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易县人汪崇屏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为北大学生会干事部主席，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深得校长蔡元培器重，参加机要事务，负责吴佩孚之专线联络。1924年后，追随吴佩孚左右，任吴部参谋，及吴部驻北平代表等职。他也是学生参谋，和康白情好有一比。

　　1924年9月，二次直奉战争初起，直军在山海关九门口前线一带布有大量部队，其后被奉军攻下。吴佩孚派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增援。

　　此次吴佩孚的失败，固然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然吴氏迟至10月11日始由天津亲赴山海关前线督战，汪崇屏分析说：

　　准备用海军截击奉军的交通线与后动补给，故乘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的旗舰，游弋海上，并指挥海军炮轰葫芦岛，终因风浪太大，不能上岸，也是主要原因。此时冯在热河前线与段祺瑞有电报通消息，但对奉方则无。可知冯玉祥与奉方并无默契。

　　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在吴军中原来是一句话也不说的，但在此紧要关头却用吴的署名发了一个电报，催促后方的队伍赴援。冯玉祥得电后，知前方军情吃紧，不必再有所顾忌，便于10月19日自滦平回师，星夜疾驰，23日晨，即抵北京。等吴派在冯玉祥处的人回来，报告冯倒戈经过，吴问张方岩何以发电要后方增援？张一见吴的面就跪下说：“我错了。”吴说：“起来，我不杀你。”第二天（10月25日），吴率领参谋长幕僚等仍赴前线视察……张福来原为河南督理，等吴走后，其幕僚就将他拥着上船溜了。因此20万大军无人节制，加之奉军猛攻，队伍溃乱，因而败北。如将队伍交给彭寿莘还可以支持，并且齐燮元、萧耀南亦可派兵增援，起码能将队伍撤走，不至于一败涂地。等到张福来一溜，20万大军就都垮了。

　　此次战争，奉军能够得胜，据闻有日本的援助。然张作霖驭下治军，都有他的一套，对文人很谦逊，对武人就用他那套“胡子”办法。就是连张学良都很行，在二次直奉战中，他所指挥的将领都是父辈的朋友，他对这些将领都以“大爷”称之，遇到什么事，总说：“大爷，你看怎样办？”那些老将领碍于情面，只好俯首听命；所以什么事都能顺利指挥。（参见汪崇屏《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

　　汪崇屏任参政，白坚武仍为政务处长，张其锽为秘书长，蒋百里、章炳麟曾一度分任参谋长及总参赞。白坚武是吴氏的旧人，二次直奉战败后，大家都说他的不好，但吴佩孚一生向不说谁不好，或张三怎样，李四怎样，所以始终未对白表示不满。后来，他跟吴说，孙传芳处很重要，他要去负责联络，吴氏就派他去孙传芳那里做自己的代表，结果一去不返。白坚武走后，政务处一切事情都归汪崇屏代理，但白坚武始终没有辞职，汪崇屏也没有正式接任。

　　汪崇屏分析吴佩孚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吴佩孚没有能力，他应付一切都很好，并且在当师长时即享大名。汪崇屏以为，吴氏用人，尤其是使用高级幕僚出了纰漏，不甚得当。

　　譬如白坚武对人常有芥蒂，官腔多，真话少；蒋百里（蒋方震）在他那里时间很短，张其锽时间较长。吴佩孚的幕僚长张其锽早年在广西习武，遍访名师，以为武林秘籍尽在掌握之中，又多览经史，觉得学问足够纵横捭阖，他因谭延闿的介绍得入吴佩孚幕。其人抱负大得很，经常挂在口边的是：“我将来必当省长，牛刀小试岂是大丈夫所为？”他和吴氏甫见面，即以其术数、易经、命理、星相的学养来为吴佩孚算命，说得吴氏感叹不已，大呼英雄所见略同。

　　后进的，以汪崇屏最年轻，汪氏跟白坚武等人不同，他为人平易，也不会打官腔。张其锽跟汪崇屏最要好，人称张其锽是小帅，说：小帅哪样都好，就是有点疯。蒋雁行是傻子，因此他俩被称为“一疯一傻”。其锽有时聪明，有时糊涂，但雁行确实有点傻，例如攻南口时，汪和张其锽在北京，傻子在长辛店。此时使靳老二掌握兵权，就是傻子所干的，因此，后来却吃了大亏。武汉战事紧张，傻子将靳老二的高汝桐师调往，高部刚刚在河南阳奉阴违，徘徊不前，并且堵着铁路不让援军过去，因此武昌终于不守。

　　汪崇屏以为，吴佩孚的不能成功，除了用人不当外，另外的原因也许是目标太小，圈子太狭。一个窝里抓螃蟹，不能容纳大量的人才。查家墩总部成立时，蒋方震带了好几个人去，都被任为高级参谋，但没有几天就都走光了。

