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瑛，即袁仲德，又名家驹，号不同，河南正阳人，袁乃宽之子。光绪三十二年考入北洋第四镇学习炮科。后在淮军为督练官，即在军中运作革命，投身政治。武昌起义后，与友人谋划天津、保定独立。

　　他的父亲袁乃宽，是袁世凯的十三太保之一。其为人也小有才，系老袁远亲。袁世凯在直隶时，他是他的幕僚。帝制大典筹备时，他和袁世凯的小老婆们商议筹钱供袁登基使用。

　　可是他的儿子袁仲德痛恨帝制，至起杀心，看到他的父亲和袁世凯攀上远亲，遂觉有机可乘。遂由他父亲带到宫内拜谒。袁世凯见他的气质不凡，颇加激赏。仲德执礼甚恭，妻妾们也说这个小伙子不错。

　　第一次暗杀袁世凯。南北和议后，袁的残暴统治较前清更深。当时仲德为武卫右军驻彰德总稽查，恨袁世凯入骨。为真正恢复共和，乃决计刺杀袁及其长子袁克定。制作炸弹数十枚，埋藏新华宫，欲将袁世凯一家人炸为灰烬。因对方防范严密，一时无法下手，乃将炸弹埋藏在洹河桥边，准备待机触发。此处为袁克定每天必经之地。不料因渔夫经过，误撞炸弹毙命。暗杀计划暴露，而暗杀者身份并未暴露，仲德遂转往日本求学。宫中炸弹被卫士发现一枚，遂按路径大肆搜索，竟起出七十余枚。宫内躁动，人心惶惶。经侦查，断定为仲德所为，而此时仲德以先期遁逃。过了两天，从天津寄了一信给袁世凯，有谓：

　　国贼听着，吾袁氏清白家声，安肯与操、莽为伍？……目的为何？即意将手刃汝，而为我共和民国一扫阴霾耳。因以炸弹饷汝，不料所谋未成，殆亦天助恶奴耶？

　　还叫他消除野心，解除帝制，自家忏悔，或可保全首领，云云。

　　袁世凯想治罪袁乃宽，但他的妻妾们都为他说情，幸免于死。假信任如前，叫他探听仲德的踪迹。到了全国群起反对，云南起兵，诸事猥集，他也顾不上了。

　　第二次暗杀。二次革命后，同盟会系统败北，青年志士被袁世凯杀戮者数以千计。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手下的陆建章、段芝贵杀害很多议员、同盟会员、青年志士。杀人后并不准收尸，家属前来，以卫兵驱赶，并加以嘲笑（参见王建中《洪宪惨史》）。仲德毅然回国，面见袁世凯，陈说利害。他说，大丈夫处事，要能容人才能用人，假如仅想驱使别人，却没有容人之量，最后肯定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他说，国民党不乏杰出人才，根据他们的特长据实录用，因势利导之，何愁天下不太平呢。这些话极为中肯，但袁世凯听不进去。

　　攀龙附凤者发起筹安会，共和命脉命悬一线。1916年1月，袁世凯恬然称帝，并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为承认帝制交换条件。事情被仲德察觉，冒死将密约盗出，印刷数千份散发中外，导致密约无形取消。

　　仲德往上海，从黄兴、耿毅那里，带回铜壳炸弹数十枚，运回北京。秘密放置在新华宫内。预备在袁世凯登基的时候以电气引发爆炸，将其党羽炸毙。不料事机败露，3月份仲德被捕，因他父亲的关系，关押在特别室内，本已获死刑，仍大声疾呼，详数袁世凯罪状。他对狱中贫困者多所赞助。不久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由是得以出狱。

