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七年之后重读，依然被这篇文章紧紧抓住心绪。

　　除了重现老人家身影、缅怀亲情之外，更有深沉的感慨如涟漪一般扩散开来。人，自然要接受万事万物皆有消逝之时，此为真理，然而人该怎么接受一社会掀起非理性涛浪企图速速淹没某段历史的作为？若社会之集体心理样态朝向狭隘的甬道发展，入口前设了族群栅栏，怎能让在此已衍育两三代的流离族群安安稳稳地通过，取得安全感与信任感，坚信台湾历史是他们开基立业所依凭的枝干，而他们的故事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裂解社会”是执政者与掌握话语权之知识分子的终极目的，甬道狭隘到连落脚七十年的老住民都通不过，遑论新住民，那么，在权力可以伸进去塑型改造的集体意识形态里，他们将被成功地铸入模子，成为外来的流浪族群、新品种“吉普赛人”。操弄民粹到极致，产生的必是新阶级、新权贵与生而不平等的宿命天条，是一切跟“民主”无关的魔物。而这些，是崇尚融合、向往多元的我毕生反抗的。

　　二十三年前我踏进一个外省军公教家庭，即承受公婆厚爱，他们对我的信任不亚于亲生。七年前公公重病之际，将重要文件与诸多庶务交我，对婆婆说：“有简媜，一切有了交代。”当病情进入最后一程，我邀九十三岁的他口述一生由我记录，幸好趁他意识清楚实时完成《爸爸的故事》初稿，于病榻前诵念给他听，稍减遗憾。犹记得老人家告别式那日，适逢联合公祭，因此表定的火化时间排到晚上，只能候补，等待空档排入。谁也不知需等多久，猜想起码一个时辰以上。没想到，我在等候区才喝完热咖啡，竟被通知排上了，需家属做最后一道确认手续。当此际，其亲生子女、亲族至交皆星散不知去向，联络不及，只剩我这个儿媳妇在现场。我速速奔至炉前，目送棺木进入烈焰之中，鞠躬说：“爸爸，再见，火来了要躲开！”

　　这是冥冥之中被指定的最后一送吧。

　　如前文《物之索隐》所记，我从遗物中发现一包旧钞，料想连老人家也淡忘却是充满历史谜团的物品，必然有许多时代故事、辛酸人生掩在一叠旧钞之中，惜乎，错失在其生前听闻收藏过程，引以为憾。犹记得当年得知罹癌、身体尚未出现病况之时，老人家领出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摊在桌上，让女儿、媳妇们拣选，我对珠宝无感，对十几个黑乎乎的银元兴趣较大，幸好没人竞争，欢喜选藏。如今，我重读他的故事，决定以旧币旧钞旧物作注，唤出大时代幽魂，追踪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台湾扎根的故事。历史烟尘、社会辙痕、家庭离散、个人奋斗，从一枚枚银币一张张纸钞中可以窥知。不禁一叹，在钞票面前，只不过是凡人，只不过是为了生存越走越远竟然漂洋过海的平民百姓，不是吗？那些烟散的日子、滴汗的岁月，人人有份，不是吗？而这些被淘汰失去币值的银元纸钞，因与一个人的故事编结在一起，换得历史意义，重新有了价值。

　　是以，《爸爸的故事》与《钱币简史》两文共构合读，纪念今年老人家百岁冥诞。

　　“谢谢您，爸爸。”深深一鞠躬。

　　1.迁徙/曾祖父北迁海门

　　我们姚家本是浙江慈溪人，因境内有一条慈水经过而得名，清朝属宁波府。大约在咸丰年间，我的曾祖父嘉善公跟随族亲北迁到江苏省海门，那地方位于长江入东海附近，故称海门，当时是新兴发展之地。

　　曾祖父是做银楼生意的，专精技术方面，从事金饰银饰的镶嵌、打造工作，就此在海门成家立业，定居下来。他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就是我的祖父，唯一的女儿嫁给顾家，住在隔壁。曾祖父过世后，棺木归葬浙江慈溪家乡，所以，他虽然大半生都在海门渡过，但心意上仍然认为自己是慈溪人。

