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直接的原因就是宋案的刺激。

　　宋案的发生，有这样的承递转折的关系：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

　　居间的是洪述祖，这个人有点来头，他的祖上是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洪北江洪亮吉。而洪亮吉是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于书无所不窥，学问真是一等一。因为叱骂大臣中的宵小，而被发配伊犁。他不特是大诗人、诗论家，且是人文经济学家，对人口增长与生产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精到论述。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意言》）。如果以“一人生三计之”，那么到了儿子这一代，则“不下十人矣”；至孙之世，“已不下二十余人”，到了曾孙、重孙时，就会呈现“五六十倍”的增长。而田产甚至房屋都是稀缺资源，人口与土地等的矛盾势必激化，丧失生计者增多，则社会将极不安宁。他认为当尽速开荒移民、轻徭薄赋、临灾赈济……

　　作为曾经翰林，他也是皇帝的幕僚，他的幕僚作业极为到位。

　　洪述祖之子，就是近现代戏剧家洪深。洪深先后执掌复旦剧社、戏剧协社，参加南国社，乃是中国现代话剧开创者之一。他也在复旦、暨大等校为英文教授，后进入电影界，编导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贡献极巨。抗战军兴，洪深辞去教职，领导“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赴内地演出，后来又在武汉筹组抗敌演剧队，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洪述祖本人生于1885年，此公和他的先祖洪亮吉的为人恰为两个极端。洪亮吉为友朋可说是两肋插刀，正义感极显明。作为幕僚，他的策划与谋略关乎时代、大局、社会、家国的未来，具大眼光大胸襟。而洪述祖却生来是败类和丑类。他先后在左宗棠、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中参预戎机，后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中军当参谋，在和侵略军谈判时竟收受重贿，出卖国家利益，更且私造文书、走私军火，胆大包天，无恶不作。后因事败露早通缉，还是张之洞念他系名士后裔，手下留情，逐出湖北了事。民国肇建，他又投效到袁世凯门下做了幕僚，以南压北和以北压南的馊主意就出自其手。

　　宋教仁意气风发，袁世凯畏之，洪述祖献毒计就是实施肉体消灭，并承担策划及实际指挥。

　　洪述祖当时做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和上海帮会头目应夔丞（应桂馨）结识。应氏犯案，他为之疏通。因嫉妒宋教仁的崛起，乃由应夔丞指使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伏击宋教仁。事后巡捕搜获函件多封。

　　1913年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件，唆使其使用“激烈之举”对付宋教仁。杀死宋后，以“酬勋位”的办法来作报答。

　　应氏复函，称说勋位不敢望，但当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干掉宋教仁，对大局才有帮助。信中将“宋”字的宝盖和木字故意写得间距，以掩人耳目，并将同盟会系统称为“梁山匪魁”。

　　期间不断函电催促。暗杀后上海应夔丞方面马上电报“匪魁已灭”，“我无一伤亡”表示杀手平安。

　　宋案震惊全国，袁贼为杀人灭口，先将走狗武士英、应桂馨和赵秉钧剪灭，应夔丞曾越狱，后在京奉火车内被人暗杀。其中武士英系在押病故，独洪氏逃逸至青岛逍遥。到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访知，后由上海检方引渡。后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北洋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洪犯绞刑，于1919中4月中旬，在东交民巷分监执行。他死得很掉价，因其身体肥硕，将绞机坠断，身首异处。据王建中《洪宪惨史》之宋案附录，1918年京师高等审判厅对宋案刑事重犯洪述祖判决，那时洪氏已经60岁了。

　　刑事判决书6000字，控辩侦查缜密有序，函电、搜获之武器等证据充足，前后因果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

　　可见袁世凯的这班幕僚参谋，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是奴才比主子还着急，一是心理阴暗、头脑浅薄、暴戾恣睢。小人得势最终是要帮倒忙的，帮倒忙的幕僚，猜测主子意向，颠三倒四，匆促操作。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一班拆烂污的幕僚。

　　洪述祖的这个小特务机构，是由赵秉钧的国务院指挥的。应桂馨（应夔丞）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在国务院每月领取秘密经费2000元。他收买一本刊物，污蔑同盟会，捏造孙、黄、宋等个人劣迹，编写成书，拿到日本印刷，再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其人格。

