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识大体顾大局，平日训勉僚属部曲，深忌军人干政，在其所著《建设现代国防应有之认识》一文中曾谓：“参谋总长纯为军事长官，在民主政治时代，彼固不可在政治上提出主张，更不可参预任何政治活动，而严格保持其军人身份，是乃应有之纪律与风度也。”又谓：“民主政治，政党斗争，时行纷乱，国防军纪避免干涉，以却怨尤。其有扰乱公安者，厥惟由团警任之。”故处理昆明学潮，邱先生虽系参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策划作业，但在其思想上是矛盾的，感情上是痛苦的。

　　较之民国前期的老参谋，他们当时运不济，灰心感、无力感降临，往往借助信奉怪力乱神，到了邱清泉这一代新军人，则除了清醒的头脑、卓越的胆识，尚有对民主精神的信奉，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留学的教育背景毕竟不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其人品及行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响。他的参谋生涯不长，以后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他牢骚式的对国防部参谋部的怀疑，乃是参谋生涯的延伸，正像恋爱中的嫉妒和怀疑一样，往往百发百中，他眼中的鬼影憧憧，亦丝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处理昆明学潮事件，和旧军阀的颟顸做法确有不同，冷静、理性，且和教授里的头面人物直接对话，而能大体稳盘，这在板**紊乱的局势中确需头脑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来自于他做幕僚时节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1944年在反攻龙陵之前，第五军驻于昆明郊外之北校场。为了回应大学教授的质询，他与西南联大众教授举行座谈会。闻一多、李公朴、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参加。

　　当时西南联大民主思潮喷涌，言论尺度激烈。而国民党省党部形同虚设，对联大师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对垒，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军书傍午，但他还是动了主动了解沟通的念头，乃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当时基层中小县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不要说大学毕业生是绝无仅有，就是高中毕业的人也很少。他们智识程度这样幼稚，要让他们督促县长，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擘画地方行政建设，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们惹起的纠纷，也往往是鸡毛蒜皮低层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祸就变成大祸。所以像邱先生这样的高阶将领，还要在戎马倥偬的关头，拿出国学西学的底子，来和社会的一部分人交锋，也真令人感慨不尽的了。

　　1944年10月某日，座谈会在昆明北校场举行，军方除邱清泉、吴思珩，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其间，杨西孟以经济学家身份谈财经问题，而以闻一多的质询最具力度。闻一多说，衡阳究竟可否守住？不能守，怎么办？日本将向何处延伸攻击？最后打到哪里？指名要邱清泉回答。邱说，这个问题涉及军事的机密性，但也不是不能回答，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观察。所以，他坦率答复道：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207师方先觉（此时是第十军军长，几个月后他才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寇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于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参见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载《口述历史》总第8期）。当时邱先生就军事观点逐项予以分析，事后情况发展，可知其料事如神，日寇自攻陷衡阳后，确实经广西一直打到独山。此不仅说明邱先生在军事上造诣之深，更可知其谋国之诚。

　　邱氏的这个回答，可以说用心良苦而目光如炬。其判断竟和稍后三四个月所发生的战事完全吻合。此不仅有他作为名将所储蓄的经验，也跟他参谋生涯打下的良好底子有关。

　　但这一下，闻一多就发怒了。他说：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眼下之一，一切必须推倒重来，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气氛像要爆炸一般，空气凝固，诸人皆恐慌以视。邱清泉始终保持冷静，并未愠怒。

　　军人不应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青年团均畏缩裹足不前，邱清泉也只有自己奋力前驱。而他敢于和名教授当面对质而不怯场，根底在于他的学养底子。以25岁以前的国学根基而言，就算是和闻一多等人相较，也大抵持平，相去不远。只是后来为民前锋，更多的时间必须冲锋陷阵，或用于进修兵学。

