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仅仅是铸造个人的环境和外界的模子。现在让我们深入个人的内心，接触他的思想和感情。在这方面希腊人和我们的距离更加惊人。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养成思想感情的总不外乎两种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者都向同一方面发生作用，在当时是保持思想感情的单纯，现在是使思想感情趋于复杂。近代民族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长的芽，和本能抵触的。那好比一阵剧烈的抽搐，把心灵原有的姿势扭曲了，基督教宣称世界万恶，人心败坏；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这是事实。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应当换一条路走。现世的生活是放逐，我们应当把眼睛转向天上。人性本恶，所以应当压制一切天生的倾向，折磨肉体。感官的经验和学者的推理都是不够的、虚妄的；应当把启示、信仰、神的指点作为指路的明灯。应当用赎罪、舍弃、默想来发展我们的心灵；使眼前的生活成为热烈的期待，求解脱的期待，时时刻刻放弃我们的意志，时时刻刻皈依上帝，对他抱着至高无上的爱，那么偶尔还可以得到一些酬报，能出神入定，看到极乐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间［指文艺复兴以前］，理想的模范人物只是隐士与修士。要估量这样一种思想的威力，要知道这思想改变人的机能与习惯到什么程度，只消读一遍伟大的基督教诗歌，读一遍《神曲》，再读一遍《奥德赛》Odyssee与《伊利亚特》Iliade。但丁看到一个幻象，他走出了我们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国土。他在其中看到刑罚、赎罪、幸福［地狱、炼狱、天堂］。剧烈的痛苦和可怕的惨状使他心惊胆战；凡是执法者与刽子手逞着狂怒与奇妙的幻想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觉到了，吓坏了。然后他升到光明中去，身体失去了重量，往上飞翔；一个通体光明的妇女堆着笑容，但丁不由自主地受她吸引[5]；他听见灵魂化为飘飘****的歌声与音乐，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6]，鲜艳的光彩都是天上的德性与威力；神圣的言语，神学的真理，在太空发出嘹亮的声音。在灼热的高空，理智像蜡一般熔化，象征与幻景互相交错、互相掩盖，终于达到一个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个诗篇，包括地狱的和天界的部分，就是一个从噩梦开始而以极乐告终的梦境［《神曲》的梗概］。可是荷马Hornere（荷马，英文写作Homer）给我们看到的景色自然得多了，健全得多了。他讲到特洛亚特Troade、伊萨基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7]；我们今日还能追寻那种景色，认出山脉的形状、海水的颜色、飞涌的泉水、海鸟筑巢的扁柏与榛树；荷马的蓝本是稳定而具体的自然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觉得处处脚踏实地，站在现实之上。他的作品是历史文献；他所描写的是他同时代人的生活习惯；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毋须勉强自己，毋须鼓起狂热的心情，就能发觉自己心中也有诗人所表现的情感，就能想象出他描写的世界，包括战斗、旅行、宴会、公开的演说、私人的谈话，一切现实生活的情景，友谊、父母子女的爱、夫妇的爱、光荣的追求、行动的需要，忽而发怒，忽而息怒，对迎神赛会的爱好，生活的兴致，以及纯朴的人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欲望。诗人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看得见的范围之内，那是人的经验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这个范围；现世对他已经足够了，也只有现世是重要的；“他世界”只是一些幽魂居住的渺茫的地方。尤利斯是哈得斯Hades［地狱之神］那儿遇到阿喀琉斯Achille，祝贺阿喀琉斯在亡魂中仍然是领袖，阿喀琉斯回答说：“光荣的尤利斯，不要和我谈到死。我宁可做个农夫，替一个没有遗产而过苦日子的人当差，那比在从古以来所有的死人中间当头儿还强得多。你还是和我谈谈我光荣的儿子吧，告诉我，他在战场上是不是第一个英雄好汉。”可见他进了坟墓仍旧在关心现世的生活。“于是飞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隐了，在野水仙田里[8]迈着大步走开，非常高兴，因为我告诉他，他的儿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代都出现同样的情感，不过稍有出入而已，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死的人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他的儿子，他自己的光荣、坟墓、乡土，能够在阳光之下继续存在。梭伦对克雷萨斯Cresus［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泰洛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儿子长得又美又有德行，他们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业，而他老人家还活着；他这样兴旺地过了一辈子，结局也很光荣。