　　赵秉钧虽非居标准幕僚位置，实为不折不扣幕僚。

　　早年他和袁世凯、段祺瑞三人在河南密谋约定，出山后，袁为第一任总统，段位第二任，赵继之为第三任。他的出身低微卑贱，连自己的籍贯是哪里都不晓得，自幼漂泊无依。但袁世凯认定他是宰相之才。他们当年约定在铭盘设誓，是相当正规保密的。

　　可是到了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段、赵看到约定将成泡影，跃起反对，态度丝毫不稍假借。

　　袁世凯实依赵氏为智囊，常说：“盘中有宝有智囊，何事不成？”以为他才略过人，足堪应变，赵秉钧的智囊身份还先于徐世昌。南北议和、释放汪精卫、启用梁启超、承认约法、刺杀吴禄贞、经营津京警察创办……都经过他的策划手订。唐绍仪罢阁，赵秉钧摄之，佯装与宋教仁交往频密，在烟**和宋教仁畅谈国事。宋先生年轻新进，成天脑瓜子里面想的是组阁、议会、宪政，力求发挥政党当政的优势，赵氏做洗耳恭听状，实则杀机已发。而当时南方来人如沈秉埅、林述庆都是被其用鸳鸯壶置毒酒杀害。

　　待其反对袁氏称帝，杨度领袁克定之命，劝他如不支持，至少不要挡道。此话已含杀机，而秉钧不听，说是当年的誓约呢？怎样向今天的老百姓交代呢？于是洪宪诸臣恨之入骨，秉钧随后即被下毒暴毙。其法，即以重金买通他装烟袋的侍者，择机将毒药下于燕窝汤内，待溶化后供其进饮，旋即毙命。一般舆论认为，这是他的鸳鸯壶毒酒的变相，也即请君入瓮的再次搬演。

　　袁世凯的性情左右幕僚行为

　　司马错是秦始皇的幕僚。秦以前，川陕之间尚无道路可通。司马错谋划秦始皇攻蜀。崇山峻岭，车马生畏。司马氏抛出一计：打凿五条石牛，放在交界处，每条牛尾之下，拴上一二节金块。同时大放谣言，说是天下出了屙金子的牛只，就在什么什么地方。蜀王财迷心窍，就想据为己有。于是征集大量壮丁，由剑阁向北，披荆斩棘，修凿栈道，直逼秦边。路道修成，人已疲乏不堪，秦兵以逸待劳，借其新道，直扑成都。秦诈蜀愚，这个谋士，可真够损。然而损的真损，蠢的照蠢不误。

　　这条道后来被称做金牛道，也就是陕西沔县至四川剑门的古驿道，至今仍在。

　　迷信，神道设教，其作用为笼络百姓，补充教化、刑罚之不足。而人民也用迷信手段，抵抗朝廷，减弱朝廷的气焰蛮劲。来来往往中，不自觉都会敷上这种色彩，由人及己信之不疑。

　　清末有所谓“西山十戾”的说法，为清朝开国以来的大人物画像，涉及其外貌与性情，说多尔衮是熊变成的、洪承畴是老獾变的、和珅是狼变的、曾国藩是蟒变的、年羹尧是猪变的、西太后是狐变的、袁世凯则是蛤蟆变的，其形容真是穷形尽相。关于袁世凯的皇帝梦，也是所来有自，既有人性的污糟，也有现世的比照。从刘邦观秦始皇出巡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见秦始皇阵势，说是彼可取而代之，到洪秀全的天王梦、天父天兄托梦，信以为真，和杨秀清互打屁股，历历在目。

　　阳享其名，阴受其利，哪个不想当皇帝？控制社会控制他人的心理，对彼而言，他们所寤寐求之作文题目，都不外是另类的“我有一个梦想”。

　　袁世凯岂能例外？

　　袁世凯说他不想当皇帝，举出具体论据。

　　这些论据也句句是实，但那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想到当上皇帝以后，对接踵而来的问题的忧虑。

