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天，马斯洛在美国加州的一家数字仪表工厂中当上了“访问研究员”,他的科学人本主义的触角开始伸向了管理科学。

　　我们知道，西方管理学在19世纪末作为西方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的共生管理方法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目前对西方管理学的研究中，这种变化被概括为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古典管理学时期，这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泰勒①和德国的韦伯②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科学管理学；

　　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理论，这主要是指美国的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开创的强调人的主体因素的管理理论，马斯洛与美国的麦格雷戈③等人都被记在这一理论的名下；第三阶段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现代管理理论，这主要指美国巴纳德④、西蒙⑤、德魯克⑥等人运用大量现代社会学、系统论和数理方法研究管理的各种理论。在这个分期中，管理思想的演进被划分为相互隔离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机械的、物化经济人的意向来管理人的阶段；第二个时期则是以关心人为中心的管理阶段；第三个时期则是“现代”科学管理阶段。马斯洛被归在第二阶段中。虽然，这里的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其主要代表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经济与社会》(1922)等。——笔者修订版

　　线索十分清晰，但这种分期是否过于简单化?因为我们从中看不到管理思想发展的真实逻辑。其实，现实的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各种思想倾向交融消长的过程。我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四段。一是早期管理思想萌发和生长的时期，首先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大机器社会化生产的管理和制度建构问题，而在这个管理理论发生的起点上，就存在着注重组织、方法结构(巴贝奇等人，后来有麦卡勒姆、普尔)和注重人(欧文等人，后来是马克思)的两个方面，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业生产本身的发展又使这两种趋向进一步以共生的方式吸引进新诞生的科学管理格局中。科学管理的时代是管理思想发展结束其史前史后的重要奠基时期，泰勒是管理之父，他那种寻求生产效率和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的作业管理思想成为管理科学的基本骨骼。法约尔和韦伯虽然同时提出了相同的理论，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为世人所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这也并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科学管理时代，在此期间，已经出现了以蒙斯特伯格①的工业心理学为基点的早期“社会人”的理论。第三个时期是以强调关心人为主题的社会人时代。社会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因而有了梅奥②等人的霍桑试验及人际关系理论。在这样一个时期中，社会人的管理思想的确是主流思潮，但同时仍然生长着科学管理学的新一层学说，如戴维斯③的原理和对法约尔等人的重新估价。而巴纳德和西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后期。第四个时期是今天管理科学的综合时代，它决不是单一的“现代管理科学”时代，而是一个管理学经历了它多样化的青春期而寻求更加合理的成熟形态的时期。

　　马斯洛正属于今天的时代。马斯洛的思想不是一般社会人的理论，而是对人学管理学思想的一种整体的更深刻的确证。这也就是说，马斯洛的管理思想的时代视角更高，更远。

　　我们知道，人本学管理理论是古典管理理论(泰勒)的相反物，即从那种把人视为物，像操纵机器一样地来标准程序化的管理人，转到在生产中把人当作人(非经济动物)的视角上来，从仅仅注意人的低级物质需要转到更加关心人(劳动者)的高级心理需要的满足上来。从逻辑上讲，社会人是对经济人的一种直接超越!用麦格雷戈的话来说，就是X理论向Y理论的转换。①总的来说，马斯洛属于重视人的Y理论一类。可是，在这里人们往往忽视了马斯洛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他对自己管理学理论的界定：“Z”理论(Theory Z)②。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马斯洛管理学的Z理论固然受到了麦格雷戈的影响，但这并不类同于日裔美籍管理学家大内③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种单纯作为麦格雷戈Y理论进一步扩展的人本学管理的“Z理论”④。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优赛琴理论，在读到麦格雷戈的著作之后，他为了在管理学分析中的“方便起见”,顺势自称是相对于X、Y理论的Z理论。马斯洛说，他的Z理论并不是X或Y理论的简单选择，而是与“X,Y两种理论同处于一个连续的系统中，三者可以形成一种整合的层次”⑤。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马斯洛在此又是在进行一种逻辑上的超越，即认为真正科学的管理理论应该同时重视严格科学方法和注意人的高级需要的整合!这也许是现代管理理论中一条未被真实挖掘出来的思路。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清楚地看到。

　　马斯洛关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优赛琴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1965)一书中。这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德拉马尔非线性公司的工作日记。马斯洛说：“我去那里并没有特定的任务和目的，但因为各种原因我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很有兴趣。”什么兴趣?马斯洛发现，在这个企业中，他的那种人本主义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事实了”!马斯洛兴奋地写道，工业(企业活动)本身能代替实验室，也往往是比实验室更有用的一种知识来源和试金石。

　　马斯洛本人不是一位专业管理学家，他不过是在心理学成果的哲学升华后，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理论落点的。马斯洛很幸运，他立刻发现了管理理论中的同志：德鲁克和麦格雷戈。马斯洛认为，麦格雷戈的Y理论和他的科学人本主义是有相通之处的。但是，与这些管理学家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简单地建构一种管理技术，而是在从科学人本主义的框架出发，研究现代人本主义管理学变革的深刻意义。他一上来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管理，什么样的奖赏或报酬对人性的健康成长及其较丰满和最丰满的发展有益。那就是说，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对于人的实现最有利。”①对此，马斯洛分析道，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等的满足已有保障，那么,不同于原来那种以追求起码的生存条件为目的的人的生存活动，如何找到一条新的、更好的工作管理办法?