雅典人和邻居埃莱夫西斯人打仗，泰洛斯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把他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柏拉图的时代，希庇阿斯提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说：“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生最美好的事莫如在希腊人中享有财富、健康、声望，一直活到老年，把父母体体面面地送终，然后由子孙用同样体面的排场把自己送进坟墓。”哲学家长篇大论地提到“他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也并不可怕，并不无边无际，既不与现世相去天壤，也不像现世这样确实无疑，既没有无穷的刑罚，也没有永恒的快乐，既不像一个可怕的深渊，也不像荣耀所归的天国。苏格拉底Socrates对审判他的人说[9]：“死不外乎两种情形：或者一个人化为乌有，任何感觉都没有了；或者像有些人说的，死是一种转变，是灵魂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假如死后一无所觉，好像睡着一样，连梦都没有，那么死真是件妙事；因为在我看来，倘若有人在他的许多夜中举出这么一夜，睡得那么深沉，连梦都没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间，有过哪一天哪一夜比这个无梦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结论；我这么说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论，便是对波斯的国王也一样。倘若死是这样的，我认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为死后全部的时间只等于一夜工夫。假如死是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而假如真像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么，诸位审判员，我们还能想象得出比死更大的乐事么？倘若一个人到了哈得斯［地狱之神］的境内，摆脱了眼前你们这些自称为审判员的人，而遇到一些真正的审判员，如弥诺斯、拉扎曼塔萨、埃阿克、特里普托莱梅，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像人家说的那样，在那里当法官，那么搬到那儿有什么不好呢？跟奥尔费Orphee［Orphee在英文中写做Orphus，在音乐书中常常引用］牟西阿斯Musee，赫西奥德Hesiode[10]、荷马住在一起：试问谁不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换取这样的乐趣呢？至于我，倘若事实果真是这样，我还愿意多死几次呢。”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我们对于死应当抱着乐观的态度”。过了两千年，帕斯卡提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疑惑，可是他认为不信上帝的人前途“不是永久的毁灭便是永久的痛苦，两者必居其一”。这样一个对比指出人的心灵在一千八百年[11]中所受的扰乱。永久快乐或永久痛苦的远景破坏了心灵的平衡；到中世纪末期为止，在这个千斤重担的压迫之下，人心好比一个机件损坏、乱蹦乱跳的天平，一忽儿跳得极高，一忽儿掉得极低，永远趋于极端。文艺复兴的时期，被压迫的天性力自振作，重新占着优势。但旧势力还站在面前预备把天性压下去，古老的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不但拥有原来的或经过革新的传统与制度，并且还有那些主义在痛苦的心中和紧张过度的幻想中所散布的持久的骚乱。便是今日，这个冲突还存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四周，关于天性和人生就有两种教训，两种观念，两者不断地摩擦使我们感觉到年轻的世界原来多么自在、和谐；在那个世界中，天生的本能是完整而笔直地发展的，宗教只帮助本能成长而并不加以抑制。

　　一方面，我们的宗教教育以杂乱无章的情感加在我们自发的倾向上面；另一方面，世俗的教育把一些煞费经营的外来观念在我们精神上筑起一座迷宫。开始最早而最有力量的教育是从语言来的，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希腊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现代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是土话，原来是美丽的方言，如今只剩下面目全非的残余。长时期的衰落已经使语言变坏，再加外来语的输入和混合更使语言混乱。那些语言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剩瓦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成的屋子。的确，我们是用了破碎的拉丁砖瓦，按照另外一种布局安排起来，再用路上的石子和粗糙的石灰屑，造成我们的屋子，先是哥德式的宫堡，此刻是现代的住家。固然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语言中能够存活，因为已经习惯了；可是希腊人的思想在他们的语言中活动起来不知要方便多少！比较带一些概括性的名词，我们不能立刻领会；那些名词是不透明的，显不出词的根源，所假借的生动的事实；从前的人不用费力，单单由于类似而懂得的名词，例如性别、种类、文法、计算、经济、法律、思想、概念等等，现在需要解释了，即使德文中这一类的缺陷比较少，仍然无线索可寻。所有我们的哲学和科学的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运用确当，非懂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往往运用不当。这个专门的词汇有许多术语混进日常的谈话和文学的写作；所以我们现在的谈话和思索，所依据的是笨重而难以操纵的字眼。我们把那些字的现成的、照原来配搭好的格式拿过来，凭着习惯说出去，不知道轻重，也不知道细微的区别；我们不能充分表达心里的意思。