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他们生活的外表看上一眼，就能发现那生活多么简单。文明逐渐向北方移动的时候，不能不满足人各式各种的需要，在南方最初的基地上可没有这些问题。在高卢、日耳曼、英吉利、北美洲或是潮湿或是寒冷的气候之下，人吃得更多，需要更坚固更严密的屋子，更暖更厚的衣服，更多的火和更多的光，更多的掩蔽、给养、工具、工业。他必然要会制造；欲望又随着满足而增长，所以四分之三的精力都用来求生活的安乐。但他得到的方便同时成为他的束缚。给他麻烦，他做了安乐生活的俘虏。你们想一想，今日一个普通男子的衣着包括多少东西！女人的衣着，即使是中等阶级的，更不知有多少！两三口柜子还装不下。那不勒斯或雅典的女子，如今也仿效我们的时装了。希腊的爱国志士［指十九世纪的］穿的古怪服装和我们的一样繁琐。我们北方的文明，回流到落后的南方民族中去的时候，把一套奇怪的不必要的复杂的装束带过去了；直要有在偏僻的区域和十分穷苦的阶层中，才能遇见衣服减少到适合于当地气候的人：那不勒斯的所谓“穷光蛋”只穿一件长至膝盖的单褂，阿卡迪亚Arcadie［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的女人只穿一件衬衣。

　　古希腊的男人穿一件没有袖子的短背心，女人穿一件没有袖子的长到脚背的单衫，自肩到腰是双层的：这便是主要服装了；此外再用一大块方形的布裹在身上，女人出门戴一块面纱，通常穿一双便鞋；苏格拉底只有赴宴会才穿便鞋；平时大家都赤着脚光着头出去。所有这些衣服一举手就可脱掉，绝对不裹紧在身上，可以勾出一个人体大概的轮廓；在衣服飘动的时候或者接缝中间随时会暴露肉体。在练身场上，跑道上，好些庄严的节会中，他们还把衣服完全脱掉。普林尼说：“全身赤露是希腊人特有的习惯。”衣着对于他们只是一件松松散散的附属品，不拘束身体，可以随心所欲在一刹那之间扔掉。人的第二重包裹，房屋，也同样简单。你们把圣日耳曼St.Germain或枫丹白露Fontaienbleau的屋子，跟庞贝或赫库兰尼姆的屋子做个比较吧：那是两个美丽的内地城镇，当时在罗马郊外的地位与用途，正如今日圣日耳曼和枫丹白露之于巴黎。你们计算一下，现在一所过得去的住屋包括些什么：先是用软砂石盖的二层或三层的大建筑，里头有玻璃窗，有糊壁纸，花绸，百叶窗，二重或三重的窗帘，暖气机，壁炉架，地毯，床，椅子，各种家具，无数的小古董，无数的实用和奢侈东西。再想象一下墙壁单薄的庞贝的屋子：中央一个小天井，有个滴滴答答的喷泉，天井四周十来个小房间，画一些精致的画，摆着一些小小的铜像：这是一个轻巧的栖身之处，给人夜晚歇宿，白天睡午觉，一边歇凉一边欣赏优美的线条，和谐的色彩；按照当地的气候，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在希腊的盛世，室内配备还要简单得多[1]。小偷很容易挖掘的墙壁只刷白粉，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时代［五世纪］，壁上还没有图画；室内不过是一张床，几条毯子，一只箱子，几个漂亮的有图画的水瓶，一盏简陋的灯，挂着几件兵器；小小的屋子还不一定有楼，但对于一个雅典的贵族已经足够。他老在外边过活，在露天、在廊下、在广场上、在练身场上；而给他过公共生活的公共建筑也和他的私宅一样朴素。那绝非高楼大厦，像我们的立法议会或者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内部有许多布置，有成排的席位，有灯火，有图书馆，有饮食部，有各个部门，有各种服务；希腊的议会只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叫做尼克斯Pnyx，几级石砌的台阶便是演说家的讲坛。此刻我们正在建造一所歌剧院[2]，我们需要一个宽大的门面，四五座大楼，各种的休息室、客厅和走道，一个宽敞的池子，一个极大的舞台，一个巨型的顶楼安放布景，无数大大小小的房间安置演员和管理人员；我们花到四千万［法郎］，场子有二千座位；在希腊，一个剧场可以容纳三万到五万观众，造价比我们的便宜二十倍，因为一切都由自然界包办了：山腰上凿一个圆的梯形看台，下面在圆周的中央筑一个台，立一座有雕塑的大墙，像奥朗热Orange[3]的那样，反射演员的声音；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远处的布景不是一片闪闪发亮的海，便是躺在阳光之下的山脉。他们用俭省的办法取得豪华的效果，供应娱乐的方式像办正事一样的完善，这都是我们花了大量金钱而得不到的。