　　我的祖父志麟公，年轻时也是做金饰技术的，可说两代都是摸金子的人。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家住海门市西边，东边也有开银楼的姚姓亲戚，但奇怪的是，两边姓姚的不往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明白。我记得有个邻居洪先生，安徽来的，做茶叶生意。他的儿子结婚宴客，我大约十六七岁，被邀去喝喜酒，洪先生把我跟东边也姓姚的一位大哥放在同一桌，叫我们要多多往来。显然他是知道一些事的，可惜我当时没去追查。

　　祖父与祖母（潘太孺人），育有二子。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名成德，字纯修，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次子成仁，也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是银行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四个金兰之交的结拜兄弟：杨惕深、陈宝南、刘鸣皋、曹廷荣。至于叔叔，上海有家烟草公司招考职员，他报考、录取，分发到汉口工作，从此定居没有回来。

　　2.从银楼到银行/父亲的职涯

　　我父亲于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十八岁。到他这一代，总算是读了书的，职业选择也就不一样了。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海门人，当时担任实业部长，交通银行是归实业部管的。父亲毕业时成绩优异，获优先分发的机会，被分派到长沙的交通银行任职。然而，天下事是福非福很难说：父亲成绩好，得以优先分发本是好事，但时局变化难料，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长沙锑矿跌价，交通银行受到波及，停办了，父亲只好另谋出路，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华汇银银行做事。

　　我的母亲姓黄，闺名锡珍，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实，她的生父本姓倪，务农为生，她是幺女，正好有黄姓夫妇不育，抱养了倪家的这个小女儿。养父儒桢公，做刻印生意，他们对女儿宠爱有加，而且以非常开明的观念让女儿受教育，所以我母亲毕业于海门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事。

　　父亲与母亲在民国七年结婚，民国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了我，取名鸿钧。十一年，生大妹雅如，十三年生大弟定行，十八年生小妹雅芳。

　　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离开了家庭的照顾，可以想见日子过得很孤单。银行里不免也有人事倾轧、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他自觉能力优于别人，升迁却受阻，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让他心情郁闷，得了忧郁症，辞职回家。

　　父亲在外工作多年，薪俸全部交给祖父，家中经济大权都在他手上。据云家中存款有一千元以上，当时一栋房子约五百元。怎料，祖母过世后，祖父搬去外面住，恣意挥霍，把积蓄都败光。我们家原本可以过和乐小康、培育子女的生活，却因为祖父欠缺盘算而陷入困境，父亲身心欠安辞职返家之后，家庭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了。

　　3.姚氏初级小学/母亲办学记

　　为了生计，母亲一肩扛起重担。

　　大约是民国十五六年间，母亲在师范同学的协助下，向市府申请立案，创办“海门私立姚氏初级小学”，专收一至四年级学生，教育机关命名为“齐贤小学”，每学期发给十元教育补助费，一年二十元。由于通往附近小学的路上需跨过一条大水沟，颇危险，所以周边人家把孩子送来就读，约二十人。课桌椅则是向一所停办了的私塾借，教材由书局买来，老师由我母亲一人包办，当时父亲赋闲在家，正好可以协助。

　　这些孩子来上学时，有的连学名都没有，我父亲帮他们取名。我记得有个小男孩姓洪，是寡妇之子，父亲替他取名洪声华，字硕甫。有个黄姓女孩，家里开棉花行，父亲考虑她家的职业，取名为黄秀红。

　　我六岁时，母亲即送我去附近的新式小学读书，所以没有在家里学习，但中午都回家吃饭。

　　办学期间，我母亲非常辛苦，除了教学还要持家做饭。这期间，祖父在外败光积蓄，晚年无处可去，回家养老。大妹雅如、大弟定行都还小，小妹雅芳在十八年出生，可以想见母亲何等干练，独当一面地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记得到了晚上，把课桌并起来，铺上席子，我们一家就睡在上面，非常克难。母亲常训勉我们：“天无绝人之路，人生有不如意、有苦难的遭遇时，要把自己当作过渡的工具，认清自己的责任，尽到责任最安心。”

