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中的幕僚，则曾国藩的张德坚可以当之。

　　曾幕之中，数以百计的重要幕僚如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后来都很快转变为主官、带兵官、方面大员。

　　《贼情汇纂》编撰者张德坚，早些时候在湖北做巡捕官，他敏锐觉察到太平军内部情况之于清廷的独到价值，遂加以留心向俘虏、以及占领区流出的难民等人搜集。他也随湖广总督吴文镕到前线视察，甚至多次化装潜入对方阵地侦察、访求。他并无别种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向清廷提供情报，以供决策或指挥作战之用。1854年9月，曾国藩收复武汉，他托人送上他的敌情汇编，受到重视。曾国藩用所缴获的太平军文书核对，与其访求相吻合，于是将全部缴获的文书交由他编辑整理。同时，设立采编所，任命他为总纂官，并发放经费，组织一个班子帮他整理。他的这些情报巨细靡遗，宏观、微观兼具，准确度很高。既有当前的动向，也有属于历史的个人履历档案、社会关系、学行经历，甚至外貌特征。综合这些情报的多个方面，他甚至预言天国内部“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判断的精确度令人惊讶不已。

　　情报应分为两个层次，搜集到手的数据，经处理后，一种由本身运用；另一种则提供上级参考。

　　一般作战部队的参谋人员，其工作范畴，即使并不涵盖情报、行动、破坏、策反、反间、心战、政战、突击、游击等所有的特种勤务，也应该有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情报的综合能力。

　　郭汝瑰的情报生涯，虽然极善隐蔽、极善掩饰，但还是被一些人看出了破绽。

　　蒋纬国就看出了蛛丝马迹。蒋纬国的助手发现了郭汝瑰外线联络者的举动，从徐州一直盯梢到他们的后方，并设法获得其暗语。于是就化装成农夫，和对方搭话。通常是这样挑起话头——唉呀，两天两夜没东西吃，还熬得过，连个水都没得喝……老兄，你拿到什么东西没有？对方见暗语正确，于是相约去吃面，原来他们将情报藏在扁担的掏空的另一头。等到那人去解手时，果断将其逮捕。从扁担中获得徐州剿总作战图。经审讯，发现他们在一家私娼的住处交换情报。根据描述长相神情，判定输出情报者为郭汝瑰的侍从参谋。本来蒋纬国早对郭汝瑰不放心，因为郭氏的卧房除了他本人的侍从参谋外，谁都不准进去，防范很严至于过头，让人疑窦丛生。但蒋纬国还是掉以轻心了，他的汇报又落到了参谋本部郭汝瑰的老窝（参见《蒋纬国口述自传》，99页）。

　　蒋纬国也曾告了刘斐一状。有一年的冬天，蒋介石叫他去南京，让他参与高级将领决策层的军事汇报。先由情报单位汇报，继之作战单位汇报，然后是政工、后勤、人事等的汇报。最后由刘斐总结归纳，再提请蒋介石裁断。刘斐讲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而有针对性，表现出他的幕僚才气，蒋介石闻之就连声说好。会后他问蒋纬国的观感，蒋纬国说，这种报告总结，他也会做。蒋介石看他口气如此之大，很惊讶，纬国解释道：“刚才是冷眼旁观，发现刘斐一直在用眼角余光瞟父亲（蒋介石），看老先生您的反应。”当蒋介石对某一句话有所赞许时，刘斐就将这句话相关的东西放大聚拢，拼凑在一起，以期迎合蒋介石。蒋纬国断言，刘斐所做，绝非他有什么智慧可言，纯粹是投机的做法。他提请蒋介石要有所警惕。

　　所以，蒋介石有时候直接到战区指手画脚，一些历史学家就口耳相传，认为他越级指挥，触犯兵家大忌。实则，他就是为了避免在热闹多的地方泄露机密。如此一来，参谋本部的情报或命令就成了一个附带的欺敌计划。这可说是蒋介石极为高明的地方，他有所预感，他留了一手。

　　蒋纬国也看出了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等人，当时就向胡氏郑重警示。胡宗南居然还向蒋纬国要证据！蒋纬国说，没有证据——但是这么两个优秀青年又是大学生，愿做正式军人，却不下部队，极有兴味粘附在您身边许多年，却又只做一个上尉，图什么呢？而且做得那么勤快，那么有兴趣……蒋纬国实在窥破了熊氏等人的作为，因为反常之处太多，他就是根据常识来判断。

　　情报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固定，必须通过适时适当的运用，才能提高其价值、发挥其作用，未加运用的情报，不产生价值、不发生作用也。幕僚中重视运用情报甚至于懂得运用情报的，仍属稀少。因为他们在基本观念上，并不认为这也是经常业务之一。

