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起初，清政府顽固地传授封建道德，同西学思想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致使教师修养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显现出其腐朽、落后的一面。但随着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的松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腐朽的统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开始了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变革，并逐步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与此同时，一些开明的官吏和教育家主张教育兴国，兴办学校，提倡新学，对教育和教师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教师修养融入了“自由”“民主”“博爱”等一些西方的思想与内容。“五四”运动之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无产阶级教育家将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和振兴中华等无产阶级思想纳入到教师修养要求中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教师修养的内涵。

　　一、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

　　清末学习西方和近代新式学校的兴办，必然导致对教师专业性的要求，举办师范教育的任务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96年，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提出师范学校是群学之基，深感师范教育是群学的基础，并发出迅速发展师范教育的呼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首次提出要在中国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1897年4月8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正式开学上课，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诞生，其意义非同寻常。教育家张謇（1853—1926）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所创建的江苏省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式开学，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从此师范教育成为培养新教师的专门途径和方式，导致教师任职资格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在建立起师范教育体制后，清政府分别对各级各类教师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04年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的教师分为正教员和副教员两类，要取得学堂正副教员的职位，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和资格。如普通中学堂正教员由优级师范毕业，成绩优等以上或游学外洋高等师范毕业，成绩中等以上者充任；副教员由优级师范毕业，成绩中等以上及游学外洋的高等师范毕业者充任。

　　1911年1月，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折》，对教员的检定作了明细的规定。该奏折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有下列各项之一者，不得参加检定：①犯有精神病或各种废疾，于教授有碍者；②曾犯刑律者；③现有刑事诉讼者；④沾染嗜好者；⑤举贡生员曾经斥革未开复者；⑥教员曾经斥退者。业经检定之教员，在学堂教授时犯有下列各项者，经本学堂或各视学官察出，呈由京师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履核属实，得分别辞退：①学业荒废，教授不合法者；②不尽心教授，久旷功课者；③现有词讼案久不结者；④患病难期速愈者。业经检定之教员有犯下列各项者，应由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将检定文凭撤销：①经学务官绅查明确有闲**检之证据者；②现染嗜好者；③现犯刑律者；④干涉教育范围以外如地方词讼等事，及投入各种违法之会党者。

　　1932年，民国政府公布的《师范教育法》第112条规定：“师范学校教员须品格健全。”第113条又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任用为师范学校教师：①违犯刑法证据确凿者；②成绩不良者；③旷废职务者；④怠于训育及校务者；⑤患精神病或身有痼疾不能任事者；⑥行为不检或有不良嗜好者。”民国政府对师范生训育，尤为严格。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公布的《修正师范学校章程》规定：“校长、全体教师均负责训育责任，须以身作则，采用团体训练、个别训练，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之活动。……校长及专任教员均以住宿校内为原则，与学生共同生活。”

　　可见，中国早期的师范教育，遵循中国历代相承的“师严道尊”的遗风，对教师的道德、操行诸方面要求甚为严格。

　　二、担教育兴国之责

　　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一批爱国志士提出“教育兴国”的思想，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科学落后，所以就要从改良教育入手。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首推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人称他南海先生。康有为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是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讲学多年，不仅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其为师的品格修养也令学生敬慕。

　　康有为十分重视教师道德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全社会必须尊师重教。《大同书》中他对教师的要求做了精辟见解。

　　康有为大同世界的学校体系包括育婴员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教育和培养。他特别要求教师要有真才实学，在《大同书》中对各级教师都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他指出幼儿教师要“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质敏慧，有恒心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小学教师要“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幼儿和小学教师应由女性担当，因为“女子静细慈和，爱抚婴儿，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中学教师要“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字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大学教师要“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2]。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他也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要培养有特色的公民，必须依靠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师。他要求教师热爱教育，热心教育，从辛苦的工作中领略个中趣味，没有责任，没有目的的教师，其苦不可名状，是真正的苦。这种强**师献身教育事业，把教师职业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察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他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了十条对教师的要求：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三、“学诣”第一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建置，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随后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大搞复古主义的教育，致使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遭到严重破坏，封建复古思想和买办文化又占据统治地位。以进行过初步民主改革的北京大学为例，到1916年，学校面貌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改革成效不显著，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语）。他主张教育救国，坚持“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他认为普通教育应是体、智、德、美四育和谐发展的教育，坚决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思潮，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重视女子教育，反对封建的男尊女卑。

　　蔡元培非常重视教师修养，对于教师在职业道德修养、专业修养等方面的要求有详细的论述。

　　（一）教师应有比较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

　　蔡元培非常重视教师的职业道德，认为要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教师必须具有爱国、爱生、谦虚、正直等品德，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1.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蔡元培一向认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养成影响非常巨大，在其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曾说：“教员者，学生之模范也。”因此，他要求严厉治校，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蔡元培本人以言传身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矫正腐朽的校风。为了在教师中间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组织教师成立“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教师砥砺德行、束身自爱。这个组织的成立及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对北大教师道德风尚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教员而言，无论言行优劣，对学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教员的不良行为有引导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坚决解聘。