　　经营四五年之后，由于学生减少，加上父亲在能仁初中谋得职务，姚氏小学就停办了。

　　父亲在能仁初中担任会计工作，由于是教职员，子女就读免学费。他中午在校用餐，我则回家吃饭，还好距离不远，来回不算辛苦。等到我上海门高中，距离远了，每天中午需跑步回家吃饭，匆匆吃完，又赶回学校，来回一个多钟头，常常会迟到。家里吃的是杂粮饭，大麦、米、玉米粉混在一起煮，配碎肉蒸蛋及蔬菜。若碰到下雨天，母亲会给我六个铜板在学校附近买饭和一点菜吃，当时一块钱可换三百个铜板。

　　能仁初中只收男生，同班同学中，周慕陶与我相处融洽，这一段同窗情谊后来影响了我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我参加教育厅举办的联考，顺利考上海门高中。高一上学期结束前，教育厅来抽考，考试前需先缴清学费才有资格应考。一学期的学费十元，当时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元，入不敷出，十分窘迫，眼看要交不出学费了。邻居徐公公文彬先生，徐婆婆蔡心蔓女士，知道了我们家的困难，慷慨解囊，送来十元，解决了我的困境，让我一生铭记在心，永远不忘。我发愿将来若有能力，一定要效法徐公公的精神，多行公益多做慈善。

　　4.抗战/十八岁青年的抗战地图：上海、江西、福建、桂林、重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十八岁。

　　6月，高中毕业，身为长子的我积极谋职以求能扛起家计。7月，顺利考上上海江苏银行，8月即只身离家报到。

　　7月7日抗战爆发，战火四起，8月13日淞沪之战，上海沦陷，局势越加困难。淞沪之战，打乱了金融中心上海，也打乱了十八岁的我的第一份职场工作。兵乱之下，上海撑了几个月，百业萧条，银行关门，我只好转回海门的江苏银行分行任职，回家享有短暂的家庭生活。到了二十七年三月，海门也沦陷了。海门人民害怕日军进城烧杀掳掠，侵犯女性，所以妇女小孩纷纷逃往乡下避难。母亲带着十五岁雅如、十三岁定行、八岁雅芳也在逃难行列，从此这个家就拆了。家乡沦陷，银行的差事没了，十九岁的我无路可去，迫于生计只好往上海碰碰运气，留守家中的是年迈老病的祖父与四十多岁的父亲。

　　十八岁拿起算盘，开始养家，七十三岁放下。

　　母亲与弟妹先在乡下亲戚家住了半年之后，在父亲一位拜把兄弟曹廷荣先生的协助下，逃往上海。曹先生人在外地，独留老母住在上海，母亲与弟妹四人住进他家，彼此有个照应。半年之后，母亲另在徐家汇郊区租屋，搬离他家。

　　我回到上海，发觉各分行的职员也跟我一样涌入上海，想寻觅出路。我没有能力找个像样的地方安顿，只好睡银行椅子。三月份应该是春天花开的季节，对我来说却是冷得发抖的。大概银行高层察觉对这些职员不能不安排，所以由江苏银行、农民银行、上海绸银银行三家银行合办“上海商业专科学校”，让这些年轻人上课读书，稳定局面。学生约一二百人，发给微薄的生活费。我读了半年，收入虽少，省吃俭用半吃半饿，还能给家里寄钱。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对日抗战开打已两年，得父亲金兰之交杨惕深先生的介绍，我到江西师部当军需官，负责记账、管钱，中尉职，每月有二十元军饷。从银行金融界转入军中，大时代动乱之下，人往哪里走往往由不得自己。师部奉上级命令抗日，是游击部队，战场在哪里，军队就往哪里跑，部队也从江西移往安徽、浙江等地。

