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师修养的渊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教育发展的起点，可追溯至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要维持生存并保证人类的繁衍，就必须把人类已掌握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一般以“长者为师，能者为师”，即指部落首领、年长者和生产经验丰富的人，把原始礼仪、风俗习惯、行为惯例，以及诸如打制石器、钻木取火等生活经验、生产技能传授给年青一代，直到其学会为止。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将富有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常识的老人集中起来，由集体敬养。这些老人将自己丰富的阅历、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养老的场所也成了传授知识的场所。《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按《礼记·明堂位》的解释：米廪，有虞氏之庠也。“米廪”是指粮仓，“庠”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学校，“国老”与“庶老”相当于教师，这是中国古代学校和教师职业的雏形。由于接受教育的是氏族的全体成员，教育具有普遍性，承担教育工作的长者、能人，不谋求也无从谋求特权，无贵贱之分，因而平等待人、教会为止等单纯朴实的教师修养观念产生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阶级，同时也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教育成为可能；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知识的日渐丰富，为教育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师职业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便逐渐形成，教育开始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具备了独立的社会职能。所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既是教师职业产生的前提，也是教师修养形成的前提。进入奴隶社会，中国虽然有了教师和学校，但教师由官吏兼任，形成“学在官府”和“官守学业”的局面，即“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官员的主要职能就是在担任官职之外，还负责培养统治阶级的治国人才。由此可见，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教师还不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当时的教师修养就是官员的修养，也就是奴隶主贵族的修养，教师要忠诚于奴隶主贵族的教育，为其造就“修己治人”的人才。因此，专业化的教师修养在当时还没有出现。
总之，教师修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由萌芽状态逐步得以产生、发展。教师修养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一、教师修养之先河
中国的教师修养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大变革时期，天子权衰，诸侯群起，《左传》中曾说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失去了他的学馆，诸侯国纷纷设立学堂，培养人才谋求更大利益），打破了“官守学业”的桎梏，形成了私学的兴盛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教育不再由官府所垄断，教师不再是职官，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各学派的大师都十分重视教育活动，他们对教育的理论作了多方面深入的探讨，其中也涉及教师修养的问题。
（一）孔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下来，编撰而成的《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教育发端于孔子，自从孔子创办私学以来，教师就成为一项专门职业。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中华文化绵延至今，并影响着全世界。因此，孔子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对教师修养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提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关于教师修养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热爱学生，有教无类
孔子把对学生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看作是教好学生的前提，他提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认为教师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学生成长服务。孔子对学生十分热爱，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不摆教师的架子，总是与学生平等地讨论问题，使学生感到他平易近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孔子还认为只要一个人愿意学习，不分贫富、贵贱、智愚、亲疏、老幼，只要交纳一定的学费都可以成为教育的对象，教师都应该一视同仁，热心教诲，即“有教无类”。[2]这种“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教育活动扩展到了民间，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主张教育公平、一视同仁是孔子对教育的最大贡献，这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教师必须有不断进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3]。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为了教育好学生，应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活到老学到老。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4]。二是对学生要不知疲倦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做到“无私、无隐”。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讲学不断，就是遇到穷困贫乏，被困断粮之际，孔子还照常教学，“讲诵”“弦歌不衰”。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中国教师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3.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教人重在人格感召，他要求教师处处都要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他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5]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言教”在于说理，以提高学生的认识；“无言之教”在于示范，通过暗示、榜样作用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孔子强**师要以自己的行为为学生做表率，教师要求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才能发挥其榜样的作用。
4.不耻下问，知过而改
孔子认为谦虚是教师应有的品质，强**师要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6]，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7]，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知识，扩展自己的能力。孔子善于向各种有长处的人学习，经常随时随地向人虚心请教，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8]。他还主张教师要有知过、改过的精神，“躬自厚而薄责于人”[9]“过则勿惮改”[10]。知过而改的教师，其实是维护了自己的威信，会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5.博采众长，教学相长
孔子本人勤学好问，一生努力不懈，最终成为博学多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主张博学，以文、行、忠、信四项内容教授学生。这里的“文”主要指文献典籍，就是《诗》《书》《礼》《乐》；“行”主要指德行；“忠”指尽己，对人尽心竭力；“信”指诚实。孔子在教学中让弟子博学于文，广泛学习文化知识；注重德行，加强品行修养；主张忠信，做到待人忠诚笃厚，与人坚守信约。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他不但提倡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而且提倡老师要向学生学习。在教学活动中，孔子经常与学生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了自己。