　　2.尊重学生，严格要求学生

　　教师对学生是否尊重、信任，在蔡元培看来这是区分新教育与旧教育、封建君主时代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封建君主时代，教育不从受教育者自身着想，只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出发，不管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每说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3]。蔡元培认为这是大错误，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何能力，方能尽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4]。因此，教师要尊重学生，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采取合适的方法，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发现，许多教师不学无术、缺乏责任心，对学生要求不严格，“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5]。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蔡元培要求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17年他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他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他这样告诫学生：“请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6]

　　3.教书育人，教风严谨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能只满足于教书，还要育人，教师应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出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健全青年。他十分重视教师的教学态度，曾严厉批评有些教师“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7]。针对这种弊病，蔡元培提出“改良讲义”的主张。他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修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8]。

　　（二）教师应有较强的专业修养

　　1.学识渊博，“学诣”第一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他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

　　蔡元培认为在教师的各种素养中，以学术水平最为重要。因此，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教师不仅要懂专业知识，而且也要具有广泛的知识面。他主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合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9]这样的教师是不适合当大学教师的。

　　2.教师要有较强的教学能力

　　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教学能力，他说：“大学的学生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讲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地研究学问的。”[10]因此他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还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施对北大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蔡元培校长身体力行的内容。他反复告诫北大教师：“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字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11]这种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的教学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大力提倡的启发式教学。

　　3.教师要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教师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致力于学问的研究，成为一个研究者。他在1918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教师除了自己坚持不懈地研究学问，还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由此可以看到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并将它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

　　为了提高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蔡元培主张在校内设立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四、“教学做合一”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严重地脱离实际的传统教育，导致学生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低下。这不仅妨碍了学生自身的成长，更是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针对这一现象，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睿，后改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动**、积弱的旧中国，为了谋求富民强国之道，陶行知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曾被誉为“万世师表”（宋庆龄语）、“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当代的孔子”（郭沫若语）。他把杜威的教育哲学引进中国，探索开辟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教育道路。他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陶行知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尤其注重加强教师修养，认为这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根本保证，他从理论方面对教师修养作出独到、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教师修养观。

　　（一）教师应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

　　陶行知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12]和其他职业相比，师德的作用更加重大，他说：“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13]。所以，他认为教师的人格对学生的成长有重大影响。因此，教师应“最注重以人教人”，注重以身作则。在他的著作里经常出现“自警警人”“自立立人”“自化化人”“自勉勉人”的字句，这些都表达了他对教师表率作用的深刻认识。[14]

　　陶行知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具备下列思想道德修养。

　　1.热爱教育，献身教育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关系着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现在，影响着国家、民族和全人类未来的大事业，做教师就要有“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献身教育的精神，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和前提，是“教育的命脉”。他强**育者应当知道“教育是无名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15]。陶行知在《新教育》中指出：“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是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16]他勉励教师“万勿失却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机会”，不图私利，力图“做一番事业”。并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新生命”[17]。

　　2.热爱学生，爱满天下

　　献身教育，忠诚于教育事业是师德的基本要求，而热爱和尊重学生则是师德的重要表现。陶行知深信没有爱便没有教育，把“爱满天下”“乐育英才”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并告诫教师要“爱生如子”。热爱学生就要尊重学生，严格要求学生，用真心、真情去爱学生；教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凭个人好恶偏爱、偏袒某些学生或冷落歧视某些学生。陶行知在一首诗歌里告诫教师：“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18]在《怎样做大众的教师》中，他说道：“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陶行知认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教师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他在《我们的信条》中倡导“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并主张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相结合，强调“身教重于言教”。他在《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强调“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真教师才能培养真人才”，他要求当时的教师和未来的教师“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为人师表的地步”[20]。

　　首先，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例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21]。教师要使学生成为热爱真理、为真理献身的人，自己就应该有“真知灼见”，并且“敢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22]；要使学生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教师就应该有高尚品德，时时躬身实践，处处严以律己，给学生作出表率。其次，教师要有民主作风，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和学生要“共学、共事、共修养”[23]，这样才能渐渐地培养起心心相印的师生关系。

　　4.团结协作，共同育人

　　陶行知强**师之间要注意团结协作。他在1941年拟订的《育才创造年计划大纲》里，明确地把“以互助合作精神相待”作为一项师德规范规定下来。他反对教师之间的“知识封锁”，十分痛恨“守知奴”，他希望在教师之间创造“精诚团结”“同心协力”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在《创造宣言》中，陶行知形象地说：“培养学生好比塑像，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24]陶行知的这一比喻准确、透彻地阐明了团结协作的师德规范对于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教师应勤奋好学，勇于创新

