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又有战时幕僚团的建立。战争开打了，对方来者不善，海陆空大打出手。范围逐渐扩大，我方对军政幕僚的需求顿然增加。陈布雷回忆说，涉及战争的各个专门问题需要搜集资料，分类研究，交由中枢甄别取舍；各方所上条陈以及请示之文件，由于量大，须有专人签拟，然后交由统帅审查决定。当时国中各方有志之士，自愿投效者很多，亦应有专门机关从事延揽。遂由陈布雷出面，请示蒋介石，获准在军委会内设置参事室。早期以朱家骅为参事主任。

　　不过对此参谋团，陈布雷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早在抗战前三四年，熊式辉等人就力劝蒋介石，要在蒋介石的周围组织类似智囊团的机构，而陈布雷主张慎重从事。他认为，智囊团本身的延揽，就需要有高人主持，假如见闻不广、心思欠周之人得任幕僚职位，就纯粹是多一累赘。他以为，先前不久的南昌行营的设计委员会，作用就不大。

　　陈布雷直言，智囊团这种名称，他始终以为不适合用于中国。

　　但是参谋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以为，可以延揽具有专门学问者、通晓政理者若干名，以备咨询，而战时已有各种专门军事参谋机构，已经足够。

　　抗战期间的幕僚考选

　　抗战期间，对于军政首长的青年幕僚的考选，当时任何应钦参谋的陈桂华曾谈道：“何敬公要求参谋的条件是要学校成绩好，会写文章。何敬公是参谋总长，有很多讲演和讲话，参谋要会帮他写稿子。我陆军大学毕业考前几名，我还参加军事论文比赛得过第一名，所以，他选了我去。”那时候，他和汪敬煦都是何应钦的侍从参谋。他本人是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生，1940年考取陆军大学，1943年毕业，8月开始给何应钦将军做侍从参谋，前后有六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时，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有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先是何应钦。另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也是蒋介石，参谋长是美国的魏德迈，底下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

　　幕僚文化素养，显然是考选的重要一环。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有的部队害怕面对记者，害怕负责任，于是干脆就说，打仗都来不及，哪有闲工夫来招待记者啊。

　　前线将领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是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有一次曹聚仁在开封访问孙殿英，他就不懂得新闻记者为何要采访，后来经过他的幕僚解释才和新闻界谈起了战场上的掌故。有一天晚上，他在会场上作朴素的演说，他说道，别人没做过汉奸，不知道汉奸的滋味，“我孙老殿做过汉奸，尝过这味，以后孙子王八蛋才做汉奸”。曹聚仁说这是英雄本色，脱口而出，是很好的新闻材料。

　　孙殿英这样的人，如果遇到好一些的幕僚为之策划，会少干一些坏事，并可善用其勇，否则只是一味的莽撞。

　　当时中高级将领中的文化素养较高，但是军队的下层和底层就很成问题了。曹先生举例说，有的哨兵检查记者的通行证，倒持着那张证纸，乱看一阵，糊里糊涂就扣住了，糊里糊涂就放行了，中央社记者曾在湘西被扣，真使人哭笑不得。

　　稳健而工于心计的林蔚

　　侍从室整体兼有参谋功能，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事务官，如钱大钧，虽然文章清通，颇谙丹青，古文根基也不错，各种新式兵器均能掌握，但他主要是做好交办的事情，主动地出谋划策则说不上。而且，因不善动脑筋，在西安事变前夕，他负责的蒋介石专列的车头，也被他的朋友张学良以诈术调去“修理”，使蒋介石陷于插翅难逃的绝境，事后曾被严厉责问。

　　侍从室里的一流幕僚，要数1938年初接替钱大钧、调为一处主任的林蔚（字蔚文）。

　　林蔚在辛亥革命后考入北洋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曾做过工兵营长，1924年在孙传芳手下的浙军一师（师长陈仪）当参谋长。反正为北伐军后，被征调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南京警备第一师参谋长。陈布雷的助手张令澳说，林蔚出身书香门第，旧学基础牢固，多谋善断但藏而不露。

　　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的军政前途危在旦夕。他驻节柳河，亲自督战，林蔚全程跟随，辅佐蒋氏指挥作战，“有条不紊地昼夜谋划，以其细致周全、谨慎稳重的幕僚作风，更为蒋所信任”。1934年他即任军委会铨叙厅中将厅长。

　　抗战初期，日军攻势凶厉，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为了掌握全局，身边急需高级军事幕僚，林蔚便成了第一人选。他的长处是熟悉军事地理，对各战区战力、人事关系了如指掌，大型作战规划可以迅速草拟完毕。蒋氏往往据其策略，调整战力结构，遏制日军攻势。

