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面站在车内向他们挥手，一面大叫着我无法确定的诺言，就好似这样保证着他们，也再度保住了自己的幸福一般，而幸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永远等待不到的青鸟一样。

　　——三毛《去年的冬天》

　　女孩子们以“春天来了”为由，将断过腿的安东尼放飞出去，惹得三毛哭了一场，又因为安东尼杳无音信，渐渐被遗忘。

　　一场冰雹过去，三毛在废园里的玫瑰棚下看到了安东尼的尸体，再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空气中充满玫瑰的芬芳，阳光下是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三毛的那个伙伴——异域的第一个贴心伴侣，安东尼再也回不来了。

　　在西班牙读书时，三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人萍水相逢，一起喝酒、品尝咖啡、跳舞、高歌，却很少能够走进她的心里。他们仅仅是过客罢了，尚不如小鸟安东尼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在马德里，三毛不太安分。她总是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学校生活，尽管她读书非常刻苦，但只要有空，她总要出去走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旅费不足时，她便吃着最便宜的白面包，喝着自来水，只要心情愉悦，口腹享受完全可以抛之脑后。

　　马德里的旧货市场是三毛经常游逛的地方，那里总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她，能得到“拾破烂”的幸福，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城市古老而鲜明的艺术气息。

　　来到西班牙不久，三毛便迎来了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

　　她在朋友家第一次见到了荷西。这个男孩子热情活泼，彼时刚刚十八岁，在读高中。荷西的父亲以撒拥有一大片橄榄树林，家境称得上富裕。荷西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上面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哥哥夏米叶是个钟爱艺术的人，妹妹伊丝帖真诚善良，都是三毛的好朋友。

　　荷西的功课并不好，而且家里对子女的学业供给其实非常吝啬，连买个练习本都要看父亲的脸色。当时的荷西还没有蓄起胡子，是个朝气蓬勃的英俊男孩，三毛也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也该是一种满足了”。可是他们的年龄毕竟悬殊——三毛出生于1943年，而荷西出生于1951年。

　　荷西带着十四块西币前来，尽管只能在附近影院一起看场电影，也很让人满足；旧货市场里“拾荒”的感觉，从沙里淘金的惊喜中收获快乐；踢球、打雪仗的简单游戏，也能在精疲力竭的同时得到愉悦……

　　尽管三毛只把荷西当弟弟来看，可是少年荷西并不这样认为——很小的时候他就许愿要娶个温柔的日本新娘，黑头发、黑眼睛、可爱、真诚的三毛虽然不是日本人，但完全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他开始频繁逃学，捏着自己的帽子，在宿舍楼下紧张地等待这个东方女孩。同学们总是嘲笑三毛的“表弟”又来找她，这让她意识到，可能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

　　荷西爱上了三毛。

　　这个东方女孩那么神秘、美丽，仿佛有一种魔力。他对三毛说：你就是我理想爱情的样子！有一间小公寓，他工作养家，下班回来，推开门就能见到笑着为他洗手做羹汤的妻子。他请求三毛等一等，六年，只需要六年，他上大学、服兵役，然后就来娶她。

　　三毛想，相差太多了，不行，必须让这个男孩子赶紧死心。

　　她对荷西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回去吧。”

　　在雪夜里，荷西仓皇失落的背影，几乎让三毛软下心来唤回他。但是这份感情太荒谬了，三毛并不觉得荷西是适合自己的人。他还只是个孩子！

　　为了更彻底地拒绝荷西的追求，三毛很快交了一些其他朋友，其中有一个家境优渥的日本同学。这位同学家里经营着马德里最豪华的日本餐馆，以金钱为资本，向三毛发起热烈的攻势。三毛是庄重的女孩子，只敢收下巧克力糖和鲜花——所以宿舍里每天都会摆放着这位日本同学送来的花。