　　1.勤奋好学，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指出：“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25]这类教师是“教育界的败类”。陶行知要求教师“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26]。他认为“惟其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如果天天卖旧货，索然无味，要想教师生活不感到疲倦是很困难的”[27]。在他看来教师必须好学，力求上进，不断追求新知，“每一位现代的教师不仅拥有自己所教学科的知识，必须把基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世界趋势、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正确思想方法弄清楚。”[28]

　　对于教师好学精神的培养，陶行知认为，一要虚心好学。他说：“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29]“要虚心地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30]。在这里，陶行知特别强**师必须向学生虚心请教，否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31]。二要持之以恒。陶行知指出：“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32]“只要活着就要学习，一旦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进步不断”[33]。这种主张教师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的观点至今仍是当今教师应该具备的学习理念。

　　2.勇于创新，大胆探索

　　陶行知十分重视创造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教师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一个好教师不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不断地追求新知，而且应该不拘泥于传统，勇于创造革新。他说：“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真理”[34]，具有创造革新的品德。他认为教师是改造生活的灵魂，“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他说：“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这乃是“先生之最大的快乐。”[35]

　　陶行知鼓励教师要勇于创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这样才能使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他批评以往教育界的一些人胆小怕事，对一些新的教育理论大惊小怪，他们的言行举止不是沿袭古人，便是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缺乏创造的精神。

　　（三）教师应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

　　陶行知比较关注的是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并着重强调了教师的动手能力、因材施教能力。

　　1.手脑并用，提高动手能力

　　陶行知深刻地指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是中国旧教育的通病，必须彻底改革，因而提出“手脑联盟”“手脑双挥”的主张。1946年，陶行知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谈道：“教学方法要采用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手脑并用，既可以提高教师的知识质量，又可以培养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这实际上是要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

　　陶行知认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他要求教师要到群众中去，虚心向他们学习，要求教师在接触劳动人民的过程中，学会手脑并用。

　　陶行知高度地赞颂了手脑并用，还写了一首《手脑相长歌》。歌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2.全面了解学生，贯彻因材施教

　　陶行知大力提倡因材施教，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他说：“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他认为这样的教学，“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36]。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陶行知说过：“人不同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教的分量，教的次序都跟着不同了。”他把教师比做园丁，培养儿童如同培植其他作物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免于枯萎”[37]。要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必须到学生中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一个人不懂小孩的心理，小孩的问题，小孩的困难，小孩的愿望，小孩的脾气，如何能教小孩？如何能知道小孩的力量？而让他们发挥出小小的创造力？”[38]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根据学生的才能、爱好，按照各种专业来安排教学，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学校设有音乐、戏剧、舞蹈、绘画、文学、社会、自然与普通组共8个组。通过不同专业的学习，学生们的不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育才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种有用的人才。

　　四块糖果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在做育才小学校长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校园看到一位叫王友的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同学，立即斥止了他，并要求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王友来到了校长室。陶行知没有批评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对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接过糖果。随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说：“这块糖果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当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王友更惊疑了，他眼睛睁得老大，似乎不敢相信面前的事实。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手里，接着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所以你应该受到奖励！”陶行知的话使王友很感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抽泣着说道：“陶校长，您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去，说：“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可惜我只有这一块糖果了，我的糖给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完了吧？”说完，他就让王友回去了。一代教育家陶行知用“四块糖果”的故事诠释了教育的真谛。

　　（节选自《陶行知的故事》，原载于《邯郸日报》，2012年5月12日第4版。）

　　陶行知的教师修养观在现代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学习研究陶行知的教师修养理论，对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修养水平，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五、教育民主

　　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民主办学思想，他倡导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徐特立（1877—1968年），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华，字师陶，湖南长沙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一生“以教书为职业，以教育为事业”。徐特立先生一生倾注教育事业，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他在长沙创办的公学、私学不下20所，先后做过数十所学校的校长，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他都干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老师拥护他，学生爱戴他。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田汉等，他们都曾是徐特立的学生。尤其是徐特立与毛泽东的师生情，更是被传为佳话。1937年，在徐特立60寿辰之际，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39]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徐特立深刻地认识到了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和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经常热情地鼓励青年报考师范学校。1959年仲夏的一个傍晚，他刚刚病愈，就亲切地接待了一群报考师范的高中毕业生。他充分地肯定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这一举动，明确指出：“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40]

　　徐特立关于教师修养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教师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1.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

　　徐特立认为教师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是教师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他对教师说：“我希望你们一生都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了。”[41]

