发言台。一时电影师、摄影记者，一阵**，争取此珍贵镜头。麻氏虽说国语，但能听懂者极少，记者只听到几句：“我们大慈大悲的国父……民族一律平等……如果……我们退席。”此时会场干事又从蒋主席手中取了两张纸条。一张送给张道藩代表，上面写道：“道藩同志，这时你可以让了。”另一张被送上了主席台，洪兰友宣读称：“奉主席谕，对于土著各民族主席团候选人问题甚表同情，惟其他候选人让出名额以补救之。”洪氏报告毕，张道藩申明，放弃候选人资格，请改由杨砥中代表递补。这一来，不仅解决了主席孙科的困难，复缓和了会场的空气。[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