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人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真是简单。不过像康白情那样似乎已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尔后却处处碰壁，所遇多舛的，其原因是什么呢？还真不好说，只能套句老话：一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相较新潮社诸君，如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之属，或为文化重头官僚，或为史学家、名学者，则他的遭际最为酸楚。

　　康白情是四川安岳人，这里是有名的柠檬之乡、民间艺术之乡。五四运动时期，他是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社会活动有他的身影，诗歌、政论彰显他的才华。后半生像走了背字一样，人生命运急剧下滑。他在美国期间，用他那撰写童稚诗作的心态，和旧金山洪门帮会联手，欲问鼎政治，终成虚幻的无根漂萍。

　　他也曾短期成为四川地方军头的幕僚。

　　康白情五四前就身影跃动，五四期间更是大出风头，乃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17年北大首创学生主持教授会，康白情和其他学生头目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五四的前夜，北大校长找他们几位谈话，关怀指点。至全国响应，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3年7月，康白情在美发起组织新中国党，这年他28岁，自任党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为重点着手发展组织，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党部，四处拉拢各国留学生入党，包括刚到法国的他的老乡李劼人，一时风头甚健。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于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

　　但其回国后好像回不过神来一样，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五六年前，物是人非，他只好投靠教育总长章士钊，做了一段时间的法制委员。

　　康白情政途运作已成虚化，同时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师友为之侧目。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首脑，陈述对国事的主张，但是入幕之想又事与愿违，遂选择往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

　　当20世纪20年代后期，康白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老家讨生活。当时成都新闻界报以热情期待，报纸通讯、消息极尽恭维，诸如：欢迎中国思想界的巨子、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诗人康白情回乡……不一而足。

　　当时四川的大人物刘湘对之礼遇备至。请见，委以军职，以高级幕僚兼某旅旅长，颇为其他军官侧目。但在这样的位置上，他对军事并无兴趣和专长，却着迷于抽鸦片、吃花酒的恶习，短期内身心大损、意志消沉，无法胜任旅长职务，便专任幕僚。这样浑浑噩噩、寄人篱下又过了两年。

　　抗战前的几年间，他先后在上海经商卖高级土产，当中学教员，尝试办报。1935年由同学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未几，又因早年的政治作为而解聘。其后多年，康白情辗转于教育与工商界，灰头土脸，毫无所成。相识旧雨，了无联系，有人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

　　20世纪40年代未，他又到广州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退职返乡。船次途中，病死于三峡门外之巴东。

　　左右不讨好，竟至于此，也实在罕见。好像他对事物都是轻飘得抓不住重心，难以落地生根，而各派竟也当他是充满的气球，谁都好奇接过来把玩一下，然后纵手一弹，再不理会了。

　　按说他的社会关系不少，老师辈的蔡元培以及蒋梦麟、胡适、陶孟和，同辈的汪敬熙、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田汉、张闻天、曾琦、许德珩、何鲁之、余景陶、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这时候都若即若离，隔膜甚深了。

　　他和军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渊源，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源头之一，据说，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不过，这些都难以改变他的性格。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实际上，他的性格是属于漂门——难以在他事实上不感兴趣的行业沉潜涵泳、植根壮大。

　　据说他上马叙伦哲学课时，因迟到跟马先生顶嘴，态度倨傲，讲歪理，把马老气得发抖。某次上课他故意迟到，马叙伦问之，他答住得远，马先生知其住处就在近旁，斥其所说无理。康白情腆颜答道，你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令马氏七窍生烟。

　　康白情既未当好川军的参谋，也没有当好他自己人生的参谋。至于他潦倒而亡，那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时代的诡异，是谁也参谋不来，谁也规划不来的。

　　观其诗作，充溢一种童稚的趣味：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细草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则其介入政治抑或军事，不管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几乎都是一个笑话了。

　　康白情的论文《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很像《隋书?地理志》对南北西东各地民性的分析，地理、人性、好尚、气质，汇为一炉，但又加入了一定的现代观念，以及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时事对民众的影响，和人们的反应，将此也作为新的性格特征。有如此的分析的工夫，他实在大可就此在刘湘部队中做一个有为的幕僚，可是他竟一路衰退下去，仿佛他的老乡苏东坡的诗所说“骏马下注千丈坡”。

　　他说，寻常东南之人，性浮而易激，故易为暴动……实多乐天而鲜厌世也。其文学美术之盛，为各属之巨擘……又分析西南之人，“唯山境闭塞而民识固蔽也，故无野心，乏远虑，重习惯，偏保守，而以营目前之自存为止……则诈虞佻达逸乐浮动之风，实未让东南之人独步，特不若其甚耳。其人喧于暖风，颇耽情于闺房……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视储蓄”。

　　这是不错的。可是他又说东南之人摩拳擦掌，做欲斗之状，“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恐真斗之不利于己也，又不闻革命之役乎？革命功成而享大名，据显位者，多东南之人：其冒锋镝，弃沙场，掷头颅，亲奔走者，鲜东南之人也……”这就是想当然了。就在他写文章所去未远的辛亥革命时代，东南沿海，真可谓志士如林，俊杰辈出，流血五步，与专制者作殊死决斗。

