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一活动中，作为文化中介者的译者，他应该具备哪些文化能力才能胜任翻译任务呢？我们认为，一个具有良好文化能力的译者应该知道：(1)什么时候删减以及删减什么；(2)什么时候添加以及添加的程度；(3)什么时候改写以及怎样改写；(4)什么时候拒绝翻译。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译例来进行较为详细地说明。

　　(一)什么时候删减以及删减什么

　　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一直将“忠实”于原文视为翻译的标准。从过去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到当代刘重德的“信达切”(1993)，许渊冲的“信达优”，甚至各种新论如辜正坤(1989)的“以原文为绝对标准，以最佳近似度为最高标准”，陈宏慰的“功能相似，语意相符”(2004)等都强调翻译应该对原文忠实。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在有些情况下，译者对原文进行删减却是合理的，也是有必要的。中国台湾学者张振玉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删减处理：(1)由于两国语言习惯不同，适于甲国之表现法，未必适于乙国表现法时；(2)以甲国文字译为乙国文字，非外国人所能解，亦非外国人所乐读的内容；(3)原文拖沓累赘之处[11]。请看下面的译例：

　　例31

　　原文：猪在圈里的工作，主要的是“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圈里是脏的，顶好的卫生设备也会弄得一塌糊涂。吃了睡，睡了吃，毫无顾忌，便当无比，这不活像一个家吗？在什么地方，“吃、喝、拉、撒、睡”比在家里方便？人在家里的生活比在什么地方更像一只猪？)(梁实秋《雅舍小品·猪》)

　　译文：A pig has nothing to do in the sty but alternately eat and sleep.The sty is dirty,there is no sanitary installation in it.But at least everything is handy and convenient,with no restraint of any sort,just sleeping after eating,eating and sleeping some more.Is not this place a perfect counterpart of what a home often is? Where else does our life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at of a pig?

　　原文中的“拉、撒”等不雅词语在英译文中都被删去了。译者这样做显然是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因为“依西人礼俗，生理方面若干事，多默而不言，亦不形诸笔墨”[12]。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译者对原文作了必要的删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例32

　　原译文:Compliments!You chose “Blackpool” shoes made with high quality material.The leather has been carefully selected from specialized slaughter-houses;which,after a variety of treatment,has become softer and more supple.

　　改译文:Thank you for having chose“Blackwell”shoes.They have been made from the finest quality materials.The selected leather has been treated to make it soft and supple.

　　原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某品牌皮鞋标签上的产品说明。原译文是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到英语的。其中的短语“selected from specialized slaughter-houses”用在这里很不合适，因为在英美文化里动物被人们视作人类的朋友，没有哪位英美顾客希望在购买皮鞋时被提醒他所购买的皮鞋是以残酷地屠杀动物为代价的。正是出于这种文化禁忌的考虑，重新改写的译文删去了这段有关屠杀动物的联想，从而避免了冒犯译入语消费者[13]。

　　(二)什么时候添加以及添加的程度

　　王佐良认为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因为“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14]。比如，考虑到译入语读者对于源语文化的缺乏，很多情况下译文都需要对有关背景知识和特定的文化词语进行文内解释或文外注释。

　　例33

　　原文：这里是撒尼人聚居区，传说中阿诗玛的故乡。

　　译文：This place is populated by the Sani people,one of the offshoots of the Yi nationality.According to the legend,it is the native place of Ashima,a most beautiful and talented folk song singer.

　　如果译者对原文句子中的画线部分不加解释(解释部分见译文中的斜体部分)，读者肯定难以彻底搞清楚译文都在说些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双文化能力甚至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为什么翻译家王佐良说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15]。由此可见，成功的翻译离不开译者对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和在译文中进行必要的注释。

　　与上面所谈到的增补有所不同的是，下文所谈的添加主要是指译者为了使译文读者对相关的源语文化内容进行更好的理解而进行的增补性文化翻译。例如：

　　例34

　　原文：在中国，如果你要问“谁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人”，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孔子。”(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人们称为圣人，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

　　初译稿:In China,if you ask“Who is the most famous person in ancient China”,many people will tell you,“Kongzi.” That is how Confucius is called in Chinese.Kong was his surname and zi “master” was a respectful term of address.

　　修改稿:In China,if you ask “Who is the most famous person in ancient China”,many people will tell you,“Kongzi”.That is how Confucius is called in present-day Chinese.Kong was his surname and zi “Mr.” was a respectful term of address.In the past people also often referred to him as Kong Fuzi “Mister Kong”.When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English,Kong Fuzi became Confucius.