6.重视道德，见利思义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始终将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在日常教学中，把道德修养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在提高道德修养上遵循立志、克己、力行、中庸、内省和改过的原则方法。
孔子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在孔子心目中，追求道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这种义利观影响着后世的教师。安贫乐道，无私奉献，不主张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世人追求的人格目标。
7.讲究教法，循循善诱
孔子讲究教育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的心智，他提出温故知新、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等教学的原则与方法，这些都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继承和借鉴。
（1）温故知新。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复习旧的知识（学过的知识），能够从中有新的体会或发现，这样可以做老师。这是孔子从自己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规律，对于今天的教学工作仍然有指导意义。
（2）因材施教。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中。他按照学生的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及意志力等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不同的教育。孔子的主要做法有：一是深入了解学生，掌握他们的性格、才能特点；二是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三是引导学生发挥特长，扬长避短。由于因材施教，孔子培养了一大批德行出众、博学多才、各有专长的人才。
（3）启发诱导。孔子认为学习应该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反对机械灌输，提倡启发式教学。他把启发式教学表述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4]孔子在这句话中关于“启”“发”的议论，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最早起源。正如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15]，孔子善于启发学生思维，使学生在学习上有“欲罢不能”之势，因此能不断进步。
（4）学思结合。孔子认为学习和思考要结合起来才有成效，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6]，其精辟地阐述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入和拓展，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根据这一要求，教师不仅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知识，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其思维能力，使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孔子有关教师修养的思想，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是教育史上珍贵的精神财富。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孟子、荀子等从不同的侧面对教师修养也提出了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二）墨子——博学多能、文武兼备
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人，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一书传世。其办学宗旨是为国家培养博学多能、文武兼备的“兼士”。墨子对弟子施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重视培养他们形成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并授予他们各种专门的知识和各种生产劳动的技能技巧。
墨子创立的墨家私学独树一帜，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颇具特色，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其教育思想中，也涉及教师修养的内容，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完善教师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主动施教，强力而行
墨子从积极救世的精神出发，反对儒家“拱己以待”“不扣不鸣”的消极等待的教育态度，一贯坚持积极主动的教育，主动地去解决问题，主张教师应“扣则鸣，不扣必鸣”[17]。就是说，对于主动来请教的人要去教，对于不来请教的人也应该主动去教。墨子把不积极主动施教看作是教师的过失，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祸乱之一。墨子这种主张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提倡教师以教人为己任的精神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墨子强调“强力而行”，因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18]。他不但要求教师要有强力的施教态度，还认为学生也要有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他非常重视意志的锻炼，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19]，意思是说，没有坚强不屈的意志，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即使有超人的智慧，一生也不会有大成就。
2.学以致用，重视实践
墨子强调学以致用，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寓知识于劳动创造之中。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墨子将教育内容分为道德伦理教育、自然科学教育、逻辑学教育、劳动教育、军事学教育，涉及面非常广泛。只要社会需要有用人才，他都去教育培养。在教育过程中，墨子重视指导学生实际操作和科学实验的方法，启发和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及思维能力。他说：“士虽有学问，而行为本焉，”[20]意思是人虽然有学问，但是行为是其根本，如果学生不能把学到的知识与行动相结合，知识也就成为空洞的理论、无用的教条。墨子培养的学生不仅能讲善辩，而且能够学以致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成以后大都成为时代的栋梁之才。
儒家传统教育中也有重视实践之说，但是主要是指道德践履，而墨子则将实践拓展到生产、军事、科技和自然科学等方面，这无疑是当时的一个亮点。
3.因材施教，量力而行
墨子在教育实践中根据学生的特长、爱好、性格、能力等差异而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21]，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
墨子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就应该量力而学，切勿贪多务得，因此在教学中他反对学生不考虑自身的条件，随心所欲，盲目学习。教师则必须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量力施教，使学生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22]。这就是说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提出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该增加的就增加，该减少的就减少，切不可千篇一律。墨子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明确提出量力而行原则的教育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墨子认为教师必须做到“以身戴（通‘载’）行”[23]，言行一致，反对只说空话，不务实际，他说：“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24]又说：“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25]这就是要求教师要言行一致，说了就要去做。教师说话贵在能够实行，如果老是讲一些空话、假话而没有行动，那就要受到批评。这种主张言行一致、反对空谈的思想对于反对今天教育界空泛、浮躁的学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
5.主张创新，“述而且作”