　　二十八年这一年，对我家而言特别艰难。留在家乡的父亲重病，在当时那么恶劣的局势下，不要说治病，恐怕连吃饭都有问题，病中乏人照顾、挨饿受冻，到冬天就辞世了，享年四十五岁。我在部队服役，无法奔丧，想到父亲晚境凄惨，是我心中永远的哀痛。后来，当局针对抗战中无法返家奔父母丧的士兵，做了补救，于三十六年题颁“德音孔昭”荣典。父亲过世次年，祖父也撒手人寰。家，只剩母亲与我们手足四人，在这战火硝烟的大时代里像浮萍一样沉沉浮浮。无家产无显赫关系的我们也都明白，除了靠自己努力寻求生路，我们是无依无靠的。

　　民国三十一年，由于师长兼福建师管区司令，把我调到闽北。三月，我赴福建建瓯报到，此时已升少校，仍做会计。福建算是后方，比较安定，等于像在机关工作，工作上都算顺利，做了一年多。

　　我是个喜欢求知的人，一直很遗憾在动乱之中无法循序升学，追求更高深的学问。然而，人只要保有求知欲，再困难的环境，也能找到学习之道。

　　民国三十二年，我得知“军需学校”招考学生，立刻报名，约九月初到广西桂林应考。军需学校本部在重庆，另有桂林、西安分校。我考上了，在桂林分校读了一年多，正式教育一年，实务两个月。由于成绩不错，三十三年，优先被分发到重庆校本部任职，负责会计工作，月薪几百元。

　　除了薪俸，另有米粮配给，配给办法是：二十一至二十五岁算一个级数，二十六岁以上才能配米八斗。承办员为了让我能符合规定领八斗米，把我的生日改成5月16日。所以，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错的，这个错就是从那八斗米开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战火乱世，为了八斗米我改了生日，据我所知，基于生存原因改了姓名的也有。

　　这期间，母亲与弟妹都在上海。雅如在手帕厂工作，她小我三岁，我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她照顾最多最重，后来与杨惠秋先生结婚，是最早成家的。定行也在盒子厂工作，收入虽然微薄，但生活温饱已无问题。对我们这样辞根飘**的家庭来说，在乱世中能拥有一点安稳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5.人生转折点，来到台湾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对国家、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不同的抉择通往不同的方向，得到不同的结果，有些抉择固然是个人考虑下的决定，但有些则是全凭机运。

　　军需学校毕业，战乱中，用薄纸裁成克难的纪念小册。

　　胜利复元，到处都需要人才。我二十六岁，已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谋事求职都不难。我的长官将调去北京，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要我跟着他去。正在这时，碰到一个同学，他被派到台湾当第一批接收特派员，正好返乡，听到我考虑去北京，竟然建议我到台湾。北方较冷，加上这位同学的建议，我决定往南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个天翻地覆的决定。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属军政部第二批接收特派员，负责粮饷发放。

　　12月底，我从重庆坐美国飞机先到汉口，12月31日回到上海。在外多年，终于能家庭团聚，迎接1946年元旦，非常欣慰。母亲有感而发，说：“将来如果有办法，在上海买个房子。”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1997年我在上海购屋，就是圆母亲的梦。

　　在上海期间，我也跟周慕陶见了面。他与我是能仁初中三年同窗，毕业后各自升高中。他在校成绩优异，可憾因父亲早逝，辍学就业，挑起家计。他在银行做事，我汇给家里的钱都托他转给母亲，所以一直保持联系。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答没有。

　　在上海住了十多天，1946年1月，我背着行李踏上往台湾的路。

　　先到宁波停几天，再到福州等船，大约停留十多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算了命，算命师说我命中水多，宜往南方，往北方会结冻成冰，就没前途。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