　　就他这类文章看，可见其分析能力尚佳，即使转型做一军事幕僚其底蕴足矣当之。陈布雷从民性上点评四川人，郁达夫也从民性角度指斥浙江人，康白情谈论民族气质，以小观大，即为幕僚基本功。清代万维鶾撰写的《幕学举要》，乃是标准幕僚的日常事务作为，强调对民性、地域特征的透析：“北省民情朴鲁，即有狡诈，亦易窥破。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想之外。据事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必须虚囊批断，俟质讯以定案。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可见纸上千言，不如公庭一鞠。未可执内幕之臆见为定评也。”然而康先生兴趣实在不在这里，惋惜也，浩叹也，佛也救不得。

　　说来说去，康白情以一学生身份而为军人幕僚，实在尚未走出他的学生心态，属于别一种长不大的人物性格，这导致他后半生的做事往往心不在焉。若说他的人生是一个梦，则绝非淡然消逝者，反而是辗转复沓，错舛纠结，荆棘满途，这样一种不舒适、触霉头的梦，无疑，这是一个噩梦。

　　所以，康白情的短暂幕僚生涯，本来可以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他因为性格和心境的原因，不得不放弃了。盖棺论定，卑之无甚高论，也就心不在焉四个字，足以概括他的一生。

　　黄遵宪绝非一个甘心做诗人了事的人。清末最后几年也是他的晚年，他还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急思有所作为。无奈局势一天天恶化，使他无从措手。

　　同样，康白情也是不甘心以一诗人终其身的人，但他热衷于无根飘篷般的组党，较之黄遵宪等人，气象上、技术上又差着很多。

　　试将饶汉祥和康白情作一比较，饶汉祥似乎不大喜欢直接契入政治，但他和政坛的要角始终从职业角度配合默契，仿佛是另一种政治鸳鸯，缺一不可。作为标准的老牌幕僚，他所参与的事情，手到擒来，浑然天成，仿佛都不费吹灰之力。

　　康白情的作品气质，则根本近于一种童话诗人，但他似乎偏偏不甘于寂寞，搞运动、发宣言，活跃于三K党，投效于家乡的军阀，也真是怪事，诸事都不大投契，临了直接走下坡路，弄到好像歧路亡羊，在哪里他都是多余的人。到处碰壁，灰头土脸，最终他是以何种心情走向人生末路，不好揣测，但一种风吹雨打雪满头的滋味，想必缭绕不去。

　　二刘的专业幕僚

　　较之康白情，无论是刘湘，还是刘文辉的参谋都比他专业得多。刘文辉的参谋巴人说，至于谈到西康呢？一般人都看不起刘文辉，责怪政府纵容封建势力，没有及时把他铲除。他认为，刘文辉绝不是没有头脑的粗人。刘文辉为了增强阵容，而以他的爱女刘元凯下嫁在陆军大学素质最高的特别班第二期受过三年严格军事深造教育的伍培英将军。更任用伍培英为其参谋长，以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军官，充任其干部。据悉，国府本来还有意与他合作，利用西康作为敌后游击基地之一呢。（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

　　1932年二刘作战，即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间的战争。在四川的荣县和威远县一带打得非常激烈，不料刘湘所拥有的几架教练飞机，突然加入作战，飞到前线，所投下来的，无非是手榴弹和小型炸弹，杀伤力有限，但是教练飞机一经出动，刘文辉的军队就吓得抱头鼠窜，不敢仰视！刘文辉眼看情势不佳，特别派巴人冒险赶赴最前线，向官兵解释开导，叫他们躲在战壕里，用不着慌乱，才把军心慢慢镇定下来。事后战局朝向不利于刘文辉的方向逆转，当其部队退到雅安时，刘文辉还掉下泪来，说是悔不该当初不听幕僚的意见。

　　但刘湘任用康白情为参谋，也属一种礼遇，并非军事的依靠。刘湘真正依为柱石的参谋，乃是沈默士。

　　长时间为刘湘幕僚，而贡献甚大者，是沈默士。他认为刘湘这个人，从未离开过四川，所以他的思想保守，礼教观念极浓，所用秘书及政教方面人才，亦喜科举功名之士。他个人生活简朴，无声色娱乐之好，勤劳军事，宽容接物，人多乐为之用。他对升沉否泰，颇信命运，但并不迷信，外间因其崇拜刘神仙事，甚多误解与笑话；唯实际真相，并不简单。

　　20世纪20年代末期，沈默士即参与刘湘戎幕，当时四川内情，不仅省外不易了解，连省内之川人，亦觉川局荆棘处处，蜀道艰难，视四川为末路，甚至服务中央之川籍委员，亦改籍江浙，羞与川人为伍。

　　自滇黔之役后，川中各军扩充，军阀遂起。有国民军：熊锦帆、石青阳、吕超属之，北伐前，曾率师离川。有保定系：邓钖侯、田颂尧、刘文辉属之。有速成系：刘湘、杨森属之。又有将官班：为李其相、罗泽洲一派。其余各地尚有土霸团附、大股土匪，而又与招安军，互通在来。以致互争地盘，年年内战；苛捐杂税，明征暗抢，民不聊生。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四川正入于最黑暗之**！（《如烟往事说四川——我与刘湘当年的一段深厚渊源》）

