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幕僚中，反对称帝最力者为张一麐、严修。张一麐所知机密甚多，而主张帝制者皆畏之。洪宪元年在便殿行朝拜礼，诸臣久跪拜，独张一麐行九鞠躬礼。有鲁莽者跃起挟之使强行跪拜。

　　张一麐作有《袁幕杂谈》，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而古德诺向张一麐大呼冤枉。古氏写信说，他是被利用的，恐怕回美国时，将受刑事上之制裁。一般以为，古德诺的计谋，乃由周自齐百般挑拨而来。

　　袁世凯称帝前，日本公使馆寄来一张剪报，大意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很想怂恿袁世凯称帝，一旦达成，将以此为借口，实施倾覆的打击。

　　可见日本用计的阴沉，其用计方式，弯来拐去，辄用反笔文章，以图搅水摸鱼。盖日本也怕袁氏做大，羽翼丰满难以控制，故而多端放风，使对方视线模糊。

　　宋教仁一案的发生，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世凯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述祖唆使应某索取巨额活动资金，于是酿成大祸。袁世凯无以自白。小人做幕僚，其不可与谋如是。不过赵秉钧知道，袁世凯才是隐藏最深的唆使者。

　　称帝前，事情反复。杨度去看望张一麐，想了解袁世凯的真性情（究竟总统性情如何），袁世凯突然又说不合时宜，把杨度吓着了。张一麐说：“可是你本人在搞些什么呀？”杨度说：“我准备回湖南了。”袁世凯身边的人又对他说：“总统有大事，必须您杨先生出头。”杨度说：“我因此也是被动的。”张一麐说：“你看以前清廷搞预备立宪，事前百端推拒，事后翻然变计。你想想吧，以后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难保。”杨度吓得说不出话来（参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64页）。

　　称帝前，张一麐上书请求取消帝制，有漂亮而说明问题的句子：“称帝王者万世之业，而秦不再传；颂功德者四十万人，而汉能复活。”

　　徐世昌、孙毓筠、段芝贵同往，劝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应危机。袁世凯说：“取消谁负此重任？”段芝贵说：“有副总统在。”袁世凯愤然道：“他能担得了吗？”

　　袁世凯政治顾问的班子有一个洋人，他就是古德诺博士，他可谓幕僚背后的幕僚。他的论点是，中国人知识浅薄，头脑愚昧，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筹安会的成立跟他的言论大有关系。筹安会的六君子中，最积极的是杨度，他是真正的主角。严复则是被哄骗、拖拽，另外四个人是同盟会的变节者，典型的墙头草。他们变脸很快，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还是他们的棋子。古德诺站在他们六个人的后面，可以说是师爷背后的师爷、幕僚背后的幕僚。

　　古德诺是个洋参谋，不料却被他的中国同行，既无品又无德的土参谋玩弄于股掌之上，怪不得刘成禺要说美国人幼稚，古德诺这篇文章叫做《共和与君主论》，文长达五千余言，洋洋洒洒。可能他自知“输出革命”，不能见容于他本国民众，所以事后他非常的后悔害怕，曾向袁世凯身边的幕僚谈道，害怕将来回国后，受到法庭的审讯。古德诺这篇文章主要是找民主政体的缺点，论证中国民众久处独裁政治之下，大多数人民知识程度不甚高尚，因此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云云，横说竖说，鸡蛋里面挑骨头。伍光建先生说，西洋人有马可?波罗帮助元朝建立了中书省和大中央集权制度，另一个就是美国人古德诺来帮助袁世凯走向帝制。为什么要说美国人幼稚呢？他不但受土参谋的拨弄，还受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莫理逊的拨弄，以及英国公使朱而典的操纵。中西参谋处心积虑，认为日本人气小意盈容易打发，而美国为共和强国不可漠视，显然，他们认为日本不足为凭，一定要有美国人来作理论支撑。包括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时候，就以聘请法国博士韦布尔、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博士古德诺共同组成了他的最高法律顾问团。