　　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拥兵自重，抗命自行撤退，致使日军**。蒋介石为了防止其他军阀效尤，和军政巨头们紧急商议，欲加严厉制裁。而韩氏决不轻易就范，且出狂言反唇相讥，一时陷入难解之焦虑。此时，林蔚策划一万全之策，即以请君入瓮法将其收拾，蒋介石然之。其法为，蒋介石往开封主持军事会议，召集前线将领与会，并亲自致电韩氏，温语劝诱。韩氏不疑有他，随即前往，甫入会场即被解除武器，其所带一团警卫也被隔离控制，最后束手就擒，押往武汉军法审判，旋即枪决。事件引发社会轰动，军界震悚。林蔚用心深细，于此可见一斑。

　　另外1938年夏天徐州会战失利后，花园口决堤事件，也是林蔚一手策划。

　　当时国军情绪低落。为了阻止日军南下武汉的企图，当局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与会将领莫衷一是，久无良策。正在一筹莫展中，林蔚又设想一个黄河炸堤水阻日军的方案。蒋介石由此看到一线希望，当即提交会议审议通过。任务交给32军军长商震下辖的第八师执行。该师经过艰苦作业，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炸决大堤，河水迸涌漫延，致数十县百姓流离失所，成为灾害不断的黄泛区。而日军攻势只是稍受阻碍，仍在当年10月攻陷武汉。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看似高明，实为仓皇失措的幕僚作业。

　　当年12月，林蔚调为委员长桂林行营参谋长（行营主任白崇禧），襄助白氏，协调战区各部队配合作战。其间经昆仑关等多次重要战役，西南战区还算稳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组建远征军赴缅作战，林蔚受命随蒋介石两次飞往腊戍视察防务。随后成立滇缅战区参谋考察团，商震为团长，林蔚副之，参谋团会同史迪威参与机要、商议协调作战部署。抗战末期，美军对国军军政部机构庞杂、效率低下、营私舞弊种种现象提出质疑，建议改组并仿照美国体制，建立国防部，蒋介石然之。遂向此方向过渡，将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往昆明担任陆军总司令，由陈诚接管军政部。陈诚亲自点将，将林蔚调为他的次长。抗战胜利后，军委会改组为国防部，陈诚出任参谋总长，又以林蔚做参谋次长。

　　远征军入缅作战，参谋人员王楚英在腊戍听见杜聿明向林蔚抱怨说道：“美国人只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他们军队的战斗能量、军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艺术，并不比我们高明……”而林蔚不以为然，他向杜聿明剀切说明事情的原委和蒋介石的深远意图后，杜聿明方默然无语，点首认可。（参见王楚英《史迪威同杜聿明在缅甸的一段纠葛》）

　　远征军第一期阶段，蒋介石造访缅甸战场，视察担任曼德勒卫戍任务的新38师，均由林蔚陪同。此前，已电令驻缅参谋团林蔚和代长官杜聿明要绝对服从史迪威的指挥。在缅甸战场出现了盟军四巨头，即史迪威、亚历山大、林蔚、杜聿明指挥约12万中英联军抗击6万日军的局面。其间，杜聿明和史迪威的关系时好时坏，国府为了抗战大局，改由抗日名将罗卓英上将取代卫立煌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统帅驻缅中国军队，受史迪威指挥，并以在缅甸的参谋团团长林蔚作为史迪威的慕僚长，协助史迪威策划缅战。林蔚手下的参谋还向史迪威讲述《将相和》故事，他们能以英文确凿复述廉颇、蔺相如之间弯弯绕的故事，还真令人钦佩。

　　涉外高参

　　杜建时曾任战区副参谋长、陆军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防研究室主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天津市市长。

　　他是天津人，少年时古文基础就很好。1931年，北洋的陆军大学迁移到南京续办，他得以入校深造，教育长杨杰器重他，作为第十期毕业生代表演说总结。1934年蒋介石派其到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读书，其后又在美国学国际关系专业。1939年回国，一度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以其学术造诣深厚，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主任，轮训地方军政干部。1942年后任陆军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防研究室主任，筹建国防研究院，目的在培养三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人员。其间，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将衔高级参谋，协助蒋介石与美国联络谈判事宜。

　　1943年，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会于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中方为宋子文、何应钦，杜建时以随员身份参加。其后，杜建时探察到美、英只进攻缅北而非全境的计划，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中、美、英、苏的开罗盟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命商震、林蔚、杜建时等高级幕僚草拟提案，主要为：反攻缅甸，以美国武器装备训练国军，并要求英国支持国军的反攻。

　　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激化时，史迪威托杜建时请蒋介石接见，后者在愤怒中予以拒绝。1943年夏天，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华盛顿，讨论中国战区事宜，宋子文和杜建时前往参加。杜氏在会上支持陈纳德意见，反复说明中国对空军的急需。

　　在重庆美军司令部，杜建时与史迪威的参谋、助手频繁联系，察知史迪威使用美国援助在中国的去向。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由杜建时陪同，赫氏电报美国，据实汇报蒋、史性格水火不容，直接点题：有史迪威在，中美不能合作。杜建时在赫尔利处见到电报原文，当即报蒋，蒋介石大喜，嘱咐杜建时照顾好赫尔利，加深私人情谊。罗斯福接报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征求蒋的意见，蒋介石与魏德迈友善，当即拍板。魏氏对蒋极为尊重，以蒋介石为统帅，自居参谋，蒋介石喜不自胜。杜建时又和魏德迈为堪萨斯大学同学，于是中美联系，趋于密切。

