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当时顶级人物也即军政元戎的子弟，却无半点纨绔习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他踏实、深入、有远见，虑事周详，长期保持良好心理素质。他不轻易许诺，但他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他也不是不急于求回报，而是把帮助他人得到的欣慰作为最好的回报。

　　纬国颇能退让、忍受、克制。人生的苦楚无论有形无形，俱以平常心应之。其实汗水和苦修渗透其冰雪聪明，他对兵种认识深透，所提出战略战术的构想和过渡时期的老军人不可同日而语。在此意义上，所受的苦越大，则收获亦愈大，其为人亦将愈有味道。

　　他做事磊落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大处目标既定，则细处实施细于毫发，考虑极为周详，参照系和联络面皆能周到照顾，是罕有的参谋专才。他长年的军旅生涯使他葆有一种气节的磨炼，他是了不起的时代骄子，具有国家所需要的勇气和远见。

　　纬国的这些事迹，惜乎都是晚年才予披露，设若当时能有敏感的战地记者，将其挖掘写成通讯、札记，甚至不劳打磨，只须实录，便是一篇篇难得的上佳文章，让那些颟顸的军阀及其子弟看了，因睹文而生惭，因生惭而惕厉，那该是何等的功德。

　　现代辛弃疾

　　纬国认为，战略牵涉三个因素，力，力量；空，空间；时，时间。战略考量必须有通盘计划，在时间方面是传承的，在空间方面是全面的，幕僚作业要订出主计划与副计划，或备用计划，再召集有关人员修整计划。除了研究事情本身的对错与好坏之外，还要研究事情的可行性，第二步就是策划远程计划，这并不是以时间为限，而是以敌人的能力为研判标准。

　　在战略上，力、空、时，三要素需要配合，战斗讲究力，战术讲究空，战略则讲究时，时效若失去，费尽移山心力都难以挽回。

　　纬国各时期的所有学习笔记都很整齐，他到空军教授战术课程时，人家看了都不敢相信是他写的，因为那些东西就像是铅印的一样。

　　胡宗南手下有许多留学归来的军官，但他用人有一个欠妥的习惯，不论何人，他都要摆上一段时间，说是要看看这人有无耐性。纬国认为这是很不科学的做法，就人才学而言，应该适才适任，有效运用人力，使得展其长才。胡宗南习惯把干部闲置三年，如果干部耐不住，他也不会挽留，结果任由人才流失。真正有才干的人尤其是奇才，是不会空等的。而那些毫无作为的愿等待两三年的人，往往只是平庸之辈。

　　纬国也谈到陈诚的功罪定位，明确说：“陈诚反对接纳伪满军，造成东北沦陷，是陈诚最大的一个罪，而且陈诚裁军极不得法，没有配合时间地点。照理说，他应该裁掉不打仗地区的军队，充实战争区域的军队，结果他裁军以后，也没有充实军力。”（《蒋纬国口述自传》，307页）

　　关于抗战末期军队状况，纬国也是痛心疾首，部队资源能够保持2/3的就算是很好的情况了。尤其是装备方面，日军一个连有9挺机关枪，国军一个连只有1～3挺机关枪。整体火力差距甚大，仅有日军的1/10。

　　纬国说，做幕僚必须知命善运，及早知命，明确知命并及时善运，产生作业与行动的思维。所谓思维哲理就是孔子所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由果思考因，行动哲理则是有始有终。他说，其实很多道理在古书里面都已提及，“但是我发现很多高级将领既不念古书，也不念新书，一直思想僵化”。（《蒋纬国口述自传》，319页）

　　美国来华的一些军中幕僚很佩服蒋纬国的参谋理念，说到美国的一些高级幕僚，美国人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西方人生活在逻辑里面，那些大爷照样是蛋头。”（《蒋纬国口述自传》，319页）是以纬国感慨，把打仗的学问拿来运用在人生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这些事情的思维哲理是一样的。

　　关于战备支援，一个战事的案例，上级说可以支持48天，纬国却认为只能支撑8天。这样，这个作战计划参谋之间的分歧相当悬殊，假如按此进攻而不能撤退，危害就大了。纬国分析说，从理论上可以支持48天，但按照后勤物资最少的支援量来作打算，因为其中一样东西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再多也没有用处，所有的物资中润滑油一项只能支援8天，没有一辆车子到了没有润滑油时，还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他说本案只能支援8天。后来他的这个案子分析被评为优等。此事说明一个参谋作业必须万倍的细腻，因为这是攸关战略的重中之重。