墨子批评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26]的保守态度，主张“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27]他认为应该继承古代文化的精华，又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墨子把“述而且作”的原则应用于教育实践，他的教育内容既继承了《诗》《书》《百家春秋》等传统的知识，又把自己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军事知识与技能、逻辑理论等纳入其中，使其教育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当时的诸子各家。
墨子既重视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强调创造的重要性，二者辩证统一，这与我们现今强调科技教育创新是一致的，仍有很强的时代性。
6.重视教育环境
墨子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于人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认为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28]。在墨子看来，人性如待染的素丝，不分善恶，人性的善恶完全是后天教育、环境熏陶的结果。后天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就像“染缸”，“染缸”不同个人的发展亦不同。因此一个人必须谨慎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取得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孟母择邻的故事就是典型事例。各方面要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墨子有关教师修养的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特征，是中国古代教师修养思想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
（三）孟子——乐教善教，一代宗儒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人，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他与再传弟子共同编写了文化名著《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以作为孔子的继承者而自豪，一生从事教育事业长达40余年，他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提出的乐于教育、重视提高教师素质、重视道德伦理教育、重视环境教育等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学工作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教师具备的条件
孟子将教师应具备的条件归纳为三点：
一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提出教育的内容就是封建宗法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道德，以“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中心[29]。所以教师应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孟子提倡的“存心寡欲、反求诸己、知耻改过、持志养气、磨炼意志”等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内容就是对教师道德品质的要求。
二是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孟子热爱教育，尊重教师，乐于为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30]，并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说：“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31]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乐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连用。孟子乐于教育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坚定其职业操守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孟子还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言行一致，所作所为要符合正理正道。他提出“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32]，大意是教育者品行端正，就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反之，如果“未出于正”，则会伤害学生的感情；如果“则反夷矣”，则不会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三是学识渊博，通晓专业知识。孟子对教师提出了一条标准，那就是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33]，而不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34]。作为教师必须首先自己明白，然后再去让别人明白，自己还模模糊糊，怎么能让别人明白呢？因此，教育者应该学识渊博，通晓专业知识，要做专家，对所传授的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人之患在好为人师”[35]。孟子用这话警告我们，对知识千万不能不懂装懂，不要浅尝辄止。否则，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东西教给别人，结果必将是害了别人。
2.教师遵守的教学原则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循序渐进等教学方法，并在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展了这些思想，此外还提出以下两种教学原则：
一是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孟子在继承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教学要坚持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要严格要求的思想，即“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36]。孟子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必须确定一个正确的标准：“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37]标准确定之后，就一定要依标准严格要求，不能随意改变，尤其是教师，不能因为学生的笨拙而降低或放弃标准；同时还要启发引导，充分调动其学习兴趣。
二是脚踏实地，专心有恒。孟子认为，学习是否踏实、专心直接影响学习结果的好坏。他反对那种三心二意和心不在焉的学习态度，主张学习一定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础，然后再继续深入，逐步达到目标。孟子曾以“掘井”作譬喻，教人做事不要有头无尾，半途而废。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38]成功贵在持之以恒，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它既指教师教导持之以恒，也指学生学习持之以恒，师生都能够做到持之以恒，才能达到教育目的。
（四）荀子——尊师重教，威严可敬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战国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特别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39]荀子把教师作为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并把是否尊重教师作为衡量国家兴衰的标志：“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40]后世将天、地、君、亲、师并列，即由此而出。
教师的地位既然如此之高，做教师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师术有四，博习不与
荀子认为教师除了学识渊博之外，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即“师术有四”[41]：一是“尊严而惮，可以为师”，即教师要有尊严，使人敬服；二是“耆（六十岁）艾（五十岁）而信，可以为师”，即教师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即教师要具备有条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背师道；四是“知微而论，可以为师”，即要能钻研和精通教材的精粗，并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而不是记问之学。
2.学贵有恒，重视实践