　　吴佩孚的师爷

　　吴佩孚的第一知己要算郭梁丞（绪栋）。郭氏先做聂士成的幕僚，吴佩孚当勤务兵时，纠正过他的用典错误。郭氏见他做事勤勉，又知其为秀才，故对其长官段日升多所美言。吴佩孚此时地位低微，自然感铭于心。郭氏一度隐居，佩孚当两湖巡阅使时，又起用了他。吴佩孚对幕僚要求极严，独对郭氏网开一面，特许他抽吸鸦片。先欲委参谋长，郭氏拒，改委巡署秘书长。郭绪栋说：舞文弄墨尚可承乏，运筹帷幄则吾岂敢。

　　郭梁丞在北洋团体中，学问平平而计谋甚富。

　　佩孚幕中，还有参谋长李倬章，政务厅长白坚武，参谋处长张方严，副官处长孙芝田。吴佩孚回光返照的湖北时代，总司令部人才盛极一时，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

　　郭梁丞、张其锽都是吴佩孚的知己，至于蒋百里，待之以师礼。张其锽自以为得曾国藩衣钵之真传，人以辞章之士视之，他还颇表不满。他奔波调停，从中享受难以言表的乐趣以及成就感。

　　当所谓“国师”，是很多文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国师只有一个；可是在军阀时代，则又大异，国师因为军阀的分蘖，可以多量地产出，相当于缩小号的国师。有一些人甚至不为名利，而是为了影响力，“国师”就很有成就感。

　　郭梁丞要天上月，吴佩孚恨不能上天为之摘下。他甚至通常在烟榻办公，商榷机要。郭氏最后不欲以幕僚终其生，想得山东省长衣锦还乡，未及委任而病死。

　　1921年4月，德国驻华使馆的女郎露娜，久仰吴大帅英名，前往洛阳面送秋波。吴佩孚审美观与常人异趣，言谈中多应付，露娜失望怅然北返。她回京后还写信来，吴氏见之都是冷处理。露娜其实和吴佩孚都是审美观怪异的人，由他的相貌，也可以窥破几分消息。因为这时的吴佩孚，“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清癯的脸庞上配着一双大而赤的眼睛”。露娜见久无回音，干脆单刀直入，发来一通电报，收发交到译员处，译员翻成的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译员见此甚错愕，就去请教郭梁丞，郭氏教他坦然送上。据说吴佩孚批了四个字：老妻尚在。

　　得宠的军师郭绪栋，成天脑瓜子所想都是如何替吴氏扩充地盘，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然而他命蹇运乖，未能和吴佩孚共始终而病亡。

　　吴佩孚临棺大恸，撰联曰：“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遽抛老母孤儿，有我完全担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此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艰难。”

　　吴佩孚的这幅挽联文采平平，但其中颇有真话，他的义气尊崇，上联的许诺叫死者放心，下联则可见参谋、幕僚不可须臾分离的重要性。

　　吴氏虽然固执，但也需要幕僚为其决定打气，增强他的信心。如果两者谋略暗合如出一辙，所见略同，那就会增加其施行的信心。

　　吴佩孚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时，蒋百里勉为其难，正式成为他的参谋长。

　　这时他的本钱已经输光。汉口挂帅，部队多拼凑，这些烂队伍震于他昔日的威名，投到他的旗下，目的在于搭伙求财，打硬仗则看风使舵。所谓十四省还包括孙传芳的五省，还把西南地区的杂牌部队拿来充数，所以，吴氏此时大半是个空头元帅。

　　驻扎武汉回光返照时节，董显光带着曾朴的公子曾虚白造访吴佩孚，那是曾虚白首次访问风云人物，印象极深。“吴玉帅虽然穿着军服，可看上去不像一个军人。说话时摸着一撇小胡子，倒像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他本来是一位山东秀才，喜欢结交文士，经常一杯在手，赋赋诗，挥挥毫，自命潇洒。可是，他一杯在手喝得过分的时候，却会放言高论、目空一切，暴露他自视之高永远执持己见不肯苟同刚愎狷傲自命不凡的弱点。”他不特有刚愎个性，更有奇谈怪论，他对这两位记者说，西方文化都出自咱中国，何以见得呢？吴佩孚说，中国史书不是记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往西走吗？他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老子他老人家是到了欧洲。证据又是什么呢？你看西方文字那样弯弯曲曲，岂不是照着老子所骑青牛撒的尿描下来的吗。这一番话可把两位不速之客吓得不轻（参见曾虚白《一代人豪吴佩孚》）。

