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到会的老师、同学们好：

　　全国最著名的十多所新闻院校的代表，每年齐聚一堂，干一件促进我国新闻教育繁荣的大事，就是评出当年十名左右，在校的好学生、好教师，还有校外的一两名新闻教育的好朋友。从数量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严格的奖项。半个月前，电影界刚公布了今年的华表奖，得主就有三百人，水银灯下的红地毯就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而我们今天的得主只有十三个人，而且还这么低调，会议室一间，清茶一杯。这就是新闻人的风格，是娱乐与思想的区别。

　　我有幸获本年度的”新闻教育良友奖”，也向同时获奖的其他老师、同学祝贺。主持人说，只给你五分钟的答谢时间。五分钟确实有点短，还不够时下电影里一个长长的吻。可能又考虑到是借用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大楼发奖，主持人又特批给我再加五分钟，讲十分钟。我特地问了一下我在央视工作的学生，她说播音员的语速是每分钟两百五十字。看来，五分钟显然不够一场演说，但是作为朋友，一个新加冕的“良友”，五分钟足够讲出一句忠告。这就是：同学们既然选择了新闻这一行，就要准备牺牲，只谈责任，不计名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天前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刚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表彰了全国改革有功人物一百名。各行各业都有，从经济学家到歌唱演员。从厉以宁到姚明、李谷一。有人发现，这一百个人里没有一个新闻界的人物。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百个人的成名，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新闻人的汗水，没有经过我们新闻界的报道、宣传、推广呢？信息社会，传媒时代，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烟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

　　我举一个最大却又最小的例子。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敲开改革开放之门的第一件大事。芝麻开门吧，这颗芝麻是谁？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改革开放四十年，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争论了四十年。但人们恰恰忘了一个关键人物，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先生。在全国多少张报纸的老总中，他只是沧海一粟，就是一粒芝麻。但是，如果没有他当时抓住机遇，借其位，用其力，借用手中一张大报的优势，冒着各种政治风险，推出这篇文章，这个历史的细节还不知道会怎么改写。“弄潮儿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们当时在基层当记者，亲见农民是把怎样把《光明日报》挂在扁担上去赶集的，借报来护身、撑腰啊。

　　但杨西光先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瘦弱的老头儿。我们到他办公室里去，印象总是俯案弯腰，埋在报纸大样里，脸色刷白，不停地抽烟，不断地咳嗽。他在思考，难受时会把报社的医生叫上来服药。那个温良的女医生心疼地说，他这样不休息，没有办法的。那正是决战时刻，黎明的前夜。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个老人早已没入了时代的年轮，几乎没有人还记得他。当时还有力主为张志新、遇罗克平反的马沛文副总编，他晚年也住在人民日报这个院子里。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幸来到个院子，站在这座新媒体大楼上，举目一望，曾经生话在这座院子里的著名新闻人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记录了开国大典的李庄先生，上面提到的马沛文先生，当然还有因在《经济日报》主持改革，成绩卓著而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我比范先生稍晚几年调入，那时正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岗位上为恢复报纸的四个属性，特别是商品属性，而苦苦挣扎。如果再往前追溯《人民日报》的历史人物，还有范长江先生、邓拓先生。现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里还有一张邓拓用过的办公桌，这是他唯一的遗物了，我看可以申请国家级，至少是报社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所有这些新闻人都曾在报社日复一日默默地上夜班，他们是真正的新闻良友，时代楷模。如果一个新闻人也不甘寂寞，自作多情，抢镜头，那反而成监守自盗了，有违新闻人的道德。范敬宜先生是因为退休后到清华教书，才有了现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我也因为退休后在人民大学带新闻博士生，今天才沾了这个“新闻良友”奖的光。

　　关于新闻人与名利的关系，我曾有一个比喻。采访对象是太阳，记者是月亮，你本身不会发光。要发光吗？先要捧起一个太阳。四十年来，我们捧起了一百个太阳，国家进步，与国同欢，别无他求。在外人眼里，记者常是一个让人眼热、羡慕的职业。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档案，就很羡慕新闻系的在校生。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邓拓诗：“文章满纸书生累”。李庄先生就说过，他在位时写的检查比稿子还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

　　人的工作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为自己的衣食；一类是先服务别人或社会，如医生、教师，还有甘洒热血的革命者。记者属于第二类。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祝同学们不忘前贤，不负此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