　　帝制的失败，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北洋三杰大有关涉。

　　袁世凯对此事实际上也是拿捏不稳的，他曾有一次对张国淦说，皇帝我是不做的，凡是做皇帝的人多半为子孙打算，我的儿子袁克定的本领，叫他管理北京的一个胡同还可以，叫他管理洹上村他就办不了。中国这么大，他哪能胜任，况且皇帝后代的结果，就历史上的事实来看是何等的惨痛啊。张国淦向某大员说起，那人说，这都是老袁骗你的。

　　这话，当冯国璋去看袁世凯时，袁氏也对他的疑问作了类似的解答：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我家没有超过60岁的人，我都58了，还做什么皇帝？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袁克定残废，二儿子袁克文假名士，三儿子袁克良是个土匪，哪一个像个样子呢？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张国淦说，民国元年，袁世凯曾与他谈到过对同盟会人的印象，说孙中山坦白，黄兴憨直。

　　袁世凯对于进步党本来想加以利用，谁知梁启超一派人学者气太重，很少有上佳表现，袁世凯认为这些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

　　当帝制运动呼声日高之际，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人是杨士琦，对外则是袁克定在四面指使。

　　关于杨度，他是最热心奔走的人，后来有人在袁世凯面前进他的谗言，袁世凯就对他有些疏远，但他全然不管不顾，在北京任参政，其实他最接近的人是袁克定。袁克定住在北京汤山，杨度到处鼓吹帝制，但杨度是个言论家，并无党派作为后援。真正出大力的人是梁士诒这样的人，背后有交通系等党派做后盾。

　　纯粹的幕僚方面且有北洋背景者，是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杨士琦是自始至终参予策划的人。于式枚长于办公事，他先前就是李鸿章的幕僚，当光绪最后几年，预备立宪期间，他认为中国固有的成法有的跟立宪制度相符合，不宜一概否定，要算是有见解的。辛亥革命后，于式枚在清史馆担任纂修，因为袁世凯早年向他请教过学问，所以所谓幕僚，还是袁世凯主动，而他则较为消极。傅增湘是学者，帝制酝酿期间，他是约法会议议员，多办文教之事，私底下与袁氏纠葛不深。杨士琦也从李鸿章幕中出来，他曾协助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帝制期间他多有贡献，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杨士琦较梁士诒更为得势。

　　至于他的秘书班子则由夏寿田管理，夏氏和袁克定亲昵逾常，他善于揣摩杨士琦、段祺瑞等老派人物的心理。他和袁氏父子关系很深，帝制机密无所不知。夏寿田的父亲以前当过江西巡抚，和袁世凯的关系很好。他到袁世凯身边参与策划就是他的老乡杨度介绍的，张国淦把他看做晚辈，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幕僚。

　　到了帝制揭晓之日，夏寿田参与机要，气焰嚣张。当时滇军和川军开战，夏寿田即密切注视，指点规划，袁世凯也将他的策划意见交给参谋处，再电报发给前线。袁世凯认为夏氏颇有韬略，就是一些老军事家也不及他，但是张国淦认为夏氏纯粹是一个军事外行，作战计划有不少可笑的地方。不过，贯穿整个帝制运动，夏氏都承认自己最为卖力，跟那些今天趋附，后天推诿的人自有天壤之别。

　　袁世凯谋国成功，中国还有一个重建王朝的机会，杨度等人的心思在此。确有当朝太子，舍我其谁也的样子。他们是一群早已丧失梦想能力的卑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心只能听懂现实厉害权衡的召唤，认定在权力斗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公平。国家权力成赃物。小偷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他偷的东西不够大；大偷必定得到奖赏，因为他偷到了惩罚别人的手段，即国家权力。可惜，这也成了南柯一梦。

　　一代枭雄之龙威与胆略，问题是恰遇辛亥志士那一拨学问操行冠绝一时的团体，杨度等人的心思就大显蝇营狗苟了。说得通俗点，民主的“牌坊”不要了，甩开膀子当君主制“婊子”；民智已开，他们的策划机关算尽，终于没有指望。杨度是否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辜负了他的平生所学呢？