　　福州与台湾之间有船舶往来，我们搭的那艘船是经历过甲午战争（1894年）的机帆船，少说也有五十多年船龄了，可见其老旧。船上约有四五十人，航行到基隆约需一日一夜。我们待在船舱里，颇为提心吊胆，有命在旦夕之感，无不祈祷能平安抵达。终于到基隆外海，还是黑夜，眼看就快到了，怎料这时竟然发生机械故障，整条船安静下来，开不了。大家害怕极了，不知下一秒能不能活着，躲了八年的轰炸、炮火，难道会命丧大海？还好终于修复，天亮时平安抵达基隆港。下船时，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记得来台湾没多久，就是阴历除夕。当时，日本人尚未全部返回日本，街上可看到不少日人在摆摊贩卖物品，大约到四五月才遣返完毕。

　　我们一行人到台北，住在北门附近一栋楼房，设备很好，当时暂时作为特派员办公室，在那里住了半年。后来办公室改到爱国东路、南海路一带，办公室东边就是联勤总部营区。

　　1946年上半年，母亲有个学生姓沈，嫁给台湾人，她先生原为日本人做翻译，战争结束后，要回台湾。母亲就随这位沈小姐一起来到台湾。

　　日本人走后，留下的空房子不少。我的一位黄姓同学告诉我小南门附近有空房子，因此我就搬去住。那房子原来的住址是台北市末广町五丁目一番地，光复后改为古亭区六四九巷，后又改为广州街八巷二十一号，之后又改为延平南路二五八巷六号。这房子是我在台湾的根基之地。

　　在上海时，慕陶得知我尚未交友，有意介绍他的妹妹雅英与我交往，我表示婚姻的事由母亲做主。他向母亲提起，母亲欣然答应。我曾写信给慕陶，他的叔公看到我的信，对雅英说：“这小孩不错，信写得很好。”我与雅英的姻缘就这么订下了。

　　1947年，我被调到高雄凤山被服库。“二二八事变”那天，我本要去报到，车票都买好了，临时火车停开，可见局势紧张。4月份左右，弟弟定行、小妹雅芳与雅英一起坐轮船来台湾。我第一次见到雅英，对她说：“你跟你哥哥很像。”我们于1947年10月10日在台北中山堂参加团体结婚，随后在国际大饭店宴客。她与我胼手胝足撑起一个家，无怨无悔，是我一生的伴侣。

　　这一年，我赴凤山任职，升少校科长，有眷舍，定行亦随我南下，在被服库做事。在凤山一年多，我觉得台北才是中心，所以申请调回台北。我任职的单位曾多次改称：原叫“军政部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室”，1946年改为“台湾供应局”，1949年改称“第六补给区”，之后改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补给司令部”又称“东南补给区司令部”，最后改为“联勤总部第六补给区”。

　　人在凤山，写给未婚妻的信：“我们以往虽然没有认识，但从各方面的谈论，我明白你是一位很能干又经得住苦的人。在上次见面，更使我觉得你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可是我还不大明白，究竟你又觉得我怎样？”

　　1948年下半年，已怀有身孕的大妹雅如、惠秋夫妇带着两个儿子：五岁煜儿、两岁华儿来台相聚，她于年底产下长女贤儿。从事纺织业的妹婿惠秋原有意将厂房迁来台湾，甚至与人谈妥合作事宜，可惜事到临头竟然变卦，夫妇俩决定带三个孩子返回上海。那时已进入1949年，惊天动地的变化正在酝酿，有办法的人早已举家外渡，但一般老百姓没有门路洞烛先机，不知时局即将翻覆，留或不留、是福是祸，都是事后才知道的。1949年4月，雅如、惠秋返回上海前，母亲顾念她刚生产不久，两个男孩加上婴儿，恐她忙不过来，提议留一个男孩在台北陪她，过一段时日，她要回上海时再带回。母亲问雅英：“留哪一个？”雅英看煜儿较爱哭，华儿乖顺，随口说：“留华儿吧。”怎料局势急遽变坏，“国民政府”迁台，两岸从此封锁，再也无法见面。大弟定行亦随雅如、惠秋返回上海，母亲、我与雅英、小妹雅芳、外甥华儿留在台北。这一别，近乎永诀。

