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也曾在侍从室工作，他将陈布雷视为最好的文学老师。基于同事之谊，他在生活上也很爱护陈先生。陈先生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于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认识。所以，张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此法减轻他的苦恼，使之笑靥常开。张治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成都，与他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笑着对他说：带你去调整调整！布雷说：大哥（他老是这样称呼我，实则我们是同年，我不过比他大几个月），我们到哪里去？我说：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馆，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参见《张治中回忆录?一个文人》）

　　布雷先生自来体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药才得以休息，结下终身文字之缘，生活清苦自励。他晚年答记者：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在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无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间，日本战机大肆轰炸陪都重庆，采用轮番式地疲劳轰炸，试图从灵、肉两面摧毁中国人。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内完成，体力渐感不支。初夏时节抵老鹰岩村舍休养，山居期间仍修改讲词，稍暇则读陆放翁之《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及陈后山诗等。6月间撰写回忆录，7月24日敌机猛炸重庆，敌人广播，造谣说陈布雷被炸毙。是年10月，自称：“余近来之身体精神大半视睡眠充足与否为转移，然长服安眠药则影响肠胃，不服则睡眠不佳，诚无可如何之矛盾现象也。”

　　他最后的幕僚作业，竟是尸谏！

　　徐蚌败局已定之际，他到上海召集报界巨头会议，他向友人说起蒋介石怪他精神颓唐。而在他的心里，也在思考，心中阴影厚积：此时的蒋介石和北伐期间的奋进有为判若二人。

　　他多年的贴身副官陶永标回忆：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事后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讲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其后陶永标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蒋介石对文官、武官态度渊然有别，对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礼遇有加，对学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报》张季鸾起先的地位并不很高，得蒋介石提携，遂居重要影响之地位，而他的业务开展也盛极一时。对张季鸾是这样，对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诸位，他也很周到。对于陈布雷，蒋氏始终尊称布雷先生。

　　他几乎没有什么应酬。他谨慎，甚至拘谨的作风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务，有时他会好几天不下楼。陶希圣认为“在委员长的跟前，许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变质了。布雷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报人，报人有广阔的视线、客观的思考、精确的批判，适于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员长襄理机要，却始终保留一个报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枢而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员长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饱含了非同寻常的剧痛的心灵矛盾，他的文人学者本色，已经一压再压，临了批判的精神在寻找最后的出口。

　　精神的打击，加重弱躯病体的负荷；羸弱的肉体，更无法承受自尊心的频受撞击。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遗书重点，一是毫无价值的一生，二是书生无用，回首履历，深觉有违初衷。其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乃是聚焦之点，读之悚然，如冷水浇背，当头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无计可施。计早出尽，有的不听；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无效。至此则身颓而心如死灰，故无计可施。他本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开罪。他在中壮年时期，还在做返回新闻界重操旧业的梦寐。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所撰述，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到了形势河决鱼烂之际，所有的矛盾纠结缠绕，一时俱来，这并非针对他一个人的业障，但对他的打击较常人更甚千倍万倍。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几十年中布雷先生看过多少更替兴亡，不少他更参与其中。其中必有一个理由，他想解开这个谜，但他实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绝望到也不想再等这个不祥的答案了。

　　做记者，写政论，他胸怀千载，志吞八荒。掉鞅文坛，所向披靡。其间自有一种气象和坚锐。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终是一位高级幕僚，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他的苦心和见解，从国家大政方针至于人事的协调融和，其迹虽不易见，而其功则不可没。他甘于无名无权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赫赫之功，而实际上贡献不少重要的决策。以一最高级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却到了克勤克俭的地步。程沧波说他像戒律森严的公门中修士，“他在重庆美专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记者与大英雄》）