　　李鸿章临逝前力荐袁世凯，他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然而黄兴论袁世凯却全然大异，黄兴说：“袁并不是一个强人，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他为了一己及其亲属的权力，而无所不为。”（《黄兴年谱》1914，7，15）

　　袁世凯仇视异己，凡对帝制持非议者，他都加以罗织打压。他在小站练兵时，曾纳杭辛斋为幕僚，一日闲聊天，辛斋说：“慰亭，将来你必做皇帝。”袁世凯笑道，我若做了皇帝，必先杀你。到了洪宪公布，辛斋往南方走，被捕于三元店。因在狱中遇到研究易经的高人，此人知道他的受刑的日期，后果然。那位高人出狱后多方搜求易学著作，达三百余种（《洪宪惨史》，64页）。

　　幕僚需有识、有德、有学问眼光，还需有品，这也是一个做成事的要件之一。

　　汪荣宝的父亲汪凤瀛先生，当筹安会甚嚣尘上之际，作有《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斥责他们以国家为儿戏，这是反对改变国体两大至文之一。

　　他的文章即请张一麐转交袁世凯。一麐阅后，着实捏一把汗，说：公不畏祸耶？汪先生答：我写此文，即已预备到军政执法处授首！一麐说：老辈正直敢言，我辈真要愧死。

　　他之所以以一幕僚资格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因此种精神的感染。

　　所以到了洪宪末年，商议取消帝制时期，袁世凯悔恨交加。张一麐深有感慨地说道：我现在晓得阁下真是淡于功名、利禄、官爵，这些年没有一个字言及官阶奉给，可是那些首鼠两端的人，前日推戴，今日反对，比比皆是。“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哉！”（《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三十一首）可见对他身边不同类型的幕僚，他的心中自有一把秤。

　　在古德诺号召下，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严复算立宪党人，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则是同盟会的叛徒。杨、严二人中，严复被诱哄、欺骗、拖拽的特征明显。显然，杨度是主角，古德诺则是师爷背后的师爷。他们是墙头草，他们变色的速度可以证明，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并非为袁世凯，袁世凯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他们的棋子。

　　当然，袁世凯的野心则是他们借以发酵的土壤。他从北洋大臣到临时总统、正式总统、终身总统，犹无厌足，他的预备作皇帝，与筹安会的野心互为推进。

　　梁士诒和袁世凯关系极深，他是袁当总统以后的总统府秘书长，多年办理交通被推为交通界领袖，根基极其深厚，尤其财政等方面的大事，袁世凯多依赖他办理，甚至有绰号称其为“二总统”。另外如何促使清廷退位、如何派代表南下议和、改革政体、筹集财用多由其一手掌控。他是广东人，代表粤系，和袁世凯身边另一幕僚代表皖系的杨士琦互为对立。杨派有周学熙、龚心湛、杨度等人，而梁派则有叶恭绰、周自齐、郑洪年等人。杨派和袁克定的关系极为密切，故也被称做“太子派”。徐世昌当了国务卿以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当时北京的报纸也甚为开放，将他们的斗争写成很多打油诗加以讽刺，其中有这样几句：“粤匪淮枭摆战场，两家旗鼓正相当”，“便宜最是醒华报，销路新添几百张”。梁士诒对袁世凯称帝很不赞成，因此受到筹安会等人的排挤。

　　从袁世凯时代所封官职爵位名录可见一些端倪。1914年5月，袁世凯筹备帝制，设立参政院。1915年夏，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公开策划恢复帝制。12月恢复帝制，改次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改称大总统。从筹备帝制起至袁世凯病逝，所封授的人员167人。从武义亲王黎元洪起，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定武上将军张勋以次，倪嗣冲封一等公爵、冯国璋封一等公爵、段芝贵封宣武上将军、汤芗铭封一等侯爵、陆建章封一等侯爵、蔡锷封昭威将军、郑汝成封彰威将军、徐世昌授上卿、赵尔巽授中卿、梁启超授少卿、杨度授少卿、宋教仁1915年1月30日追赠中卿、张作霖封二等子爵、蒋作宾封翊威将军、刘存厚封二等男爵、蒋方震授陆军少将……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以袁世凯为首的这群人最终沦落为只能靠**裸的物欲来**人心的江湖式的政治集团。