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徒簿

　　彼时，自新店溪河滨吹来的野风仍有淡淡的青草味。蟾蜍山酣卧于这所大学西侧，长年打着绿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将尽，天空仍然湛蓝闪亮，任何一个刚脱掉高中制服的十八岁青年站在椰林大道中央，举目环顾尚未被台电大楼、新总图切割的宽阔天地，即使生性羞怯，也忍不住要追随野风呐喊一回。呐喊后，梦想着床，年轻生命镀上第一层金身。

　　上完哲学系的课，我在数棵高大琉球松护守的六号馆看到“第一届台大文学奖”征文海报，心脏怦怦鼓动，回宿舍偷偷写了一篇散文参赛，之后每天编一个理由劝自己提前接受“必败”的事实。

　　竟然，在第一名从缺的情况下得了第二名。散文组评审之一是中文系柯庆明老师，另一位是外文系老师。颁奖那一天，我去活动中心领奖。一位五十多岁、穿着端庄优雅且颇有活力的外文系女老师颁一张薄薄的奖状给我们这些“随便穿”、很害羞的得奖者。掌声应该是有的，红幔金字、音乐、鲜花、观众、大家长莅临致词、镁光灯，好像没有。末了，这位唯一很正式看待这件事的老师说了一句让我永志不忘的话，她说，对我们这些得奖者而言，今天的颁奖典礼显得“不够荣华富贵”。

　　那张薄薄的奖状发挥了作用，它帮我在成绩不理想的窘况下转到梦寐以求的中文系；接着，那句“不够荣华富贵”的话也发挥魔力，我又偷偷去参加台湾“第一届学生文学奖”拿下散文首奖，这次的颁奖典礼“荣华富贵”多了。

　　如果我继续读研究所，一定要进她的教室上“高级英文”，当然就是登记有案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我自去野外丛林求生赴死，路绕来绕去总没碰上她。然而，想必另有一本看不见的“师徒簿”早就做了记号等着点名——于今知道，簿上的第一笔，应是她任职编译馆时冒着坐牢危险改革国文教科书，于1973年印出全新版本给当年的初一新生读，而我这个穷乡下孩子正好是新版第一代，捧读这本清新可喜的国文课本被启蒙了。二十七年前，我又从她手上得到生平第一张文学奖状，吃下一颗定心丸从此踏上圆梦之路。二十七年后，那本蒙着尘埃的“师徒簿”被不知名的力量打开，换我绕到她面前，看到白发皤皤的她怀抱着一个未圆的梦正在山村孤灯下奋战。

　　她是齐邦媛老师。

　　2.攀悬崖的人

　　2006年初，李惠绵教授家的春宴之后，一大沓口述录音整理稿及齐老师重写的首章初稿寄到我手上，连续数日看得我心惊胆跳。其一，完全颠覆齐老师在我心中“学者与评论家”的单一印象，我窥见有一个庞大复杂的故事在她心里锁得太久，此时开了锁。其二，我意识到以她一向秉持的高标规格，绝不肯让这些故事以凌乱的口述记录方式面世，从重写的首章可看出，她采用足以做历史大叙述的高难度架构，如此下手，只有开疆辟地、成就霸业一途，不能偏安于小局面了。其三，我希望忽略但不能回避，此时齐老师已跨过八十门槛且多次进出医院。这好比是孤高峰顶摘一株还魂草、悬崖上筑一个青春梦的举动，一个太沉重的故事，落在一副太弱的身体，在天色太暗的时候。可我也看出，每一个被端正地写下的字无不贯串她的钢铁意志，每一页整齐的文稿无不展现威盛的军容，“老帅”宣战了，执戟刺向时间，欲展开一场置死生于度外的文学逆袭。

　　就体力而言，犹如折过腿的银发选手第一次攀岩就是挑战刀削悬崖，做学生的我们——单德兴老师、惠绵与我，怎能不站在崖下当她的专属啦啦队。月黑风高，天地皆冷眼旁观，老选手上路了。啦啦队有点担心，朝上喊：“老师，您爬到哪里了？”空谷送来虚弱的回音：“爬到第二章在逃难了，心脏痛得睡不着，写到天亮，前胸贴后背的累，我父母都是心脏突然……”啦啦队惊慌地说：“老师，您不要吓我们，别写了别写了快去休息！”屈指一算，至少还有十多章要爬，怎么爬？啦啦队觉得这样“压榨老师”会下地狱，提议：“老师，您干脆下来算了！别爬了！”没声音，好长时间没吭声，忽然踢下一撮沙，有动静了，夹着一阵剧烈咳嗽传来雀跃的语句：“太快乐了，我开始爬第四章了……”

　　有一章一写就超过半年，底下的啦啦队把虱子都捉完了苍蝇也打光了，不得不催她：“老师，您的‘进度’到哪里？说好这章写完要喝春酒，都成秋酒了！”抖来一串理由：最近来参观的人较多，儿子来了要“育儿”，旧居有些事要理，牙痛看几趟医生，心脏不大行……“我现在的样子就像屈原投江前呐！”声音有点沮丧。换啦啦队沉默了，半晌，说：“老师，您还是别投，投了也会被捞起来。”立刻传来一阵呵呵呵笑声，自我解嘲道：“是啊，捞起来晒干了，还得去干活！”