　　沈默士在交通、教育、文化、财政方面，对刘湘也多有贡献。

　　1929年4月，由沈默士草拟一新兵工计划，涉及多项内容。包括成立兵工包案制度，武器性能精良，为基本要求，关于制造方法、程序，及内部人事管理，军方概不过问。双方对财务，各有预算，亦无临时浮报之弊；而管理直捷，灵活机动，尤为重要。以下还有八项，均为各式新武器、弹药的定制，射程等的计算。该计划报呈后，刘湘十分满意。

　　刘湘本人对新武器渐感兴趣，全心注意军备，为保密起见，调其内弟周晓岚任军实科长，兵工区域内，增加警卫两百人，非得许可，不让任何人参观，始终连其最亲信之潘（文华）、唐（式遵）、王（陵基）三位师长，亦从未让其知悉内容。

　　战前刘湘曾想在四川自造飞机，沈默士也从发动机、机身、经费等方面为刘湘释疑。沈默士不愧为专业幕僚，他向刘湘讲述的一席话，既考虑到主官的迫切心理，也为制造业特征打下伏笔。因为装备制造业大异于做衣服搞玩具，这是连贯的行业，也是个需要长期琢磨和探索的产业，更是一个来不得半点浮躁的产业，一句话概括：你得把它当“持久战”来玩，也许一辈子都难登堂奥，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地方势力之间能到此地步也就不错了。因为形势的扭转常常出乎杰出幕僚的预料。

　　1933年，沈默士赴欧遍历法、比、瑞士、意、德、奥、捷克等工业国，每日考察参观，九个月后，始得刘湘电召回国。返渝时，刘湘尚在疲病休养中，他即缮呈报告及计划，草拟内容如次：

　　现代步兵，仍为军事之主，编制与装备，注重火力弹性与运动速度，欧洲各国努力原则，与本军目标相同，不过更具体完备而已。

　　其一，连的战斗配备，以每班有轻机枪一挺，配60毫米小迫击炮一门，每排尚有手提机枪一二支，本军现只每排有汤姆生式手提机枪及47毫米小迫炮一门，现我厂中研造捷克式轻机枪，大批制造工具及检验样品均已完成，并于此次参观捷克厂，见有新式装弹机，亦能仿造，应展开制造计划，以每月能生产两百挺为宜。

　　其二，连的火网，限于1000米，营的火网在5000米以内；团属火网，最大5000米，师属火网，掩护八九千米。至于运动性能，多趋向机动化。

　　其三，制造炮厂之设备费，并不如普通想象之天文数字，国内各地之大兵工厂，皆因设厂时，从无制造目的……名义规模虽大，而技术反平平无奇；今后本军从事建立之炮厂，应首先决定炮样种类，然后设备专门机器制造之，则技术新、用费轻，并可大量生产。

　　其四，膛线火炮制式，以法国式为最合理，故如今美国、日本、苏联、捷克、波兰等国均采用法国制式。

　　其五，川省环境，以每月能出四门野炮为目标……一切技术从新，利用所长，不必限定应在某国某厂采购，综计全部设备费，连厂房、靶场、弹道研究等，不会超出400万元。

　　沉默士从国外考察归来，恰遇西安事变，刘湘始自督署返家，进门就说：“今天张学良在西安出一大乱子，真是糊涂，把蒋委员长扣留了，尚不知局势如何发展！”然后又问他，“你们在外国的看法，日本究竟侵略中国否？”

　　沈默士答道：“日本军阀专横，可能趁欧洲不景气中，侵袭我国，蓄势待发，国防应积极准备，以应事变；炮厂布置，已大致就绪，如无阻延，可办到一年半内即能出品。”

　　次日他们约在城郊金花桥一处幽静农舍吃豆花饭，刘湘先论及此次西安意外变乱，他认为：无论如何结果，必掀起全国大波动。

　　刘湘和高级幕僚的亲切关系，在日常生活上和吴佩孚相似，吴佩孚的幕僚汪崇屏说，吴氏每日三餐，都跟幕僚在一起吃。除了生病，绝不回家吃饭。这些都表示他的克己复礼，与部属共甘苦的精神。

　　抗战爆发前一年，谣言有传中央将用兵解决川局，但刘湘始终保持镇静，不为所动。抗战军兴，南京召开高级国防会议，刘湘亲自与会，并调五师人马出川，参加保卫京畿之战，其师长饶国华即在广德前线激战阵亡。闻刘氏离川时，有西南某显要，曾私加劝阻：不必亲身出席、静观变化之说。刘湘为表示全川誓做后盾，慷慨前往，此绝非多疑善变、狡诈心虚之军人所敢为者。

　　关于刘湘在汉口猝然亡故，社会传言腾于众口。沉默士作为资深幕僚，证明此前在成都曾得法国名医诊断，刘氏吐血症为胃溃疡病，已成深笃之状，若不出洋休养至六个月，恐突发不可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