作家要花到十五年工夫才学会写作，不是说写出有才气的文章，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写得清楚、连贯、恰当、精密。他必须把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字和各种辞藻加以钻研、消化，注意字与词的来源、血统、关系，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观念和思想按照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重新建造。如果不下过这番功夫而对于权利、责任、美、国家，一切人类重大的利益发表议论，他就要暗中摸索，摇晃不定，陷入浮夸空泛的字句、响亮的滥调、抽象而死板的公式。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看报纸和通俗演说家的讲话；而在一般聪明而未受古典教育的工人身上尤其显著；他们不能控制字眼，因之也不能控制思想；他们讲着一种高深而不自然的语言，对他们是一种麻烦，扰乱他们的头脑；他们没有时间把语言一点一滴地滤过。这是一个极大的不方便，而为希腊人所没有的。他们的形象的语言和纯粹思考的语言，平民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并无距离；后者只是前者的继续；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没有一个字眼不能为刚从练身场上修业完毕的少年人所理解；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没有一句不能和雅典的一个铁匠或乡下人的头脑一拍即合。你们不妨把皮特Pitt或米拉博Mirabeau的一篇演讲，甚至艾迪生Addison或尼科尔[12]的一篇短文，试译为纯粹的希腊文；你们势必要把原文重新思索，更动次序；对于同样的内容，你们不能不寻找更接近实际事物与具体经验的字眼[13]。一切真理与谬误，在一道强烈的光照耀之下，会格外显著；以前你们认为自然和明白的东西，现在会显得做作和暗晦；经过一番对照，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方面，作品也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得超过一切限度。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制造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一开始就得到太多的东西，把头脑装得太满了，才脱离粗暴的野蛮状态［指近代的欧洲人］。在中古时代晨光初动的时候，仅仅在咿哑学语的幼稚的头脑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以前的宗教文学的残余，头绪纷繁的拜占廷Byzatin神学的残余，还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知识总汇，原来就范围广博、内容深奥，还被阿拉伯的笺注家弄得更繁琐更晦涩。从文艺复兴起，经过整理的古文化又把它的概念加在我们的概念之上，有时还扰乱我们的思想，不问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精神和语言方面把我们变做拉丁人和希腊人，像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学者那样；拿它的戏剧体裁和文字风格给我们做范本，像十七世纪那样；拿它的格言和政治理想来暗示我们，例如卢梭Rousseau的时代和大革命时期。已经扩大的小溪还有无数的支流使它更扩大：实验科学和新发明一天天日益加多，在五六个大国中同时发展的现代文明也各有所贡献。一百年来还加上许多别的东西：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的知识开始传布了，东方的与遥远的文明发现了，史学的惊人的进步使多少种族多少世纪的风俗人情在我们面前复活过来。原来的细流汇为大江，驳杂的程度也一样可观。这都是现代人的头脑需要吸收的，真要像歌德那样的天才、耐性和长寿才能勉强应付。可是在江河的发源地，水流要细小得多，明净得多。在希腊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一个青年学的是识字、写字、计算[14]，弹六弦琴、搏斗和其他练身体的运动[15]”。“世家大族的孩子”受的教育只有这些。不过加上音乐教师教他唱几支宗教的和民族的颂歌，背几段荷马、赫西奥德和别的抒情诗人的作品，出征时唱的战歌以及在饭桌上唱的哈莫迪奥斯歌[16]。年纪再大一些，青年人就在广场上听演说家们演讲，颁布法令，引用法律条文。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青年人倘若好奇的，可以去听哲人学派的舌战与议论，他也会想法找一本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e和“埃莱阿泰的泽农Zenon”［英文写做Zeno］的书[17]；有些青年还对几何学感到兴趣。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教育完全以体育与音乐为主，在练身之余花在留心哲学讨论上的一小部分时间，决不能和我们十五年、二十年的古典研究和专门研究相比，正如他们二三十卷写在草纸[18]上的手稿不能与我们藏书三百万册的图书馆相比。所有这些对立的情形，归结起来只是一种全新的不假思索的文明和一种煞费经营而混杂的文明化的对立。希腊人方法少，工具少，制造工业的器械少，社会的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输入的观念少；遗产和行李比较单薄，更易掌握；发育是一直线进行的，一个系统的，精神上没有骚乱，没有不调和的成分；因此机能的活动更自由，人生观更健全，心灵与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劳、改头换面的变化，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就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