　　当年阳光灿亮，齐邦媛老师、李惠绵、简媜行走中，单德兴老师摄于台大舟山路。

　　作为第一手读者，我们完整地见识齐老师的超人意志与钢铁精神，兼以学者之严谨态度。原近二十万字的口述整理稿几乎全被推翻，大纲至少大修三次，书名想了近百个——每次电话里讲得火热油烫的书名，没多久就丢到阴沟里去。每一章动用的文献、资料、专书，甚至信件往返、访谈求证，不可计数。因此，打字稿上标记三修四修至七八修，已是常态。这般呕心沥血写书的人已经不多了，盛年壮躯有助理伺候的人都做不到，齐老师一个人做到了。四年伏案，二十五万字长征，老选手终于爬上悬崖，完成“生命之书”。

　　3.巨流惊涛

　　对我这种土生土长于亚热带多雨农村的台湾子弟而言，冰天雪地“东北”像遥远的星球。即使仍会背诵课本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即使小学教唱的《长城谣》仍琅琅上口，即使“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曾是历史必考题，我这一代学生对东北的印象仍是白茫茫一片。乌拉草不是我们稻田边的草，长城外面不是我们天黑了要回去的家；从没听过家乡在长城外的人以浑厚嗓音唱“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的遭遇，没人告诉我们冰天雪地上实实在在活着怎样的一群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怀哪一种恨、流哪一种眼泪？没有故事，哪来感动？没有感动，不可能唤起理解与同情。

　　迟来的《巨流河》，弥补了这个缺口。

　　齐老师笔锋如刀，指挥两翼进军，一翼自父亲齐世英留学德国回来，参与1925年郭松龄反张作霖之兵变行动写起。郭军与奉军于“巨流河”决战，此关键一役，郭军功败垂成，郭松龄被枪决曝尸，二十七岁热血青年齐世英南奔，加入国民党建设国家行列，肩负东北党务、地下抗日重任，身系内外决策，历抗日鏖战之艰险、国共内战东北沦陷之悲愤、“国府”迁台之耻痛，直至被开除党籍，终于埋骨台湾。

　　此翼借齐世英经历串联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之气概与尊严——多少孩子看到爸爸的头被挂在城门上。他们一生没有个人恩怨，只有不共戴天的国仇。历史派给他们的任务是，流血至死的一代，也是漂流而亡的一代。

　　另一翼以己身为轴心，自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随逃难队伍迁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结婚，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看似一条柔软的女性人生线，却也挂满同代人共同经验的炮弹碎片与长夜歌哭。长于战争的一代，经战火锤炼而具备钢筋铁骨，受毕大学教育拥有高度智识，这批已被训练完成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与上一代怀抱流离之苦不同，他们的脚一踏上台湾土地，就能埋头苦干，乐观工作。是以，此翼大叙述里最动人之处不在于私情部分，而是保留同代人参与五十年代起建设台湾的弯腰身影——摸索做铁路电气化的，在榻榻米房间孵小鸡的。广义地说，从“巨流河”来的年轻一代，他们的事业在台湾，历史交到他们手上的任务是，流汗耕耘的一代，也是扎根重生的一代。

　　双翼书写，汇聚“巨流河”两代、横跨中国从大陆到台湾近百年的奋斗史。恢宏巨构，以现代史为骨干，铺设可歌可泣的故事，叙述中夹藏议论。前半部是国破家亡的战争悲歌，后半部为来台后的垦拓脚印，既保留上一代慷慨就义的骨气，且记录这一代敬业献身的面貌。上一代渡不过一条“巨流河”，这一代却渡过了瀚海。漂流有起点，漂流也有终点，那终点就是扎根之始。两代命运不同，书中人物皆沾不上“荣华富贵”的边，却个个活得漂亮、清白、高贵，近乎神格。

　　齐老师的家乡辽宁省铁岭附近盛产石材，坚硬如铁。童年常在祖坟边采野地遍生的芍药花，晶莹瑰丽，视之为故乡花。铁石般的坚硬冷光，芍药似的柔情暖泪，也共构成为本书独特的风格。这或许是女性写史异于男性之处，在沉重的历史辙痕之外，更多赚人热泪的深情篇章，如此纯粹，何等圣洁，捧之不禁以泪句读、低回不已。那些人，你若为他们的命运流过泪，就不能说不认识；那些事，你若为他们的遭遇叹息过，也不能说不知道。

　　百年故事，以河为名。这部澎湃巨著对我这样的读者而言是一次很重要的弥补与“链结”——一代一环相扣，故能完整。

　　地理上的“巨流河”位于何处我仍然不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巨流河”来的前辈们，把他们一生的故事，全部留给台湾。

　　（原刊登于2009年7月4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