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幕僚生涯的第二波，1917年后，他和蒋介石都到广州，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参军。随后被派往四川，他的老家，联系护法力量。在重庆，他和杨森、夏之时等成立川事维持会。

　　广州军政府方面，南方军阀排斥中山先生，先生往上海。广州军政府则以岑春煊为总裁。岑春煊为政学系宿将，李烈钧邀张群参与军政府事，遂与岑春煊结识。此际，军政府为政学系把持，政学系骨干章士钊为军政府秘书长，杨永泰为广东省省长。

　　这是张群与政学系的渊源，后来张群被视为新政学系的领袖，即源出于此。

　　1924年，冯玉祥在黄郛的策动帮助下，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出面组摄政内阁，为总理。张群则出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吴佩孚1926年反扑，张群返回上海。

　　蒋介石在1922年，当陈炯明叛变时，应中山先生之命，从浙江老家赶回广州，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随后又任大本营参谋长。1925年，东征奏捷。1926年，他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决定率师北伐。北方军阀加起来有七八十万人，北伐军只有几万人，差不多为十分之一比例。所以，必须战斗与瓦解其内部同时运用。张群担任分化孙传芳的工作。

　　张群受蒋之邀，从上海返回，从此被蒋先生倚为股肱智囊。

　　叔孙通式的人物

　　刘文岛可算一个善于拍马，官运亨通的幕僚，也是典型的叔孙通式的人物，曾为唐生智的政治部主任，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他和唐生智系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后来留学法国，派头洋气。北伐前期，他已活跃于湘鄂之间。

　　唐生智派他到广东，对李济深和李宗仁竭尽奉承之能事。对他的随员，则常常因小事予以呵斥。“一次纪念周演说，要求唐生智的部下孝顺唐总指挥，像儿子孝顺父亲一样。台下文武官员两千余人哄堂大笑，唐生智本人在台上全副戎装，怡然自得。会议后何键、李品仙等说，你要做儿子尽管去做，我们可没有资格领受这个荣衔。”（《李宗仁回忆录》，第二十章）

　　在唐生智第八军期间，他常介绍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出身，又留学法国，实在文武兼资，做党代表一职似最为合适。

　　武汉南京对立时期，他反蒋比谁都激烈，其言辞诸如斥责“满街都是革命党，满屋都是贪官污吏”，他提倡“整顿纪纲，中兴道德”，耸动视听。宁汉对立解除，蒋介石占了先机，他马上又输诚于蒋，当上立法委员，随后就被派为驻外大使。

　　刘氏所著《党政生活论》颇得梁启超赞赏。1918年12月，他随梁启超所率的欧洲考察团赴巴黎，并得其资助入巴黎大学政治系深造，获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受聘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不久应陈铭枢之邀赴粤，结识蒋介石，并加入国民党。是年冬赴湘，策动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7月任唐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随即参加北伐。

　　1937年11月回国后，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全国慰劳总会第三慰劳团团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宣慰使，1948年5月当选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前去台湾，曾创办《健康长寿月刊》。著有《政党政治论》《行业组合论》《行业组合与近代思想》《意大利史地》，与其妻廖某合译有《新军论》《民约论》等。

　　作家胡秋原年轻时曾得到他的关照。他1931年为驻德公使，1933年调驻意大利全权公使。胡秋原几个年轻人到了罗马，来到中国公使馆，见到了刘文岛公使。将陈铭枢的介绍信取出，递给刘文岛。“这样吧，今天晚上就请各位到使馆来，替各位洗尘，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如何？好哇。罗学濂头一个笑着回答，我们就叨扰公使一顿，晚上大家欢聚一下。来不及发请柬了，那就一言为定，晚上7点，请各位驾临使馆，刘公使很亲切地说。”（张漱菡《胡秋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刘文岛也有牢骚，他以为公务员素质导致许多事情无从理董。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关于许多重大的事总想先和党部去商量，可是本席请求他们开谈话会，报告一切情事，他们却回复‘无开谈话会之必要’。既然不要开谈话会，也可无事了，岂知过后却又施攻击。本席可以说照现在这种情况，行政官吏所有的精神用之于做事只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都是对付党部的，这样又哪里可望事业的发展，市政的进步呢？”

　　极端恶劣环境下幕僚无法生长

　　因为土壤极其贫瘠恶劣，也无法运作，强而为之，则导致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灾祸不请自来，进而身首异处，灰飞烟灭，而这样的主官也因几乎是毫无目的的残忍最终毁于一旦。

