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起用，拖沓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2000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箭，长大后或驰骋或攀缘，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折服，此事又属可遇不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倚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涵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队，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骠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期。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辛弃疾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二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着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借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蒋介石决意在徐蚌决战的心理背景。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体制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他们狗熊所见略同，用夜行人吹口哨的虚怯，操弄着那个随行就市的影子政府。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酌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然而，僵化的制度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哽，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参谋生涯的最后作业

　　被搁置的绝境自救之策

　　徐蚌会战开打，把前线最重要的幕僚舒适存推到风口浪尖。

　　舒适存的参谋作业，在徐蚌会战的紧急关头，闪射出一丝可贵的亮光，旋即归于幻灭。大战的局势，自此不可收拾地狂泻直下了。

　　那是1948年的深秋。杜聿明抱病勉做刘峙副手，他迈着蹒跚的步履，爬上南京某饭店三楼的房间，力邀舒适存出任第二兵团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义不容辞，遂与同飞徐州。

　　此时的形势是，解放军华野、中野围困徐州，并扼制黄维兵团于南平集附近。而杜聿明所辖三个最能打的部队，即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则固守徐州，11月底，向永城方面旋回，争取外翼，试图与黄维会师。

　　11月的最后一天，杜氏集团分两路乘夜色突出永城重围。两天后，邱清泉到达孟集，旋被包围，孙元良兵团到达洪河集，李弥兵团到达袁圩。杜聿明命令邱兵团向南攻击、李兵团向东南攻击、孙元良兵团向西北警戒前进。邱、李两兵团竟日猛攻，收效甚微，盖以解放军利用星罗棋布的村落地带，作纵深配置，顽强抵抗。不得已，指挥部进至陈官庄。12月3日，国军空军及地面战车运用到最大限度，伤亡很大。是夜杜氏决采三面掩护、一面攻击的战法，而解放军四面合围犹如铁桶，难以撕破。曾经纵横驰骋、锐不可当的邱兵团，以全力向南攻击，每天仅进展数里，甚或不进反退，于是战况胶着，维持原有阵地，已极费力，要想突破，已属妄想。

　　这个时候，作为前线总幕僚、战略智囊的舒适存，他的重要意义显现出来了。

　　“我乃向杜氏建议，长此僵持，兵员日益消耗，粮弹不继，终非善策，应乘围困未固，粮弹未尽，天气未变，速作辐射式的突围，杜氏首肯。于十二月五日晨，杜氏召集各兵团司令官会商作战方策，决议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就地突围，各自相机行动，分向信阳、潢川间集合，再作后图，并决定于是日夜间，依杜氏电话开始行动，议甫定，忽报孙兵团正面被突破，孙遂先行离去，杜、邱两人召集各军长研究实施突围之技术问题。此时邱氏意忽中变，反对突围，力主拼战到底，以死殉国，杜氏决心动摇，竟罢突围之议，苦撑至一月九日，全军覆灭，邱氏实践殉国之言，壮烈自杀。余曾挽以联云：雪夜困重围，不用吾谋，公有决心拼一死；云天怀旧雨，更伤国事，我余热泪洒千行。”（《如此一生》，《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38、139号，1973年出版）

　　三天后的12月8日，他被派从包围圈乘战机起飞，往南京请示机宜。次日即偕同空军指挥官飞临陈官庄，决定空投粮弹。随后的十几天中，天气骤变，大雪纷飞，阴霾蔽天，无法空投，官兵饥疲已极，民间粮食，无可搜刮，军中马匹，宰食已尽，解放军重兵全线收缩包围圈，伤亡惨重，粮弹俱尽，杜氏自杀被阻，邱清泉阵亡成仁，所谓徐蚌会战，遂告终了。

　　舒适存做了一辈子的幕僚，是一个实战经验极为丰富的军中高级智囊。他以极为深邃的战略眼光、极为周密稳健的考量成就了许多战役的胜利。他的生涯连贯旧式军队和转型后的现代部队，人生经历坎坷，饱受战火熏陶。他的战策，往往以周密、妥帖、有效而著称。徐蚌大战，最后关头的幕僚作业，充溢风雪凄紧的心头滋味。然而，不得不发“吾谋不用”之叹，战局是如此地不可逆转，其悲凉苦涩可想而知。

　　舒适存小时候

　　舒适存是湖南平江人，生于耕读之家。其父好读书，以幕游遍国中。他8岁入塾受书，地方上有名的几位老师，先后教授他国文。10岁前，已读完毛诗和四书，其中名篇并能背诵，19岁受聘任梧桐山下观音堂初级小学教员一年，弱冠之年，结束农村生活，投笔从军。

　　关于孩提时代，他的回忆充满怅惘的怀念：“童年生活，最堪回忆。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无所谓洋货，民风淳朴而自由，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簿，买田架屋，娶妻生子，出外旅行，无须申报，儿童没有恶性补习，也没有升学竞争。”

　　少年时，曾借同乡好友家中的《孙子十家注》手抄一遍，爱不忍释，读唐诗尤喜边塞诗篇。

　　此时袁世凯死去不久，国内军阀横行，他到长沙后，进入赵恒惕部队当兵。因为蔡松坡与黄克强同时逝世，被派参加国葬蔡松坡先生的仪仗，他记得灵官渡的牌楼联语是：“四海同悲，伯仲勋名怀击楫；万方多难，苍茫风雨泣同舟”深深打动其心灵。

　　此时湘军和北洋系的北方部队混战。在湘北拉开阵势，忽传敌人的包围来了，大家一齐跑下山来，到底有无敌人，只有天晓得，队伍乱糟糟地在山径里徘徊，有的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休息，有一位姓李的排长，他竟毫不知耻地从一个稻草堆里爬出来，他以为这样就叫打仗，未免太可笑了……当时各部队打来打去，他觉出很多儿戏般的可笑之处，工兵配备、工事情形、情报搜集、部队联络统统都很幼稚到可笑的地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他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在安徽、江苏追歼孙传芳部，取得上佳成绩。旋因津浦战况逆转，奉命南撤，由浦口渡江。龙潭之役，他担任釆石矶、马鞍山一带江防，以上各役，均顺利达成任务。

　　四十四军一度解散，他回平江暂住，看到兵燹之余的湖南农村，一片混乱死寂的萧条惨状。辗转乱局中，他曾两次面临被地方武装杀头的危险，辗转入赣，他想父仇未报，徒死无益，只得隐忍苟活，所幸皆能化险为夷。1932年，他被派车送至南昌行营，蒋介石特别召见，温语慰勉，奉派为南昌行营少将参议，从此开始幕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