　　当时刘斐等人的行为虽然诡秘，但也不是无蛛丝马迹可寻，且有各级参谋从不同角度观测出的种种异象，中枢对此等人即使不能采取断然措施，也可将其挪移至非关键单位，使其对战略情报及部队布防情况不能直接掌控。否则，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文史资料来指认、痛斥、感慨，又有何益？因为，两三代人的生命已经在苦海中流逝殆尽了。从幕僚角度说，当时的情报——各级参谋的感知、预感，都未能得到适当的运用，所以这种感知虽然非常真确，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搜集情报并非易事，有时竭尽心智。有时冒险犯难，如果不作有效的运用，不仅暴殄天物，而且劳民伤财，一切的努力都变了徒然。

　　越级指挥之谜

　　多年来的文史资料回忆，电影及文艺作品，多将蒋介石描绘为一个颟顸固执，尤其在内战的最后关头，将他的一些难以解释的指挥特征视为一根筋、不可理喻、小儿科，认为是他的性格中的弱点被时局放大，所作出的不可理喻的行为。

　　据《辽沈战役最大卧底》（《文摘周报》，吕春）介绍，卫立煌愿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因此，“卫立煌到东北，除要求派援军外，只能按兵不动，故意贻误战机。”

　　所以，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师级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东北将领消极避战。蒋介石还抛开卫立煌，亲自指挥。

　　实际上呢，蒋介石之所以越级指挥，他有他的隐衷。

　　《蒋纬国口述自传》，首次对此越级指挥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48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

　　情参人物退台后的作为与衍变

　　特工巨头之间除有难以弥缝的钩心斗角之外，特工单位之间也是相互嫉妒眼红。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初，保密局拿下多个疑难大案，于是引发军方等单位的嫉恨，由黄埔系将领发动，制造了孙立人冤案，假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脱离不了特务单位之间的互相争斗和拆台，尤其是在保密局破获蔡孝乾等省工委案后，这一类事件更多。

　　为了邀功整出来的冤案，无非是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宠又是奠定个人权势的心理在作怪。保密局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骁勇善战的单位，除了省工委一案外，吴石及稍早前的陈布雷之女陈琏等之间谍案也都令保安司令部及调查局（属于中统系列）格外眼红。

　　保密局后期，毛人凤手下大将先是毛森，后是谷正文。

　　毛森曾自诩，他在军统先是不受重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而他后来派到陈仪及汤恩伯部下，他们都很重视他的能力，且皆推心置腹，赋予全权处事。尤以汤先生对他的信赖，远超戴（笠）、陈（仪）之上，他曾多次向毛森表示相见恨晚！在军统时经费支绌，处处窘困，而在陈仪手下，则是他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

　　至于谷正文，毛人凤向他的这个得力部下承认，自戴笠身亡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解放军，全都一筹莫展。他认为谷正文是经验丰富的后起之秀，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特工的工作也很重要，骨干们要负的责任很大。

　　谷正文初到台湾，因侦破蔡孝乾、吴石系列谍案，给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谷正文从大学生散发的共产主义刊物入手，对三线人物加以抓捕，对二线人物实施捉放曹，再行诱捕一线人物，在这一个环节的极其细微之处隐约发现吴石的影迹，最后从吴石的太太直截打开缺口，随即在一个深夜驾车直奔吴石住宅。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责问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谷正文不愿暴露保密局的身份，就随口答道：“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他直截了当地把球抛向吴石，告知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做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10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

　　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人物骨干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

　　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解放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胡宗南的幕僚群

　　蒋纬国以为胡宗南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蒋老先生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宗南处，可是他大多没有好好运用。其实他倒不完全是老派军人的脑筋，他只是过度地注重自身的修为，这当中带着许多外以示人的成分。如果他是学校的教师，或者布道的牧师，倒也罢了。可他是部队长，带着几十万大军，这就令人慨叹不已了。胡宗南也不大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蒋纬国的吃苦精神与作为，惊讶不已。

　　蒋纬国说：“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作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炮弹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参见《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47年2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一年前，就在研究战术，拟订进攻计划。从重庆陆军大学延请教务处长龚浩讲授战略战术。龚浩擅长讲授拿破仑战史。他向胡宗南提议，要注意研究毛泽东的用兵，胡宗南气愤地说：“毛又不是军人，他不懂战术。”结果吃了大亏。

　　据他的随从参谋杨键回忆，当时参谋长是盛文。

　　关于情报。成立长官部情报处，处长由戴笠派人充任，可是效率不高。直到1948年年初才破获跟随胡宗南十年之久的译电员戴中榕，发现熊向晖的特工嫌疑。可是那时，熊向晖已经去美国留学去了，这还是军统的人发现的，胡宗南部自己的情报科长来源就少得多了。

　　当时任参谋处作战科长的蓝卓元说：“在进犯延安的战斗中，胡宗南想显示其智慧天才，乃亲自调动至团营一级。他的副参谋长薛敏泉以幕僚长自傲，见胡宗南这样抛开具体指挥规划人员，也大发脾气，甩开电报、公文，跑到延安中央银行内与同僚的妻子跳舞去了。胡宗南想炫耀他的将略，而薛敏泉又要显示其参谋作战艺术，闹得很不愉快。”（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171～190页）