　　徐特立还认为教师这个职业决定了他应该是一个先进分子，而且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并一再强**师自身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42]“因此，学师范，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43]。

　　2.热爱学生

　　徐特立曾说：“热爱学生是教师的特有情感，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基础。”徐特立关心学生，热爱学生，除了关心学生饮食起居，使他们吃饱、穿暖、睡好，以充沛的精力搞好学习外，还特别注意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进行因材施教。[44]

　　教师热爱学生就要有民主的作风，要对犯错误的学生采取耐心地说服教育的方法。针对学校里还存在着打骂和体罚学生的现象，他曾严肃地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小学校里，还存在着体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与人民民主制度对立的问题，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问题。”[45]

　　他认为在劳动大众掌握政权的时代，“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或‘教学相长’，在教和学当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这是新的师生关系的问题”[46]。徐特立一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从不打骂他们。他采取表扬、批评、说服、引导的方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其自觉纠正缺点和错误。

　　1925年至1927年，徐老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曾在学生自修室通往饭厅的走廊上，专设一块黑板，发现学生有什么优点，就写诗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错误，也写诗批评。这些诗总称《校中百咏》。徐老用诗歌的形式，委婉而充满热情的语言，对一些不良的行为和违纪现象，进行分析，语重心长，情理相融。这种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耐心开导，效果很好。如夜深人静，而有些同学走路却足声很重，有的还大声嬉笑，影响别人休息。针对这一现象，徐老写道：“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即足声？”[47]

　　3.教书育人

　　徐特立认为，新中国的教育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良好的道德品质、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实际能力的各种合格人才。要培养合格的人才，教师就必须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把帮助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习上全面进步和提高作为自己的天职。1951年，徐特立就指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48]1959年，他又一次强调指出：“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教育后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49]

　　4.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徐特立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的知识结构以广博见长，除了因为掉了两颗门牙、唱歌不方便而不教音乐课之外，学校的任何一门课他都能够教，而且都受学生欢迎。所以他威信高、号召力强。在管理学校的时候，他不太担心偶尔没有教员进课堂，因为自己随时可以顶替。由于他门门课都在行，教员上课也随便不得，这对保证教员的教育质量大有好处。

　　为了办好学校，徐特立把以身作则的感召力发挥到了极致，使他管理学校举重若轻。徐特立不但以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师生的钦佩，而且率先吃苦，带头尊重人才。比如，别的教师扔掉的粉笔头，他又捡起来用，口袋里经常装得鼓鼓囊囊的，自己的一切用度比一般老师都要差。所以，当他号召大家勤俭节约，支援学校，为学校解难时，人们都乐于接受。

　　（二）不断钻研业务，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徐特立还很关心教师的业务学习和知识积累，要求大家虚心学习，互相批评，提倡学术自由。他认为知识是不断更新的，也是无止境的。“某级学校可以学到毕业，学习却没有毕业，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进了棺材才算毕业”[50]。1963年，徐特立在《给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的一封信》中指出，教师要“热爱自己的专业”，能使教师掌握教育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能力。徐特立特别强调要学习教育科学，在同报考师范院校的部分毕业生谈话时指出：“一个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的老师，教起书来总要比较好些。”[51]

　　徐特立还强**师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只有身体健康，才能为社会多作贡献。他认为锻炼身体要做到见缝插针，“走路、爬山、游泳都是锻炼之法”[52]。徐特立在57岁时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80多岁时还登上了香山的险峰——鬼见愁。正是因为有了一副健康的身体，他才能在教育岗位上工作长达70余年之久。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徐特立教师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几乎包括了教师教育和培养的所有方面。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教师的理论宝库，至今仍极具借鉴意义。

　　[1] 蔡剑英、程舜英：《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今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06页。

　　[2] 蔡剑英、程舜英：《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今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06页。

　　[3]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

　　[4]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5]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21页。

　　[6]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7]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21页。

　　[8]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4页。

　　[9]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59页。

　　[10]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11]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

　　[1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1页。

　　[1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

　　[1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76页。

　　[1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16]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

　　[1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51页。

　　[1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1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08页。

　　[2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76页。

　　[2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00页。

　　[2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05页。

　　[2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00页。

　　[2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82页。

　　[2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26]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05页。

　　[27] 同上。

　　[28] 同上。

　　[2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12页

　　[30] 同上。

　　[3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54页。

　　[3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34页。

　　[3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34] 《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

　　[35] 《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82页。

　　[36] 《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37] 《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28页。

　　[38] 《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06页。

　　[39] 根据《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编写，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2月5日第7版。

　　[40]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41]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88页。

　　[42] 同上。

　　[43]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44]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45]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46]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47]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7页。

　　[48]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49]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50]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62页。

　　[51]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52] 《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