　　原文是介绍性短文《孔子》中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如果译者不加考虑，那么上面这句话完全可以翻译为“In China,if you ask ‘Who is the most famous person in ancient China’,many people will tell you,‘Kongzi’”。但是对于一般的西方读者来说，“Kongzi”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译者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考虑到“Kongzi”在西方是以“Confucius”出现的，于是在其译文中作了添加，并对“Kongzi”的具体含义在行文中做了解释(见画线部分)。然而在译文送给美国专家进行润色时，专家对这一译文又进行了更为详尽地补充和解释，明确了“Kongzi”和“Confucius”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Confucius”的来历。可以说，这一句话的翻译能够添加到这一程度，若不是译者和修改者对双语文化极为敏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三)什么时候改写以及怎样改写

　　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文化意识的译者除了可以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删减、增补(包括注释)外，还可以对原文进行有意的改写。对原文进行改写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照搬原文，结果可能会违背译入语的文化习俗、审美心理以及意识形态，引起读者的反感或误导读者等。例如，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该书的作者、原毛主席的警卫陈昌奉带妻子向毛主席辞行时，有下面的对话：

　　例35

　　原文：主席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

　　陈妻答：“好。”主席听了感到非常高兴。

　　译文：Then Chairman Mao talked with my wife.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we had a happy home life.

　　原作者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来表现毛主席对普通人的亲切关怀，但如果直译出来，意思就变了味道，在西方读者看来是很可笑的、不礼貌的。译文将原文的直接引语，淡化处理为间接引语，尽量在传递原文主旨的情况下，避免文化上的误读。

　　有时翻译中采用改写的手法是由于译者考虑到译入语国家读者的审美习惯。例如：

　　例36

　　原文：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bed;

　　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

　　译文1: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

　　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译文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

　　原文是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主角朱丽叶的独白。在罗密欧被流放之前的晚上，朱丽叶期盼着他能够借着“软梯”来自己的闺房度过难忘的一夜。仔细阅读两个译文，可以发现译文1改写了原文，有意避免了“登上我的床”、“活守寡，到死是处女”等直白翻译，从而使译文更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和价值标准，尽管译文禁不起文字上的推敲：思想本可以自由飞翔，何须借软梯来牵引，做相思的桥梁呢？[16]

　　(四)什么时候拒绝翻译

　　一个具有双文化能力的译者，在拿到一篇要翻译的文本的时候，还应该根据翻译的目的，知道该文本是否有翻译的必要。李欣在《译前处理》一文中谈到，《今日天津》栏目曾让她翻译下面的元宵节歌词：

　　例37

　　原文：十五灯赞

　　元宵佳节灯万盏,

　　照的山河一片红，

　　红灯照巾帼女儿拳义灯，

　　李铁梅继承革命的号志红，

　　江水英夜巡坝上提马灯，

　　杨子荣威虎厅单枪打双灯。

　　这么短的一首歌词里含有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如李铁梅、江水英、杨子荣等，如勉强译出，必然是出力不讨好。考虑到翻译发起人的目的以及翻译材料的功能，译者直接告诉翻译发起人这些材料不适合翻译成英文。因为这些材料写作的对象显然是国内读者，不符合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要求，不适宜作对外用的材料。译者在“向编辑建议撤掉此类稿件”，或拒绝翻译这类对内宣传的材料时，“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体现了译者文化翻译的能力[17]。

　　当然，除了一般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有意识地拒绝翻译原文本中的某些内容。中国知名翻译人士熊式一在翻译传统戏剧《王宝钏》时曾说：“我反对迷信、一夫多妻制、死刑,也不主张对外宣传,故对前后剧情,改动得很多”[18]。由于译者认为这出京剧中的迷信、一夫多妻制、死刑等为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出版的译文中，这些内容都被剔除掉了。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好的译者必须具备双文化的能力，才能够胜任翻译任务。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中介者，他需要认识到翻译不单纯是一种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文化交流；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文化交流，可以积极干预原文，但又知道干预的原因以及程度，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增删、不译或改写，以及如何综合应用这些技巧。简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时时想到中外文化的差异，能够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认知能力，知道该变通的地方一定要进行灵活变通。译者的这种翻译文化能力是翻译能够达到文化交流目的的保障，对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吕叔湘:《翻译工作和“杂学”》，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49～150页。

　　[2] 许钧:《翻译释意理论辨》，《中国翻译》1998年第1期，第9页。

　　[3] 曹明伦：《讲评：语言转换与文化转换——读宋正华译苏格兰》，《中国翻译》2007年第2期，第88页。

　　[4] 曹明伦：《讲评：语言转换与文化转换——读宋正华译苏格兰》，《中国翻译》2007年第2期，第88页。

　　[5] 刘和平:《再论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6] 林煌天：《中国翻译大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67页。

　　[7] Catford,John Cunnison: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20.

　　[8] Nida,Eugene A.and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Brill,1969：13.

　　[9] Katan,David:Translating Culture， Manchester,St.Jerome,2004：17.

　　[10] Bassnett-McGuire,Susan: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Methuen,1980：14.

　　[11] 张振玉:《翻译学》，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第272页。

　　[12] 张振玉:《翻译学》，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第290页。

　　[13] Katan,David:Translating Culture,Manchester,St.Jerome,2004：137.

　　[14]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第20页。

　　[15]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第2～3页。

　　[16]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6页。

　　[17] 方梦之：《实用文本汉译英》，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18] 熊式一(译)：《王宝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