　　马斯洛再明白不过地指出，这已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麦格雷戈等),而是“触及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的争端，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以及一般哲学中最深刻的争论”②。他认为，科学人本主义正是代表这种新的历史动意的理论构架，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马斯洛的优赛琴管理并“不是谈论什么管理的新花招，或什么‘诀窍’,或肤浅的技术，它不是用来更有效地操纵人们以求达到非他们自身所需要的目标”,“宁可说是以一种更新的价值体系与一套基本的传统价值观念相对抗”。①这是什么呢?就是马斯洛的新人本学：

　　人性曾经被低估，人有一种高级本性(higher nature),它和人的低级本性(lower nature)一样也是"似本能的(instinctoid)",这一高级本性包括需要有意义的工作，需要担负责任，需要创造，需要公平和正义，需要进行有价值的活动，并宁愿做得好些再好些等等。②

　　新体系在这些发现中得出了“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结论”。马斯洛认为，正是他的这种科学人本主义理论才是新的管理科学的真实思想基础。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管理科学宗旨，不是像传统管理学一样，把人作为物和机器来看待，而是要把人作为人来管理。人不同于物的根本点，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物质需要之上的主观需要。所以，现代管理学变革的质点是还管理学应有的人性。当然，这不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说教，更不是一种非科学管理方法的复辟，而是能够与科学管理方法，现代生产水平直接融合的科学人本主义管理原则。

　　马斯洛在此把新的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优赛琴”管理(Z理论)与旧的管理体制(包括麦格雷戈的Y理论)做了一个感性的经验对比(又是临床诊断)。

　　十分显然，从马斯洛的逻辑出发，他并不完全赞成麦格雷戈的观点。因为在马斯洛看来，X管理在低层次的社会生活中是完全必要的，而关注人的Y理论不过是X管理之上的一种发展。按照他的思路，Y理论重视人是对的，但不应排斥生产中必要的X,二者应该在生产中从更高的层次上整合起来，这就是他的科学人本主义的管理观——既重视物又重视人的Z理论。这是我们管理学界应该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马斯洛的“优赛琴”管理(Z理论)是对现代科学管理整合趋向的重要理论论证，我们无须去验证马斯洛的Z理论在生产中有多少成功的实例，因为当代科学管理发展本身已经证明马斯洛的思路是合理和现实的。

　　今天，现代化进程使与生产经营相连续的管理科学在中国得到迅速生长。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的管理科学特别是生产经营中的管理方法实施现状又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我们不难看到，管理科学是被混合引进的，人们忽略了管理科学作为实证方法是随着生产本身的现实发展而递进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有泰罗和韦伯，自动化生产的一定阶段又生出麦格雷戈和马斯洛。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是不会有“丰田精神”和法国工人的“民主管理”的，人学管理是高层次的科学要求。①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属初级阶段，严格地说，中国人需要的首先是反对个人主观偏好的主体管理(小生产为基础的“人治”),要向科学管理的泰罗-韦伯时期进军。必须特别注意，管理方法是生长在特定生产水平之上的，它无法被抽象地移植，再先进的管理落在低下的生产实际运转中，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变形为貌似新东西的旧货色。这几年，中国企业改革中的某些怪现象都需要从这里去思考。这是客观经济发展进程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离开一定的生产实际状况去照搬马斯洛的人学管理，出现的很可能是“Z理论”与中国传统小生产那种主体经营术的可悲的畸形结合。

　　不同于文化领域，我们的实践进程更需要冰冷的科学理性，而不是主体颤动的酒神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十分清醒。当然，科学的管理只能在生产运行的土壤中真实地生长出来，而不能是外在的形式上的移植和表层涂抹。我们的目标可以是马斯洛主张的那种既重视物又重视人的整合管理，但实际的运转只能是从X走向Y(从小生产的人治管理趋向泰罗的X理论是历史的进步!),Y理论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人只有认识了生产规律，才可能自觉地科学地活动，这也是从必然到自由吧。在这里，马斯洛的Z理论只能是某种逻辑导引。

　　同时，中国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只能在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中胎生出来，活剥生吞地搬来一些西方人的术语是无济于事的。我觉得，日本人在管理学中对老子、孙子之道的神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