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与胡宗南当小学教员相仿，他毕业于广东高师，历任杭州省立一中教员，后任浙江警官学校校长。抗战初期，任浙江省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在浙西抗击日寇，很打了几个胜仗。他是郁达夫挚友，后调西北工作，为胡宗南所赏识。

　　他和胡宗南的渊源很深。1928年6月17日，在杭州西湖大佛寺，走廊上面，藤椅上坐着三个青年，正热心地讨论着中国革命问题。那觉得很有兴趣的青年，豁地站起来，朝一个比较年轻的发问。旁边一个长脸而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却笑着要吃饭。

　　原来那眉目疏朗的就是胡宗南，长脸的是戴雨农，年轻的就是赵龙文。胡宗南喜欢山水，喜欢谈问题，更喜欢找水木清华之地，找二三朋友谈问题。那时他从前方请假回来小憩，寓大佛寺，就约戴笠、赵龙文共作长夜之谈。

　　赵龙文说，胡氏的性格，有类于禅宗的高僧。智慧极高，苦行弥笃。为度人苦厄，不惜从刀山剑树中救人。但若不是灵犀相通，则决不作无谓的周旋。他实在称得上性情中人，对于战士、那种爱护珍惜，都是至情至性的流露。

　　胡宗南对参谋幕僚求贤若渴，赵龙文谈道：

　　胡宗南升任了第一师师长（前身是北伐时代的第一军），请宿将林蔚文将军物色一位参谋长，林将军推荐了当时号称儒将的于凭远，凭远先生性情恬淡，好读书，能诗，胡宗南一听，就很喜欢，亲自到凭远家中去劝驾。那时部队在龙潭，师长穿了棉军衣，去接参谋长上任，出和平门，安排了一架铁路上的摇车。霜华满地，朔风凛冽。师长请参谋长坐在当中，他和一位卫士坐在两旁。这时从军政部出来的于将军，穿了黄呢制服，黄呢披风。师长和卫士却一般穿着灰布棉军服。摇车前道风很大，师长和卫士轮流摇着。前面发现火车来了，师长和卫士连忙抬摇车下铁轨。参谋长想参加摇和抬，师长都不答应。这一幅图画，恐在历史上也罕见的。我想宗南先生此时的心境，一定有渭水访贤，为太公御的诚意在。

　　1940年赵龙文初到西北，胡宗南同他谈华北局势。胡宗南说：“天下事无论何事何物，未有无中心而能形成者，亦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功者。”

　　胡宗南的话头都比较空洞，若说是大而无当或显过分，但是都颇显架空，则不冤他。在他驻军的营地，即翠华山的高峻悬崖上，写着巨大的标语：“生于忧患，长于战斗。成于艰苦，终于道义！”

　　他喜欢在生活小事上生发出大义凛然的感觉。

　　他坚持睡硬床板，洗冷水浴，浮云富贵，敝屣公卿，雅爱梅花，尝谓梅花雅洁绝俗，无与伦比……

　　他的做派倒是足够，疏朗刚毅的面庞，军大衣一披，站在西北呼啸的寒风中，好似雕塑般孤独的战神，陕西蓝田地方耆宿赠他的对联：大将威如山镇重，先生道与日光明。他是何等的受用。

　　然而，这些和美军参谋所看到的，和蒋纬国所看到的，即实际情形和口号的装扮，完全是两回事。

　　胡宗南以前是抽烟的，抗战后果断戒除了，他论述戒烟的意义：“要做远大高尚的事业，一定要先从最切近，最平易，最细微的事情做起。”这也过于玄乎了吧！

　　倒是赵龙文本人，所思所想，贴切于一个高级幕僚的本色。他用比喻来说明问题：关于把握中心，创造力量的主张，譬如把白糖溶化在一杯水里，俟到达饱和点后，只要再放米粒大一点的冰糖下去，所有已经溶化了的糖，就会以冰糖为中心，逐渐集中起来，黏在冰糖四周，成为一个大大的糖球。这种自然界的现象，说明了同性质的事物，一有了中心，便易于凝固。