　　再看人事方面的组织。一个现代的国家包括三四千万人，散处在纵横千余里的领土之内。它比古代的城邦更巩固；但另一方面也复杂得多。要在国内当一个公职必须是一个专门的人，因此行政工作也像别的职业一样成为专门的了。大多数人只能每隔许多时候用选举的方式参与国家大事。平日他们住在内地过活，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和明确的见解，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盲目的情绪；遇到要决定战争或捐税的时候，只能让一般比他们知识丰富，而由他们派到京城去当代表的人办理。关于宗教、司法、陆军、海军的问题，也同样由人代庖。这些公事每一项都有一批专门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在其中当个角色；大多数的公民都不能胜任。我们完全不参与这些事情，我们有代表，或者出于自愿，或是由于国家选择[4]，代我们去打仗、航海、审判、祈祷。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如此；职务太复杂了，不能临时由一个生手去执行；教士要进过神学院，法官要进过法学院，军官要进过军校、军营或军舰，公务员要经过考试和办公室的实习。相反，一个像希腊城邦那样小的国家，普通人能担任一切公共职务；社会并不分做官吏和平民：没有退休的布尔乔亚，只有始终在活动的公民。雅典人对于有关公众的事都亲自决定；五六千公民在广场上听人演说，当场表决；广场便是菜市，大家在这儿售卖自己的酒和橄榄，在这儿制定法律、决定法令；领土不过等于现代的一个城郊，乡下人出席大会，比城里人多走的路也很有限。讨论的事情并不超过他的知识程度，只关涉一个教区的利益，因为城邦只有一个城。应当如何对付梅加拉或科林斯，普通的公民不难理解；只消凭个人的经验和日常的印象就行；他用不着做一个职业政治家，精通地理、历史、统计等等。同样，他在自己家中就是教士，每隔多少时候还当本部族或本部落的祭司；因为他的宗教是保姆嘴里讲的美丽的故事，仪式是他从小就会的舞蹈或唱歌，还有是穿了某种衣服当主席，吃一顿饭。此外，他也在法院中当审判，审理民事刑事、宗教案子，在自己的诉讼中当律师，自己出庭辩护。一个南方人，一个希腊人，天生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当时法律条文还没有那么多，没有积成一部法典和一大堆头绪纷繁的东西；他大体都知道；法官可以背给他听；而且习惯容许他凭自己的本能、常识、情绪、性子说话，至少同严格的法学和根据法理的论证同样有效。倘若那公民有钱，他就做演出的主办人。你们已经看到希腊的剧场不像我们的复杂；而且雅典人素来爱排练舞蹈、歌唱、戏剧。不论贫富，人人都是军人；战争的技术还简单，还没有战争的机器，民团就是陆军。在罗马人未来之前，没有比这个更优秀的军队了。要培养精锐的士兵有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由普通教育完成了，不用特殊训练，不用办新兵操练班，不用军营中的纪律和练习。一方面他们要每个士兵都是出色的战士，身体要极强壮、极柔软、极灵活，最会攻击、招架、奔跑。这些都由练身场担任去了；练身场是青年人的学校，他们连续几年，整天在里面搏斗、跳跃、奔跑、掷铁饼，有系统地锻炼所有的肢体和肌肉。另一方面他们要士兵能有秩序地走路、奔驰，做各种活动。应付这些，他们的舞蹈学校就足够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赛会都教儿童和青年如何集合，如何变换队形；斯巴达的公共舞蹈队和军队奉同一个神为祖师。在这样的风俗习惯培养之下，公民一开始就能毫无困难地成为军人。他当水手也不需要更多的学习。当时的战舰不过是一条航行近海的船，至多载二百人，无论到哪里都不大会望不见陆地。在一个既有海岸，又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邦之内，没有一个人不会操纵这样的船。我们的水手和海军军官要十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精通气候的征兆、风向的变化、位置与方向、一切的技术、一切的零件；希腊近海的城邦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事先就会或一学就会的。古代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前例而简单的文明；都归结到同一个后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作用而变质。现在我们分做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内地人和巴黎人，并且有多少种阶级、职业、手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人，人到处关在自己制造的小笼子里，被自己的一大堆需要所包围。希腊人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加工，没有变得这样专门，离开原始状态没有这样远，给他活动的政治范围更适应人的机能，四周的风俗更有利于保持动物的机能：他和自然的生活更接近，少受过度文明的奴役，所以他更近于本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