　　吴氏依然夜郎自大，蒋百里告诉他不可四面树敌，他当成耳旁风。谈到讨贼军所认定的贼，忽而是这个，忽而是那个，最终落到冯玉祥头上，百里不由得暗暗发起急来。最后拍发明码电报辞职，吴氏认为是大不敬。

　　军阀之间一会儿大张挞伐、不欢而散，一会儿呼朋唤友、异常亲热，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竟无区别。吴氏一意孤行，这时，广东、奉张、孙传芳、冯玉祥都要打他或孤立他了。

　　蒋百里，1906年，他26岁时在赵尔巽处当督使公所总参议，不久往德国留学。1912年从德国回来后，又任浙江都督蒋尊簋的参谋长。他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蔡锷死前在日本见其军演为立体战，海空军交织，大受刺激，托付百里继续他的事业。他是近现代罕见的参谋专才，但是在这样的主官面前，他无法发挥，他也只能智术有时而穷。吴佩孚在近代史上虽然横绝一时，但他毕竟是旧派人物，他的幕僚亦然。

　　曹聚仁《战地八年》曾经谈到一些军政大佬，个性和脾气影响幕僚作业。主官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观念滞后、自作聪明等脾性，往往影响大局而至不可收拾之境地。不过这是一些横切面，曹先生所看到的，有的是纵深，有的却只是人物一时需要而表现出来的做派。

　　曹先生谈到吴佩孚，说是有一位章君，他是吴佩孚的义子，而章君的父亲，却又是提携吴佩孚的人。章君对曹聚仁说，你们总把吴佩孚的“三不”推崇得不得了。说吴氏不娶妾，那是说错的。至于不出洋，不入租界，眼光如豆，只知有个人的小圈子，不知道有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吴佩孚驻军洛阳市区，威风得很，他说，要在西工（洛阳郊区）练兵，那是可以的；又说要在洛阳兴办空军，也勉强说得通；他又放大话，要在洛阳兴办海军，假如一个愿意出洋看看的人，会说出如此可笑的话吗？北洋军人，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时代观念，所以永远落后了。

　　曹先生说他后来读了陶菊隐写的《吴佩孚将军传》，并不觉得高明。

　　军阀荒**迷信幕僚无为

　　1920年的直皖战争，段芝贵所统率的军队，武器为全新配备，军中顾问、军需官多为日本人，处于优势地位。但仗着日本后台，反而不肯大打。

　　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带着妓女，吃酒打牌，恣意行乐（见冯玉祥《我的生活》301页）。直军打到高碑店，他还搂着妓女恣意调笑。遂为直军生擒，同时俘获妓女达五十余名之多。还有两个整旅编队的炮兵，亦悉数被擒。

　　如此儿戏，就是诸葛亮再世当他的幕僚，也只能徒唤奈何。

　　1921年，冯玉祥因事拜访国务总理靳云鹏，他家正在宴客。潘复也在，他那时还没有当财长。客人有二十多位，就叫了二十多名妓女。她们黏糊糊地拥到潘复跟前，有的揪他的耳朵，有的接连轻打他耳光，潘复嬉笑忘形，左拥右抱，有的妓女躺在他怀里，揪他的胡须，那些妓女“叫他喊妈，他就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了，这是甚么王八蛋玩意儿？招呼也不打，就往外走。”（冯玉祥《我的生活》306页）