　　赵龙文说：三十六年，谷先生辞去了粮食部长。我也离开了粮食部。这年底，中央派我去西安绥靖公署当秘书长。从这时，到三十八年5月西安撤退，一年半当中，经过了一连串的战役，统帅部的灯火通宵，各方面的宾客云集。有一天刘大军兄很担忧地向我提起先生的健康问题。他说，“像这样连日连夜底工作，就是铁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了的！前几天炖只鸡送上去，今天先生要菜账看，看了以后却批着，鸡贵不可吃也！”后来我从容谈及此事，请先生以国家为重，善自珍摄，他却哈哈笑了起来，说，“宗南自有摄生之道，何必吃鸡？岂不闻饭疏食，饮白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乎？”（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

　　1949年6月，赵龙文在汉中偶然吐了一口血，胡宗南要他到成都治疗，并怪他吐血不是时候。因为兰州被围，陇南空虚。于是赵龙文说：兵贵神速，岂可为了一点小毛病，贻误时机。一切都丢了，留了这条身子有何用？现在时间紧急，稍事准备，立刻出发，只当废物利用。请先生勿以贱体为念！此后借得一部《杜诗镜铨》，陪他千山万水而入武都。等到奉命由武都经白水江撤退时，已经是大军转向成都平原、四面被围的时候。

　　胡宗南预备空运部队入西昌。十几天的阴雨，空运计划失败。成都平原的作战，形成了四面楚歌的状态。赵龙文终于奉令撤离，复由海口空运西昌。1949年12月底，由海口飞到西昌，完整的部队只有六个连！而投诚的刘文辉所部在西昌却有一个师。三个月的奋斗，解决了这个师，赵龙文他们收容散卒，训练干部，布置川西游击部队，在西昌发展成两个团的力量。

　　1950年3月，西昌军情紧急，激战二十余天，到了25日，南路解放军离西昌只有一天行程。那天晚上一时，参谋长罗列打电话给赵龙文，问他睡没有，请他去参谋长室谈话。赵龙文到参谋长室去，见冷梅（罗列别号冷梅）正在写遗书，见他进来，把一张电报递给他，说：总裁的电报，要我们转进到海口，把部队交给高级将领。

　　把部队交给谁呢？

　　问题就在这儿。兵团司令胡长青要三天以后才可以到达西昌附近的泸沽。别的人不能交。部队不能交，胡先生就不能脱离这个险境，为了要解这个结，只有罗列来担任这个任务。

　　赵龙文感佩不已，站起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这是忠义凛然之举啊。

　　罗列说：这是一封信，一两金子，一支自来水笔，请你到台湾时，交给我的内人！胡先生的性格，你是知道的。还得多几个人去，做说明的工作。

　　他们坐吉普车到了邛海，已经是凌晨二时，胡宗南寓所却是灯光明亮。进入门口会客室，只见胡宗南左手挟了一包文件，右手拿了两个玻璃杯。他先冲着赵龙文笑了笑，让传令兵倒了两杯酒，说道：“龙文兄，你是不应该留在此地的。早上就要走。这是我十年来的日记，请你带到台湾，有空整理一下。”

　　“胡先生，这酒请慢点喝，总裁的命令，不能不服从。请多拿几只杯子，大家坐下来谈一谈。”赵龙文说。

　　大家坐下来，茶几上摆着五只杯子。

　　“服从命令，是今天大义所在。此其一。人家多路进兵，要活捉胡宗南，我们不能上当。此其二。作战不是一天完成，真正的斗争，要从今天开始。此其三。”几个高级幕僚作了几句开场白。

　　接着大家发言，这一场谈话，一直进行到清晨四时。罗参谋长最后发言，他用低沉的语气，一句一句地说道：“当年汉高祖荥阳被围，假若没有纪信代死，以后的历史，可能全变了。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对于历史，没有丝毫影响，胡先生牺牲了，将来七万多的学生，三万多的干部，谁能号召起来，领导起来，再与敌人作殊死战呢？所以我筹思至再，决定我来作一个纪信！”