　　他的正义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场，在极细微处表现出传统美德的附着。

　　唐纵《从两件往事看布雷先生》里面提到，战时重庆物资供应紧张，人家送他几筒三五牌香烟，唐纵知道布雷先生吸烟上瘾，就拿去转送给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纵只得向他说明：这是朋友送的，而且并非有所干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伤廉。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另外就是1945年六全大会，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蒋介石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很多既非对社会有何贡献，也非为行政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蒋介石很难定夺。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后来，中枢和他谈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问他有没有适当的人，他为了不忍再增加蒋介石的困扰，干脆一个人也没有提。

　　唐纵感慨道：这样大公无私的品格，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关于陈布雷的工作特征，最近《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7日）文章《伟人大都懒惰》可作参证。里面写到像陀螺一样不停工作的人，因为破坏了生物钟的运转规律，往往变得迟钝不堪，甚至因高负荷工作耗尽了生命的源流，据美国教授对多个历史名人的分析，将天赋转化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据说爱因斯坦、牛顿、阿基米德、毕加索都是以懒惰著称，当中的回环余地反而为他们赢得了超强的想象力。

　　相反陈布雷先生缺乏适度的怠惰，思维处于压力之下高速运转，结果伤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壮年就已灯尽油枯，实在因为他过于勤奋，燃尽了作为物质燃料的身体机能，以一己身体的资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断，身体资源耗尽，加以战局一挫再挫，可以说悲凉之雾遍抹心房，于是对死亡的防备岗哨，悉数解除，大门洞开……

　　布雷先生尽忠职守，俯仰无愧，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真可入幕僚史圣者之林。

　　老派的典型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他是操守谨严、尽忠职责的老派典型。

　　他在老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代入幕，主佐文案，襄办学务。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的时候，他考了第一，后来瞿鸿玑等人主张大魁应有高贵出身，才将云南石屏人袁嘉谷的卷子点了第一，张一麐居第二。

　　有时候袁世凯看到下班后他还在伏案办稿，晚来的急件交给他麻利办好，对他很是倚重。

　　张先生说，北洋幕府时代，有傅增湘、于式枚、陈昭常、严修（范孙）等，还有留学生金邦平等，因为那时，幕僚业务和古时候已经很不同，有地方自治、外事交涉、警察业务等新政，旧幕僚办起来大显吃力，手段和学问都跟不上了。所以，经纬万端的各种公事，张一麐等人都无役不从。新问题要研究三五天，多方征询后才下笔拟稿。

　　张一麐没有纯粹的军事履历也无专门兵学训练，一天袁世凯叫他润色《步兵操典》，改完后，训练处的何宗莲拿来呈给老袁，呈递前何氏已将张先生所改正者逐条驳回。老袁看后大怒，说，狗样的一班武夫，胸无点墨，你们知道哪个改的吗？就是座中的张君啊，何宗莲大窘，面向张一麐连称老师。

　　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均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这时袁世凯也相当礼重文士，用人之长，补己之拙。

　　张先生的幕僚生涯，大多记载在他的《古红梅阁笔记》里面。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间，清廷越发依赖北洋系，而老袁事权日重，他的幕僚就有劝他学习曾国藩谦退内敛的。但袁氏的性格，此时已很膨胀，喜欢包揽把持，然而他对幕僚的态度据说还是很周到。稿子拿去，总是说，我的文学很差，你替我改正。据说有些长稿啰嗦的地方，经他点窜，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不如。

　　有一天早晨他找张先生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无怪其精力过人也……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袁世凯在能吃能喝这一点上，倒是和巴尔扎克好有一比。

　　小皇帝宣统即位，清廷忌恨袁世凯，将他放逐田园。这两年中，张一麐转到浙江巡抚增韫那里做幕僚，他精心撰构的稿子，增氏总是改来改去。一天两人便吵起架来，张一麐在愤怒中吼道：“项城从未改过我的稿子，你不配轻易改动。”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张先生又回到他身边。