　　盛世才就是这样的典型。

　　其人早年从日本甫回国期间，就贪污郭松龄家的丧款。

　　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任作战科科长。其人野心强烈，不安于位，恰值金树仁的代表在南京延揽军事人才，他即携眷假道西伯利亚来到新疆。在当地的乱局中崭露头角。他任张培元的参谋长，打仗甚为狡猾，特点是，胜不穷追，败不骤退。他收买和瓦解敌方骨干，也颇为见效。这和书法中的险笔拗救相似，孙过庭论书云，违而不犯，正所谓迹违而理不违也。

　　他会因时乘便，坐享政变成果，也会利用千钧一发的时机，击败当地军事实力派。

　　他对南京政权多次翻覆，忽而输诚，忽而抗命，他利用召集军事会议的幌子，将在疆的东北军将领一网打尽，悉数予以绞杀。他统治新疆11年，血腥气息充塞天地之间。其部下稍有不听话者，即捏造罪名，诬其图谋不轨。像陶明樾、李笑天、陈中原等，有的是他曾经的幕僚，有的是朋友，而陈中原更是他的督办公署的参谋处长。南京巡查大员来时，这些人稍有接触，即予逮捕，处以极刑。

　　他将保安局更名为新疆全省公安处，那是他的小克格勃。处长及副处长为中将衔，底下有名目繁多的科室。该处对任何人有权侦查、追究、逮捕、审讯。盛世才认定的嫌疑人物，则由该处派遣专人跟踪，就是对他的岳父也不例外。像厅长、警备司令这一级高官，也要对该处的人客气三分。

　　他任用那些头脑简单、缺乏常识而又生性残忍者来充实公安处，各种阴谋暴动案往往罗织成功。除此以外，还有他直接指挥的直线特务。像他的卫士甚至药房经理……都被他侦缉跟踪，他还利用政府官员各级干部互相监督，这些人中也颇有利令智昏者，竟有这样的事情，两人自居亲信互相告密，后来在狱中碰到一起，彼此啼笑皆非，最后同归于尽……仅杜重远一案就牵连逮捕数千人，酷刑之下，求死不得；搞笑的是，直接制造杜案的特务也被逮捕。

　　到了1942年他又炮制第三次阴谋暴动案，进行社会政治大清洗，将他的弟弟盛世骐予以刺杀，同时逮捕弟媳和岳父的小妾，将这两个女人诬为通奸者，由此突破，大肆抓人……

　　他历年来逮捕13万多人，只有两万人幸存，屠杀达11万人。他在重庆的压力下，走脱无门，离开新疆赴重庆时，押运了75辆大卡车，装满他历年搜刮的财宝金银……

　　他在新疆形同割据。1944年被监察委员弹劾，指其残暴贪赃之事，擢发难数，监狱遍于全疆。什么官员、处长、厅长今天还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先后用过的十个副官长，有的是他的幕僚，官阶都是少将，其中有九个先后进了监狱，而罚罪证据就是酷刑下的口供。

　　极端的个人独裁，出尔反尔，喜怒无常。

　　他的治下，往往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冤魂遍野。

　　幕僚要想有所建树，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可供智力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至为重要。如果遇人不淑，百般掣肘，处处钳制，左右不是人，那么其功业的葬送，就是必然、早晚之事。

　　杨永泰狡智贻害

　　晚清王韬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细陈攻取上海之策，规划详善，后为清军截获，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盖其为釜底抽薪之计，极具颠覆之力。清大吏知之，疏闻于朝，江南江北大为警备。

　　策略智术助于实际运用者，大矣哉。

　　为人可鄙，投靠北洋军阀，接近孙中山，假借西南军阀，勾结老桂系陆荣廷，为蒋介石出削藩之计；及北伐后军队编遣，软禁李济深，解决冯、阎，皆有杨永泰谋划筹策的影子在晃动。杨永泰，智术家之老狐狸也。

　　中国工农红军迫撤出江西老区，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之路，实在就跟杨永泰有极大关涉。

　　起初，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均告失利，万分苦恼中，杨永泰乃上万言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历代谋士上书中的一篇奇文。杨永泰虽非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但其文开头，却也很像六朝以前的时髦文体演连珠“吾闻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文中分析出红军与民众结为一体的严重性，而出以辣计，“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辜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脱离共产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严厉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投诚者，则予宽大，实行剿抚兼施”。

　　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中，政治空气剧增，终于，迫使红军黯然西去。

　　太平军起义后不久，据永安约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在清廷严责之下，以数倍之敌，将洪杨包围。太平军无奈，乃往湘、鄂攻窜。在一种逃命兼拼命的思想支配下，一路上钻隙突穴，飘忽若疾风暴雨，行动如流矢奔驹，其锋锐不可当。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分析说：“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随官军也养寇自重……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太平洋天国故事再检讨》）