　　远征军的第二阶段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特诺为参谋长，温鸣剑为副参谋长。

　　史迪威性格直率中葆有威逼、专横。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与之时有抵触，发生正面冲突或反驳，“不仅赢得我军官兵的中心爱戴，且为美国许多正直有识的朋友所赞赏，最后连史迪威对他们也刮目相看，倍加尊重。”

　　这时发生温鸣剑事件，以美国军官取代中国军官。史迪威将温鸣剑等人撤职，企图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郑、孙、廖一致反对，史迪威被迫自行纠正。（参见王楚英《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94页）

　　不过，驻印军一切武器、弹药、给养、服装、医药等全由美军提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种种优势和做法，与其他部队风气全不相同，这也是驻印军对史迪威最终产生好感的原因。史迪威本人，他的士兵化的举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的忠于职守、责任、荣誉感等良好风气，也给国军官兵很大震动。

　　驻印军反攻战的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以及密支那围攻战斗极为惨烈。作为高级参谋的温鸣剑，主要是和美军协商沟通。

　　譬如，史迪威和美军军官，较缺乏中国古兵法上那种对地理兵略的考虑和重视，中方参谋和他们谈及公路补给的巨大困难，他们总是不以为意。虽然他们清楚雨季势难行车，且中印公路边修边打仗，使用率极低，这一带又到处是沟谷纵横的原始森林，但他们总强调依托强大的空军支援，仿佛一切不成问题。他们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中吃亏不小。这时温鸣剑就要出面苦口婆心地沟通、解释，以期对方接受意见。

　　蒋介石的战略用心

　　曹聚仁以为，蒋介石的性格造成幕僚发挥影响力的难度。中日大战前夕，胡适从庐山谈话会回来，就说：蒋介石心目中，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就等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头脑中，除了听他话的，就不会有敢于自作主张的人。（曹聚仁《采访外记》86页）

　　何应钦的态度，比较好一点，陈诚的态度，跟老头子差不多，也可说更坏一点。

　　顾祝同本来也不懂得招待记者，后来马树理替他办报，宦乡做他的政治顾问，他的修养才逐渐好起来。

　　蒋介石一直玩弄权力，存着天无二日的心理。西安事变时，他对端纳说，张学良不择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谈判。端纳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时常关起了别人，才和他们谈判的吗？（曹聚仁《采访外记》87页）

　　这些叙说或评论，大多是些漫画式的勾勒，并不具有恰切的说服力。

　　蒋介石当年的战略，逼迫日本将南北攻击态势改为由东向西的进攻，今日回头观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人一筹，他是把政略、战略、战术结合到最佳的一个人。杰出如蒋百里，大战略思路极为清晰，实战却不见佳，如其襄助吴佩孚期间，差不多就是缩手缩脚。

　　蒋纬国说蒋介石的战略是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因此他必须培植大量品种齐全的部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以作反攻或决战之用。

　　那时候，胡部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蒋介石的修养和他早年粤军时代的幕僚生涯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讲述，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特别强调他久经战火洗练的治军经验：

　　战争的遂行，须发挥活的精神力，因为战力是质量与冲力的乘积。精神力，等于冲力、动力和活力，表现在物质上面，使人的冲力、动力、活力足以扩张物质的质量、动量、速度和强度，而成为雷霆万钧、锐不可当的打击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力（打击力）是等于物的质量与人的精神力（冲力）的乘积。

　　他强调组织与思维训练，因为组织力就是思维力的体现。责任制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人人负责、事事有成；责任制度的本质——建立考核的考核……

　　他以为现代化的军队，必先要有现代化的军人——经过了现代教育、训练、组织、规律的修养造就，为现代化军队的第一要务。简言之，亦就是要先有现代化的军人，才能组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

　　而他对日本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更见出他的眼光确有过人之处。

　　蒋介石推崇日本倡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说他建立军制依托新的宪政。他批评同时的李鸿章着眼点的低下。因为前者重在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以及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故其根基颇为深厚。而相反的，晚清的李鸿章则是深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始终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学术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收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

　　《柏文蔚自传》叙写中原大战前，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阎锡山军将发动，蒋介石派张群做张学良工作。张群从上海动身，行前在上海珠宝店购买大批钻戒宝石，并带大批舞女同到沈阳，连张学良左右的男女佣人都送礼物，天天引诱张学良跳舞，把张包围了。

　　其实设若这样就能免除战火，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隐形战，求之不可得啊。

　　像柏文蔚所讲述的蒋介石这类小智谋，行云流水般灵机一动，至办成大事的，也不在少。而他在万般艰困中，竟将日本的侵略态势——从北到南进攻的如意算盘，压制成从东向西有利我方的情形，则是难能可贵的大韬略的显现了。

　　兵凶战危，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浅……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么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纬国说，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此即抗战前蒋介石的心理和作战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