　　其后，学潮爆发了，省党部的人眼睁睁看着，毫无还手的余地，直是望风披靡。这时，云南省府改组后，杜聿明即调东北，关麟征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坐了一部1945年最新吉普去西南联大慰问，未几他的新车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克制，才没惹大祸。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照理，部队政工人员都脱不了干系，但关麟征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蒋介石一切由他负责，遂于1945年12月9日将关麟征停职，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6年4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于负责。

　　当然，李、闻之死，虽然第五军政治部对他们密切关注，但仅限于关注，以邱清泉的修养，他根本没有出此手段的可能，因为这以他的头脑足以应付，尚不至于以铁血手段对付。关于此事，吴思珩有条理清楚的辩证，可供参考：

　　“1946年1月13日第5师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3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二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7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征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5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征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5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200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7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3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

　　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闻一多确实是1946年7月15日遇刺，而非当年元旦。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抗战胜利伊始，中枢改组云南省政府，邱先生奉命策划执行，机智过人，兵不血刃，而将掌握云南政权18年，表面服从中央，实际上拥兵自重的龙云解职，一夜之间，不动声色，即将龙云部队武装解除，五日之内，龙云政权交出，顺利达成使命。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

　　蒋纬国的幕僚观

　　从变更政工制度，到锐眼识人、心胸的拓展，再到山地战术，可以说是纬国幕僚观念的初步养成。而装甲兵的是与非，以及战车的速度和编制运用，则是他强调幕僚的专业化的落点。

　　蒋纬国对部队的政工制度甚为消极，或曰比较轻视，并非那些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是他们的工作草率。他们往往只对层峰表现一种忠诚，其余不在其视线之内。运行起来，徒有其名，不起作用。因为整体的构架有问题，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新的位置，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架构打开舞弊的大门，这对战斗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不过纬国认为政工如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错，他称之为战地政务，目的就是使军事能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譬如说，部队进攻时，政务人员到达目的地后留下1/3，部队再前进，第二拨跟随，那么第一拨就留在原地，就变成了后方。同样第二拨到达目的地，也留下1/3待命，部队再前进，第三拨又跟进，于是第二拨又变成了后方。那么最早的第一拨呢，就可以还给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滚动。

　　抗战后期，蒋纬国有一条情报线。当时他是装甲兵司令部代表，负责远征军从印度、缅甸退回的车辆、伤兵收容在上海，并负责车辆翻修。此前，陇海铁路沿线的洪帮弟兄，他们都很尊敬蒋纬国，纬国作为可靠的中转，把汤恩伯的战地情报送到西安交给胡宗南。装甲兵投入战斗时，包括通信、炮弹、油料、战车、皮带、引擎等，他都事无巨细，予以指点，交给汤恩伯部队使用。战车第一团里面有个排长，他是一个标准的好干部，在淞沪作战时，他就要去暗杀汤恩伯，他的战车有一门炮、三顶机枪，其中高射机枪也可以平射。他带着部队预备往里冲，纬国派两个兵把他抱住。这人武功底子好，寻常人难以钳制。其实这两个兵是纬国早就派到他身边的，已经监视他三年了，直到他攻打汤恩伯总部时才把他抓住。他在临刑前问纬国，“副司令，你怎么知道我是间谍，你讲清楚，我死也瞑目。”纬国说，“你实在是一个标准的好干部。可是你好到了不尽情理的程度，我就开始怀疑，我盯了你三年，没想到你这么沉得住气。”

　　蒋纬国从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后，多方强调部队的教育课程，长期致力于创立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

　　他在国防部第三厅工作时，颇觉投置闲散。因为一些重要的战略都是上级直接掌握，他们不大用幕僚，这件事他的感触很深，他分析其中的症结，工作人员虽然是专业幕僚，但是厅长副厅长都不受重用，一般都是参谋次长掌握业务，而次长又不过是给参谋总长传令而已。这种分工体制问题多多。居高位者掉以轻心，忽略幕僚工作的性质，专业幕僚异化成待遇极高的传令官，久而久之，参谋本部的策划指挥能力就会退化。