　　这个薛敏泉既傲上，也傲下，不过因为胡氏的身边的人多唯唯诺诺，他反而受到胡宗南的重视，由副参谋长直调某军军长。

　　前线指挥所的幕僚们，整日无所事事，急欲返回西安，而胡宗南本人在前线，其他人也无可奈何。接二连三听到的，都是战场上反馈回来的坏消息。

　　他们都被一个小参谋熊向晖架空，熊氏仿佛是一个支点，以特殊的杠杆原理，使他们无所作为。

　　曾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的李犹龙说，1948年，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李犹龙不仅为胡氏的入幕之宾，在参与出谋定计方面，无形中成为胡宗南智囊团骨干之一。1948年冬，李犹龙参与制定了《陕西、晋南、豫西地区总体战实施纲领》。徐蚌会战不利，胡宗南向蒋介石陈述固守西安及转移决策，李犹龙为主要谋划。

　　徐蚌会战开始时，胡宗南全力注视这一战役。胡宗南向李犹龙询问会战的前途，李说：“我在早年的中原大战时就在徐州，对徐州的地形很熟悉，现在陈辞修他们的部署叫做什么车轮战，就属于被动的了。好像教师爷摆出桩点，一个教师爷在徐州摆桩点，叫解放军来打，一个教师爷纵然有很大本事，恐怕也难战胜很多的教师爷罢。”（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215页）

　　徐州是交通枢纽，当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失利，胡宗南急了，约请主要幕僚商议。出席人员有：绥署参谋长罗列，秘书长赵龙文，陕西省主席董钊……及李犹龙等人。罗列主持会议，他说黄伯韬的失利是暂时的、局部的，蒋纬国的装甲兵将帮助扭转战局，这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赵龙文说：“黄伯韬兵团的失利，是不好的预兆。解放军已经获得相当的武器，也有大型阵地战经验，现在我们摆出的是挨打的阵势，完全落入被动局面。”

　　除了同意赵龙文的看法，李犹龙补充：“应将战争推回华北去，应发动全国兵力来援助徐州会战，这样才能解徐州之围。但援军不应直接援徐州，而是要打到华北，与傅作义协同作战。”

　　这班幕僚意见都由胡宗南向蒋介石转述，建议：为解除徐州之围，应调动大军进攻华北。胡宗南当场表示可以抽出至少五个军参与进攻。他们达成必要时放弃西安的一致意见。

　　平心而论，这是大开大合的战役谋略，是可能出现一线生机的转圜办法，可惜大局及细部的种种掣肘，战策未及实行，战场颜色陡变，战局又急转直下了。

　　事实是，没有力量反攻。当徐蚌会战已成定局之际，胡宗南又找到李犹龙，问及防守形势。李氏说：“长江乃天然防线，如能守住，还可以形成南北朝局面。如在这样的情形下守西安就有意义。如果长江防线一旦破溃，西安就成瓮中之鳖，防守就没有意义了。”胡宗南说：“总裁的元旦声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等于在快断气的病人身上服一剂泻药，更死得快些……求和的主意，就是攻心间谍，就是李宗仁之流。”

　　胡氏的参谋人员，大略都还不错，此时所谋划应变，即今观之，也还称得上反应迅速，应对得体。胡宗南本人的直感也证明并非空穴来风，尤其他拿泻药与断气者作比喻，贴切当时的实况。问题是，大局已经逆转了，所有的挣扎腾挪，若非在根底上翻盘，那就只是败局的早晚而已。所以，这时候，幕僚们所谓的谋略，大体上只是一些“希望”，属于缥缈的心情梦想。然后，一班人就把李宗仁、邵力子、张治中等骂一通，这时，赵龙文也说：“长江防线守住，则西安无论怎样艰苦都要保住，一旦突破，就毫无意义，必须马上放弃。”这是很有见地的。

　　然后就是往汉中、四川、西康的西昌即今四川凉山州一带南窜。

　　这时候出主意的幕僚，以赵龙文为主导。他的对策，胡宗南都采纳了，大致有：一是颁布紧急动员令，以图安定人心控制交通工具；一是征集绥靖经费；一是裹挟大批青年学生及西安的高等士绅南逃，意在将他们培养成军政基层干部；一是在西安紧急轮训留守人员；一是派代表和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人联系。

　　李犹龙描写1949年5月中旬逃出西安的乱象：凌晨4时，在冷月光下，他们的卡车、包车纷纷夺路逃走。商店均闭门，但在楼上或门缝还有人窥视，汽车驶出西郊，但闻渭河岸上的炮声仍在轰隆隆断续作响，几百辆逃走的轿车、卡车蜿蜒在前往宝鸡的公路上，灯光若明若暗，争先恐后，显露出凄凉境况（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第五章，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