　　1947年10月10日，结婚照。

　　当时，台北市仅有三十多万人，百废待举，所以谋职甚易。雅英学会打字，在台湾省公产公物整理委员会（后为“国有财产局”）工作。

　　1949年，长子铮儿出生。我于1950年7月1日升中校。1951年，通过“全国性普考财务行政人员优等及格”。1952年，长女馨儿出生，同年通过“全国性高考财政金融人员中等及格”。1954年，我升上校，次子庆儿出生。

　　我在工作上一向秉持戮力从公的态度，务求认真、负责。与同事相处融洽，得贵人提携颇多。军中人事亦有复杂之处，相互倾轧时有所闻。当时，总务处李处长原拟升我担任科长职位，不料高阶另有属意人选，双方僵持。尤有甚者，有人暗示我需送礼云云，我行事为人凭靠实力，绝不钻营后门，一概不理。没想到这一桩小小的人事案，竟惊动到需总司令召见面试的地步。李处长陪我面见总司令，极力保荐，我终能顺利升迁。我对李处长的提携之恩铭感在心，他一生未婚，逝后葬在南港军人公墓，每年清明节，我与雅英必到他灵前鞠躬、缅怀，直到2010年我已届九十二龄止。

　　家训：走正道，不畏困难，做公益。

　　我一生坚持清廉原则，在他人眼中，我职权所及处处皆有肥膏，但我奉公守法，非我应得者，一介不取。逢年节，凡送礼至家中的，必原封退回，久之，他们也知道我的为人了。有一回，不知是谁送了月饼来，母亲不察，拆了给孩子吃，我为此动怒，大发脾气，从此，孩子们不敢拆任何礼盒。

　　这期间，母亲多次当选“联勤总部”模范母亲，获颁奖表扬。母亲晚年因中风饱受病苦，于1983年端午节辞世，享寿八十四岁。

　　我于1964年获评选为联勤优秀军官，亦分别获颁“忠勤勋章”“陆军宝星奖章”“陆军景风甲等奖章”等。1969年至1970年，我卸下“联勤总部”留守署总务处上校副处长职，借调到退辅会欣欣客运公司，担任会计主任，掌管财务。1970年12月1日，正式自军中退伍，但继续在欣欣客运公司服务，负责欣欣客运、欣欣通运、大南客运三家公司的财务，一直到1984年退休。

　　退休后不久，欣欣大众百货公司董事长聘任我为顾问，掌管财务工作。因此，自1986年至1991年，我又工作了五年。1991年1月1日，正式结束职场生涯。从抗战那年开始工作，我这一生的上班生涯超过五十年。

　　6.一生无憾

　　1987年，当局开放探亲。1990年，我与雅英返乡探亲，在上海见到定行——当年他返回大陆后，落籍贵阳。可憾的是，雅如、惠秋已逝，我们兄妹无缘再见。雅英亦与其弟周恺相见，重叙我们这一代被战争截断的家族亲情。自此，我俩每年返回上海，定行自贵阳、恺弟自南京来会，共享一个月的手足之亲。

　　我深感我们这一代遭逢战乱，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多少人家破人亡，而我与雅英能够平安顺利地将孩子抚养成人：华儿在工程界服务、铮儿在加州州政府任事、馨儿从事教育、庆儿在学术界发展，皆是上天赐福、祖上庇佑、贵人扶助。我们虽然仅有绵薄之资，亦应回馈社会，多行慈善之事，感恩图报。

　　为此，我捐助“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成为永久认养人。母亲逝后，我在台北县智光商职设立“姚纯修先生黄锡珍女士纪念奖助学金”，奖助清寒学生。2007年，我返乡至徐公公、婆婆墓园祭拜，感念他们当年资助我十元学费。2010年，我拨专款在母校海门中学设立清寒奖学金纪念他们，奖助中学清寒学子，发扬他们的慈善精神，化小爱为大爱。

　　回想这一生，我充满感谢，没有遗憾。

　　——口述于2010年12月，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