　　蒋纬国在担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的校长时，本来蒋介石想把编排课程的事情交给一个人，不料三次教育计划，这个人都写不成文，后来改由蒋纬国和于国权来做，蒋介石看了很满意，于、蒋二人的野战修养较全面深入，两人互相补充发展成完善的方案。

　　纬国认为战略教育的目的在于展开将领的心胸和视野，有的学员只会搬弄条文，思考严重缺位，纬国就问他们，你们没学过，要从哪里学？他们说，老师教啊！纬国又问，老师从哪里学？他们答：老师的老师啊。纬国又说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怎么办呢？……甚至更早的人孙子、孙武的兵法又是从哪里学呢？总是要有第一人来开创的嘛。他用诱导法来使学员开窍，打开他们屏蔽的思路，最后他把中外大军统帅处理战事的条文拿出来对比，强调学员也有和大军统帅类似的思维，结果这些人大受鼓舞，渐增自信。

　　纬国还特别注意山地战术训练，他的山地战术观念走出了传统参谋作业的格式，深入到战术思想的灌输和运用，学员感到耳目一新。他说欧美尤其是西欧的地形都是窝形状，山脊较缓，可堪利用；而中国的山较为挺拔陡峻，无法将西方的山地套用。他既研究进攻也研究防御，以及怎样发挥强势的火力。另外他讲授战术的纵深，在步兵营的后面就是炮兵的阵地以及预备队，一旦突破敌营，即完成战术的贯穿，取得阵地后部队不能离开，要撑住突入口的两边，不让突入口合拢，以便让第二拨的部队超越进去一直抵达核心。所以他的讲授是从攻击、防御、撤退等方面教起，务使学员知其所以然，并且学会如何策划攻击与防御，尤其要使幕僚人员打消硬拼的、伤亡很大的旧有观念。

　　蒋介石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因为要培养装甲兵，须托综合之力来培养，不能单靠军事。纬国说：“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我在装甲兵里面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气度左右格局

　　在纬国内心，军队应为中华民族锐利的意志体现，应成为守护民族利益的后盾，成为卫护民族尊严的长剑。纬国的行事准则，隐然是要恢复中华武士英雄男儿的尊严与荣耀。

　　纬国曾两次挨打，两次被要求换抢，事出滑稽，带有一点惊险。

　　纬国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因为维护中国人的形象，孤身反击德国壮汉的围攻。因他的胆力、气力、毅力，这些打他的德国青年后来都和他成了朋友。但纬国在国内的几次挨打，他却以大气度克制忍受了。他有他的理由。

　　一次是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在苏州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他们携着刺刀检查乘客行李。纬国带了一个小铺盖卷，这个士兵要他自己伸手进铺盖摸索检查，纬国觉得奇怪：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如果自己摸，即使有东西，还会告诉这个兵吗？于是他就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谁知那个兵就“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纬国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那个兵把手一挥让纬国走了。纬国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此事引发纬国的思索，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他所看到的军队，与他小时候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气质已有不同，这样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加深一层。

　　另一次挨打，他已从德国回来从军奔赴抗日前线，乘火车自西安到潼关，车上极拥挤，开车后，看到一个上校自车厢那头挤过来，俄顷又从前方挤回，当其再次经过纬国座位，纬国就站起来说，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那人说找位子，纬国就站起来请他坐。谁知那人端详一下纬国，蓦然地就“啪”一巴掌打在纬国脸上，还很生气地责问，为啥刚才他过来时不让座？纬国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那人又是狠狠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啰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纬国已经站在旁边，纬国请那人坐。然后纬国走进厕所坐在马桶上。查票时节，车厢里有认识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纬国哪里去了，回答说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同时告诉他被打的上尉是蒋纬国。那人听了以后，匆匆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叩首再三道歉。这一来反而把纬国吓坏了，他挨揍时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一个上校跪在他面前，就赶快去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纬国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纬国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自己还是坐厕所里，那人坚持要他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纬国说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换枪的事件也很搞笑。

