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蒋纬国口述自传》第9页）

　　这在蒋纬国自传出版之前，尚未看到如此精辟的论述。这里涉及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他进一步分析说：“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地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作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同前书第12页）

　　退台后，蒋介石再次强调“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曾经要陆军研究后作观摩演习。蒋纬国接到命令和他父亲同行。到达演习地点，发现一个部队站在水塘里面，蒋介石看了就问怎会站在水塘里？那些人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蒋介石听了觉得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说：“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因为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其应变的灵活很大，纬国以为，这真是教条的典型，因为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蒋介石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参见《蒋纬国口述回忆》第17页）

　　抗战初期，日本侵华由北向南压制的企图已非常明显。东北早已在其占领中，在华北又频频得手。

　　陈建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政工人员，和一群青年军人被派遣到晋察绥前方，担任战地政务工作。他们搭乘蒸笼一样闷热的津浦路火车，浩浩****北上，每个人都如荆轲赴秦。经陇海路到潼关，渡过黄河，再转同蒲路到太原。参加骑兵部队，驰驱塞外，从事战斗杀敌工作。

　　他的《戎马关山——蒙疆喋血记》回忆，阎锡山在山西，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理论研究机构、军政训练机构。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平津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大批地涌到太原，各种各式的宣传口号也都纷纷出现。

　　敌人对平绥线的作战，系分三路进兵。我方的部署，则以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由十三军防守南口、居庸关、怀来一线……而由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大同，全面指挥督导。

　　傅作义的总部，初设于大同近郊的口泉，表示有信心打胜仗。

　　然而，日军对太原展开全面攻击之前，即采取空军与机械化部队的密切配合，飞机不断出动炸射，造成重大伤亡。“傅作义日坐愁城，早晚都在他设在城墙防空洞的办公室，听取各方面的电话电报，一切表现一筹莫展。每次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总是绕室彷徨，据说也有几次抱头痛哭。记得我去拜访时，他的谈吐，完全失去在大同那样的气概，说到前方战事，不住地紧皱眉头，唉声叹气，不能有决断的答复。”

　　1937年年底的太原的保卫战，日军陆军及机械化部队会同行动，首先占领太原的东山，俯制北郊卫立煌军阵地，炮火直接威胁城区，傅作义本来就没有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当前的形势，更促成了他撤走的念头。11月9日，他率同几个亲信随员，匆匆出城，部队只好也突围西行，太原就如此轻易弃守！

　　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都纷纷奔赴前线。但大家还以为战事将暂时集中于华北，不致立即延伸到南方。

　　显然，寻常战将尚无大战略的考量，不可能想到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这样的大战略，只能被动地和日本抵抗，但事实又是抵挡不住。从这里，可以看见蒋介石的过人的高明。

　　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料：蒋百里的参谋生涯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来后，蒋百里正处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期。当时部队撤离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旋涡？百里答：可能，也许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民主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163页，中华书局）

　　百里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对蒋介石大战略的拟订，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幕僚参赞戎机，在于以宏观的眼光，对全局战略实施大处着眼地把握。

　　这在当时，要作出如此的判断，委实并非易事。首先要对各国政体的优势具有人文尖端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相当一些人士还处于懵里懵懂状态；其次要对各国武器、战力、军队训练、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别体察入微；再次还须对时代潮流有清醒地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断的人，一者必须见多识广，二者尚需对人文、科技等的情势有所综合把握。

　　蒋介石如此问询蒋百里，说明蒋介石的内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很多汉奸集团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们的判断错误。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战事的进展，种种事实，还并不足以支持蒋百里的判断，因为一直到抗战末期，日本还打到贵州独山，企图包围陪都重庆；而麦克阿瑟将军在丹巴受挫时，竟创造了美军历史上将士被俘的最高纪录……

　　所以作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辞——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了。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他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日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参见2007年4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纪》222～225页）

　　依照一条寻常新闻，推断日本即将出兵，这是判断的第一环节，下此判断，必须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有深入了解；他又从运输、交通、运量，推断出发来军队的数量，这是第二环节，这要求对当时军队的后勤补给有深入体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蒋百里对部属或参谋常说要增加常识的涵养和保有量，参谋学的根本真意在哪里？也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常识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断的材料库，也是养成识别眼光的大本营。

　　蒋百里不幸于抗战初发期间病逝，此前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也颇值得参考——因为蒋介石后来的作为天衣无缝地吻合其判断的轨辙。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在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今后就要看他对全局的规划怎么样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支配，蒋氏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同上书，223页）

　　蒋百里生于浙江海宁，少年时期读《普天忠愤集》，竟痛苦难遏，以至哭出声来。他到桐乡拜访亲友，认识了县令方雨亭，方氏是方声洞、方声涛之父。方先生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百里祖父建有“别下斋”藏书楼，积书达10万余册。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入学第二年创办《浙江潮》，鼓吹民主革命。1906年，赵尔巽视蒋百里为特异人才，聘其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参与筹建新军，那时他才24岁。张作霖等因地方观念对其排挤，百里遂赴德国学习军事，曾在兴登堡将军麾下任连长，受其揄扬而声名大噪。

　　曹聚仁以为蒋百里本人很像达?芬奇，是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百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说：“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众富。比年入参戎幕，讦谟擘划，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于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特别强调他参预戎幕这个关键。他曾先后被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被誉为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