　　1914年的时候，袁氏打退了党人的二次革命，实力雄固，当时已有人传说帝制之议。袁世凯晓得他的幕僚中尽有耿介明理之士，乃做洒脱状对张一麐说：“你想啊，革命党人，弥漫全国，恨我彻骨，我怎能做称帝这些傻事呢！你要相信我！”但他另一面，却唆使外人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以及筹安会那一班人打造舆论，欲使既成事实。老袁外粗内细，也是自作聪明，幕僚态度明示之前，他就可以根据平时的性格、做事风格判断出对方将有何立场，因此他都是看人说话。

　　到了筹安会大造舆论，帝制隐然在望的时候，张一麐曾长跪不起，予以谏阻。袁世凯又来一番虚情假意，并说他不愿武人干政，但你们这些文士说话太多，武将们将对你不利！到政事堂开会之机，张先生站起来慷慨陈词，倪嗣冲怒目相向，并将手枪拔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情形相当尴尬。倪氏是袁世凯手下的武将，一个不第的举子，行事相当莽撞。徐世昌站出来劝说，双方才下台阶。事后，袁世凯调张做教育总长。

　　到了抗战军兴，张一麐先生愤而欲组老子军，和日寇拼命。1943年，他逝世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上。

　　孜孜不倦的洋高参

　　早在1903年，端纳就在香港《德臣西报》社任副主笔，还曾在广州求见总督张人骏。端纳纵谈天下事，张氏异之，当即聘为不拿报酬的外围幕僚。

　　他想见中山先生，却先见到了胡汉民。鉴于他的人际关系，消息来源广泛，几家西方大报聘为驻华记者、主笔。

　　辛亥革命后，端纳协助伍廷芳工作。中山先生回国后与之畅谈，甚为投契。他参加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向海外拍发了电讯。端纳在未生火炉的寒室内用打字机拟稿，手脚都冻僵了，汪精卫、温宗尧在一旁参与修改，经过反复的字斟句酌，“这份文件连一个逗号也没有动就（被孙中山）签字了”。这份宣言送交各国驻华使节，一个新国家诞生的宣言就此传遍了全世界。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外交纲领。

　　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承认之以作为日本支持他称帝的条件，此事极端机密。端纳从财政总长周自齐处下手，又找到袁世凯的英文顾问，竟将该文件的英译本获取，公之于世，引起西方列强的严重关注。

　　他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抗战军兴，他和宋美龄组建了外宣班子，撰写宣传信件。他因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被日本列入黑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海外返回中国，不幸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拘捕，机缘凑巧，竟未被发现真实身份。战后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的病榻上，他口授往事及自己生平经历，友人录音、记录、整理，用以撰写端纳的传记。在谈话中，端纳发表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马歇尔调停内战不会成功，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决不会和平共处……后来的政局发展果然印证了端纳的预见。

　　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很早就有认识，并谴责其侵略本质。他观察世界政治问题，具有独到的先见之明，日本人衔恨不已。他说：“当你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不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你们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娼妓可以答应给你欢乐，但她的吻会把你给毁了。”

　　他在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他的回忆强调几点，诸如：兵变是杨虎城发动的，张是替杨承担责任；亲日的军中暗流，又企图借机炸死蒋介石，趁乱夺取军政大权。端纳一再告诫张学良，此时若杀掉蒋介石，中国必然大乱，这只对日本有好处；张学良主动要求随蒋去南京，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出于爱国，指控他搞兵变和谋杀完全是无辜的。应该说眼光看深一层，颇为精警。

　　抗战烽火的浇铸

　　“九?一八”日本军阀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更随时在北平、天津、上海制造事端，以为威逼侵略的借口。凡是中华男儿，稍有人心者，无不悲愤填膺，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誓与敌偕亡的情绪，恰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抗战参谋制度的确立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以来，最早期，1925年及次年，尚无专门幕僚机构。