　　高级幕僚应有使命感，才能产生优秀的作业，如果只是较为狭隘地理解任务执行，就不免出现疏忽。纬国说，上级交下的任务，到了自己单位之后，要变成本单位的使命，然后根据使命，再交给所辖的各单位，使命就又变成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不可以破坏，一旦破坏，军中就无纪律可言了。

　　高级幕僚对于战略层面的任务，却没有思想上的反应，样样事情都等着逐级授权，就会陷入可怕的被动。想出一个点子之后，须再以逻辑思维，来判断点子的好坏。纬国从参谋角度考虑，认为：“权不是要等到授后才有，而是要跟着责任一起来，并且要变成一个制度。责任制度包含了随责任一起来的权利，职责必须进入游戏规则，凡是负何种责任的人，就有该种权利。责任制度是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观念，但是一般的长官都是爱权利不爱责任，这是人性的弱点，影响事情进行甚大。”

　　关于无形战力与有形战力的辩证关系，纬国说，无形战力有三种成分，一是学术，二是意志，三是纪律。他觉得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就在于长官有没有理智，某人的思维理哲如果是科学的，这个长官就是好长官，没有什么危险性，就算是错了也一定有其不得已之处。有形战力则为侦搜力、打击力、机动力、后支力、指通力。有与无，两者结合到最佳点才能放出异彩。

　　对于专业幕僚，应强调其逆序式的思维与顺序式的执行，而这些都需要以学术为基础，有了学术之后，先了解状况，再以学术分析状况，其决心才是客观的，才是有基础的、不会动摇的，否则就会把自己的私心放进去，这种计划一定是最笨的。

　　蒋介石在与纬国谈话时，常常对于黄埔系的人“忠勇有余，而智能不足”耿耿于怀，所以蒋介石不断地举办训练班，派遣素质良好的干部出国留学，尤其是到德、日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军事干部的培植非常严格，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民风就是踏实。当年日本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到日本训练军队，德国考虑再三，预备派遣有名的大将到日本，最后有一位迈克尔少校向参谋本部建议：“什么人都不必去，也不必带一本书，只要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参谋本部问他有何能耐，他说出一套理论来：“我们人派得愈精愈多，人家只学得点点滴滴，我一个人去，向他们说明军事学的道理何在即可，道理弄懂了，就一通百通。其他的是要日本人自己建立军队，而不是德国人去帮日本人建立军队。”

　　正确的格式应该是先作远程计划，这是目标研究，须先认清目标，所以先要有一个目标分析；中程计划是为了要达到目标而设计的预算计划；近程计划则是切近现实应变。但是没有战略头脑的人将计划程序改为先作近程计划，再作中程计划，最后作远程计划，有所谓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或是八年计划，完全不合乎思维理哲（参见《蒋纬国口述回忆》第十一章《军制学》）。

　　对此，纬国举出德军名将的战略观。古德里安元帅有一句口号，隆美尔也非常赞同，这个口号是“要把绿灯开到战场的尽头”。其做法是把最后的目标告诉部下，中间需要暂缓时，再开个黄灯，要部下停止时，才开红灯。纬国感慨，中国的将官或高级幕僚，学养、眼光欠缺，无法作一个全程的策划，也不愿意把全程的计划告诉部下，部下走了一步之后，才告以下一步，所以一路都是红灯，等到长官研究之后，才接到下一个命令，但是长官又不能以最快的速度作决定，所以研判状况之后的整体性决心是很重要的。

　　至于参谋或幕僚与主官的互动，纬国以为，虽然许多军制有书面资料，但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询问将校团，所谓将校团也称为指参团。将军没有校级军官的辅助，“将”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不起来。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纬国分析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国军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抗战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纬国明确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应该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世态如此怪异

　　纬国在抗战从军期间，以其留学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比对出国军部队的低能、谬误，种种不上路的地方溃疡面积很大，一时半会儿难以扭转。

　　因而参谋拟设作战计划，必须考虑此类制约性因素。

　　近代社会转型急剧，来不及做优游不迫的姿态，军队亦然，至令怪象百出。何应钦的参谋汪敬煦谈道，抗战后期大型的湘西会战，日军败北，何应钦电告王耀武，说他要亲自到战场察看，除了战死的国军尸首移走之外，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黄仁宇《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20世纪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1941年年初，纬国从重庆到西安报到，坐何应钦将军的飞机到西安，由胡宗南部接应。其间随何氏到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夜里1点半钟，他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按规定应是早晨5点，他觉得奇怪，为什么1点半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4点钟起床，营告诉连3点半起床……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1点半钟起床了吗！次日晨5点钟开始讲话，天由蒙蒙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应钦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纬国在旁于心不忍，他想，士兵1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纬国痛愤不已，为了一个长官的讲话，部队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后来，胡宗南带纬国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当时是副官熊惠权陪同，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纬国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他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后回答说：“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纬国便怀疑地问：“不止吧？”他说：“老秤，老秤。”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纬国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他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纬国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他的初步印象。