　　1922年吴佩孚到了汉口，想利用驻陕郭坚的部队攻打四川。郭坚本人住在省城，在张某家的楼上，成天**不止，大家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观看并作指挥、喊口令、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禽兽不如。此人后来被冯玉祥逮捕。

　　乱箭无目，流弹无情，生活在戎马倥偬的人，不免怕神怕鬼，名利场也是战场，只是不见硝烟不见血的杀戮。军政界讨生活而正统教育程度不高者，格外容易迷信。

　　广东军阀陈济棠，相信传统数术，彼时留洋者，浸**数十年，还有对风水、阴阳、五行、八卦深信不疑者。

　　他的哥哥陈济湘是他的参谋，深信自家命相不凡。在两广事变前夕，他俩趁谒见蒋介石之便，察看风色，然后又潜赴浙江奉化雪窦寺，考察蒋家祖坟风水。

　　这样的深度迷信，还没有参透术士的“机不可失”四字。结果他的老牌的空军早已经接受南京的收买，北飞投诚去了。

　　袁世凯当国期间，北京小贩在夜里叫卖“滚热的元宵”。很快被禁，谐音“袁消”。遂不准吆喝，但生意要做啊，只好改为“滚热的汤圆”。

　　曹锟时代，则禁《击鼓骂曹》《战宛城》，和许多涉及曹操的京戏，显然此公以曹孟德自居。张作霖时代则尤荒唐，《凤还巢》都禁，戏的内容并不伤及他，只因凤还巢的“凤”字和他的奉天、奉系的“奉”字谐音，好像就触及他的禁脔。

　　旧式军人总把各自的军队当做个人做高官占地盘的本钱，末日来临，事令智昏，方寸大乱，着着都是败笔。军阀迷信，害及民众；较有头脑的幕僚，当其作业策划实施之际，遇到主官迷信疯发，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儿戏般的战事

　　直皖战争，曹锟、吴佩孚会同奉军打段祺瑞、徐树铮，两军接触仅四天战事便告结束，与儿戏颇为相似。

　　但在这之前，电报战、神经战却有一年之久的预备期，这个时间，却是文人、师爷打纸媒仗的极佳沙盘。

　　战争的最后一大冲突，是吴佩孚打段芝贵，他把山炮密布于战阵第一线，所有幕僚都表示怀疑，因其不合兵略违反常识，如一战而败，将无后续火力，而山炮将为敌所尽得。请吴氏再细考虑。吴氏却以他对敌方心理的判断，自觉胜券在握。他背水一战，果然速战速决，皖系定国军一溃不可收拾。

　　大作家如饶汉祥曾有用典之荒谬牵强，而穷秀才如吴佩孚初为勤务兵时却纠正了聂士成的师爷郭绪栋的用典错误。焦菊隐的《吴佩孚传》说，郭绪栋很惊讶，问他念过书没有。吴氏说念过，又问可考过秀才，答曰中过。郭氏叫声惭愧，人说秀才遇到兵，我今天是在兵里头遇到秀才了。

　　抓阄决定战斗秩序

　　朱元璋、陈友谅大战后期，在鄱阳湖周边摆开水陆战阵，一日数十接。

　　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在旁边参与机务。一天他忽然跳起来说，赶紧搬起走，赶紧换战船。朱元璋若有所悟，马上起身移到别的战舰上指挥，刚刚坐下，喘息未定，就见先前指挥舰被对方炮火打中，顷刻之间炸得粉碎。

　　此乃危机中计谋来自灵感，而灵感又来自于平时的积累、观察，胡床似乎为一种信号，先前刘基也坐过这胡床，其中必有某种神秘感，唤起了他的遥感似的记忆。

　　如果说古人靠“灵感”打仗，北洋幕僚则有靠游戏打仗的。

　　1924年9月，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攻击浙江卢永祥（皖系），引起江浙战争。

　　此前，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拥黎元洪复总统职，可是过了一年，直系津保派逼走黎元洪，曹锟以贿当选总统，反直分子一致声讨，广东、浙江、东三省结成三角同盟。因为江浙战争，引起第二次直奉战役。9月初张老将通电助卢永祥，直奉双方均进行军事准备，9月中旬战事便爆发了。