　　两人以日语沟通，日本同学很有耐性，对三毛非常疼爱。但是鲜花和糖果不是白送的，不久，他买了一辆新车作为订婚礼物，向三毛求婚。

　　三毛身边的人都劝她嫁给他，可三毛十分心虚，紧张到流下眼泪：哪里想到收了礼物就要嫁人呢？

　　日本同学也哭了起来：“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

　　三毛慌了，然后又收了德国同学约根送的花。他们一起走在街上，遇到了荷西，荷西苦涩地笑着，故作大方地与情敌握手，亲吻三毛的面颊，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告别。日本同学更是伤心，甚至要自杀。三毛躲起来不肯见面，他就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痴痴地望着窗户，三毛躲在窗帘后面，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对不起”。

　　其实，这谈不上辜负。三毛很深情，这份深情足以让她看上去不那么凉薄。但并不是每一份爱意，她都能给予回应，或许在相处的瞬间有心动的感觉，但那绝没有走到婚姻的一步。在一段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三毛没有得到更多的指引，有爱也未能令她得到踏实的满足。她还是要走的，要不断地飞行，不停地离开。

　　为了筹措旅行和读书的费用，三毛在马略卡岛——肖邦和乔治·桑度过蜜月期的那个地方，做了三个月的导游，赚了些钱，体会到了这里的浪漫。

　　三毛拿着用工作酬劳买的机票去了德国。在这里，她被批准提前住进坐落在邻湖的小树林中、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组成的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

　　这次前往德国求学的机会，三毛是凭借马德里大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到的，目标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系。

　　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语言再次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学校要求她尽快进入歌德学院读语言，一年内如果能够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就可以进入自由大学。

　　那段日子里，三毛“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她眼中的德国，不过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歌德学院的学费昂贵，课程安排也非常紧，每天除了保证上课的五六个小时外，还有大量的功课和背诵内容。三毛每天要花费至少十六个小时努力学习，极为艰辛。

　　为了早一点对父母辛苦的供读有个交代，加之本就好强、不肯服输的个性，三毛在课业上从不懈怠，凡有考核，必求满分。三个月过去，曾经连“早安”都不会说的她，最终拿到了“最优生”的成绩单。

　　邮寄了成绩单之后，三毛激动得流下热泪，那咸涩的泪水里，除了满满的成就感，还饱含着每日以饼干、黑面包泡汤度日的辛酸。

　　三毛变得懂事，这与她年少时的叛逆并不矛盾。或许敏感的孩子总是容易激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心疼父亲为养活一家人付出的辛苦。独在异乡，除了凄苦孤单的悲凉心情，还有经济拮据的压力。

　　三毛说：“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吃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所以她加倍努力，将物质上的欲望降到最低标准，希望早早达成学业目标。

　　很快通过初级课程的三毛，因为过度透支和努力，被老师心疼地劝说休息一阵再继续学习。但三毛怎么肯呢？生活费只有这些，如果停下来不读书，也要开销，所以她咬着牙，坚持继续攻读中级班。

　　随着课程的升级，难度也越来越大。即便有着擅长的德文配音科目，这也并没有减轻三毛的压力，听写时一千多字的报纸文字错了四十四个，这样的成绩令她号啕大哭，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物质上的匮乏，也让三毛过着窘迫的生活。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修补鞋子。时值冬日，三毛的鞋子穿脱了鞋底，还有一个大洞，因为上学路上要踏着雪，所以穿着两双毛袜还要套上塑胶袋，因为要等公交车，鞋子外面还要再包上一层袋子，然后用同色系的橡皮筋勒紧鞋底、鞋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滑。

　　进了大学城，遇到同学之前，爱面子的三毛便需要取下外面的塑胶袋。这样一来，走在路上，别人便看不出这是一双坏掉的鞋子。可破洞总是要渗进雪水的，进了教室，三毛便急急忙忙在暖气旁边坐下烤脚，但终究不可避免地生了冻疮。

　　同学们不知道她的苦楚，只当她爱美，零下十几摄氏度还不肯穿暖和的靴子。她们哪里知道因为鞋码太大，三毛在柏林根本买不到合脚的鞋子，定做又是一笔负担不起的费用，也不愿向父母讨要这笔钱，只好这样将就着，期盼着寒冬早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