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的计谋

　　第四次“围剿”江西苏区期间，樊崧甫向蒋介石面呈碉堡战略，这时恰逢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见蒋介石之前，赵观涛问他，战术进展怎样，樊崧甫答，以碉堡战术最为成功。

　　他和部下将碉堡照片装订成册，到南昌分送军界首脑。他在进策之前，做了游说工作，根据他的经验，嫡系部队的军头主观性很强，不大听得进意见，加之他又是杂牌军的师长，说话的余地就更少。那些军师长们，只有先贤的名言，或者美、英、德、日的顾问意见才容易接受。

　　樊崧甫见到蒋介石后，由另一师长率先陈述意见，他说，红军赤化民众太多，犹如水中鱼，大水中摸鱼，鱼摸不到，摸鱼人反而会被浪涛卷去淹死。蒋介石就问，樊师长，你有没有办法？樊氏答，我们应该改变战略，夺回民众杜绝侥幸。应展开大军建筑碉堡线，逐步跃进，随军构筑公路，接济粮弹，山顶上则建碉楼，如敌方有大队行动，则可了如指掌。

　　他的这个碉堡战略，凭心而论，是很高明的。增援、固守都较有余地，碉堡线是硬据点，如形成包围，则可逐步紧缩。对红军来说，这是一很难对付的损招。

　　熊式辉任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参谋长，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旨，以素不打仗的将领资格累迁高位。樊崧甫又将他的碉堡战略拿去游说熊式辉。熊式辉说，我们这边做碉堡（指江西），陈济棠不做（指广东）怎么办？樊崧甫答，这很简单，我们将红军压到他那边去，怕他不修？等他自动来修，那不知等到何年。

　　樊崧甫这一招，很切合政学系善于揣摩的特征。

　　军阀之间互相以邻为壑，不知大祸将至，他们之间根本是一本烂账。

　　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是1932年秋，陈诚邀请樊崧甫到他的十八军总指挥部担任参谋长，后来任用很有名的郭忏为参谋处长，当时在樊崧甫指导之下执行参谋业务，在江西省东部的南丰一带作战。

　　樊崧甫一生多为参谋官。1933年1月初，樊崧甫调度部队，有周至柔师、吴奇伟旅、周士达旅等，其中周旅坚持工事坚固，要死守，傍晚樊崧甫电话叫他临机立断，迅速撤出，他不听，半夜红军开始进攻，周士达果然告急。这时的情形却难以撤退，所以，军参谋长樊崧甫的意见就与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相反，反而要其坚守。结果打得狼狈，只有少部分士兵突围，周士达本人被俘。他临死前说：悔不听樊参谋长的话，贻误大局。

　　这是樊崧甫的事前预料。他的参谋心得则跟他曾经任一线指挥官的实战经验有关。

　　在南丰附近的战斗之前，他们也获得了红军的宣传品。其中一张揭露国民党军以三个纵队向苏区进攻，点了各纵队指挥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等人的名及部队番号，樊氏看到后很惊讶，就问陈诚，是否作了第四次“围剿”计划？陈诚说确有其事。樊崧甫又问，那么是否某某指挥某部……等一系列部队番号，陈说，对的呀。樊崧甫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红军却知道了？陈诚愕然无从回答。于是樊氏出示宣传品，陈诚尴尬不能答。老樊感慨说，这种机密泄露，使他惊心动魄。（参见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第三章）

　　此间可以看出预感之于参谋素质的重要关系，譬如蒋百里对日本进攻时间的判断，邱清泉对国防部刘斐等卧底的揣度，均与预感有关。称职而优秀的参谋必须有先验般的警惕——即一种不请自来的预感。预感乃是其必备的素质，预感可使其根据事机作出判断。

　　随后，1933年春节的抚州战斗，陈诚就吸取了教训，决不过早下令。抚州附近浒湾的红军就被罗卓英指挥的三个师突然袭击，而吃了大亏。那次是在除夕的子夜开始出击，拂晓即结束战斗。

　　一个人的长处也即是短处。关于陈诚本人，樊崧甫也有第一手的记述。陈诚在第四次“围剿”期间，不管上面发多少经费，他都按实际数目下发部队，所以下面对他的感情还不差。他做人趾高气扬，领袖欲强烈，但也确实敢作敢为，但这样的行事风格也招来同辈的妒忌，有人盼他失败。何应钦、熊式辉恨他入骨，他们试图说动蒋介石，以蒋的名义迫他执行，使他开始踏入危机。

　　陈诚独自担任第四次“围剿”的责任。樊崧甫为他草拟初期的进攻计划，这是他的一次重要参谋作业。

　　一是敌情判断，包括对方的外围部队；一是侦察红军主力；一是作出应对计划即主力和增援部队的配置；一是编制战斗序列。

　　不久又坚执要樊崧甫兼任师长到一线。陈诚转达蒋介石的话，强调这是一个杂牌师，让樊崧甫去整理，整理得好固然属幸事，整不好也就算了。这是借重他的参谋经验所作的安排。

　　这时，樊崧甫又提出整训部队的建议。他说，譬如做生意的人，行情不利，亏了本钱，应暂时收盘，保持一些本钱，等行情好时再做。如果一意滥做下去，本钱输光，等好时机来了，只好在旁边望洋兴叹。中央嫡系部队有限，杂牌却是力服心不服，不肯卖力，兵多也枉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议开办短期培训班，施以精神教育，把杂牌军将校都变成师生关系，再投入战斗，比较有利。

　　老樊的建议不错，说起来甚动听，但实行起来效果难测。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集会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4/5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省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待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便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有指摘。他认为杨杰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来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着实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回忆录》）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在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厚，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见《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从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之训词》《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回忆录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是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介石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谈到这一点，尝谓“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识笑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陈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写得专业、实用而文章气势逼人，而又妥帖安稳，将难以照顾周到的文章难点处理得恰到好处，可称调和鼎鼐之手。也正因为太过用力费心，惨淡经营，他的身体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属人生壮年，却已无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