　　西风残照音尘绝

　　幕僚的西风残照

　　辽沈、徐蚌会战的悲剧，可以说从最早战略的拟订就误入歧途。当初，蒋介石授权高参大员研拟作战计划。

　　何应钦鉴于国内经过八年抗战，死人无算，部队劳碌，民穷财尽，百废待兴，因此权衡轻重后，订了一个长远的计划。计划拟好之后，派萧毅肃专程赴重庆呈给蒋介石，当时国民政府各部门还在重庆，只有陆军总司令部到南京接受日本投降。久之无下文，于是何先生向侍从室主任林蔚询问该案结果。林蔚答复说：“还没批，批了再告诉你。”（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何氏计划考虑较为周详全面，总体方略是小心应付，绝不躁进。

　　不料此时陈诚另外提了一个快速作战计划，以为靠机械化美式配备的部队可以所向披靡。凡是他看不惯的，包括汪伪和其他伪军部队，都要予以一锅烩。来头很大，口气不小，但是征诸事实，又有许多横生枝节的地方，因为要顾忌的点线面太多了，没有三头六臂，殊不可想象。

　　而盟军的魏德迈将军则提出先在长城以南打开局面，再渐次向北推进至塞北、东北地区的计划。但该计划却遭到东北籍民意代表反对，他们认为抗战即是为了收复东北，此时战争既已胜利，为何却划地自限？

　　至于蒋介石，他的心情很急迫，当时国防部的郭汝瑰、刘斐等人，就百般揣摩他的心理，于是建议他采纳陈诚的提案。所以何应钦和魏德迈的计划就搁浅了。

　　从源头上而言，也可以说是国事毁于高级参谋。

　　尤其是陈诚主导的抗战胜利后的部队编遣，导致很多军人因此而失业，士兵解甲归田后生计堪忧，所以有一些被编遣的部队就曾跑到南京中山陵哭陵抗议，东北的情形亦然。曾在第五军做参谋处长的罗友伦认为，假如不匆促整编，而把部队统统维持到局面稳定之后，甚至把他们充实起来，情势尚不至于急剧恶化。但他亦坦陈，那时军队的经费很有限，政府财力负荷不了，真是左右为难。实际上这种情形正是考验幕僚智力、经验的时候。裁减军队、与民生息这是对的，可是这些将领都是抗战有功之臣，将他们安插到后备军官团吃饭就算完事，殊为简单化，再说执行过程也太过仓促，好像在丢包袱一样，陈诚对此十分积极，行事又过于冲动，埋下祸根不浅。这种事情需要顶级幕僚海涵地负的心胸，因为不可能没有更为妥帖的办法，只看如何运用智慧去实施转圜。

　　何应钦和陈诚，是蒋介石的左右手。但他二人，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心思。

　　何应钦持重稳妥，波澜不惊；陈辞修激扬冲动，意气凌云。前者缺点是迟缓畏缩，后者不足是躁进欠周。事后检讨他二人在此时的幕僚策划案，各有各的帮衬，形成针尖麦芒般的指责。

　　他两位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有马王爷三只眼的倔犟，并非一味地唯命是从。

　　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关系，是在北伐末期就有裂痕。但尚能摆在桌面上，即令丑话，也说在明处。因为下野的复职事，蒋介石找来何应钦的同乡李仲公，让他传话：“你告诉敬之，他没有我，不能成事；我没有他，照样可以成功。”（《万耀煌口述回忆录》164页）

　　陈诚呢，退台之初，为了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寻找院址一事，多位大员与会。蒋介石恳切地问：有没有房屋可用？“陈诚拿一张纸在手中，折来折去，睬也不睬。蒋介石难堪极了，林蔚看下不了台，连忙说：再想办法、再想办法……”（同前书，329页）

　　高级幕僚未能将智慧协调到浑然天成的地步，导致大局逆转，当然是战史上莫大的遗憾。

　　白崇禧的东北战略

　　白崇禧号小诸葛，但他的幕僚中颇多地工人员，在最后关头起作用，反戈一击，使其猝不及防。这时，他一点也不“小诸葛”了，这真是智能有时而穷的极佳写照。

　　陈恭澍《英雄无名》中回忆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导致战略的实施受阻，双方的肚皮官司将稳妥可行的战略大打折扣。他们励志班训练中，请到班上讲过课的都是大人物和名学者，有一次也就请来了白崇禧。