对于教师修养，荀子要求教师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地不断提高自己。荀子用骐骥和驽马竞走千里的生动事例说明事在人为、持之以恒的道理，劝诫教师要坚持不懈，刻苦钻研。他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42]荀子认为，“学贵有恒”实际上是一个积累学习的过程，他指出：“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43]。这就是强**师修养要从点滴积累。他还特别强调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教师修养，“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44]。
3.鼓励创新，超越教师
关于师生关系，荀子有更精辟的见解。他在《劝学》篇中提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的著名论断，鼓励学生创新、并最终超过自己的老师。李斯、韩非等学生的学问皆有很大的创新发展，正是根基于荀子独特的育人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把天、地、君、亲、师并提，把师生关系等同于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学生要像臣下服从君王，儿子服从父亲那样绝对服从老师，做到“师云亦云”，这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师生之间应该建立朋友式的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荀子的上述思想就是在德行、信仰、能力、知识及其在学生中的威信等方面对教师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学记》——教师的必读之书
《学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教育教学理论的论著，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的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其作者可能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文字言简意赅，论述精辟，设喻生动，是对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形”。
《学记》认为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其开篇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说执政者想要教化百姓，并形成好的风俗，就一定要重视设学施教，并倡导全社会都来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学记》概括教师应具备以下修养：
1.教师应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
《学记》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要“为长”“为君”必须先能为师，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教师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促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进。
2.教师要具备良好的知识修养
《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意思是说单靠死记硬背一些零碎的知识，然后照本宣科，不能算是个好教师。教师应该学识渊博、专业精深，这样才能认真听取学生的提问，然后调动自己渊博的知识与纯熟的技巧，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恰如其分的解答。
除学识渊博、专业精深外，《学记》还要求教师要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教师要“学操缦”（学音乐）、“学博依”（学文学）、“学杂服”（品德养成）、“兴其艺”（增长才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心智活动，促使他们深入地研究学习。
3.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学记》中对教师语言的具体要求是：“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完善，举例不多却很能说明问题。这说明教师的语言是否精简完善、富有深刻的道理，直接影响学生能否跟着老师去自觉学习，可见教师的语言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4.教师要避免教学行为的五大弊端
《学记》总结了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照本宣科。
二曰“多其讯”。教师一味地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
三曰“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只从教师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不能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这五大弊端导致教学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后果。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总结了一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
5.教师要掌握教育的基本规律，灵活地运用教学原则和方法
《学记》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即教师必须熟知教育规律，懂得教育成败的根本原由所在，同时，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关于教学的原则有如下几条：
1）教学相长原则
《学记》云：“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说明了教师本身的学习与施教相互推动，做教师的，应该一面教学一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是《学记》对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
2）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即是课内外相结合、劳逸相结合。《学记》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正课学习与课外活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学生如果善于学习，就应该在上课时专心研习，休息时则尽情玩耍，放松身心。即“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现代教育学证明，课外活动是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它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共同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学记》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并精辟地阐述了正课教学与课外活动、学习知识与休息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豫时孙摩原则
豫时孙摩是《学记》总结了教育、教学中的经验教训后概括出的四条重要教学原则。
“豫”是预防，“禁于未发之谓豫”，要在学生的坏思想、不良行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采取预防措施，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如果不良行为发生之后再去纠正，积习已深就难以矫正。这个原则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有预见性。
“时”是及时，“当其可之谓时”，要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机，及时施教，就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如果错过了最佳学习时机，即使勤苦努力，也很难成功。
“孙”是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妥善地安排教学进度，如果“杂施而不孙”，教学会陷于混乱而难以收到效果。
“摩”指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师友之间要相互观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是，择友必须要慎重，如果结交不正派的朋友，效果恰得其反，“燕朋逆师，燕辟废学”。
4）启发诱导原则
《学记》继承发展了孔子启发诱导的教学思想，并对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作了具体的阐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但又不要硬牵着学生鼻子走；对学生严格要求，又不强制压抑；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只有这样，师生关系才会融洽，学生才会主动学习和思考。