　　策划“杰作”的黑幕僚终成报丧使者

　　筹安会和袁克定、段芝贵的幕僚作业概括起来有如下多端：

　　一是公民请愿团，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就大位。

　　二是请严复出山。

　　三是八大胡同妓女请愿团，袁世凯也派人接见。这班谋士的满腹经纶，也真运用到极致了。

　　四是印制假报纸——《顺天时报》。

　　五是筹安会之功，在老袁优柔寡断之际出手，推、牵、携、裹。袁世凯若真有一点聪明，也终不致受其摆弄。

　　六是古德诺发文，说中国不适宜共和政体，中国社会情状，须有大皇帝严加管束，否则将有祸乱。此举颇能蛊惑。他大概是美国自由空气吸厌烦了，要到中国换个口味。甜食吃多了，搞点极辣的海椒。

　　七是筹安会费尽心机，怂恿袁世凯上位，他们也得各个晋爵。仿佛一只蛇窝，他们的智囊里只藏毒液，一旦有机可乘立即献上毒计。

　　八是段芝贵此时也向北洋军发放册子，冯玉祥所部就接到大量《孙文小史》《黄兴小史》，书中极尽泼污之能事，诋毁中山、克强。每天均向官兵大剂量灌输。

　　九是段芝贵等人利欲熏心，老奸巨滑，以国事为儿戏，他不但玩弄将领，某种意义上袁世凯也被他玩弄。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像八大胡同的妓女一样，呈表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他拥护帝制，得封一等公。所以认定这一高风险的行业，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政学系：精于政治算计

　　黄郛、张群与蒋先生的接近，更多的是时势使然的私人关系，黄郛是从北洋政府摸爬滚打出来，张群则是同学。在南昌行营时代，地位升到极顶。张群在这时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陈布雷亦于此时入幕。这是一个档次很高的幕僚班底。

　　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李宗仁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道，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

　　当时武汉的报纸对他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他早年和蒋介石换贴是拜把子兄弟。蒋总司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郛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都不要了吗？（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三十二章）

　　张发奎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譬如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

　　政学系影响近现代中国政局不可谓不大。北洋系垮台后，梁启超的研究系、梁士诒的交通系、王揖唐的安福系等，皆偃旗息鼓，退出政坛，唯有政学系则门庭刷新，人才于行政方面颇为出色。

　　中山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鉴于过去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之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因意见保留而赴美，居费城，仍从事反袁运动。先后追随之者，如钮永建、李烈钧、李书城、陈炯明、柏文蔚、方声涛等隐然唯克强先生的马首是瞻。这部分在美的同志，乃创设欧事研究会，作为交换意见的中心机构，民国四年即1915年又改名政学会。次年，袁世凯暴卒，旅居美国的党人相继归国，黄氏本人不久亦回到了上海，政学会即无形解散了。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原在美国参加过政学会的议员，即提出政学会这块旧招牌，来和其他政团抗衡，其中骨干如广东杨永泰、湖南钟才宏、直隶谷钟秀、江西汤漪、云南张耀曾、四川李为纶、湖北韩玉宸等，颇为活跃，但与黄克强先生已毫无关系。

　　1931年胡汉民通电指摘南京当局电文中特别提起政学系云“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杨永泰、章士钊、汤漪之流，或依附军阀，或假借文字，以反对吾党及诋毁总理者，无所不用其极。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十年粤军援桂，杨永泰受北洋军阀伪命，亲赴雷州就安抚使伪职，抗拒义师，为桂逆张目……”这样的斥骂并不影响他们的纵横捭阖，自1929年杨永泰得到黄郛、张群的引掖，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杨氏余次拼命表现，对政治军事问题，颇多建议，每被嘉纳，加以李根源、章士钊住居苏州、上海两地，常为杨氏制策，相得益彰。政学系落寞不久，又趋于卷土重来的境况了。

　　雷啸岑先生说，政学系没有组织的形式，完全是以人事关系为生存发展的基础，他们殆如蜘蛛结网，随处蔓延，不露痕迹。端赖领导得人，肆应有方，无形之中构成一种潜力，称雄政坛，以争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从民国六年以至大陆易帜的数十年间，政学系在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革命政府之下，皆能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兼而有之，主要是人才关系。因为他们注意吸收一般没有既成的政治派系背景的人物，而这类人在政治社会占着多数，即不乏才智之士，尽入彀中，此政学系之所以成为不倒翁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