　　名作家入幕

　　《留东外史》的作者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20世纪30年代即给何键做幕僚。

　　他14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不到一年，即因纪念蹈海的陈天华，被开除学籍。旋即东渡留学。后返国，曾任倒袁运动的北伐军第一军军法官，讨袁失利，再次赴日。此期间著有《拳术》《拳术见闻录》，连载报端，颇耸动视听。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聘，回乡兴办国术，任湖南国术俱乐部、湖南国术训练所秘书。

　　抗战军兴，向恺然辞去秘书一职，随桂系廖磊去安徽，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办公厅主任，并兼安徽省政府顾问、安徽大学文科教授、省政府参议等职。1947年冬，解放军二野南下，进攻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向恺然被俘，审查经历清白而释放，他择道蚌埠、南京返回湖南。当时，正值程潜主持湖南政界，向恺然遂随程潜一道起义，其后被安置在省文史馆及政协任职。

　　以一纯粹文人，而为幕僚，其所作为，显然较康白情敬业也专业得多。

　　丁文江与孙传芳

　　丁文江是以客卿和幕僚的身份参预孙传芳的行政系统，当时孙已经是五省联军总司令，丁先生之长才不在军事战略上，是以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是在社会行政方面，则确为一时之选。

　　孙传芳最得势之际，曾放豪言：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好像运筹帷幄，天下独大的样子，可是在当他被赶出南京又想反扑的时候，却又通电发布文告说，“敌至赣边，犹迟缓进，兵临城下，尚尔言和”，又显出他骨子里的犹豫和徘徊。

　　孙传芳在驻节南京，以联帅自封，贵极一时，他的机构很多，除了三个厅、十大处以外，还有各类高参：军事、文学、政治、经济等，其中像蒋百里、章太炎都被聘请，月薪高至二三千元。当时的总参谋长是刘宗纪，精通军事，熟悉多国语言，足智多谋。另外是秘书长陈季侃，他是前清的举人，文章写得很好，他对孙传芳献计献策很多。当时的东南五省是全国的财富会聚之地，孙传芳依托于此，大肆笼络人才。他对蒋百里和章太炎特别尊崇，企图以他们的战略头脑、文章学术为己所用。

　　丁文江正式的名义，是淞沪商埠总办。孙传芳希望留名青史流芳百世，他说，“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我喜欢讲兵法，亦喜考古”。他在南京举办了两次投壶尊孔雅集。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以礼贤下士的招牌发现幕僚和参谋人才，其中确有不少人上书献计献策的，怀揣所谓锦囊妙计，远道而来者也所在多有。

　　一般来说，各地的军阀都各有野心，拥兵自大，各据一方，他们之间时而变敌为友，时而弃好成仇，大抵上并不存在根本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但孙传芳的刚愎自用也影响到他对形势的判断。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南京，将其赶至江北。当时有幕僚建言，如果他在长江北岸伺机观变，可能北伐军内部会起变化，因为也不稳定，所以他的高参们都不同意立即反攻南京，可是他一意孤行，结果遭到了北伐军海陆两路的包抄夹击。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进攻迅猛，而长江上的海军军舰不断开炮攻击，这是8月下旬的酷暑天气，孙部阵亡官兵弃失稻田中，尸体腐烂腥臭，令人窒息。他的部属苏桂荣、李耀先等后来回忆说：“在龙潭车站附近，尸横遍野，田水为赤，被机关枪扫断的柳树枝条，满堤皆是。”

　　安徽陈调元驻南京的代表孟星魁曾在办公之外与孙传芳闲谈，曾经问他说“中国军阀割据对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不知有谁能够统一全国军政，这是一个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孙传芳就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我自问无能，我只做一个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孙氏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曾经有人利用同学关系从中斡旋，许以优厚条件，蒋介石派张群向孙氏建议，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可是孙氏毕竟滞后于时代，竟然不为所动，最后退居天津，依然心有不甘。后来被弱女子施剑翘报父仇击毙于禅林佛寺中。

　　关于1926年孙传芳在江西的惨败，也跟他不听幕僚建议、一意孤行有关。当时在他部下当营长的汪飞熊后来回忆说，当先遣部队到达九江后，孙命令停止前进，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他说“你们好好带兵，我拿着望远镜——他两手握拳做圈放到眼上做窥测状——我望到哪里有空隙，我就打他一拳头——他右手向前做击打状”。

　　这些话大可玩味，不过，也充分暴露出他作战投机的心理。

　　甘介侯：惶惶如漏网之鱼

　　据说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

　　大陆易帜后，李宗仁流徙美国。这时李宗仁最重要的幕僚甘介侯不特是他的耳目，还充当他的强心针。他所急需的美国人的意图，美国政策的一举一动，都靠甘介侯索取传递。1949年12月，甘氏获得美国新的对台政策：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等于放弃，于是李宗仁向台湾叫板，心中就有底了。蒋介石复职视事，希望李宗仁不表反对，但李氏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全靠甘介侯的动向分析作为他的风向标。

　　所以当时就已经去了台湾的白崇禧就对甘介侯大为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坏幕僚，尽出馊主意，使李宗仁陷于难以自拔的僵局，白氏还拟联络袍泽声讨甘介侯。