　　因胡宗南有事找他研究，纬国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上了火车，还未开动，卧铺车厢进来一位少将，纬国就站起来向他行礼。谁知那个将官就叫纬国到上铺去。纬国本来是买的下铺，即站起来把上衣一脱，挂在上铺，这样就露出他腰间的佩枪来，一支银色的白朗宁，是蒋介石送给他的。那位少将眼睛一亮，艳羡不已，连问枪从何来。纬国说老人家送的，那人又问，他也是军人吗？纬国答是。那人拿在手中摩挲不止，纬国便退下弹夹把枪给他。那人爱不释手，遂得寸进尺要求交换，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纬国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那人怡然受之，仿佛该得的一样。

　　次日到了西安，胡宗南派熊副官来接。这位少将先下车，他也认识熊副官，便恭敬地问来接谁，熊副官说来接蒋上尉，那人也没在意。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蒋纬国上尉。纬国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那人把枪还给纬国，纬国也交还他的枪，并说，这事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那人坚决不肯收，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下不了台。

　　另一次是纬国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武官换人，新任武官是酆悌少将，他是所谓“十三太保”之一，也是中枢的重要幕僚。他看到纬国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当下就心痒难熬，厚颜提出交换。而他给纬国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枪栓拉不开，完全锈死。纬国说，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纬国对这些家伙充任高级军官实在是失望，而且这个酆悌明明知道纬国的身份，竟然敢这样占其便宜，纬国就更加怀疑他的智商，这些人除了以官阶压人之外，别无他能。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表现得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做一个现代军人，那还差得太远。

　　抗战初期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长沙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酆悌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通常以为，长沙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即蒋介石本人，解放后张治中披露了这个特急电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而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否认，认为蒋介石当天离开长沙，当晚就发生火灾，总策划乃张治中本人，执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并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对纵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众迁移出逃后再执行也可。但他们完全罔顾人命，也许这些人理解“焦土抗战”全然仅就字面意思来诠释，他们的灵魂让失败主义弥漫占据。

　　从这些迷离的乱象中纬国看清了中国的军队是由怎么样的一批人所组成，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真是不可思议。

　　时局动**不已，社会转型备受阻碍。专制官场的恶习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纬国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要敢于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这怎么能取信于老百姓呢？蔓延下去，就成了治理的痼疾。

　　纬国英俊刚毅、果决细腻、侠骨柔肠，儒家的积极有为、道家的忍让自守，都恰到好处地融汇于他一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立命之本。读书打基础、兵学理念的系统化、待人接物都有修身的内涵。他做人的端正与低调、兵学思想的先进深锐，像极辛弃疾，像极古德里安。他的兵籍经历完整，训练履历完备。

　　正如唐德刚赞美光绪一样，说他是中华好儿郎，蒋纬国亦然。唐先生说“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这是从天赋的心性上来说的，“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这后一点，纬国就远比载湉（光绪）幸运多了。

　　蒋纬国是不负时代的好男儿，深合孔子提出的仁的定义，就是讲男性的气概、精神与气度，这是一种很高贵的做人的境界。他身上也有儒、道二元道德观，崇尚积极、进取，但也配合了谦卑、消极。他曾因流露对政战制度的不满，因而受蒋经国排斥。他一切以军事坐标为参照，职业目标明确。好处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坏处是缺少心机和应变的手腕。因为毫无城府，更不会耍弄政客手腕，一切以专业的眼光来策划施行，极为讨厌翻云覆雨那一套，因而常常吃亏。尤其在政治参与方面，过于拘谨，放不开手脚，更不会有意识笼络人心。

　　无欲则刚，唯善而行，无论乱世治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纬国深知此理，凡事一应大小俱以不争之心而处之，则不争而自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