　　CC派人物对政学系的反击。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出面或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其后蒋先生对杨永泰有些疏远。二陈又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他们所展现的团结，绝非道德意义的团结，而是一切以利禄为考量的实用主义的团结。他们出于避害趋利的本能，在知道大势已去之后，选择了一种最能够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方式，采取了延长自己政治生命的措施。也正因此，他们在所谓团结的幌子下，不仅会从此掩盖己方同僚一切的瑕疵，还会全力以赴地为他披挂上阵。显然，精于政治算计的政学系要员，要比其他派别更重技术，更懂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理。

　　在选票不成其为资源的旧政治时代，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即使到了民治时代，其行政方法在选举技术上仍不会失传。只不过，到那时，寡头政客的作用就有了莫大的局限性，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完全不再适用。

　　相对军人嵌入地方政治，张发奎的一段议论振聋发聩。政学系的大员们看了，会不会羞愧难当？也许他们无动于衷。政学系干员多兼有军、政两方面的身份，宛如蝙蝠，难以分辨。《传记文学》整理出部分《张发奎口述自传》，其中谈到，当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人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行政专才张群

　　政学系一些幕僚急于表现，因而歪曲现实、曲解情报，以一己之念遮蔽真实情状，甚至不惜“请鬼抓药方”，展开有利于自己的攻击。

　　张群尚无此种荒唐的作为。

　　他是稳重的，体谅的，老于行政经验的。他的谋略之启发，也较多得力于他对人情世故的观察研磨。同为政学系，如说杨永泰是老狐狸，工具、手段或策略皆不问好歹，而张群就较为委婉，稳当的处理之中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转圜。

　　出谋划策，均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

　　抗战军兴，刘湘出川，张群则代之为省主席。

　　1941年，他曾在省政府的一次行政会议上，见华阳县征收局局长郭某以巨长烟杆吸食叶子烟，即在台上严厉呵斥。郭某尚不知说他，也东张西望寻找被责者。张群见之更为恼怒，严为叱责。

　　其实呢，直到今天，川滇一带乡镇会议，仍有如是吸食叶子烟者，在云南乡镇，此物更是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具。张群长期在外地和外国生活，他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但对方生活习惯就是如此，如在会议规则难以畅行的时空，似也无苛责之必要。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生活心理投射。这一细节，可见他在大处颇受掣肘，尽量小心翼翼，而在另外的时空区间，就会在小处不经意发泄表露之。

　　张群，他早期就和陈英士、黄郛、蒋介石发生交谊，尔后又隶属于政学系系列。他于1908年入日本，为士官候补生，同期还有蒋介石、杨杰、王柏龄等。

　　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和老蒋等人，向各省的同盟会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回国参与革命。陈英士为沪军都督，黄郛为其参谋长，张群则为都督府参谋。随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即为蒋介石。这年底，黄郛、蒋介石、张群，效桃园三结义，结为金兰之好。

　　陈英士（其美）为孙先生的得力助手，乃是光复上海的灵魂人物。

　　黄郛稍早三年入日本也是士官生，在日曾经和李烈钧等人成立丈夫团。

　　孙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黄郛悲观而不愿反袁，遂离开日本往新加坡。1919年回国，这就和北洋政府拉上关系，先是在张绍增内阁为外交总长，后在高凌尉内阁为教育总长。

　　所以黄郛的经历也是相当一批人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先是到日本求学，然后在那里加入同盟会，然后从事各种舆论、行动上的革命，然后又跌入人生低潮，发生转向，北伐后又回到国民革命的阵营。

　　北伐底定时，黄郛就做了上海特别市市长，旋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二次革命讨袁之役，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然后是上海陈英士成立上海讨袁军，自任总司令，通电讨袁。蒋介石和张群，这时就参与陈英士戎幕，拟订战略。

　　这是蒋介石最早的实战参谋作业，张群亦然。

　　蒋介石拟订战策，进攻上海制造局，控制其枪弹的总后勤补给，为陈英士采纳。而张群则认为当首先疏通水路，由水路向陆上进攻。

　　正当其进攻之际，海军早为袁世凯收买，乃向讨袁军作密集炮击。讨袁军的失败，与此战略未周有关。

　　其后，张群亡命日本。袁世凯称帝时，张群回到浙江，为吕公望的都督府参谋。

　　以上可说是张群的幕僚生涯第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