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先生做蒋介石身边幕僚，贡献极大，时间极长，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为专一。同样重要的幕僚还有陶希圣，但陶氏中途变节，复又反水，颠来倒去，真不好说。蒋纬国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陈布雷转述蒋介石的慕重关心。

　　其时布雷任职于《商报》。

　　该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谒张静江先生，翌日见到蒋介石。他来的时候，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用的文房四宝就来了。

　　1927年2月，蒋介石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氏口授，布雷根据其意思而起草的。这可以说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业。本来蒋氏要他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因彭学沛在任上，他辞谢了。1928年，北平克复，乃随蒋介石赴北平，途中起草总司令呈文，接着又起草《祭告总理文》。这期间他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浙江教育厅厅长等职。

　　1934年在委员长南昌行营，蒋介石告诉他，幕僚方面，政务有杨永泰，军事有熊式辉，文字方面，极需像他这样的人在左右。其后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熊、杨为常委，开始网罗青年留学生来此做研究、调查、设计等工作。

　　委员有二十多人，但陈布雷说，“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年初撰写《敌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军阀之无知，发表后多方转载，引起轰动。接着赶到南昌过旧历年。行营设计委员会撤销。改组设立于1933年的侍从室，设立一处、二处，分工是一组总务、二组参谋、三组警卫，属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四组秘书、五组研究，属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此后，他的行踪，大处而言，就是武汉、重庆、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时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军事——萧赞育《在侍从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谈到，陈布雷先生作为幕僚的作业性质，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萧赞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见面于牯岭，聊天闲话，首先他略述身世、身体及其兴趣，并说：此次委员长要我跟随在他左右，是要我帮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帮他处理政务或预备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他随蒋介石出行，每到一处，一有空闲，就是买书，像《陈后山诗注》就是在南昌买得，所购图书多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类图书。

　　1935年是他幕僚作业极为繁剧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汉口、重庆、贵阳、昆明、个旧、开远、重庆、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4月份他从汉口飞往重庆，住在上清寺农村。这期间他和四川军政文化界接触很多。他对四川人的感觉，“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上致力。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

　　这种看法和意见，他也作为心得贡献于蒋介石之前。因而蒋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质朴诚信来勖勉川人，目的是劝勉川人服从军政系统。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时间，郁达夫发表文章，对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灿烂之邦，不过近几十年来，弄得委靡不振，鬼怪横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买买菜，无反抗心，无男子气。一个军阀来，就开一次欢迎会，一件事情已过去了，也打一个电报凑凑趣，闲下来就问问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时代的生活样式，还流行着也支配着……”（《告浙江教育当局》，郁达夫文集，第八卷，23页）

　　重庆尚未很熟悉，马上就起程了，因为蒋介石到贵阳督促与红军决战。5月初他和陈诚、吴稚晖同机飞筑（贵阳），在此撰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他在贵阳很忙碌，至于重庆大本营的参谋事务，乃由杨永泰代理。他还和吴稚晖到了修文县，瞻仰王文成公（王阳明）祠。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这里珍贵文物极多，祠堂四面游廊相连，左右墙壁嵌有阳明书法石刻及阳明燕服线画小像，以及钱大昕、袁枚、翁方纲、成亲王、阮元、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清代学者多人的考证、题咏和游览祠堂的诗文石刻共数十方，俱为不可多得的碑刻菁华。

　　贵阳居停半月，马上转赴昆明，住在翠湖边上。他很喜欢这里的气候，仿佛高原江南，觉得大胜贵阳。曾到昆华图书馆看书，到安宁温泉沐浴，并随蒋介石游览滇池。这期间，他见到了云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张一麐被点经济特科状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学使，与陈布雷有师生之谊，相见甚欢。袁先生给他介绍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觉是，这些人的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这期间，蒋介石带着龙云，坐飞机飞至川康一带的会理、西昌，向四川地方军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状等。龙云回来向陈布雷说，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中与蒋谈话，益觉西南国防之重要。

　　然后，他和吴稚晖转往个旧、开远游览。这两个城市，今均属于红河自治州辖区。那是6月份，因海拔低，已经很炎热了。

　　回到重庆，马上又转赴成都。那时候，行政机构和人事纠纷中，矛盾多多，陈布雷所做的，就是劝大家互相体谅、信任，“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