　　甘介侯正是精明过人的人，精明世事，精通时事，从少年到中年，一路走来，一路顺风。他大约和张恨水、徐志摩他们属于同龄人，但他的人生路显然不同于他们。先是庚子赔款公费选送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经济系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北伐时期，经程潜介绍，任外交部汉口特派员，外交部次长和两广外交特派员。抗战期间在重庆为国民参政会参事，此间和蒋介石结下过节。不过汪精卫下水后约他，倒被他拒绝了。后来他一度在昆明西山任花纱布公司主任。

　　李宗仁风云际会，抗战后由战区长官升任行辕主任，似乎还想更上一层楼，进一步与蒋介石争天下，不过限于客观条件，一时难以做到。1948年年初他就作竞选副总统的准备，这时候甘介侯等人运用他们的政治手腕，积极为李宗仁竞选跑前跑后，到处交际，和代表们握手言欢，抛头露面，极一时之盛。

　　1949年2月7日，新华社从陕北发出电稿，就和谈代表定性称：“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这时他是李宗仁的私人幕僚，和他名字并列的颜惠庆、章士钊则比较受欢迎。

　　他的转机是民国末年转型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分访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国防部长约翰逊，并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其后就留在美国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

　　作为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声明谴责蒋介石复职视事，称之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述，杜氏（杜鲁门）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甘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维钧交一言。

　　据曹聚仁《战地八年》说，当时，甘介侯这位政治顾问的小聪明在国内、国外都碰了壁，李宗仁派到石家庄的和谈代表本来有他在内，却被解放军公开拒绝了，甘介侯说，对方对待李宗仁的幕僚和参谋有如儿戏，就因为李宗仁没完全按他们的意思来做，他说对方提出广西部队中立，让道使解放军顺利进入广州，则解放军保证不向广西部队进攻，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要不曹聚仁怎么说他是小聪明呢。

　　甘介侯后期主要为李宗仁处理涉美事务，譬如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否认李宗仁所声称的地位，并由国院通知法庭，等等，借以发挥其留美知识分子的长才。此则偏重于事务性，而非建设性。诸多策略，也是李宗仁先有腹案，再由他来推进。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能发挥他的才思。甘介侯虽然从政欲望极强，当一号幕僚的心思时露于外，可是李宗仁自己基础松弱，政治资源菲薄，本身尚且趔趄摇摆，他的努力也无非落花流水罢了。

　　蒋先生晚年的秘书周宏涛回忆录《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中说：“下午开庭时，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实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不过我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绝非代总统时，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说：这个律师说得很对！甘唯谁诺诺，马上换了座位。四点四十分，法官宣布，对于管辖权方面，将于十日提出书面裁定；至于法院监管，则仍维持现状。这是我方的胜利。”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各自压宝。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宗仁驻美特派员，几乎是李宗仁唯一可以倚重的外交幕僚。但两边讨好的事情究竟不易，后来他在美国上下其手，开罪蒋先生和美国共和党，因此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宗仁秘密策划归国，这时给他写回忆录与其过从甚密的唐德刚，都丝毫不知风声。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麦卡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惶恐尤甚。

　　若非身处专制社会，他的竞争应属正常，他瞄准点是国务总理，在战时和大量的风流人物相较，他虽知难度，尚心存一丝希望。甘介侯依托缥缈的美援向蒋介石叫板，基础就是虚无缥缈。他的悲剧，根本上就已注定。

　　高宗武的低姿态

　　高宗武，他以青年智囊团台柱自居，力倡和平，仿佛遂了他的心愿，从了他的作为，就是和平的正路。其实目光如豆，不知日本发动战争，蓄谋已久，并不听他的意志指挥。故傅斯年痛骂之。

　　他是书生从政，兼有学者、公务员身份，故将胡适视为精神领袖。他的作为，颇有自出机杼，自作主张，而期历史在其手上为之旋转的梦想。因此他可算得是一种外交方面专业的国事幕僚。

　　1937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到高宗武家吃午饭，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团矣。谈国事，决定：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宗武积极负责打通。二、时机迫切，须政治家担此大任。次日又记，汪精卫找高宗武长谈。

　　此间，明确了青年智囊团之称呼。

　　高氏以日本专家自居自负，然其心理也甚搞怪，先埋下了投降的意识，投降要先抢一步，而不愿华北伪政权等抢他的头功。

　　后来，高宗武在美国对其学生说，我虽姓高，但我的意思却很低，遂得低调俱乐部之名。高氏甚至认为1937年的上海“八?一三”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气急败坏。一个人不审至此，荒谬至此，实属罕见。

　　高宗武后来赴美，胡适对他颇为关照。傅斯年在重庆闻之，大怒。致信痛斥：“近日高贼宗武常住大使馆，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代办外交之势……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逆之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已大批款买来的。国家此时不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斯年查资料做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大开大合，斥骂丑类也是不留余地，堪称痛快，大学者究非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