　　这时戢翼翘是奉方第一军参谋长，第三军参谋长本是魏益三，魏系陆大学生，戢翼翘曾任陆大队官及教官。一、三联军合力攻击山海关，魏益三说：“我是戢老师的学生，我怎么可以和老师并列为参谋长？”于是戢翼翘就担任一、三联军的参谋长。起初两军对分布防地即有争执，郭松龄要攻击关的正面，韩麟春觉得关的正面若由三军攻击，一军就得攻击九门口以北的山地，十分不易，因此难于解决。戢翼翘就说：“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拈阄。”后来戢翼翘对韩麟春说：“攻平地遭受的困难说不定比攻山地更大，攻山地较有把握。”韩麟春就答应让郭松龄攻关的正面，两军以九门口为界，九门口以南到海岸由第三军攻防，九门口以北由第一军攻防……战事激烈时，郭松龄每天发动好几次攻击，但是都没有得手，伤亡很大。九门口一带山地悬崖绝壁，城墙高达二、三丈，宽六、七尺，十分坚固，易守难攻，除陈琛指挥炮兵轰击外，几乎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战局呈胶着状态。可是天下事皆有定数，一个偷袭和一个错误的命令居然使局面大变。

　　冯玉祥的高参

　　冯玉祥当中下级军官时，修筑工事，他的衣服放在一旁。衣袋里露出一册纲鉴易知录，统领见之，高兴极了，连声夸奖。并说与官兵听：我们营里的官兵居然有看纲鉴的，真是了不得。（《我的生活》，72页）

　　吴樾弹炸五大臣，冯玉祥闻之，大受震动，开始思考吴樾何以出此？立宪的可能与否。又想到戊戌变法，联军攻陷北京，同胞所受专制的荼毒。

　　吴樾虽未将五大臣炸毙，却将冯玉祥们炸醒了。

　　1908年，冯玉祥在部队中看曾文正公家书，一位姓孙的工兵排长来看他，一见他读这书，就很不高兴，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当孝子可以，当忠臣我可不赞成（指对清廷效忠）。然后转身出去，拿了两本书来，那是《嘉定屠城纪》《扬州十日记》……冯玉祥看完这两本书，吓出一身冷汗。看见专制者残酷狰狞的面目，仿佛听到千百万鸡犬不如的老百姓声声惨号。

　　北洋军中的维新人物蓝天蔚、张绍增、吴禄贞等，影响了冯玉祥的思想，他当时是下层军官，对北洋军中的恶习，诸如敷衍塞责、专讲派头、单兵训练搞花骚拳法等，深恶痛绝。

　　1910年的时候，冯玉祥的高参是刘郁芬、任佑民。

　　20世纪20年代初，冯玉祥在陕督任内，秘书长是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军务科长石敬亭。这些人都是他的幕僚，而石敬亭为较著者。

　　1922年，打奉军时，石敬亭由冯派往前线，辅佐李鸣钟指挥第一旅攻击，所指挥者有孙良成、孙连仲的步兵和炮兵团、冯治安、张自忠的学兵连等。

　　刘骥在前线指挥甚为沉着，颇具勇毅精神。他在一线炮火中，见有人不断倒下，冯玉祥叫他快走，他说，前头后头横竖都是一样，都有倒下的，不必着忙。他做高参，他的训练要点是：一是精神训练，二是日常战术训练，三是身体体能，四是部队实力。他强调，虚虚实实只是技术。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其总司令部，鹿钟麟为参谋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

　　冯玉祥的主要谋士则是石敬亭，当西北军鼎盛时期，他同时兼任着四项重要职务，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参谋长、训练总监、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