　　红军长征，一路向西，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许多省份，与粤、赣、湘、黔、滇、川、陕、甘各省军阀相冲突。红军是革命播种机，当然比太平军影响更大。而各省军阀在本省所采取之战略战术，也是只守不堵；各省军阀之间，却是以邻为壑，又是只追不堵，出省便算交代。

　　红军转移后，蒋介石严令各省军阀剿击，红军到达四川会理时，蒋介石更是亲自飞临会理上空，给川军刘元塘空投委任状、嘉奖令，加委他为中将，使其更加卖力。

　　各省军阀也自作聪明，结果搞出一套“大历史”的聪明误。

　　1933年春，蒋介石委任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主剿红四方面军，在巴山南麓布开阵势。此地本属杨虎城陕军防区，蒋以为红军会进甘肃天水，乃将杨部主力三十八军调往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胡宗南的第一军。本来，夹击巴山红军应由胡宗南承担，但小脑发达的蒋氏却舍近求远，将三十八军与第一军调防，意在借刀杀人。杨虎城遂进退维谷，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向杨虎城的高级谋士杜斌丞献计：“向杨总指挥进谏，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进犯。”（参见《解放军报》1999年10月23日披露的细节及杨虎城手谕）

　　其后武志平即作为杨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特使，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直接联系，订立巴山协定，更将药品、枪械、纸张、无线电器材运往苏区，解放后，武志平任国防院参事，卒于1999年。

　　蒋介石在老牌幕僚如杨永泰等人的参谋筹划之下，使权谋，用诈术，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已成习惯，其人过分自信，以为每策必售，焉知聪明过头，视红军为流寇，殊不知红军葆有共产国际背景，为历史之羽变。而世事循环无端，聪明循环至一定方位，恰与愚蠢等同。结果，蒋介石为杨永泰所误，军阀以短视为聪明，不管实情是否牛皮灯笼，照着外面漆黑，导致自家处处丢分。这和经济专家处理财政类似，若以筹码不够，乱发钞票，惹得恶性通货膨胀，一样是不治之症。

　　杨永泰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得任临时众议院议员，他是后来的政学系的要角，但在政学系初起时，即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从同盟会拐出时，他还是小角色。那是1914年中山先生组中华革命党之际，同盟会这一拨人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同中山先生分道扬镳，就是后来的政学会。北洋军阀时代，他辗转滇桂军阀间求生活，北伐后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王伯群的关系，向蒋介石靠拢，由张群、熊式辉引见，蒋介石大异之，视为卧龙先生。

　　种种迹象表明，此公作为还是在北洋政府之下那一套，换上某种新包装，口头上侈谈条陈时事的价值准则，行动上保持军阀时代的暗盘与底账，从大三角里面火中取粟。仿佛是他自家修炼出来的一套金不换，自期计谋产出绝活，用之上瘾，实属走火入魔。

　　1932年冬，胡汉民曾对刘不同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主义，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杨永泰是中国近现代最为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他真正起家，在于对苏区的最后两次“围剿”。除政治角度的阉割外，军事上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也是他的创造；其虑甚周，其计亦辣。前此，他已在北洋以来的政坛各派系中翻滚挣扎，始终不像人样。终以掉弄智术，骤显身名。其人辄以磐磐大才自居，以不世出的智者自许，然究其实质，仍为村学究中一特殊分子。虽于历史旋涡中丕显身手，系一超级智囊，却非现代意义上的大知识分子，亦非一现代军事专才。其人其术，形与质两方面均极似马基雅弗利——那就是，不信世上有正义，不信良心之力量，对社会秩序甚至也无乌托邦前景的观照，其本心深处，乃在取得权力，以此填补其欲望、爱憎——英国近代学者韦尔斯论马基雅弗利尝谓“竭力使自己成为君主权术的专家，他给索代里尼帮了倒忙……但这个道德上的盲人是生活在一个道德上盲人的小世界里”。（参见《世界史纲》）

　　他们致命之处都在于：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比他们滋滋玩弄手腕更大的关于人类命运规划的远见。

　　杨永泰属中智偏上人，亦纵横家之流亚，奔走乞怜于各家门下；战术上，固屡出奇招，战略眼光则无足称之。他在湖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上仍不甘寂寞，欲问鼎行政院长，并以新政学系头目身份参与派系纠葛，掉弄智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如饮狂药，终因权争失算，为CC系特务暗杀于汉口码头。像通俗歌曲所唱“算来算去算自己”，他一生不甘寂寞的幕僚生涯，于此画上一个不圆满、悲剧性的句号。

　　杨氏虽有弄蛇之技，而玩蛇于股掌之上，其终必被噬，也不意外。惟其仅为聪明人也，则“处之以诈，其品类终善于鳝，而不类于凇鲈河鲤矣。”（张恨水论吴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