　　帮不了不成器的东西

　　冯玉祥邀请蒋百里讲课，欲聘其为参谋长，但交浅言深，话不投机。

　　孙传芳则是他士官生时代的老同学。

　　吴佩孚盘踞两湖、河南、河北等地，孙传芳保有江南五省。北洋军阀本来就是颠三倒四的滥队伍，但他们因偶然的形式而膨胀，反将国民革命军的历次北伐，视为乌合之众，意甚轻蔑。孰料北伐军兵锋所向，势如破竹，克长沙、过汨罗江、占贺胜桥，直逼武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两湖，武汉形势危急，吴佩孚只得仓皇率直系军南下。

　　北伐军进攻吴佩孚时，对南京的孙传芳则争取其中立。其时蒋百里正于孙传芳军中任幕僚，孙氏问计于蒋百里。百里提出三策：上策为出兵长沙，腰击北伐军；中策待蒋（介石）、吴两军相争于武汉以南，两败俱伤之际，出兵占武汉；下策将主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劳，寻机出击。孙传芳取了下策，一面与北伐军讲和，一面将其20万大军分5路布防于江西、福建。第一路以邓如琢为总司令，驻南昌一带；第二路以郑俊彦为总司令，驻防南浔路南段。第三路由卢香亭任总司令，驻南浔路中段的德安、涂家铺、武宁一带；第四路以周荫人为总司令，驻福建；第五路以陈调元为总司令，驻武穴、富池口、石灰窑。到了8月底，国民革命军攻下岳州，孙传芳始感形势严重，遂召集五省联军将领会议，决定兵分4路入赣，协同邓如琢与北伐军在江西决战，并令周荫人陈兵闽、粤边，扰乱北伐军的后方。

　　蒋百里的思想和趣味

　　蒋百里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说南京市的一切新表现，可谓之建筑，不得谓之建设，诚为影响社会舆情的热点言论。他对社会的观察，真可谓一语中的。当时的交通、铁道等部门，建造钢筋水泥的宫殿式衙门，内外都有科学的设备，东西合璧的美术装饰，很是吸引观瞻，但是耗资甚巨，对国计民生却并无补益。所以，蒋百里的观点，形象而深刻，指出传统行政方式的弊端，以及国民性所造成的不上轨道的行政。

　　北伐时期，很多有识之士主张蒋百里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学历和名望都很相称。他不以为然，说是刚刚当过吴佩孚的参谋长，又到北伐军任同样职务，外面会有流言飞语。恰巧在这时，孙传芳也想请他任五省联军总参谋长。百里暗自好笑。心想，这里是参谋长，那里也是参谋长，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

　　他因为推辞，就推荐了丁文江，丁又推荐了陈陶遗，丁氏自己接受孙传芳的淞沪市政督办。

　　蒋百里是行动稳健的军事家和学术家。他建立现代化国防的思想始终不移。

　　他的学生唐生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家伙，北伐时投效国民革命军。未几宁汉分裂，唐氏从中作梗，一度失却兵权。20世纪30年代初期，唐氏又起兵反蒋，希图坐大，密询于蒋百里，百里电曰“东不如西”，劝其仿照左宗棠，往西北发展，其间有军事地理的考量在内。而唐生智自诩精明，不愿放弃东南膏腴之地，自未能体会百里的用心，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通电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大怒，命人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随后又搜查蒋百里住宅，搜获无线电台、密码本及给唐生智电稿。蒋介石以为诸人联手对付他，遂命将蒋百里软禁之。

　　百里因为唐生智反蒋的关系，短期被软禁在杭州西湖。他就对他的两个女儿，讲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到武松打虎那一段，他就爬在地下扮演老虎，教两个女儿怎样扑打和闪避。他说，赤壁之战的借东风是天文学，木牛流马是机械学，后者他自己也会造，是利用四川凸凹不平的地形发明的，利用下坡的力量上拔，木牛流马在平地则不可行。他对八阵图也很有研究。

　　他阅读伏尔泰、康德的著作，也向两个女儿讲解，但她们听来味同嚼蜡。于是，百里指着他挂在墙上的康德像，说：你们看，他的脑子多么大啊！

　　这趣味的教育方式中，也可见得他对抽象推理智慧的推崇。

　　百里手不释卷，偶有无书可读的时候，也要翻阅一下毫不相干的书籍，他以为总比不看书好受。

　　说到他对本国史的见解，他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极其丰富的民主思想。古代未进化到选举制度，就有传贤不传子的作风。所谓国人皆曰贤而用之，就是尊重民意的具体实践。其后君权渐甚，仍有诤友诤臣，战国时期不乏婉言讽谏的辩士。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才进入了君主独裁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以后，陶菊隐常在南京和他来往。蒋百里感慨说世界的变迁真如电光流火。他说过去是平面战争，今后将迅速演变为立体战争，险要战区将从高山移到平原。他对经济认识也很精警，他认为仅对内节流而不开其源，将打破收支平衡，引发的经济危机难以弥补。

　　他是陆军士官出身，但他感于战局的发展，第一建议就是必须要以迅速有效的方法，赶快发展空军，否则就万万赶不及了。此前，大气而睿智的孙中山先生，就有建立空军的思想，发表航空救国的言论。百里考察英、德、法、意四国的空军都是独立的，美国那时还稍落后一步，使陆军指挥空军，就不如德国独立空军行动迅速的强大威力。他又比较了意大利杜黑将军有名的制空论，为德国所用大行其道，这些事例很说明问题。

　　陶菊隐先生说，当时倡导空军独立的理论，以陆军出身的百里为第一人。他给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中，有“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之说，陶菊隐极为欣赏，以为乃点睛之笔。他主张以荣誉酬军功，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都是非常高明的见解。他在意大利考察时，受意军参谋总长巴格格里奥的招待，到拿波里观摩大规模的航空演习。他的呈文中对空军补给及现代化也有详尽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和同学蔡锷交流过且有相当合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