　　陈氏说，白崇禧将军以国防部长身份对在训学员讲话，竟然对以往以及当前若干军事措施毫不掩饰地加以抨击，学员们听了暗自讶异不已，当场也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何在。不过，即便是与参谋总长有任何见解上的不同，都不应该在一群纯洁的青年军官面前，作暴露性的发泄，使他们隐约觉出当时高层的矛盾在激化。

　　白崇禧与东北战略，名作家白先勇《父亲的憾恨》一文认为，1945年初夏的四平之战，白崇禧前往前线督促杜聿明所部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进攻长春、永吉。白氏战略乃是建议蒋介石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拿下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城。此时新一军已抵达松花江北岸，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但此时马歇尔正代表美国政府在南京调停。而蒋介石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遂将白崇禧这一关键的重大谋划搁置……导致战局从此逆转，对方整军反扑，噬脐莫及。

　　一个在大战的前夕及战争进行中得出的关键战略，其可行性只在瞬间有效，倘若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导致坐失良机，则再好的战略都会付诸东流。东北以其战略上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关涉到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能人匮乏，也不是没有上好的战略家，所缺少的只是这种战略实施的轨道，掣肘的因素太多，加上雅尔塔密约美国人自以为聪明，结果给人算计，如意算盘变成尾大不掉。于是国军的战略受到美国战略的笼罩和制约，在剑拔弩张的环境中，一处失算，处处丢分。而国际势力虎口大张，伺机取利，再怎样的老谋深算也牵绊多多，这时候的破局之法，除了正常的思维外，尤需不蹈常规的险棋高手，出奇策，打侧翼，造就新局。稍有豁不出去的心理，优柔寡断，则一步错，步步错，难以翻盘。白崇禧当时提出，占领东北还不如先将其国际化，而将自身精力用于华北的措置和巩固。硬性接收东北导致补给线过长，孤军深入，实为兵家大忌。后来决策进军之后，却又缩手缩脚，不能坚持到底，主动性屡失，于是被动之处越来越多。

　　就经济与战略的因素来看，白崇禧关乎东北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而国府在东北霸王硬上弓，背景不许、程序不对，结局当然是要自贻伊戚了。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至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之战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1/3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致命原因。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敢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就无法抵挡，平津就告陷落。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覆没。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军心士气震撼至巨，以致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

　　追根溯源，国军战略幕僚的滑铁卢，也因美国战略家的失着而造成。譬如马歇尔，较之麦克阿瑟，他就相对缺少大政治家的眼光、缺少大军事家的韬略。

　　关于这个战略的出台，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倒反而说是他要乘胜进攻长春，而白崇禧迟疑不决。事实上白崇禧的决策，是有当时的函电作证的。而杜氏的回忆，不特颠倒了一些史实，同时也隐去了关键细节。到了1947年夏秋之交，陈诚到东北负责指挥一切的时候，因战略的错误引起的国军内部的矛盾已很深了。此时，白崇禧仍有一可用之策，那就是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主力集结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而使补给渠道畅通，则事情尚有相当的周旋余地。但此一策也未被采纳，最后各孤立据点均变为被动挨打局面。

　　白崇禧早有小诸葛的盛名，孰料最后竟至全军尽墨，但在谈历史的马后炮看来，这一场异常的惨败如果战略对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辽沈战役的幕僚作为

　　陈诚这个人不能不说颇有气节，但他也恰是志大才疏的典型。

　　战争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之危境，于1947年8月下旬，慌忙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职权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又副之。

　　据海峡对岸历史学家研究，陈诚到任后，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下：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取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分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及以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集中兵力击灭当头敌人，并阻止林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即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求对方主力击灭，贯彻恢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就当时战争全局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陈诚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辽沈战役，幕僚总策划，首当其冲涉及一个致命的错误，或曰不利的战略态势，就是采取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如此则受制于采取灵活攻势的对方。1946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该年度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

　　此后则受制于围点打援的战术，处处竭泽而渔的用兵方式抽调兵力，顾东不顾西，按倒葫芦瓢又起，情势急速滑向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