　　纬国在部队基层发明了以画图代替文字侦查报告。士兵里面文盲多，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和忠诚度则毋庸置疑，军官的程度稍好，但出身行伍的基层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纬国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开设识字班，并教画图。要训练成能写报告，并不容易，所以纬国特别教他们画图。先教他们画地形，然后学画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是各种武器、讯息的代号，如T代表时间，T＋2就是两支香的时间，在要图上先用三角形画出自己的所在地，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器所在，就画上该武器的符号，再注明距离，一个报告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以写文章的方式，绝非短时间所可为。他有一次派两人出去，一个人留在原地观察，另一个人将图送回，就这样展开了部队的训练与实际应用，不识字的士兵照样可以写报告。如此一来，战力自然加强。他试验成功之后，才向师长报告，后来全师展开同样的训练。

　　一般说来，军校干部比较会说话，但是论起实干，还是行伍出身的人比较好。所以纬国与行伍出身的人相处甚为融洽。军校出身者与他讲理论讲不过，行伍出身的人讲动作讲不过他，纬国率领他们，让他们心服口服。

　　纬国留德之初，船抵马赛，他从这里转火车到巴黎，再从巴黎换火车到柏林。到马赛来接他的是驻德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他一路上招呼纬国，帮助买火车票、订旅馆、付饭钱，不过这些都是用纬国自己的钱支付的，而那个秘书却把发票都收进自己口袋，拿到大使馆再报一笔账。从此纬国开始了解官场里面贪污的情形，真是无孔不入。不过他并没有告发他。

　　纬国从来不干预别人的事，照例，军备部门购买武器总要大吃回扣，而纬国的基本原则是，他当介绍人，新郎新娘进了房媒人就必须退出来。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良心话，说为什么蒋纬国介绍来的那么便宜，别人介绍来的总是那么贵。后来蒋经国知道了，就去问他，他说，很简单，我是脱了帽子进房间，人家是带着帽子进去的。帽子里面就大有猫腻。

　　旧日官僚在洋务时代就是贪污成性。即使号称洋务派的人，也往往把参加洋务机构视同肥缺。从外国购买机械船舶等器材，由其经手，进一步与外国厂商勾结，大肆侵蚀。驻德公使李凤苞经手订购的两只兵船镇海、定海，价格共300万两，他所拿的回扣，就达60万两，盛宣怀后来更以此起家。旧时官场的传统、掺杂人性的卑污，在民国更是花样翻新，所以我们看到纬国军购的原则，新郎新娘的比喻，真禁不住要拍案叹息！

　　1945年年初，纬国临时以新一军参谋的身份随一个访问团到印度，去融洽英美部队的关系。访问团有11位将官，一行人到印度之前，蒋介石特意叮嘱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派遣高级将领为访问团，代表国家到印度去，你们每一个人要降一级。”在住进旅馆之前，纬国还提醒大家，不要穿着睡衣睡裤在旅馆内走动、串门子，结果他们充耳不闻，照样穿**四处游动，旅馆其他的客人看了都摇头，还有好几个人在走廊上大声谈话，最后旅馆服务人员来制止，其中有人还询问风尘女郎的住处，真是丑态百出。

　　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记述，在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世界各战区曾经和美方并肩作战的将领到美国参观、游历，卫立煌、孙立人等皆在受邀之列。临去美国前，军事委员会虽明知此行皆由美方付费，仍给了卫立煌一笔旅费。至美，卫氏见到何应钦（时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打电报给委员长，说我钱用完了。”何应钦转电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汇来五万美元。这样的人从小地方看，实不足以成大器，卫立煌赴美之际，军阶为三星上将，但他要求美国在其座车上悬挂四星（因为美国的上将起码是四星）。有次到某地访问，卫氏一出车门就吐了一口浓痰，美军派的礼宾官、军车司机都在旁看着。这只是小节，但由此也可看出这个人的教养了。

　　这个细节和纬国印度之行所亲见亲闻何其相似乃尔！一群高级军官在印度的不检点显系民族劣根性的外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