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记得，没有一件事情会真正地过去。

　　——三毛《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宿舍的集体生活也并不愉快。初入大学城，听说宿舍是男女混住、每人一间时，三毛还是很高兴的。没有室友也没有管理员，似乎是独立自由的，自己为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负责。

　　三毛的房间在整条走廊的倒数第二间。她入住后不久，一个冷冰冰的金发冰岛女孩便搬了进来。这个女孩对三毛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却对男同学格外亲热，可三毛并不在意，毕竟她正苦读德文，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有心思关注这位室友了。

　　起初，冰岛女孩经常外出，夜里很晚才回来，基本上没有打扰到三毛。可是两三个月之后，女孩的男性朋友们总是在隔壁房间喝着啤酒狂欢，放着嘈杂的音乐，兴奋的尖叫声时不时响起，严重干扰了三毛的夜读。

　　一天夜里，在与三毛共通的阳台上，冰岛女孩与朋友裸奔，三毛终于忍无可忍，敲响了隔壁的房门。被允许进入后，三毛面对着**的三男两女，要求他们放低音量，却被推出门外。

　　三毛知道，与内心忠厚的西班牙人不同，这些人并不听劝。于是，三毛破天荒地旷了课，去寻求学生顾问的帮助。这位中年律师提出，并没有其他人投诉冰岛女孩，拒绝了三毛的请求。

　　既然需要证据，三毛很快准备好了录音带，要求学生顾问解决问题。一个星期之后，这个不安分的室友搬走了，三毛的生活又恢复了从前的宁静。

　　三毛身在他乡，孤立无援。虽然也有“中国同学会”，但因为三毛并不是从中国直接到德国求学，而是从西班牙辗转过来的，并且她当时交往的男朋友约根又是德国人，也没有时间参加集体活动，所以极少来往。

　　加之国人不但不能给她安慰，反而在背后议论她很不“中国”。他们谈论她来自西班牙，穿着漂亮的裙子，与隔壁同学争执，有个德国的男朋友。三毛忍了又忍，对待自己的同胞，她总能克制住暴躁的脾气，却在心里暗暗不忿。

　　三毛这位德国男朋友约根，也未能给三毛更多温暖。德国人骨子里的严谨认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求学时代，约根便以成为外交家为目标，日日苦读，撰写论文，最后的确实现了理想。

　　他绝对不肯将时间花在风花雪月上，睡觉时都要在枕头下放上录音机，播放白天读过的书，争取在梦中温习一遍。与三毛约会时一同念书，不可以讲闲话，更不可以说笑。而且，即便是这样的约会，也不是每天都有。虽然都住在宿舍村，但是只有当德国男友将台灯移到窗口，发出约会暗号的时候，三毛才被允许进入他的房间。

　　在那些向窗外张望的日子里，三毛坚守的是爱情吗？那可能并不是爱情，而是陪伴。

　　约根希望拥有的是配得上他未来外交家身份的妻子，当他看到三毛的听写成绩后十分不满，责备三毛一番后，还埋怨道：“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1)

　　三毛当然不会再忍耐，难道就那么稀罕做你的夫人吗？道不同，分道扬镳也罢。三毛奔过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湿到了膝盖的长裤和浸透雪水的鞋子放在暖气上烘烤。

　　三毛拿起笔，想给家里写封信，诉说这场不如意的考试以及对前途的困惑，可是写到中途又茫然地停下，不知道如何写下去。窗外猫头鹰仍在怪叫，让她连窗帘都不能拉开。静谧的夜里，三毛做完功课，准备睡觉之前，拿起那些绑鞋子的橡皮筋准备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再用，突然悲从中来，伏在床沿哭出了声音。

　　那是1969年的12月2日，她很清楚地记得。

　　她开始思索：这条路，终究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布满荆棘，还是覆盖白雪。自己在追求什么呢？在这样难以言说的艰辛中，自己执着寻求的、努力追赶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德国男友身上，自己是得到了爱，还是安全感？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是拥有了希望，还是理想？