　　1928～1930年，即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期间，设立参谋本部，是和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平级的军事机关，此建制延续到抗战前。抗战军兴，部队经过分化整编，部队番号剧增，对抗日战争第一期的军队而言，则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尚有大本营及所属各部。又，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军法执行总监部、政治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铨叙厅、后方勤务部。另外还有九个大型战区，以及西安行营所属部队、驻闽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后方留守和绥靖部队，此时的参谋机构分属多个部门。军事委员会下有参谋处随辇办公。

　　抗战中后期，兵种陡增，特种兵兵种以及海空军所属专门部队就有十六七种。参谋机构仍然分属各部门。抗战结束的次年军事机构大调整，成立国防部，在部本部外，并行参谋总部及所属各厅局，专事作战方面之幕僚作业，军事制度臻于相当完备的境地。

　　参照一下相去未远的前清时代，地方州县政官员的权力往往在实际操作上被幕友取代，“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而在中央六部，书吏则操持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

　　幕僚权力大、工作量大，是日常公务的事实处理者，乃是清代政坛的一个特征，将各级幕僚合算起来，那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目。

　　但在军队转型的过程中，军事作战幕僚的养成，即一种成型的参谋制度，则是在抗战军兴以后才逐步建立的。当时有一些不尴不尬的人物，新旧两头都不靠，因缘际会作了参谋，闹出不少笑话。地方部队主官甚至有“认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的荒唐安排，有的旧幕僚竟把军用地图下边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是“铁路”。至于只知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遂将行军里程或阵地区分乱画一通的笑话，在抗战中的地方部队，也曾多次发生过。

　　军队自军阀社会转型而来，一些行伍将领尚未转过弯来，自以为“枪杆子第一”的老粗带兵官，竟然将参谋官视为赘疣。直到抗战中期，部队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参谋的地位也在微妙变化之中，当初那些瞧不起参谋的老粗带兵官，又传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参谋纸上画”的军谚。

　　作战幕僚地位逐渐得以加强，参谋职权随之受到尊重。而参谋的晋升也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曲线，由参谋调升带兵官，再由带兵官调升参谋官。这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能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指挥作战颇为得心应手。一种是直线，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

　　抗战军兴，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与旧军队已有较大区分。首先是作战计划切入主角，改变以前幕宾的角色；其二衔级提高，如军参谋长军衔与下一级主官等同，以下类推。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这一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

　　香港作家张赣萍先生出身新式军校，他回忆受训时的情景，说有某兵学家虽是参谋专材，却无作战经验，在某次大会战中，我军分五路应战，这五路部队的作战计划，都是由他一人拟订；他本着如臂使指的原则，拟具计划。结果其他四路部队均打胜仗，只有他自己指挥的那一路部队打败仗。有人问他原因何在？那人的回答可妙，他说：“这只怪敌人不按照我的计划打呀！”张赣萍以为，事实上就是由于他只能纸上谈兵，缺乏实际作战经验所致。另外还有在拟订计划时信心百倍、攻击精神十分旺盛的参谋长，听到敌人打到司令部附近来的时候，吓得走路都走不动，要由卫士搀扶上马逃生。张赣萍也曾见到过，那些不学无术，或有勇无谋的带兵官，他们连作战计划都没有，或不按照作战计划行事，就是凭着匹夫之勇，而乱打乱杀一通，招致无谓的重大牺牲。（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

　　陆军大学的学员班或将官班，只是培养师司令部以上参谋长的高级幕僚训练学校，也是抗战期间最高军事学府。对各级司令部各分科的中、下级参谋人才训练，先有一个“作战参谋训练班”附设在陆军大学之内，后来才有“军令部情报参谋班”的设立。一些军校优秀毕业生，会再考入情报参谋班受训一年或更长时间。

　　抗战中后期，部队参谋工作体制向美军靠拢。按照美军的定义，参谋被分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普通、特勤、其他等分工形式。广义的参谋还包括技术等人才，狭义的就是与作战有关的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