　　7月份，随蒋到峨眉山开办训练团。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关国防之财政经济之方案。

　　8月，经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间为宪法起草事，访问黄郛于莫干山中。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代会所作有名的报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传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持续七年的抗战随笔时评专栏“最后关头”，即典出于此。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陈布雷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介石到西安。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年底，蒋介石到广西设置桂林行营，布雷随之。闲暇时蒋介石找他谈论。其中，蒋介石对日本的大东亚共同体及连环互助论尤其深恶痛绝，说是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比军事占领还要可怕，万不可中其奸计，因此也要作精神斗争。向陈布雷口授四五次，命其记录要点，准备撰一长文。12月26日，陈布雷以一天的时间，为蒋介石撰成《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演词。张季鸾说此文为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两天后正式播发。1939年春，他常住重庆，还是为蒋撰写文字。他平生为蒋介石作文，以这个时段最多、最为集中。《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文，都在此时写成。他自谓精神尚佳，动笔很觉顺畅。

　　辩证看待幕僚作业

　　据杨树标《名岂文章著》统计，抗战期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文章共有657篇，包括演讲403篇、书告82篇、文录9篇、别录115篇、谈话46篇等。其中大半都是陈布雷亲笔撰述，文章主题均包含抗日锋芒。大致涉及的方面有：全国军民牺牲奋斗，已使民族地位日益提高，最后胜利日益接近；我国抗战，目的一天不达，抗战一天不停；全国军民对于抗战皆有应尽之责，必须紧守岗位，贡献力量；全国军民要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以血肉的代价，来换取永久真正的和平。

　　在他精神佳好的状态下，一般文章，真可说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样的时候，所作文章，文气充沛，通体不懈，仿佛象征抗战之光明前途。一旦精神压力增大，或失眠，或头疼，则往往文气不接，这样修改的时间就大为增加。譬如有名的《告空军将士书》，因脑力不济，前后费时16小时乃得完成。这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在上旬同一时段要完成的作品达六七件。

　　布雷先生做人低调超乎寻常，而其内心，对于文章之道，则颇为自负。《大公报》在张季鸾去世后，由王芸生主笔政。王氏为人为文俱躁进张狂，言论偏颇一泄如注，布雷先生见此大为叹息，一次忍不住对报界的同仁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10岁，我就再下海做新闻记者，和他们周旋，也不应该让他们这般人如此猖獗！”他讲了一句历史上的话，好像是晋朝王敦说的：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胡健中《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

　　他对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当时蒋介石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蒋介石有时把他的文章改动几处，他觉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枢的一位侍从秘书竟擅自改动了他的文章，他一连失眠了好几夜，很不平地对胡健中说：“你看，某人现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陈布雷是文化、新闻总指导，宣传方面负全责。报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导。

　　曹聚仁说，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等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场，就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这个判断，似是而非。其实这些人大半主业为革命，新闻事业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应手的利器。

　　北伐期间，风头最健的媒体，是他从业的《商报》。从此受知于蒋，邀到南昌参与戎幕。一如汪康年为张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间青年，或者无根游谈，将其定位于军机大臣，乃是见风是雨的夸张猜度。

　　他的幕僚作业更多的成分，是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起草文稿和文告，当中就会有次一级的政策拟订。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

　　《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代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所作的总结。其间也有对南昌行营以来的局势，他的作为所作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大概算得是一种背景的说明。

　　王芸生《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尝以为，陈布雷早年曾任上海《商报》的主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觉得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但又是一个可悲的新闻记者，“蒋的头巾气，不能不说是出于陈布雷之力。四大家族的生活意识中何尝有什么礼义廉耻？标榜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元学案的摆设，都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3期）

　　王氏此说不当，盖本末倒置。蒋介石在赏识陈布雷之前，已经具备相当的传统文化修养，正因如此，他才因欣赏而看中陈布雷。1927年9月中旬在杭州，陈布雷和他的大哥陈屺怀拜会蒋介石于烟霞洞，蒋介石当张静江面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

　　他不希望政府官僚化，而期盼清明健全的组织。他看到那些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不已。对于局势的变异，他看得清是非，但没有勇气力争力谏，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

　　他的自杀，乃是幕僚作业最沉重伤怀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