　　三毛开始产生疑惑：自己怎么会放弃家中的温暖舒适，来到这个冷漠的国家受罪？现在的痛苦，较之小学、中学时代在学校遭受的屈辱，哪一个更让自己难堪？

　　哭得太累，冷得太甚，伏案太久，让三毛得了备受折磨的神经痛，但生活和爱情仍然未能给她一个答案。

　　第二天，三毛起床迟了，抓起书本就跑向公交车站。路上只觉鞋子一开一合，原来是忘了扎橡皮筋。神经痛更是作怪，导致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瘸一拐。

　　一定已经错过了第一节课。但站在路边的三毛，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些痛苦究竟所为何来。然而，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绝不是办法。三毛骨子里的悲观早就压抑不住，她想着“死好了，死好了”，然后就那么决然地奔向柏林墙。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被一分为二，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则被美、英、法三国占领，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柏林也因此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1961年，苏占区（即民主德国）修建了柏林墙，阻止东德居民向西流动。

　　三毛在西柏林求学，要办理过境手续才能去东柏林，这样一来就要接受毫无人道的排查。原本计划好的圣诞假期旅行，被提前实行。与同宿舍的男生约定好，为了省一张机票钱，在边境上要排很久的队，而三毛的身份是中国人，当时用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很难被认可，一开始就会卡在签证问题上。

　　然而，三毛忙于学业，哪里有时间去解决过境签证的问题呢？巧的是，她这时被病痛和压力折磨得神志恍惚，索性决定择日不如撞日，就此在树丛雪地里埋下书本，带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美金和旅行证件，到了东柏林的关卡车站，去办理过境的签证。

　　在这里，如果西柏林的居民提出当日往返的申请，还是可以通过的。然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被允许到西柏林这边来。排了许久的队，旅行证件和申请表格被东德的文职军官收上去，等待问询。三毛如坐针毡——一方面是坐骨神经实在痛得厉害，一方面是总觉得有人透过办公室的窗子观察自己，如芒刺在背。

　　三毛十点多从宿舍出门，等到了一点多才被广播叫到名字。台湾旅行证件果然不被承认，三毛拒绝了问询军官提出的参加旅游团的建议——她没有那么多钱。三毛在车站随便走来走去，以观察人们脸孔透出来的故事为乐。不去就不去了，反正是逃学，死都是无所谓的，去不去东柏林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在这时候，三毛感受到的被观察的那股感觉越发强烈起来。她转过身，看到了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那样帅气逼人的青年军官。

　　这人长着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他帮助三毛拿到了临时通行证，送她过了关卡。在东柏林凄凉萧瑟的街头，他夸赞三毛的美，告诉她，再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面的。三毛没空想太多，过了那道防线后，来到东德的外交部。那本来自台湾的旅行证件，仍被当作新奇物件传看。

　　三毛拿到签证后，顺便看了展出的越南战争的照片。猎杀者炫耀着他们的战利品，令身在异乡的三毛顿生“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看不得饭店里茶房卑微祈求的笑容，三毛大方地支付了十美金，可心里仍旧憋闷，书店里齐白石的复制品吸引她驻足欣赏，可复制的终究不能带来水墨的美感。乡愁此时满溢出来，让本就昏沉的天空更加幽暗。

　　返程出关时，检查格外严格。也不知经过怎样的流程，原本以为永不再见的那位青年军官出现了，他接上三毛，送她回到车站。三毛不肯上车，不愿告别。谁都没有说话，黑夜已经淹没两个人的面孔。只有那双眼睛，似口深井，恍若恒星。风吹过来，带走温暖的体温，撩动纷乱的长发，最后一班车，既然已经觉得生命无望，那么……走吧，一起走吧！

　　三毛疯狂地叫起来：“你跟我走……”如同夜奔的红拂拉住将军的袖袍，仿佛绝望的祝英台扑向梁山伯的石碑。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三毛是西柏林的留学生，他是东德的军官，两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一起远走高飞。

　　是灵魂在震颤着共鸣，还是那陌生人给予的温暖太过诱人？三毛与生俱来的冷静与感性，交织成冰火，让她终于病倒。被送进医院之后，心如死灰的三毛并没有得到男友约根的探望。如果说爱情是两个不完整的灵魂的结合，那么三毛缺少的一半，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位未来的外交官先生。

　　凄冷的病房里，三毛木然听着枯树枝头乌鸦的聒噪，心里默念着不为人知的名字，被人问到是不是去过东柏林，那时的她可曾流下冰凉的泪水？

　　(1)引自《倾城》，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