启发诱导原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5）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指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即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长处，并使其发扬光大；正确认识学生的的缺点与不足，并通过耐心的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
“长善救失”要求教师应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生在学习上普遍存在四个方面的过失，或贪多不求甚解，或读书少知识面太窄，或见异思迁，或浅尝辄止。这四点是由于学生的不同心理和才智所造成的，教师只有了解学生的不同心理特点，才能帮助学生克服缺点。
此外，《学记》还提出了不少教学方法，如问答法、讲解法、练习法、类比法等，同时，对当时教学中存在的照本宣科、呆读死记、满堂灌、赶进度、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消化程度、兴趣爱好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学记》对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也是世界珍贵的教育遗产之一。书中有关教师修养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认真地研究、借鉴。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学的形成，以教师为专门职业的私塾出现。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著名的教育家在办私学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并实践了一些有关教师修养的问题。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教师修养的形成时期。
二、教师修养之丰富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产生、兴盛和衰败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原则和规范。教师修养在封建社会道德的框架内继续发展，也有所革新，历代鸿儒和教育家不仅丰富了教师修养的内容，而且还躬身践行。
（一）首任太学“院长”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建立太学院，董仲舒为首任“院长”。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将先秦儒学改造为汉朝新儒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认为教育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并把“置明师”作为重要条件，在教师应该如何施教、如何治学和如何修身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师德高尚，以身作则
董仲舒重视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认为教师必须品德高尚，对自身严格要求，“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45]。即善于施教的教师既要完善自己的道德，又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对学生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就要求教师既有知识，又有德行，善于感化学生修养治世。
2.讲究教学艺术
在教育学生时，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通‘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46]；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3.意志坚定，刻苦钻研
董仲舒认为，一个人治学和进德，全凭自己主观努力。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智）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47]董仲舒主张“强勉学问”“强勉行道”，是要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并持之以恒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去修身养性。但是，他强调进德修业要靠主观努力、勤奋刻苦、脚踏实地，而且要持之以恒，符合学习规律。
教师学习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要在教学中积极实践。他曾举例说：“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48]
4.虚心好学，不耻下问
董仲舒认为，教师要虚心好学，不耻下问，要求“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49]。就是说，不要隐藏自己的短处，不能不懂装懂，不知道的就请教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就要向别人学习。
5.学习专一
董仲舒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50]只有心志专一，才能提高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51]即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西汉学者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强调修身、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师者，人之模范也”[52]的要求，认为教师不仅在知识方面，同时也要在德行上成为世人的表率。扬雄将“师”与“范”联合起来，第一次形成了“师范”的观念，这种观点对后代教师修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为师之道
从师求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但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不重教育、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韩愈、柳宗元两位杰出的教育家提出了涉及教育和师道的一系列观点。
1.韩愈的为师之道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担任过中央国子学博士、四门学博士和国子祭酒，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并一贯热心奖掖后进，鼓励帮助青年求师成才，有较丰富的实际教育经验。韩愈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师说》《进学解》《原毁》等著作中，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其对教师修养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1）教师任务、教师标准和师生关系
韩愈认为当时的教育衰败，社会上出现了不重师道的现象。为了改变“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风气，他写了《师说》一文大倡师道。《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针对师道不尊的现实，集中论述了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和师生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说》一文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一是“传道”，即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二是“授业”，即进行专业知识文化的教学；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的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中传道居于首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职责的论述。实践证明，时至今日，作为教师的根本任务，不外乎这三个方面。
其次，提出了教师的标准。韩愈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是说，无论社会地位是高或是低，无论年长年少，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因此“道”是择师的根本标准。教师必须忠于道、传道、卫道；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来实现的。所以衡量教师的标准首先是“道”，其次是“业”。凡是达到了“道”与“业”的标准，就可以做教师。正如韩愈所讲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教师就是要在“道”与“业”这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韩愈认为人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要求教师在一切方面都比学生强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了，因此，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断，师生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是可以相互为师的。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要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这种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民主平等的师生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这些观点对于教师如何完善自己的修养水平、处理好教学中的师生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2）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
