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第二学习空间”

　　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经说过：“课堂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全日制远程教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一改以往国家简单地输送教育资源的做法，而是将城市优秀教师的智慧资源引入边远、民族地区，重塑当地教育生态。全日制远程教学模式通过卫星、网络技术，将城市名校教师的课堂教学嵌入边远、民族地区的课堂教学环境中，从而为远端学生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拟态环境”——“第二学习空间”。“拟态环境”又称“第二学习空间”，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供的环境。[1]“拟态环境”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的，对世界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20世纪初，李普曼就注意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非都来自直接的经验性接触，大部分是通过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完成的。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观点，受到了柏拉图“洞穴人”思想的影响。李普曼在《舆论学》的前言中直接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的一个比喻：那些缺乏哲学的人好似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向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堵墙，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带来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感觉。李普曼借助这个比喻试图说明，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的基础”[2]。

　　“拟态环境”虽然不是真实环境，但它形成了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国际著名传播学大师，被誉为信息社会“先驱”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思想，意思是说：“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机制。”[3]李普曼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作为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一种“拟态”的现实。

　　“第二学习空间”对学习、生活在其中的远端学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位就读于云南省丽江一中网校后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一篇《闻道情，七中结》的日记中写道：“想到七中网校这一个词汇，我的内心被温暖的情思浸满了，每一个网校人都有这种情结吧。我喜欢日本茶道中的‘一期一会’，我对它的理解是人的一生中很多机会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个瞬间的机缘。相聚网校是我们人生中可能仅有的一次相会吧，特别是同一级的几千名同学，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思考同一个问题，听同一个老师解惑，这是一份多神奇的缘啊。高中毕业后，我们离开网校。我们的羽翼开始丰满，要去寻找更高更远的天空。然而，在曾经栉风沐雨的三年里，我们是相隔千里的同窗，这一段回忆，会永远被铭记。”的确，在那个神奇的学习空间学习的大多学生，多年后谈起那段学习经历，还会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