韩愈自己乐教善施，招收过很多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一些教学与学习的方法：
第一，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做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失败则毁于因循苟且。“勤”包括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思考、多体会）。这是他对前人和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对后人的学习和修养影响颇大。
第二，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韩愈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他十分欣赏有创造性和有个人见解的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53]，即一个有能力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诀窍，他只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处处照搬前人的经验行事而已。正是因为韩愈能很好地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第三，教学方法生动活泼。韩愈认为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因此在给学生讲课时，不是因为他倡导师道尊严就终日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采用多种形式使教学生动活泼。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韩愈授课“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恢笑啸歌”就是采用多种方式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柳宗元的为师之道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山西永济人，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与韩愈一样，认为师道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废的。他严肃对待教师的个人修养，正确处理教和学的关系，提出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涉及教育和师道的文章，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
1）教育者应该以“言道、讲古、穷文辞”为己任
柳宗元对教师的条件有严格的要求，他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的任务是“言道、讲古、穷文辞”。“言道”，就是宣传教师要把社会观点系统化；“讲古”，就是要介绍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穷文辞”，就是要高度重视逻辑、语言技巧、文学修养，要使写出来的东西意思清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2）教师不能沽名钓誉，应该“求实”
柳宗元认为教育者不能以人师自居，并引用孟子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来批判那种“抗颜为人师”之人的傲慢态度。他认为做教师不在于有没有名分，而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实质，他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54]，既反对有名无实，也反对名过其实。因此柳宗元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方可为人师。
3）倡导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柳宗元继承了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提出了“交以为师”[55]的主张，即师生应像朋友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他还认为学无常师，师生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56]。只要正道在身，即使是奴仆或乞丐，也可拜为师友；正道不存，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以师友相称。
柳宗元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4）提倡认真、坦诚、耐心的教学态度
柳宗元对求学者总是竭诚相待，循循善诱，他曾对严厚舆说：“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57]在这里，反映了他教学态度上的三个特点：第一，认真。他对前来的求教者，自己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不敢马虎大意（“不敢肆”）。第二，坦诚。不吝啬自己的知识（“不敢爱”），“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即慷慨地、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三，耐心。他学习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敢倦”），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此外，柳宗元还继承发展了前辈的重要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重视言传身教、环境育人。
（三）白鹿洞书院教条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先生，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宋朝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一位热心讲学兴教的著名教育家，一生直接从事教育活动达四十余年，是宋朝对教师修养发展的最大贡献者。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可称为封建社会教师修养系统化的范本。他所阐述的教育观念和教师思想，对于我们新时代的教师修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朱熹继承了孔子“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的教育目标，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明人伦”，教师就是要力学教人，修身治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朱熹对教师提出以下要求：
1.教师应具有道德修养，热爱学生
朱熹认为只有严格地选择德高望重学识卓著的教师，才能办好学校，教好学生，即“择师不可不慎”[58]。他还认为教师应当忠于职守、忠于学生才能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朱熹的这种精神在教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使学生非常感动。根据朱熹上述的表现，我们用“无微不至关心学生，全心全意教育学生”来总括其爱学生之情。
2.教师要有远大的志向
朱熹认为，立志是关系到做人的方向问题。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59]这里所说的“无著力处”，指的就是做人的方向不明，不知向何处努力。朱熹认为教师树立高尚的志向，坚强的信心，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3.知行统一，重力行而不轻知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引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学五步法为“为学之序”（多方面、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并认真地向人请教，慎重地进行思考，明确地分辨是非，诚心诚意地彻底实行），并以此来指导和教诲学生。朱熹认为，知行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60]。他认为，在知与行二者之间，行比知更为重要，这种主张知与行结合与“知先行重”的观点，对于教师加强自身学识，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